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谋海济国时不我待。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需要融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并突出生态文明的新型发展模式。科学开发利用海洋，实现海洋强国战略，海洋人才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智力支撑，海洋人才已成为世界海洋强国竞相争夺的重要资源。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陆域生态文明建设的延伸与拓展。海洋人才生态环境建设同样是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丰富的海洋生态资源、多样的海洋生态系统是海洋人才乐于集聚的重要参考校标，是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打造美丽海洋的重要支撑。生态环境是人才成长的沃土，包容性的生态环境能使不同层次、类别的人才群落和谐共存，激发人才潜能，发挥更为卓越的主观能动性。人才生态环境中的生态体现了自然与人文环境的融合，彰显了环境要素间关联之后的动态平衡。我国沿海省市海洋人才生态环境的现实情况究竟如何？海洋产业中的哪些因素影响环境良性发展能力？亟待精准评估。科学甄别出生态环境现状良好而发展后劲不足的地区予以重点关注尤为必要，从而树立并坚守长期环境维护的理念。

一、相关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一) 人才生态环境的内涵

生态环境和生态系统原本是生物学概念，在社会学研究中成为交叉概念。Burgess和Park首次提出人类生态学概念，^[1]Deolalikar提出人力资源生态学概念。^[2]借用生态学方法，在21世纪初期，兴起了人才生态学，主要探究人才与外生态环境、内生态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3]

关于人才生态环境，目前学术界尚未有统一定义。国外学者为生态环境与人才关系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Lewin的场论、Maslow的需要层次理论、“推—拉”动力理论等均表明了人才生态环境对人才发展的重要性。^[4-6]人才生态环境指一定区域范围内直接或间接影响人才生存、发展、作用发挥的所有要素构成的系统及所呈现的状态和相互关系。^[7]黄梅等提出，人才生态环境是以人才为中心，对人才的产生、存在、发展发挥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各种要素的总和。^[8]王志明认为，人才生态环境是由众多复杂因素构成的社会系统，体现了大环境观、差序格局层次环境观及合作生成环境观的变化。^[9]可见，人才生态环境并非单一环境，是由多要素构成并相互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

(二) 人才生态环境评价

Palivos和Wang分析了人才生态环境的影响因素，包括地方政府公共产品的提供、地方政府政策和工资水平等。^[10]Price在期望理论基础上，从经济、社会和心理等多个角度阐释人才在环境间的流动行为，创立P-M流动模型。^[11]Shang基于人力资源生态理论，从地理因素、家庭因素、个人能力因素和组织因素四个方面分析人才环境，结果表明组织对人才环境影响最大。^[12]

邱安昌和王素洁将人才生态环境分为硬环境与软环境两方面。硬环境包括自然资源、经济发展环境、基础设施环境和社会发展环境；软环境包括行政环境、政策环境、法律环境、经济环境等。^[13]董原根据创新创业人才特征，从基础层次、中间层次与最高层次三方面构建创业人才生态环境框架。^[14]顾然和商华从微系统、中系统、外系统和宏系统四个层次构建人才生态环境评价体系。^[15]郝金磊等运用因子分析及DEA模型对科技创新人才生态环境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西部地区科技创新人才生态环境相对较差且省区间存在较大差异。^[16]张立新等运用WRSR方法对山东省17地市科技人才生态环境进行评价和分档，结果显示，青岛、济南和烟台三地市处于绝对优势区，日照和莱芜两地市处于绝对劣势区，其他十二地市处于中档区。^[17]商华等聚焦于企业内部层面，建立评价体系对云计算行业进行分析，证实了评价体系的可行性。从人力资源价值链视角出发，构建包括人才胜任力、组织能力、区域环境三个一级指标的人才生态系统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因子分析证明其可行性与实践价值。^[18-19]

(三) 海洋人才生态环境评价与发展

经文献检索发现，国内外对海洋人才生态环境评价及发展的研究较少。少数学者开展了与海洋人才生态环境相关的定量研究：张樨樨等通过深入探析聚集环境，构建指标体系对沿海11省市的海洋科技人才集聚力进行综合评价，发现山东、广东集聚力较强, 河北、广西、海南集聚力较弱。^[20]李荣杰基于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海洋特色构建人才生态环境评价体系，对区内七个城市进行评价得出，半岛蓝色经济区人才生态环境总体呈快速发展趋势，仍存在波动性与不均衡等问题。^[21]张樨樨等从海洋产业环境角度出发，探究了海洋产业集聚与海洋科技人才集聚的关系，2006年以来，耦合发展类型由严重失调衰退升级为中级协调发展同步型，仍存在海洋科技人才结构不合理、人才集聚略滞后于产业发展的潜在倾向等问题。^[22-23]

学界已充分认识到人才生态环境对人才的涵养作用，针对一般人才与科技人才的评价成果较为集中，评价对象鲜有锁定海洋人才，以特定人才生态环境发展能力作为研究目标的成果匮乏；多数评价方法忽视了指标间的多重共线性，层次分析法、因子分析、DEA等方法存在较大程度的主观性；人才环境评价呈现的多是单年评价结果，缺乏连续时间序列的动态评价结果作为参照；针对海洋人才生态环境现状与其可持续发展的关联探索至今仍是盲区。以上种种不足正是本研究的初始动因。

在文献聚合的基础上，构建凸显海洋人才与人才生态环境特质的多元评价指标体系，在评价的基础上，对海洋人才生态环境现状与发展能力进行排名对比，从二者的匹配状态中，凝练问题。将海洋产业结构细化解析，作为门槛变量，分析沿海11省市区海洋人才生态环境发展能力与环境现状及其他变量的依存关系。从海洋产业结构视角，嫁接其他相关变量，辨识产业结构、人才生态环境现状与发展能力之间的关系属首次探索，期待所得的细化研究结论为海洋人才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提供可行之策。

二、海洋人才生态环境综合评价

明晰营才与育才环境现状及其发展能力与趋势，并进行对照分析，从而精准把握海洋人才生态环境的地区差异。依据所建指标体系，对11个沿海省市区的海洋人才生态环境及发展能力进行科学评价。

(一) 核心内涵界定

海洋人才是人才中的亚群体。结合现有研究成果，将海洋人才界定为：具有涉海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力资本储备丰厚，在海洋产业相关领域就业，人才效能受海洋产业结构、海洋技术水平等因素影响的创造力强的人才群体。海洋人才生态环境以海洋人才集聚地为中心，自然与人文环境因素相互渗透，对海洋人才的获取、利用、保留与开发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具有整体性、层次性与互动性。

海洋类人才多数集聚在滨海地区，作为生活人，对集聚栖息地的选择更为注重生活与工作兼顾，对气候、自然环境的要求渐趋提高。自然环境浑然天成，需要精心维护。人文环境后天塑造，可塑性较强。毋庸置疑，涵养力强的自然与人文环境是海洋人才效能与创造力发挥的土壤。在花费高额成本进行人才培养之后，如何实现该类人力资本的保值增值，有效降低海洋人才的跨国流失，亟待考量。

(二) 指标体系构建与权重测算

锁定经济、产业、科研与教育、生活、对外联系等要素，构建海洋人才生态环境评价体系，三级指标选取尽量广覆盖。指标体系包含5项一级指标，11项二级指标，37项三级指标，如表 1所示。其中，废气中烟(粉)尘排放量越大，空气质量越差，生态环境不可持续，不利于海洋人才健康发展；城市人口密度越大，资源分配趋紧，不利于海洋人才的生产生活，对资源环境效率产生负向影响。^[24]在37项三级指标中，除废气中烟(粉)尘排放量C₂₇、城市人口密度C₂₈为负向指标外，其余均为正向指标。

针对海洋人才生态环境的评价分为现状与发展能力评价两部分。现状评价侧重于纵向对比，通过个体在一定时期的发展态势，对现状作出判断。发展能力评价侧重于横向对比，通过分析不同个体间的差距，对发展能力做出判断。鉴于此，评价海洋人才生态环境现状与发展能力，应以不同权重为基准。评价现状时，计算各沿海省市所有指标2006-2015年的加权平均值，运用熵权法求出各指标的熵权Zi；评价发展能力时，计算2006-2015年所有指标在各沿海省市的加权平均值，运用熵权法求出各指标的熵权Wi(见表 1)。

综合Z_i和W_i熵权结果，从三级指标来看，综合排名前五位的三级指标分别为年末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C₂₉)、海洋生产总值占沿海地区生产总值比重(C₆)、城市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C₃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C₂)和开设海洋专业的高等院校(C₂₂)。海洋经济实力强的省市区离不开海洋人才的集聚，同时也为海洋人才生态环境建设提供强大的经济支持；海洋专业的高等院校是培养海洋人才的温床；健全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是打造海洋人才宜居环境不可或缺的要素。

二级指标自然环境(B₈)下的三级指标废气中烟(粉)尘排放量(C₂₇)的Z_i、W_i均排名第十位左右，城市人口密度(C₂₈)的Z_i、W_i排名为第一位和第八位。可见，自然环境对海洋人才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较为突出，经济发展的环境代价依然突出，空气污染、人口密度过大等城市病频繁爆发，对海洋人才生态环境构成严重威胁。

(三) 海洋人才生态环境现状评价

根据信息熵赋权结果Zi，按照非整秩次WRSR的评价步骤，运用SAS9.0软件，计算2006-2015年我国沿海省市区海洋人才生态环境WRSR值，反映海洋人才生态环境现状，见图 1。

由图 1可知，2006-2015年，沿海省市海洋人才生态环境总体向好。2006-2015年海洋人才生态环境现状评价均值为0.4643，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居于平均水平以上，其余地区居于平均水平之下。平均水平之上的地区地处环渤海经济区、长三角经济区、珠三角经济区的核心，资金、技术等要素集聚，海洋经济发展态势好，海洋人才生态环境优良。现状评价值排名较为稳定，上海、山东、广东一直位于前三，河北、广西、海南一直处于后三。

(四) 海洋人才生态环境发展能力评价

苏振民于2006年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模型，^[25]本研究借鉴文中发展度(DI)的计算方法，根据信息熵赋权结果W_i，测度沿海省市海洋人才生态环境发展能力，见图 2。

由图 2可知，各沿海省市海洋人才生态环境发展能力评价值大体界于0到0.22之间，天津、上海、海南上升趋势不够稳定，其余地区均稳步上升。十年来，不同地区间的差距不断缩小。总体来看，各省市区海洋人才生态环境发展能力协同上升的趋势较为显著。

(五) 排名对比分析

对比沿海地区海洋人才生态环境及其发展能力评价结果发现，两者间并不存在严格对应关系，存在较为显著的异化背离。对海洋人才生态环境现状评价值与发展能力值分别取均值并排名，计算排名位差，针对排名位差值较大的地区进行重点解析。

1、广东海洋人才生态环境现状评价均值稳居第一，但发展能力评价均值居于第十，疲态尽显。由于刘易斯拐点的来临，我国的“人口红利”消失，近年来珠三角地区的用工荒现象越发严重，加之南岭的阻隔，广东的经济腹地有限，使得广东海洋人才生态环境发展动力不足。

2、江苏的现状评价均值位于第四，但发展能力评价均值居于首位。江苏位于长三角地区，便于同上海、浙江的海洋人才实现信息、技术的资源共享，加之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全面推进，为高层次海洋人才提供了大展宏图的温床。

3、山东省海洋人才生态环境现状与发展能力均排名第二，海洋高等教育发达，中国海洋大学、中科院海洋所、黄海水产研究所等涉海类高校与研究所林立，属于海洋人才强集聚区。涉海企业的营商环境优良，科研成果转化率较高。

4、河北海洋人才生态环境现状排名靠后，发展能力评价均值居于第四位，发展后劲足。河北海洋人才生态环境发展能力的增强得益于京津冀一体化的战略部署，加之承接了大量海洋高技术产业的转移，引致各类海洋人才集聚，与此同时，政策的导向与牵引使得海洋人才趋之若鹜。

三、海洋产业结构、海洋人才生态环境及发展能力的关联分析

海洋产业环境是海洋人才生态环境体系中的关键要素，与此同时，海洋三次产业发展是海洋人才生态环境的经济基础，为生态环境提升提供不竭动力。在海洋产业结构约束下，探索生态环境现状及其他核心要素对发展能力的影响力度与方向，创新性地解析海洋产业结构、海洋人才生态环境与海洋人才生态环境发展能力之间的杂糅关系。

(一)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将海洋人才生态环境发展能力评价值DI作为被解释变量，将现状评价值WRSR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将海洋产业作为门限变量，在借鉴其他学者衡量指标及计算方法的基础上，选用海洋第二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GOP)的比重(SEC)、第三产业占GOP的比重(THI)与海洋产业结构高度化(INDUS)三项复合指标^①，^[26]从不同角度刻画海洋产业结构，分析不同海洋产业结构条件下沿海11省市区海洋人才生态环境发展能力。其他控制变量的选择见表 3。^[24]

① 其中海洋产业结构高度化(INDUS)表示海洋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产值的比重。

② 政府财力用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收入表示，反映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与调控能力。

控制变量变量名称指标体现PF政府财力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收入EDU教育投入人均教育经费投入TECH海洋科技海洋科研机构经费投入ML海洋劳动力涉海就业人数OPEN经济外向度涉海出口依存度为避免可能出现的异方差现象，对取值远大于1的变量PF、TECH取自然对数，建立如下的门限面板模型：

DI_it=α₁lnPF_it+α₂EDU_it+α₃lnTECH_it+α₄ML_it+α₅OPEN_it+β_iWRSR_itI(X_it·γ)+μ_it

其中，i代表沿海省市，t代表年份，α_m为控制变量待估参数，β_m为门限变量待估参数，γ为门限值，μ_it为随机扰动项。运用Stata14.0软件，分析海洋人才生态环境发展能力的门限效应。

(二) 门限效应检验

在门限回归前，需要判断门限值是否存在，检验门限值个数。采用Bootstrap自助法抽样1000次，计算F统计量与对应的P值(见表 4)。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SEC、THI、INDUS对海洋人才生态环境发展能力的影响均是单一门限值，不存在双门限。因此，选择单一门限模型，分别以SEC、THI和INDUS为门限变量进行参数估计。

(三) 不纳入海洋产业结构的门限回归结果

在不考虑门限变量海洋产业结构的前提下，运用普通面板模型，分析海洋人才生态环境现状对其发展能力的影响。经检验，F统计量为12.69，在1%水平下显著，拒绝混合效应模型的原假设；统计量为58.54，在1%水平下显著，拒绝个体随机效应的原假设。综上，运用普通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海洋人才生态环境现状对其发展能力的影响，见表 5。

从总体上看，海洋人才生态环境对其发展能力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在5%水平下显著。从控制变量看，公共财政、海洋科技、海洋劳动力对环境发展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可见，政府投入、海洋科技水平与涉海劳动力集聚分别从资金、技术、劳动力方面对人才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关键支持。出口依存度对海洋人才生态环境发展能力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在1%水平下显著。经济体的出口依存度越高，我国海洋人才生态环境建设的自主性与自我挖潜能力越差。

(四) 纳入海洋产业结构的回归结果

对上述门限面板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具体结果如表 6所示。

可见，海洋产业结构的门限效应显著存在于海洋人才生态环境与其发展能力的关系中。

1、以海洋第二产业占GOP比重为门槛变量

海洋第二产业占GOP比重(SEC)的门限效应显著存在。当SEC小于或等于37.8%时，生态环境现状评价对其发展能力的影响力度为0.2860，而当SEC大于37.8%时，影响力度略微下降为0.2289，说明海洋第二产业超过一定比例后，对海洋人才生态环境的正向促进作用会减弱。目前，我国海洋第二产业增加值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超过40%，加之我国海洋第二产业仍延续以海洋劳动力、资金等要素投入为驱动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以海洋石化为代表的产业引发了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海洋第二产业对海洋人才生态环境的正向作用减弱。与固定效应模型结果相比，海洋科技对海洋人才生态环境建设的影响显著性由1%下降为5%，并且影响系数也有0.008下降为0.006，说明在考虑SEC门槛效应情况下，海洋科技对海洋人才生态环境的正向作用略微减弱。公共财政、海洋劳动力、经济外向度仍在1%水平下显著且系数变化幅度不明显。

2、以海洋第三产业占GOP比重为门槛变量

海洋第三产业占GOP比重(THI)的门限效应同样显著存在。当THI小于或等于59.9%时，海洋人才生态环境现状评价对其发展能力的影响力度为0.3716，而当THI大于59.9%时，影响度上升为0.4742。可见，随着海洋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海洋人才生态环境对其发展能力的正向作用加强。以海洋旅游产业、海洋文化产业为代表的新兴海洋第三产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更为旺盛，随着海洋第三产业占比扩大，对海洋人才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吸收更加优秀的海洋人才，增强海洋人才生态环境发展能力。与固定效应模型结果相比，公共财政对海洋人才生态环境发展的促进作用有所增强，涉海劳动力的促进作用小幅减弱。

3、以海洋产业结构高度化为门槛变量

海洋结构高度化(INDUS)的门限效应显著存在。当INDUS小于或等于1.4882时，海洋人才生态环境现状评价对其发展能力的影响力度为0.2352；当INDUS大于1.4882时，参数估计值上升为0.3175。沿海省市海洋产业结构系数由2006年的2.3969上升至2015年的2.4487，海洋产业结构趋于合理，逐步实现由单一产业带动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的转变，海洋人才生态环境对其发展能力正向作用更为突出。与固定效应模型结果相比，公共财政对人才生态环境的促进作用增强，经济外向度的负向效用有所减弱，这与我国战略性海洋新兴产业的培育、海洋产业创新驱动能力的提升有关。

4、门槛回归结果比较

(1) 综合实证结果可知，以海洋结构优化与海洋第三产业占GOP比重为门槛，结果均显示越过门槛值后，海洋人才生态环境的发展能力增强，结果具有一致性。

(2) 以海洋第二产业占GOP比重为门槛，结果显示当越过门槛时，海洋第二产业对海洋人才生态环境发展能力的正向作用减弱。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海洋人才生态环境建设与优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海洋第三产业的发展。

(3) 海洋三产发展对自然资源与环境的诉求较少，产业附加值高，对原本高负荷的自然生态环境的减压效应显著。

(4) 政府财力增强与海洋劳动力数量增多能够促进海洋人才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海洋经济是开放型经济，但对外依存度过高会导致人才外流风险增大与海洋经济发展独立性减弱，从长远看，不利于构建我国海洋经济与人才环境的良性发展生态圈。

四、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 主要研究结论

本着全面性、科学性、系统性原则，构建海洋人才生态环境及发展能力的评价体系，着重突出自然环境对海洋人才环境质的影响。在评价基础上，尝试引入多个门限变量，多维度探究海洋产业结构、海洋人才生态环境及发展能力间的杂糅关系，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2006-2015年海洋人才生态环境不断优化，上海、山东、广东一直位于前三位，河北、广西、海南一直处于后三位，排名较为稳定。

第二，2006-2015年海洋人才生态环境发展能力不断增强，总体上看，海洋人才生态环境与其发展能力间存在正向关联，但两者间并非严格对应关系，发展现状良好但后期能力不足地区可能出现的滑坡需要引起足够重视。

海洋第三产业发展、海洋产业结构优化对海洋人才生态环境及其发展能力存在显著的正向单一门限效应：海洋三产在GOP中的占比越高，海洋产业结构趋于优化，海洋人才生态环境发展能力越强；海洋二产存在显著的负向门限效应：海洋二产在GOP中的占比过高将弱化生态环境发展能力。

第四，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收入、海洋科研机构经费投入、涉海就业人数对海洋人才生态环境发展能力具有显著正向作用，涉海出口依存度具有显著负向作用，人均教育经费投入影响不显著。

(二) 相关对策启示

第一，加快推进海洋人才生态环境的协同发展。逐步落实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以产业转移为契机，由河北借助地缘优势吸纳京津地区集聚过度的海洋人才，做到人才分流与充分利用；以珠三角地区为人才辐射的轴心点，优化整个泛珠三角地区的海洋经济发展环境，为海南、广东、广西增添海洋人才生态环境提升后劲。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对一帮扶机制，以一批海洋人才生态环境优异的省市为带动，通过人才援助、技术扶持、产业转移等形式，实现沿海地区海洋人才生态环境协同发展与机制创新。

第二，探索具有区域特色的海洋人才生态环境涵养力提升路径。我国海洋人才生态环境具有中国特色且自成系统，人才涵养力的形成与维护是长期过程。沿海各省市区应统筹设计特色化环境提升之路，不搞一刀切。例如，山东省应以海洋科研优势带动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汇聚，成为环渤海地区海洋人才聚点。广东省可通过传统海洋产业的改造升级，再度激发海洋人才强引力。定期召开国内外海洋人才环境建设经验交流会，互通有无，形成追赶效应。

第三，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以海洋文化、海洋旅游、海洋生物科技等新兴海洋第三产业为抓手，优化海洋产业结构。海洋二产对涉海劳动力的吸纳力呈逐步衰减趋势，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代谢物对生态环境构成一定威胁，对海洋人才环境的生态循环形成阻滞。可推行“压二提三”，部分高污染、高能耗的行业可逐步关停并转，找寻与新兴三产的对接点，进一步融合扩大三产所占比重。依靠发展海洋新动能，保护海洋人才栖居之所的碧海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