鸦片战争后，中国人痛定思痛，开始了对变革的思考。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开始关注西方之“道”，而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则是一份“洋务”设计方案。在西方列强的欺辱中近代中国转向了现代化的道路，在此过程中“文学的转型确实是中国蓬勃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之中最为显著的现象之一”。^[1]中西文化的碰撞首先带来文学观念的变化。王韬在创作于1880年的《弢园老民自传》中表现出新的自我意识，这部自传虽然在语言形式上仍用文言文创作，但由于它思想观念的新变而被看作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发轫之作。中国有强大的史传传统，司马迁的《史记》是非常优秀的传记，到清代中国传记表现出渐渐脱离史传向文学变化的趋向，直至后来在西方传记文学的影响下，发展成为传记文学，正如辜也平先生所言“中国目前使用的传记文学，估计是从英语biographical literature一词翻译而来的，因为中国古代只有传记而无传记文学之称”。^[2]这强调了传记文学和中国传统传记的区别。

该文之所以以江苏传记文学的创作为例来谈中国传记文学的新变，是由于近现代时期无论是创作实践还是理论探讨，江苏传记文学作家的成就都引领了传记文学创作的潮流。这与江苏独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分不开。江苏现代经济繁荣，文化开明，江苏籍学子中有不少在20世纪初留学海外。一方面，他们受到西方人文主义思想影响，重视普通人的存在价值，为平凡人立传，顾毓琇和盛成分别写下《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另一方面，他们走出国门后对西方各领域的精英人物有了更多了解，期望通过为其立传为中国现代文明的发展注入一些精神质素。这一时期，柳无忌的《少年哥德》、徐仲年的《赫里欧》和《哥德小传》、王维克的《福特传》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传记文学文本。综观这些传记文学文本，主要表现出以下新变：第一，西学影响下的主体意识之变；第二，中西碰撞中的国际视野之变；第三，自传的出现；第四，近现代中国社会变革中实业家新形象的书写；第五，中国母亲形象的海外传播。

一、西学影响下传者的主体意识之变

1880年王韬撰写的《弢园老民自传》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发生史上有重要价值。王韬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学者，亦被称为“中国新闻业之父”。《弢园老民自传》是王韬年过五旬之后对自己人生的回望。这时的王韬寓居香港，过着潦倒的流亡生活。这部自传不合中国古代传记传统，而有了一些新特点。

首先，它显示出强烈的自我张扬的个性。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强调的是节制，是礼，是君君臣臣的等级，不主张自我的标榜和张扬，普通人的个体独特性和自我价值不被关注，因而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般没有自传的意识。而王韬在《弢园老民自传》的最后却申明，“生而作传，非古也。老民盖惧没世无闻，特自叙梗概如此”。这一句即使是调侃，也可看出其张扬的个性。他在自传开头自夸道：“十八岁，以第一入县学，督学使者为秦中张筱坡侍郎，称老民文有奇气。旋易名瀚，字懒今。”王韬在科举考试中两次均以失败告终，后来干脆放弃科举仕途这条道路。当他回望人生时，他的科举之路无疑是失败的，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书写意气风发的自己。恐怕当时的中国没有人会像王韬这样在文中自称“诗文无所师承，喜即为之下笔，辄不能自休，生平未尝属稿，恒挥毫对客，滂沛千言”，超拔的个性可见一斑。

其次，它具有“人性底叙述”的特点。《弢园老民自传》篇幅不长，却呈现出人生的坎坷、生死的无常。作者的父亲虽饱读诗书，有“神童”之称，却因家贫，只好教书谋生，且遭遇三个儿子“十日间，俱以痘殇”的丧子之痛；而作者虽有才学，但“自少性情旷逸”“豪放不中绳墨”。《弢园老民自传》中作者披露自己在社会动荡的乱局中苦闷的内心世界，“惟是时事日艰，寇氛益迫，老民蒿目伤心，无可下手，每酒酣耳热，抵掌雄谈，往往声震四壁，或慷慨激昂，泣数行下，不知者笑为狂生，弗顾也”。王韬多次经历丧亲之痛，父亲的病逝，弟弟利贞、姐姐媖和自己发妻的早逝，他大女儿在婚后不久也早殒了，“老民以下有从侄三人，相继夭没”，他感慨自己“积惨终身，痛欲剜心，赎难糜体，虽仍偷息人世，不可复为人矣”。王韬在自传中充分表达出面对民族、家族的悲惨遭遇时至深的伤痛情感。

第三，《弢园老民自传》不乏自我调侃而产生的幽默感以及责天、问天的勇气。当王韬谈及家族人丁稀少时称“自始祖必宪至今二百四十余年，七叶相承，五代单传，仅得男子十有五人。老民以下有从侄三人，相继夭没。于是自明以来，巍然硕果，仅存老民一人而已。天之所废，谁能兴之，天不独厄老民，而或将并以毒王氏也，恐王氏一线之延，至老民而斩矣，噫嘻！”“老民族党无存，密亲盖寡，侧身天地，形影相吊，岂天之生是使独欤？老民每一念及，未尝不拔剑斫地，呵壁问天也。”中国传统文化往往将人丁兴旺与先祖的厚德、护佑相联系，因而很多人忌讳谈及家族人丁的稀少和频繁发生的死亡事件。王韬却以调侃的方式自称是“巍然硕果”，他“呵壁问天”的形象隐约可见西方文化中“约伯”的影子。

王韬在《弢园老民自传》中较好地呈现出“这一个”人的形象。他曾游历英国、法国和日本，与麦都思、慕维廉、艾约瑟、合信、儒莲等西方人士有密切交往，是我国近现代转型时期有机会看世界的知识分子。他与麦都思一起合作翻译《圣经》，而《圣经》中就有一些书卷是传记文学。它们是西方传记文学的重要源头之一。由于此独特的工作经历，王韬较早受到西方传记文学的影响，将人物的身份认同、人物的命运和人物的个性及内心的情感作为传记的主要内容。

除了《弢园老民自传》，王韬还写有其他一些小传，如《先室杨硕人小传》《潘孺人传略》《法国儒莲传》《英医合信氏传》和《英人栗味敦传》等。这些小传除了传主在当时有其特别性外，前两位传主都是早逝的普通女性，而后几位是西方人，在写作特色上和他的自传一样注重描写人物的独特性，无论他在选择传记对象方面，还是在强调人物的精神性、独特性方面，其都显示出现代精神。

二、中西碰撞中的国际视野之变

近现代中国传记文学作品中开始出现为外国人立传的文本。“中国人选择外国人为传主就意味着，以具体史实研究为主，或以自娱、自辩为主的纪实写作，已经开始让位于以传播某种观念、满足读者阅读需求(包括艺术的、思想的)的文学写作。”^[2]孙毓修在他策划的《少年丛书》中向中国广大少年读者介绍古今中外的政治家、宗教家、科学家，军事家、思想家和文学家等，传主都是对世界文明和国家作过重大贡献的人物。孙毓修虽不像王韬那样有海外经历，但他1898年就到苏州师从美国的赖昂女士学习英文，开始接触西学。受西学现代文明精神的影响，孙毓修在写西方人的传记时注重反映西方人在自由、民主和科学精神方面的追求。他注意到中西方文化中，成功人士在人格、修养方面有一些共同的可圈可点之处，而西方的科学实验精神值得中国人了解、学习，所以他在写传记时注意凸显传主的科学实验精神，他1917年在上海商印书馆出版的《富兰克林》传记特别强调“美洲之有科学家，以富兰克林为始”，并以细节表现富兰克林的科学实验精神。

孙毓修的传记作品虽用文言文写成，但他吸纳西方传记作家注重书写人物成长的特点，在传记中不回避书写传主身上的瑕疵，相反以此写出传主的成长路径。德谟士是雅典的雄辩家，可他并非生来就有好的口才。1918年在上海商印书馆出版的《德谟士》中写道，他年轻时“与人言，恒讷讷不出口，呼吸至短促。一入会场，则心悸气动，失其常态”。对想成为雄辩家的人来说，这些是致命缺点。中国古代传记常突出传主的非凡才能，而这里作者却暴露了德谟士的口吃，并写他“日含沙砾于口，以正其语音”，突出他凭超凡的意志力获得的成长和突破。1918年在上海商印书馆出版的《华盛顿》中作者欣赏华盛顿娶寡妇为妻后，对她带来的孩子如同己出，这是当时的中国人不熟悉的情感方式。

除孙毓修的外国人士传记外，这一时期还有一些外国人传记。1929年8月，尚留学美国的柳无忌在北新书局出版《少年哥德》。传主对当时的中国青年有很大影响力。柳无忌在介绍传主时特别注重史料的真实性。“此书中各种事实，皆根据于最正确的材料，遇各家互异有可疑难处，则依德国学者以为最可靠的Billschowskyde的哥德传正之。”^[4]严格意义上讲，《少年哥德》只叙述了传主部分人生阶段的生平，并不是一部标准传记，但自从20世纪初的“传记革命”以后，“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传记的篇幅减少了，而且对传记完整性的要求也不是绝对的了，传主局部的历史也可以成为一部传记”。^[4]

《少年哥德》的写作依循了精神分析问世后传记写作的一种变化，即注重“从儿童时代发掘传主人格形成的秘密”。^[4]柳无忌在有限的篇幅中以最简洁的语言和方式介绍传主所接受的宗教、文学和哲学思想上的影响，抓住其精神世界的核心，即狂飙突进的思想。他对最能反映传主受狂飙突进思想影响的两部作品进行了解读，以此来分析传主的内在精神特质。一部是《瞿之》，一部则是在中国也曾产生巨大影响的《少年维特之烦恼》。

柳无忌将维特的自杀事件放在当时狂飙运动的思潮背景中来审视，注意到当时的“维特病”，特别分析传主没有自杀的原因在于“哥德的品格中有坚强的意志，沉着的毅力，而维特没有。有这几点的人可以抵抗外界的压迫，克制内心的冲动，而免去了不幸的结局；没有的惟有流于感伤，烦郁，以至于自杀”。^[3]这对于当时受狂飙突进运动影响的中国读者而言无疑是重要提醒。1932年，宗白华也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就是哥德在文艺里面，发挥完成他自己人格中这一种悲剧的可能性，以使自己逃避这悲剧的实现。哥德自己之不自杀，就因他在生活的奔放倾注中，有悬崖勒马的自制，转变方向的逃亡。他能化泛澜的情感，为事业的创造；以实践的行为，代替幻想的追逐”。^[5]可见不止一位知识分子看到受狂飙突进运动思想影响的中国读者成为维特的可能性，呼吁像传主那样以积极的方式来面对负面情绪的折磨。

1933年，徐仲年在这一年完成了《哥德小传》，以晓畅的语言、精简的笔法概要性地介绍了传主的人生历程，兼顾了文学性和文化普及性。徐仲年在中法文化交流事业中作出卓越贡献。1933年，他为法国爱德华·赫里欧写成传记《赫里欧》。赫里欧是法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曾三次出任法国内阁总理，并屡任部长职务。他一直为促进和平和国际合作而努力。赫里欧除了是一名政治活动家，还是优秀的历史学者和文学批评家，1946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徐仲年将这样一位活跃在政坛，具有国际影响力和多方面学术成就的人物介绍给中国读者，很有价值。徐仲年两本传记的传主都是欧洲的重要人物，有着明显的文化译介意识。多年来徐仲年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成绩被忽略，这两本传记也无人提及，是不应该的。

《福特传》是正中书局委托王维克编译的当代名人传记丛书中的一本，1937年出版。全书前十三章是按照传主人生的不同阶段以及福特公司的成立、发展轨迹来设置章节，从第十四章到十八章主要介绍福特公司的企业文化，最后两章则介绍对福特影响很大的两位朋友，并总结福特的思想。《福特传》的写作重点主要是向青年人展示福特这样一位农夫的儿子，没有什么家私，没上过大学的人是如何能够取得成功的，告诉读者福特的成功并不在于他有什么捷径，而是从幼年开始他始终遵循好的规律，比如，他发展兴趣爱好、努力工作、有较好的经营理念、和优秀的人交往等。《福特传》让读者看到，福特公司的成功在于其不断凝聚出追求卓越的信念，旨在为人类造幸福，使人类进步。作者介绍福特的价值观体现在他们的金钱观上，“若营业不以工作与服务为前提，而视为‘赚钱的把戏’，则此种营业并无价值，而且究竟也不能赚钱”。福特汽车在20世纪初已进口到中国。《福特传》的编译出版可以让国人，尤其是青年人对世界著名企业的企业文化、价值观有更好的了解。

三、自传意识的增强

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对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出现起到重大作用。梁启超指出“历史所关注的主要是群体的社会形态，传记的着眼点则在于个体的人性形态。这就第一次揭示了历史与传记的根本区别”，并且他“借鉴西方近代传记，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所谓‘专传’的概念”，^[6]“专传”的提出促使人物传记重视对人物形象的刻画。1915年徐凤石、恽铁樵将容闳写的自传《西学东渐记》节译成中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对丰富中国现代人物传记的艺术形式有借鉴价值。此外，一些西方的自传作品也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如《富兰克林自传》《邓肯女士自传》《卢骚忏悔录》等。这些都对自传的兴起发生很大影响。这一时期“自传写作在西方现代自传的影响下也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顾颉刚的《古史辨自序》、李平书的《且顽老人七十岁自叙》和穆湘玥《藕初五十自述》都是这一时期自传方面的成果，其中以《古史辨自序》最为突出。

1923年2月，顾颉刚在写给钱玄同的信中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学说，引起当时一场古史真伪的大论战。1926年，顾颉刚把这次论战双方的文章收集起来，编成《古史辨》第一册，并在书前写了一篇六万多字的自序，这就是《古史辨自序》。这篇长篇自序在历史学界一直受到高度重视，近年来作为中国现代自传的重要性在文学界也开始被认可。它文学性的第一个特征是作者对修辞的运用。顾颉刚在回顾自己的学术道路后以“旅行的人”和“初生之犊”两个生动的文学意象表达对自己作为学术界新人的理解：“好像一个旅行的人，刚到一处地方，满目是新境界，就容易随处激起兴味，生出问题来。至于那地的土著，他们对于一切的东西都接触惯了，仿佛见闻所及尽是天造地设的一般，什么也引不起他的思索力了。”“初生之犊为什么不畏虎?正因它初生，还没有养成畏虎的观念之故。这固然是不量力，但这一点童稚的勇气终究是可爱的。我真快乐：我成了一个旅行的人，一头初生之犊，有我的新鲜的见解和天真的胆量。”这两个文学意象也表达他追求学术创新和挑战文化传统的勇气，具有现代学术精神。

《古史辨自序》文学性的第二个特征在于它有许多心理描写，自剖色彩很强，也运用了心理分析的手段来勾连生活事件和治学道路。作者披露一件儿时的创伤性事件，或许在中国传统的私塾教学中这样的事情发生得很普遍，人们不当回事，但顾颉刚看到这个事件在他后来的学术道路上形成的不利因素，影响了他的语言表达力。顾颉刚是这样回忆的：

这位老先生对付学生本来已很严厉，因为我的祖父是他的朋友，所以对我尤为严厉。我越怕读，他越要逼着我读。我念不出时，他把戒尺在桌上乱碰；背不出时，戒尺便在我的头上乱打。在这种的威吓和追击之下，常使我战栗恐怖，结果竞把我逼成了口吃，害得我的一生永不能在言语中自由发表思想。

王晴佳从心理学角度指出这个创伤性事件对顾颉刚的个性乃至学术道路都产生了影响，认为顾颉刚的个性和行为特点符合口吃者容易产生的“德摩斯梯尼情结”。^[7]陈平原指出这篇自传是“以西方文人学者的‘自传’为凭借和潜在样板”。^[8]陈平原之所以下这样的判断，是基于这篇自序中的心理呈现比较多而言的。早在1939年孙毓棠在谈及新传记的特点时就提出“新传记著重心理的分析，叙述某人所作某一件事的心理的背景与状态，以及其对于己对于人的心理的变动与影响”。^[9]

顾颉刚非常重视内心世界观照，强调外表和内在时常不一致，“许多人看了我的外表，以为我是一个没有嗜欲的人，妹妹戏以‘道学家’相呼。但我自己认识自己，我是一个多欲的人，而且是一个敢于纵欲的人”。他剖析人格的二重性：

我知道我是一个有二重人格的人：在一切世务上，只显得我的平庸、疲乏、急躁；慌张、优柔寡断，可以说是完全无用的；但到了研究学问的时候，我的人格便非常强固，有兴趣，有宗旨，有鉴别力，有自信力，有镇定力，有虚心和忍耐；所以我为发展我的特长计，愿意把我的全生命倾注于学问生活之内，不再旁及它种事务。

除此之外，顾颉刚在《古史辨自序》中并不隐藏他的负面情绪，比如：

我对于实质的要求渴热已极，可是数年以来只有得到失望。每一回失望之后，心中便留着刀刺一般的痛苦；日子愈久创伤也愈深。我自己知道，我没有辜负我的个性，只是我的环境太不帮助我了。它只替我开了一个头，给了我一点鲜味，从此便任我流浪了，饥饿了！

《古史辨自序》是顾颉刚写得非常坦诚的一部自传。他直陈自己的缺陷，除带有他创伤记忆的“口吃”毛病外，还自我暴露：

我了解书义甚早，六七岁时已能读些唱本小说和简明的古书。但也因为如此，弄得我游戏的事情太少，手足很不灵敏，言语非常钝拙，一切的技能我都不会。这种的状态，从前固然可以加上“弱不好弄”的美名，但在现在看来，只是遏抑性灵，逼作畸形的发展而已。

有学者指出，“虽然在关于自传理论的思考上，顾颉刚不及胡适成熟，但他在写作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无疑同样值得关注。而事实上，顾颉刚此文正是现代中国的第一部以白话文完成的长篇自传”。^[10]最后，《古史辨自序》作为自传文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那就是因着作者的坦率，因着重视主体性，这篇文章也较丰富地呈现了真性情。文中他真切地流露出因结发妻子的病逝而生的伤感；流露出对嗣祖母的深情厚意。嗣祖母去世后，他去上海工作，可由于他不习惯上海潮湿的空气，得了湿疮，加之他工作居住的环境不好，差一点得了肺病，于是他只好回家养病。文中他对自己在家养病的生活有所描写：

在这四个多月之中，我对于我的生活真是有情到了万分。庭中的绿草，园中的小树，花坛上的杂花，都成了有情的伴侣。妻女们的相亲相依，使我处处感到家庭的温存的乐趣。向来厌恶为闭塞的苏州，这时也变作了清静安逸的福地了。

这写出作者身上非常人性化、性情中人的一面。1935年，周作人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时选了这篇，说“这里就只选了顾颉刚的《古史辨序》，因为我觉得这是有趣的自叙”。由此可见，这篇长序的文学性较强。这篇长序出版后在海内外受到瞩目，在中国出版后不久被翻译成英文和日文。

四、实业家新形象的书写

1930年，张孝若为身为近代著名实业家的父亲张謇写的传记《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附年谱年表》出版，胡适为之做序。胡适写道：

近代中国历史上有几个重要人物，很可以做新体传记的资料。远一点的如洪秀全，胡林翼，曾国藩，郭嵩焘，李鸿章，俞樾；近一点如孙文，张之洞，张謇，严复，袁世凯，盛宣怀，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人关系一国的生命，都应该有写生传神的大手笔来记载他们的生平，用绣花的细密功夫来搜求考证他们的事实，用大刀阔斧的远大识见来评判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11]

《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附年谱年表》展现了张謇如何由一个农家子弟通过科举进入士的阶层，后来又选择转变为实业家，并成为新兴资产阶级阶层的重要代表。张謇在他的一生中开创许多实业，但被胡适称为“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张孝若在传记中也坦然承认贴在父亲身上的这个标签：

数十年来，他想办地方普及教育和民兵制度，没有成功；他想办通海一带大电力厂，大纺织染厂，没有成功；他想垦辟沿海几百万亩的荒田，没有成功；他想疏治淮、运、江、湖、松、辽诸水道，没有成功；他想实现棉铁政策，改革盐法，划一度量衡，没有成功。

半个世纪以后，历史学家章开沅在回望张謇的一些失败时认为，“张謇在向资产阶级转化的过程中，他所遭遇的种种阻挠、刁难以至破坏，主要还是来自原来他所长期从属的旧营垒。这个营垒不能坐视自己的分化瓦解，它必然要用政治、经济、文化以至风俗习惯等各种手段来维系自己的队伍，稳住自己的阵脚。这就是一种巨大的传统惰力，张謇步履的艰难迂缓与其说是主要由于财力不足，倒不如说是由于他因袭的传统包袱太重”。^[12]

张孝若在传记中写到一个细节，这也是导致张謇放弃仕途的重要原因之一：

有一回看到太后从颐和园回到京城里，适逢大暴雨，地上的水积深了一二尺，大小文武百官，也有七八十岁年纪的老臣子，都跪在水里边接驾，上面的雨先落到帽子上边的红纬缨，从那里滴下来，滴到袍褂上，一个个都成了落汤鸡，还好像染了鲜红的颜色。那太后坐在轿子里，连头回都不回。

照作者所言，张謇的内心有很大震动。这固然与张謇在政治格局中不是“太后党”这一派系有一定关系，但在皇权意识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张謇却因这样一个细节感到受伤害而考虑放弃仕途，也并不是能以中国传统读书人的自尊心完全解释得通的。这与当时社会的格局提供了张謇新的眼光、新的可能性有关。张謇的人生历程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中国从晚清过渡到近代社会的时代面影。

张謇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开拓者形象。他经历了帝制时期，也经历了中国社会从帝制到共和的历史时期，经历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的各样动荡。他在中国从晚清到现代社会的进程中是一位积极的参与者。张孝若的这部传记把握住了张謇的精神脉络，较好地展示了在风云变换的年代中张謇从士子到实业和教育先驱者的精神历程，体现出了他的风骨。

张謇在实业、教育等事业开拓上的成绩，为他赢得了国内外的声誉，特别是国际人士看重他实业家的形象。张謇七十岁生日时，各国政商界人士到南通访晤张謇。张孝若摘抄了美国亚细亚杂志登载的萨雅慈先生写的一篇，其中有：

昔欧美之人，经受华商之欺诈，尝议论中国人及中国商人之无道德，及观张公，始知中国大有人在。张公由科举出身，未入基督教，其清廉果敢，尽力于富国利民之事，洵中国之大教育家、大实业家，行见于国家政治势力相膨胀，战胜于利己害国之政客及武人，可断言也……

他还摘抄了日本驹井德三先生访晤他父亲后写的《南通张氏事业调查书》的段落：

虽然在此举世混浊之中国社会中，上自大总统，下至小官吏，无不汲汲然惟求一身之安宁，一己之名利，如张公所怀之理想，数十年始终一贯，表面以分头于实业交通水利之建设，里面则醉心于教育及慈善事业之学理，乃唯一主新中国之创造者，诚可谓治现今中国社会之良药，而非过言者也……由是中央政府及督军省长等，皆以张公声望之大，见识之高，关于重要之政务，一一征求意见，而张公不辞答复之劳。

作者在传记中抄录下来的这些资料见证、保留了近一百年前国际人士眼中的中国实业家形象，很有价值。

五、中国传统母亲形象的海外传播

1919年11月，盛成赴法国留学，在海外留学期间，他一方面受到西方启蒙文化的影响，对“我是谁？我在何处？我从何处起？我至何处止？”等启蒙主义经典问题产生了兴趣；另一方面，他置身于西方文化中，产生很强烈的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愿望。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1928年，盛成用法语完成了传记《我的母亲》。在法国作家瓦乃理的推荐下，此书由亚丁阶印书局于1928年6月正式出版。瓦乃理为之写序言，在序言的最后他说：

作者的野心，既简而小，他要动我们的心，他并不自夸，教我们由外面一直看到中国的内部；但是他的意思，是在中国的深处，放下一线极温柔的光明，叫我们看了想看，看了生趣，使我们一直看得清清楚楚，中国的家庭：组织、习惯、德行、优点、以及其穷苦与灾祸、深密的构造、以及平日生存底实力。

他的写法，极其新奇，极其细致，又极其伶俐。他选了生他的慈母来做通篇的主人。这位极仁慈的盛夫人，是一位最和蔼可亲的女英雄。或是她叙述孩提之年缠足底惨状，或是她解释身世不幸的经过，以及家庭间的痛史；或是她对子女们讲故事，这些故事，清楚而神秘，与古代寓言相似；或是她泄漏政变底感想，听她说话，真是一件快事。^[13](P35)

《我的母亲》在法国出版，在海外引起很大的反响。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较早地以为母亲立传的方式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化、中国家庭的一本书。海外报刊对此发表评论，如法国《和平报》在1928年7月27日发表评论：

盛成的目的，是完全消除东西素来一切的误解，就是这点，我们也就要特别的敬重他。他拿笔来画像的时候，第一他就画出他的母亲。使我一直走到最深处，而他领我们去的方法，亦至简至奇。好象孝母是世界人人的天性，无论生在甚么气候之下，母子的情感，是没有不发达的。……并不是说盛成他一个人要来解决东西方文化接合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他都贡献了些要素，同时他将这个问题放在他本身上来解决：东方与欧洲的本性较善的互相颖悟。^[14]

《我的母亲》在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具有重要意义，1935年，盛成回国后出版中文版《我的母亲》，在序言中说：

西文版本与中文版本，详略不同，次序也不同。西文版本，偏于介绍，因为外人不明了中国的真相，太详了反而不觉得有味。……中文版本，专在自述。以家庭的系统与组织，习惯与道德，穷苦与灾祸，平日的力行及生存的哲理，来证明中国人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既然现代中国青年，对于中国，已是依稀模糊，太略了不达作者的期望。^[15]

如果说，作者在法国写作《我的母亲》时偏重于向西方人展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相通之处，那么中文版《我的母亲》更偏重于寻根——寻找文化之根。这也使这本书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盛成有中国传统文化家学渊源，母亲郭汝功为仪征绅董郭守曾之女，是清末“太谷学派”弟子张积中的后人，父亲盛元龄和兄长盛延棋也是主张变革的人物；哥哥盛延棋曾任中华民国海军将领，是革命烈士。《我的母亲》透过其母亲的命运书写出历史变革中的中国，以批判性的眼光来审视封建文化，具有以下特色。

第一，盛成较早地以自己母亲，一位普通中国女性为传记对象，突破了中国封建文化中男尊女卑思想的桎梏。他强调传记写作和“认识自己”之间的重要关联，详细介绍了他母亲的家族谱系，这在当时强调父权文化的中国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思路，呈现了作者的西方文化视野。作者赴法留学，在蒙白里农业专门学校习农，较早地接触到西方的遗传学科学。他说，“谈到生物的遗传，母体居多；晚近楼波、德拉修，以及吾师巴大庸发明种种无性生殖”。西方科学研究成果成为他审视父系文化的参照物，使其看到母系文化的重要价值。

第二，由于盛成的母亲出身、生活在晚清至民国时期，此时中国社会处于新旧变革的动荡环境中。在历史转折时期，个人的命运遭际更多地与国家的现实相关联。作者也更多地在宏大历史背景中观照个人的悲欢离合。盛成11岁就参加同盟军，有“辛亥三童子”之称，在政治立场上和父母兄长都同情变法者，甚至将自己的出生和维新变法六君子相联系，“戊戌十二月二十六日亥时，我生。正是六君子殉难以后，有人说：我是六君子之一投胎来革清朝命的”。这就不难理解盛成在传记中将母亲的命运放于家国动荡的历史中来观照。

第三，作者的母亲生活于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上的大家庭。作者透过母亲的人生让读者看到中国封建文化下女性的命运遭际。盛成母亲5岁丧母，在丧礼之后她的父亲就按照规矩给她裹脚。作者以母亲的回忆描写道：“每天早上起来，就要裹脚。先将裹脚布解开。那条裹脚布，解也解不开！已经带着红黑色了。张妈慢慢的用水浸湿了脚布，然后一重一重的，将布解开去。将我的双足，放在热水里洗涤。有血的地方，她就洒些明矾上去。痛得有苦说不出。人人还要来取笑。”中国给女子裹脚的习俗对其身心造成伤害。她们成年出嫁后要进入等级森严的大家庭。作者透过伯母的故事、母亲的经历，以平淡的口吻写出反人性的旧式家庭文化环境，无论是伯母，还是母亲，竟因为夫妻恩爱而受到嘲笑，受到婆婆百般为难。中国孝文化使女性只能默默忍受这一切。“我”的父亲就职在异地，患重病后母亲竟因为婆婆没有批准就不能去照顾丈夫，以致于一别就是生死两隔。盛成在描述以母亲为代表的中国女性的命运时，虽然没有直接批判，但以写实的笔触来揭示这些苦难。

第四，母亲在养育孩子过程中，一方面以讲故事的方式给孩子以启蒙，另一方面以讲故事的方式不断回望自己的人生，传递她的人生经验。作者以母亲说故事的形式书写了江苏仪征地区丧礼、裹足、过年等风俗习惯，记录神话故事。这些文字具有风俗画的色彩，增加了这部传记的文学性。

《我的母亲》最后一章是“青山训”，记录了母亲生前的语录。这些语录不见得是母亲原创的，但其在一定意义上说塑造了母亲的人生，可以从这些语录中看到母亲的精神世界。其中不乏智慧的话语，也常见善意，比如，“坏人，离他远些，切不可轻与为敌”“有钱要修桥补路，让大家走”。其中一些话语有局限性。这种局限与其说是母亲个人的，不如说是文化的，比如“最好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这从另一方面说明，《我的母亲》在一定程度上摹画出了历史岁月中中国人的面影。

除了这五方面的重要变化外，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在篇幅方面出现了长篇传记，在塑造传主形象方面借鉴小说笔法，在篇章结构的安排方面越来越注重美学追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相比于中国新文学中一般的小说、诗歌、散文，传记文学的独到之处在于，由于一些传主十分有影响力，甚至是享誉海外的人物，如像盛成这样的作者塑造并传播了承载着民族文化记忆的中国母亲形象。这些传记成了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媒介，因而近现代传记文学反映出中西文化会通的一面，可见这种文体的特殊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