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府末期的日本曾多次尝试对华接触，包括派遣“千岁丸”(1862年)与“健顺丸”(1864年)装载货物到上海贸易，掌管长崎政务兼负责对荷兰和清国贸易事务的长崎奉行数番致书中国江海关道，试图建立官方联系，但均未成功。曾任长崎奉行的泽宣嘉升任明治政府外务卿后，于1870年(清同治九年，日本明治三年)委任柳原前光(1850—1895年)出使中国，谋通信贸易之事。柳原前光等在上海登岸，与地方官接洽后决定进京，遂取海路经烟台抵天津，在接获总理衙门前后两番照会与回函后返沪归国。

柳原前光以典雅的汉文撰有《使清日记》一卷三册，^①详细记录了使团往还数月的行程见闻，围绕使命的外交交涉和公私交往，以及与中国士人数次“笔话”和诗歌酬唱等内容。《使清日记》中包含一些颇为独到的中国观察与中国认识，其中对华的最初印象、游历记胜、观剧记趣、青楼见闻等内容堪称浓墨重彩；也不乏有意识的信息收集和情报刺探，涉及晚清国情、天津教案、外国在华租界等方面，并富于洞见地留意到当时中国府学不兴、文学不振的颓势。

① 《使清日记》写本三册誊录者不同，字体各异，竖排繁体，半叶10行，行19字，注文双行。上册全部与中册(九月一日条至十七日条)附朱笔日式句点。因《使清日记》写本不著页码，本文凡有引述皆夹注引文所在日期。

一、观察记录中国的方式

《使清日记》的内容，既有历史文献即时性实录的特征，又兼具文学作品的审美抒情功能。日记的主干内容是逐日记录使团的行程和公务，也详细记载使团成员的日常生活、游历见闻和所思所想，从不同侧面呈现出近代上海、天津、烟台和宁波等开港地社会面貌的“存在”与“表现”，并以隐而未显的方式表现晚清城乡社会由前近代向近代的嬗变。

因柳原使团未获准进京，虽然没有机会与朝廷及总理衙门直接接触，但与沪津两地官员及三口通商大臣成林的公务往来颇为频密，与时在天津的曾国藩、李鸿章也有数番交往，日常还与形形色色的中国士人、工商业者打交道，使团成员借助这些公私交往极大地增进了对中国的认识程度。

使团成员与中国士人通过“笔话”交流、诗歌酬唱等形式进行了不少深入探讨。成员之一名仓信敦此前曾三次到访中国，此番出使之际又与中国旧知有数次笔话交流，广泛论及使团来华使命、中国通商大臣威权、天津教案余波以及使团拟进京递信的准备等。使团成员拜访友人或到各处游历时，常与中国士人宴饮，席间赋诗酬唱几成惯例。借助翰墨结缘的方式，他们在与中国文人雅士的互动中多渠道地获取了不同领域的信息情报，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政治、社会与文化的了解，并用以及时调整使团的对华交涉策略。

使团成员还善于借由旧朋引介结识新知，《使清日记》多处载有古道热肠的中国士人或商人写信拜托外地友人照拂使团的情况。^[1](八月二十五日，九月二日)通过旧友牵线搭桥介绍新知的办法，使团得以在中国不断扩大“朋友圈”，便利了在华期间的衣食住行，对顺利完成使命助益良多，同时也增进了对中国的了解。

使团成员与驻上海、天津两地的外国领事频频互动。他们动身前来中国之际，欧美各国驻东京公使或领事纷纷致信本国驻上海领事，托他们照顾柳原等。使团离沪赴津前，外国驻沪领事纷纷为他们向本国驻天津领事作荐书。柳原等从西方驻沪、津领事那里获取到不少有关中国国情的有用信息，也得到一些如何与中国官员更好地打交道的建议，还多方打探天津教案的处理进展等事关中外关系的大事，瞩目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的关系。美国驻天津领事曾到访柳原寓所，“语次及清国通信通商之事，大善之”，^[1](九月九日)这一姿态具有普遍性，当时欧美列强对日本主动与中国立约订交的诉求均持乐见其成的态度。日本当时的国力尚不足以引起欧美列强警惕的戒心，待到日本逐渐强盛并意欲称霸东亚时，俄国、英国等起而防范并在中国东北、朝鲜半岛与之展开角逐则是后话。

二、多层面的中国印象

《使清日记》兼有纪行、纪游、纪事三方面的内容，其中不乏以“他者”的眼光冷静观察晚清社会而产生的洞见。纪行部分以笔歌墨舞的精彩文笔呈现了使团成员的旅途印象和沿途见闻，对所到之地的新异发现记载得颇为详赡；纪游以游历记胜为主，聚焦对中国城乡社会面貌的呈现，传神地描绘了他们在上海、天津、烟台和宁波等地观光游览所见；纪事既包括对公务活动的翔实记录，也涉及对翰墨结缘、观剧记趣和青楼写真等相对个人化、私密性层面的生动描摹，对官方接待礼仪、中秋和重阳等节庆礼俗、宴饮习俗等内容记录得尤为细致。作为近代日本人对清初印象的真实记录之一，《使清日记》的中国观察与实录有不容低估的价值。

(一) 相对公允的上海观察

上海地处中国南北中位，居中国最富庶的江南地区腹地中心，长江在此入海，也是全国货物辐辏之地，久为外国所垂涎，鸦片战争后被西方列强以武力胁迫开放为通商口岸。从19世纪中期起，上海因优越的战略位置迅速发展起来，并取代广州成为中国重要工业城市和商贸中心，经上海港的对外贸易和海运量也节节攀升。^{[2](P312-313)}

自幕府末期发端，尤其在明治维新后，日本士人到上海游历渐成风尚，并留存下一大批纪行文献。后来更有层出不穷的日本人来沪游历，并逐渐延伸至中国其他地域。近代来华的日本人留存下丰富的游记，如1862年随“千岁丸”商船来沪的日比野辉宽、高杉晋作、纳富介次郎、峰洁源藏、松田屋伴吉、名仓信敦等都有游记留存，^②大多数游记的上海印象多取两截论式结构，一方面记录中国人居住区的狭隘、污秽和一成不变，宣扬中国文化停滞论；另一方面则呈现外国租界的新潮、繁盛和日新一日，以此表现这些来华日本人对“进化”与“进步观”的信服和景仰。徐静波恰切地指出，近代上海对于幕末与明治时期的日本人而言，实际具有“观察中国的现场、透视世界的窗口和反观日本本身的参照系”三层意义，^[3]是颇有见地的判断。

② 参见(日)日比野辉宽、高杉晋作等著：《1862年上海游记》，陶振孝、阎瑜、陈捷译，中华书局2012年版。该书收录高杉晋作《游清五录》、纳富介次郎《上海杂记》、日比野辉宽《赘肬录》和《没鼻笔语》、峰洁源藏《航中日录·清国上海见闻录》、松田屋伴吉《唐国渡海日记》、名仓信敦《海外日录》和《中国闻见录》等著作八种。

《使清日记》中描绘船从海上来，渐近上海时所见到的景象：

五点钟进吴淞江，见沙船、鸼船往来杂还，间以洋船。渐近上海，河不甚阔，宛似我墨水。自吴淞港上，一路平田青青，树林桑柘之中露出寺观、民家，有水牛就野食草，芦汀上架罾楼，守者时挑罾以舀鱼，或种圃，或晒布，宛然画致也。^[1](八月九日)

上海已开埠经年并早已开设租界，中洋杂处却又相对宁静平和，有水牛就野食草的静谧与闲适，有民家打鱼、种圃、晒布的充实忙碌与各得其所，柳原等人由衷地慨叹当时中国江南的乡野生活“宛然画致”。不意这种田园牧歌式的宁静随着列强对中国的觊觎和难以餍足的瓜分豆剖野心日炽，不久就被打破并一去不复返了。

《使清日记》详细记载了柳原一行游览上海街市时所见的景致：“街市间有茶馆、酒肆、剧场、杂店，有张灯卖卜者，有提篮叫卖果食者，肩背相摩，道路沓蹙。”^[1](八月九日)又记他们到茶园看戏时观察到的戏场内外境况，虽然不乏猎奇心态，但记录语言较平实，不寓褒贬，细节处的生动具体跃然纸上。继之又全文抄录了上海生员葛其龙(1838—1885年)所作的《竹枝词》十首，呈现当时上海租界的样态，尤其对其间花街柳巷的刻画可谓入木三分。从读者阅读期待的角度着眼，《使清日记》的目标读者——那些没有机会前来中国的日本朝野人士，肯定希望读到使团甫到中国时的最初印象。此外，使团成员出于对邻近却陌生国度的好奇，也容易留意到令他们印象深刻的中国特色事物。

相对于绝大多数大致同时期日本人的来华游记、纪行著述，《使清日记》有效地规避了那种非黑即白、二元对立的立场和方法，尽管它对上海的记录也不乏将传统与近代、中国固有与西方泊来事物并置书写的情况，但其着力点在于对东方与西方、逐新与守旧两种文明既相互交融又形成对比冲突的客观实录，并没有表现出浓重的一边倒的倾向。

(二) 多元共存的民众信仰

《使清日记》详细记录了柳原一行在烟台市北郊所见：

沿垣行，登小丘，当西起一书堂，门旁高台一座，上题“讲书堂”，下题“耶苏教”。由堂右侧取路再登，小赤松树迤逦夹径。山顶有道士观，门对烟台诸山，窗含海上诸岛。眺其野，地颇沃腴。^[1](九月一日)

高台上既题“讲书堂”，又题“耶稣教”，山顶复有道士观，说明当地百姓的信仰比较多元，且外来的耶稣教与本土的道教以及传统的儒学之间能够融洽共生。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通过《天津条约》获得到中国内地传教的特权。外国传教士往往以开展医疗、教育活动为掩护，将自己装扮成近代文明的传播者，从而易于迅速获得众多信徒。联系若干年后山东爆发义和团运动的起因及其“灭洋”诉求，颇能发人深思。日本学者小林一美深具见地地指出：“很多中国学者义和团源流论的最大弱点是热衷于寻亲，而忽略了对形成义和团运动的固有逻辑及发展规律的解释。”^[4](P5)作为外来因素的帝国主义在晚清政治、军事和文化层面的渗透，与当时的经济凋敝、地方财政危机、自然灾害和内乱频仍叠加在一起，动摇了传统中国社会体系的根基，随着帝国主义的渗透和侵略不断加码，农民运动到达爆发的临界点，帝国主义或明或暗支持下的教、民构衅成为导火索，终至引发正面冲突。

(三) 小结

概括而言，柳原前光以记录来华最初印象和游历各地的见闻观感为主线，善于运用静态和横截面的方式表现上海、天津、烟台和宁波等地的城乡景观，以怀旧心态及其叙事范式为鲜明的书写特征，旨在呈现以开港地为代表的中国固有的本土化特征。同时，日记中抄录袁祖志的《竹枝词》，记录观剧、宴饮，以及与中国士人笔话等细节，则更多地从动态和整体历史的视角出发，从微观着眼，着意发现中国开港地尤其租界内的景观所蕴含的多种精神话语。《使清日记》以俭省的笔墨集中呈现晚清社会相对新奇、特异的变化，彰显上海等地在东西方文化交融背景下趋向近代化的多层面表现，突出城乡景观作为近代中国多元历史文化凝结物的功能，也有意识地关注中国城乡生活样态背后隐藏的生活方式、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等内容，在多层面的晚清社会实录方面显示出独特的价值。

三、有意识的信息收集和情报刺探

迟至柳原使团到访之时，清廷官员和一般士人对日本近况尤其明治维新后发生的新变普遍隔膜无知，如主管上海租界事务的陈福勋曾询问“外务省为何等名义”。^[1](八月十日)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同时期的日本知识阶层则普遍热衷于主动了解中国，而且对中国的认知也达到比较充分和深入的程度。如柳原前光曾提及“天津新报日日到我东京”，^[1](八月七日)表明早在遣使来华之前，日本就已有意识地着手收集中国信息，以至于在东京每天都能读到中国发行的地方性报刊。明治维新后日本逐步在外务省和驻外使领馆间构建起严格的情报体系，并建立了报告制度，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至今仍保存着许多这方面的档案。

《使清日记》中记载了柳原等数次向外务省寄送报告和信函的情况，另有许多记录看似寻常，却包含使团成员有意识地对华信息收集和情报刺探的用意。比如，使团刚到上海十天，即有“英国领事赠上海租界洋行户籍及地图”；^[1](八月十八日)天津知府马绳武曾赠柳原等《缙绅全书》，^[1](十月十一日)该书是研究清史尤其清代官职设置和官员构成极为重要的资料；获悉总理衙门同意换发允以换约的回信后，柳原等当即向成林提出，希望借阅中国与欧美列强签订的条约及各通商口岸的贸易税则作参考。^[1](十月三日)柳原使团主动关注中国国情、天津教案等，特意查看中国多地的炮台防务，多渠道获取并总结对华交涉经验；《使清日记》中多次提到鸦片危害，对当时中国府学不兴、文学不振的状况也多有留意。

(一) 天津教案

天津教案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大的事关中外文化、宗教、外交的冲突事件。1870年天津有匪徒迷拐人口案件牵涉到法国设在天津的教堂，为反对天主教会在法国(所谓“保教国”)武力庇护下的肆意宣教活动，民众起而攻击教会机构，造成包括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Henri Victor Fontanier, 1830—1870年)在内的数十人被杀，教堂等多处房屋被焚毁。教案发生后，法、英、美、俄、普、比、西七国联衔向清政府抗议，并调集军舰至大沽口威胁。时任直隶总督曾国藩奉命处理，处理结果却令中外、朝野都不满，清政府改派李鸿章前往处理，在做出巨大让步后方平息事端。

柳原一行接到的外务省训令中有要求收集天津教案相关情报的内容，《使清日记》中也有数处对教案的记载。柳原等初到上海便到英、美、普鲁士等国驻沪领事馆，“以告来使之故，且问天津动静及国情”。^[1](八月十日)《使清日记》又载：

花房义质访美国领事，领事云：“清国乱民焚毁天主堂一事，李鸿章等与外国官吏议，斩首事民十五人，谪廿二人，又约定重修天主堂，出偿金若干，略至平决。”^[1](九月四日)

使团成员多次与清朝官员及中国士人议论天津教案，如名仓信敦在与张秀芝笔话时，问及天津教案余波及影响：

信敦曰：“闻闾巷之说，天津杀法人之后拒外国船进口，不知弟等附坐轮船而往无碍否？”

秀芝曰：“现在尚无滞碍，商船尚通行也。”^[1](八月十二日)

《使清日记》还记录了崇厚奉命出使法国处理天津教案善后的情况。天津教案发生及善后处理以后，作为直接相关方的中法两国均未能从中充分汲取教训，作为旁观者的英、美、俄、德等列强对事件何以发生也未做出深刻思考，导致类似事件一再发生，如1897年的“巨野教案”，教、民矛盾继续深化，终至爆发冲突的境地。说到底是由帝国主义列强难以餍足的野心与中国底层民众难以为继的生活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导致的。明乎此，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和终被列强联手扑灭这一逻辑便十分清晰了。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初，普通中国民众自发组织起来，意欲将他们憎恶的外国人和外国事物(包括基督教的中国信徒)赶出国门。清政府欲坐收渔翁之利，妄图利用义和团对付跋扈的外国，遂推波助澜，令运动升级，变成排外暴力事件。义和团运动遭八国联军镇压后，清政府又急忙换一副嘴脸，极力与义和团切割，客观上导致相当一部分士大夫与底层民众对清政府彻底失望，愈发坚信清廷不可恃，进一步加速了清朝灭亡的进程。

(二) 鸦片危害

在《使清日记》抄录的葛其龙十首《竹枝词》中，其第八首中有句“开着烟盘唤点灯”，^[1](八月九日)柳原前光虽未对此作进一步的价值判断，但在不动声色的转述中清楚地写出了鸦片在中国的流毒之广与为害之深，并对上海租界内纸醉金迷的生活方式有所批判。

中国商人应昌槐宴请使团成员后，又带他们到自己相好的娼家吃茶。娼妓设果泡茶，弹琵琶，鼓洋琴，清歌低唱，然后“装鸦片烟进之”，并轮番“款劝”，^[1](十月二十七日)说明吸食鸦片俨然成为晚清社交场合待客之道的重要一环。

柳原等在向成林送交日本外务省来函时，还专门以照会的形式通报了日清民伪造日钞案，同时还提到：“并从前禁吸鸦片一事，迩来渐至怠驰，今为更张，本省所奉上谕一道，须与前案文件一并照送，以备该政府查阅可也。”^[1](九月二十九日)后又专辟一节的篇幅，论及防范、制裁在日清国商民吸食、买卖鸦片等内容。照会中明确指出：“昔此物入清国，流毒害民，以至今日之甚，是不可不思之也。”^[1](九月二十九日)“流毒害民”这一断语当亦包括如下叙事：以鸦片流入为开端，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自此中国在半殖民地化的泥淖中越陷越深。

柳原等向成林陈述日本外务卿力排众议坚持与清通信修约时，借国内反对者之口，说出日本人眼中清朝破败衰弊的状况：

卿大臣竟奏朝廷，必要与贵国换约通商，不然不似邻邦体裁。有难之者曰：“今欲与清通信修约，不可。现在清国纲纪解纽、治道陵夷，仓卒出使，彼若拒之，事或不济。”^[1](九月廿二日)

以“纲纪解纽、治道陵夷”概括经过太平天国、捻军等战乱后焦头烂额的清朝统治的“内忧”，可谓鞭辟入里。此外还有未提及的“外患”，即列强环伺、亟亟于对中国瓜分豆剖的外来压力。柳原前光此处虽系转述他人的对华评判，而且他引述的目的在于以“情”动人，但考虑到使团与清廷交涉遇阻、来意遭拒之际尚且如此言说，大致可以肯定，他在内心深处其实是完全认同该看法的，特别是到中国亲身游历一番，有了切身体验后，更加确信这一判断所言非虚。

(三) 府学不兴

柳原使团在华期间，几乎每到一地都喜欢到当地的府学、县学参观访问。在传统中国实行科举制度的时代，从中央到地方设立各级儒学机关，府学、州学、县学等既是教育机构，也是儒学管理机关，还担负着以“清议”品评朝政得失、引领社会舆论的功能。使团成员在与中国士人交谈或笔话时，常常表现出对中国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的兴趣。名仓信敦拜谒天津文庙时，文庙一侧学寮内的刘生出来接待，二人有过一些交流。^[1](九月六日)

名仓信敦也曾到访天津府学：

名仓信敦往观府学，文庙荒圮，学中寥寥，生员亦不多。有教官丘浚恪者，忧文学不振，冰檗自矢，颇有慷慨之色云。^[1](九月十四日)

《使清日记》多处记载中国各地府学不兴、文学不振的颓败气象，虽未明言，却与日本明治维新后蒸蒸日上的有为局面形成潜在的对照。府学衰颓虽系使团成员对晚清状况的实录，但其发端却可远溯至明清鼎革之际。满清入关后，相当一部分汉族知识人刻意与异族统治者保持距离，自觉选择了以追索学问为志业的道路。宋明理学思想对创造性和批判性的束缚，日渐僵化的科举制诱惑与压力交织并存，文字狱对自由思想与表达的压制等，若干因素共同影响，导致许多文人皓首穷经，将全部精力用于训诂考证，加剧了繁琐考证的治学态势，知识阶层的思维也越发僵化，学术表现缺乏活力，并进一步压抑了知识阶层的入世情怀。到晚清时，内忧外患又加剧了“府学不兴”“文学不振”态势的严峻程度。

有未具名的中国人前往柳原等在天津的寓所拜访，《使清日记》载有他们的部分谈话内容：

有客来谈，语次及时事，曰：“此地文人寥寥，故府学亦属荒凉。官员皆俗吏，只李鸿章、丁寿昌有文才耳。”又曰：“今帝方今专修英学，不出多年洋化必当盛开。”^[1](十月十日)

科举制除具备教育功能外，还与政治社会的方方面面有着盘根错节的复杂关联，“它上及官方之政教，下系士人之耕读，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循环的流动之中，在中国社会结构中起着重要的联系和中介作用”。^[5]诚如陈寅恪所指出的：“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6](P163)越过后来的历史，回望《使清日记》对清末府学不兴的记录，不能不承认柳原前光在这一方面的观察与描述有难能可贵的见地，且包含既准确又深刻的判断。此后不久科举制在中国被废除，而此时早已显现的颓势已然预示了这一变革的必然到来，它既涉及政治领域道统与政统的两分，也体现在城乡渐趋分离的社会结构性变化方面。

(四) 炮台防务

柳原一行在离津返沪途中曾仔细参观过大沽口炮台，并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下炮台陈设、铁炮吨位及铁炮吃药、子的量等细节。他们也曾留意并记录过烟台的防务，对宁波聘请英国人担任洋队教习也详加记录。

《使清日记》载使团在烟台租界所见：“市北郊筑塀垣数里，门上题曰‘云锦门’，中有卫兵五百人，云登州府所拨。”^[1](九月一日)且不说驻防兵力之多寡，也不论远在登州的官府对烟台租界驻防的指挥是否迅捷，单看驻扎在此的清军将士全无军事禁区概念，任凭柳原等人随意参观，便让人怀疑此等驻防的有效性。

在离津返沪途中，柳原等乘坐的船在大沽炮台右岸的煤厂前停船加煤，下午柳原前光和使团副使兼翻译郑永宁上岸参观大沽炮台。郑永宁自报家门，和值班的番卒攀谈间获知，西炮台有500人戍守，东炮台有300人戍守，常屯于此。李姓营长出面接见，直言：“要看炮台，何敢拒焉？”^[1](十月二十一日)驻防者从卫兵到指挥全然没有防范意识，径直带领两名外国人参观游览炮台防务，令人瞠目。

《使清日记》详细记载了东西炮台的陈设、布防情况：“台上有三位洋铁大炮，上记云：‘重陆仟肆佰磅，吃药六斤、子廿五斤’。炮台共有五座，东营二座，西营三座。”^[1](十月二十一日)柳原等在游览中发现，西营第一座炮台上竖有西洋旗杆，陪同观览的中国人告知：“洋人借为瞭海船所也。”^[1](十月二十一日)如此细致地记述作为中国畿辅之地的炮台，于近代日本而言确属十分难得的情报资料。僧格林沁曾经赖以打退英法联合舰队进犯的大沽口炮台，竟沦为借与外国人的“瞭船所”，想必一定对柳原等有不小的触动，故在《使清日记》中特意记下一笔。

到访宁波时，时任宁波洋枪队教习的英国人葛格邀请花房义质、郑永宁等使团成员登宁波保德观。《使清日记》载：“观在盐潮门内，往者击长毛贼也，英法兵由此门而入云。此观为英国人调清兵教洋枪处，葛格为之师，官名‘总卫’。”^[1](闰十月四日)从参与1862年“千岁丸”上海之行的峰洁源藏以降，来华日本人一直有一种自觉，即一以贯之地细致观察与详细记录太平天国运动对中国社会与民众生活的危害。聘任外国人担任清兵教习，便是清政府雇佣洋枪队扑灭太平天国运动后的历史遗留之一。

(五) 小结

柳原使团在中国所到之处仅限于上海、天津、烟台和宁波四地，且往来各地俱通过海路，无缘探索更广阔的内陆腹地，但已然大大超越了此前来华日本人的活动范围，后者要么未获准上岸，要么仅限于在上海租界短暂停留。《使清日记》对华信息收集和情报刺探虽然不成体系，但也较为敏锐地关注到关乎中国国计民生的几乎所有重要方面。使团成员留意到晚清中国府学不兴、文学不振的现状，延续了上千年的科举取士日渐失去活力和吸引力，西式学问和新式学堂的兴起呼之欲出。尤其与明治维新后蒸蒸日上、蓬勃发展的日本相比，中国的这种颓势更加明显，无形中增加了使团成员的自豪感。后续又经他们影响到范围更加广泛的日本朝野，提振了日本政界、知识界相对于清朝的自信心。柳原使团对中国海防要塞的炮台防务葆有浓厚的兴趣，各地驻防的中国官兵缺乏足够的戒备意识，毫无防范地向他们开放展览。欧美列强深度染指中国地方军队的练兵和防务，类似情形经《使清日记》记录后，将于不经意间变成一种致命的诱惑，进一步吸引日本政界在与中国立约订交时拼命追求“约同西例”。

四、观照视域尽显一体两面

《使清日记》中虽未明言，却在观察和记录中国的过程中敏锐地留意到晚清社会传统与现代兼具的特征，从而在对清观感中充满一种仰望与俯视相叠加的情愫。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柳原前光及使团成员的中国观察与中国认识不仅涉及广阔的视域，而且在观照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时秉持了一种对立统一的立场和态度。

(一) 传统与现代兼具的晚清社会

《使清日记》不仅传神地记录了上海、烟台、天津和宁波租界内的华洋杂处、声色犬马的生活状态，以及西方传来的新兴事物，而且也留意记载中国社会中历史悠久、世代传承的部分传统，较好地呈现了晚清社会独特的样貌——传统与现代兼具且错综杂糅。其中尤以对乡绅参与地方自治的传统和开港地租界内的新变两种类型参差交错的记述最为典型。

《使清日记》中载有上海城中大户集资建公所的情况：“公所者，系城中大户醵金所造也。楼阁台池接于庙后，一则以庄严庙地，一则为会议也。”^[1](八月二十七日)所谓大户，是指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乡绅。明清时期乡绅在很大程度上参与并主导地方自治，举凡修桥补路、建造公所等公益性事务，一般由他们出面张罗，而较少由政府官办。使团成员在宁波游览时参观过的庆安会馆，“云为宁波一府户口公派所修治，有事则集会焉”。^[1](闰十月三日)使团成员在烟台登临过的海边层楼，为“登州诸彦要协力结构”，^[1](十月二十二日)均属同类情况。《使清日记》中的相关记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乡绅在传统中国地方治理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汉儒继承了周代君子治国、礼教治国的政治文化遗产，主张儒生治国，并开启了儒、吏融合的过程，形成“学者—官僚”角色，成为士大夫政治的基础。^{[7](P439-465)}之后随着社会进一步分化，士大夫长期作为朝廷与地方实施统治的主体。唐宋以来国家的控制力是否减弱是一个有待商榷的问题，但地方精英的力量逐渐增强却是一个明显趋势和不争的事实。其后特别是到明清时期，知识阶层日渐增多，再加上卖官鬻爵盛行，大多数知识阶层不得不放弃进入官僚体系与帝王共治天下的理想，数量庞大的下层知识者逐渐成长为“士绅”或“乡绅”。相对稳定的正规文官体系与体制外的吏治复合运作，形成一个马德斌所谓“强政权与弱治理并存的矛盾体”。^[8](P10)乡绅在很大程度上发挥官督之下基层地方自治的领导和表率作用，一方面通过管理地方公共事务维持地方稳定，另一方面，借助或隐或显的方式启蒙、教化乡邻民众，以尽力维持地方正统。当然也不排除他们中的一部分仗势欺人，作威作福，横行乡里，即所谓“土豪劣绅”，他们和“不法地主阶级”同为中国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都是革命要打倒的对象。^[9](P14)

仔细研读《使清日记》的相关记载，更深刻地理解了苏轼在《晁错论》中指出的那种“不测之忧”：“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10](P107)其中尤以乡绅在乡村的没落为甚。1935年11月国民党确定推行地方自治，^[11]追求以制度的合法性取代文化传统的合理性，此后乡绅走向没落，乡绅领导下的地方自治在农村基层逐渐瓦解。

柳原使团主要成员因自身所受的传统教育尤其是儒学教养而天然地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亲近感，《使清日记》中收录的大量汉诗即是明证之一，其中既有与中国士人的唱和之作，也有他们出使途中的感兴之作、在华期间的遣怀之作；使团成员的公私信函皆以典雅的汉文写就，使团在完成使命即将启程回国之际，向中国官员和士人索要墨宝、购置典籍，都是他们认同、景仰中国传统文化的直观表现。而他们对外国在华租界内的种种新奇、特异事物的记述，尤其对传统与近代碰撞且错综杂糅情况的彰显，又不由得在字里行间显现出对中国不能持守传统的轻慢。略显矛盾的是，《使清日记》中又透露出柳原等对日本经明治维新后迅速发生新变的自豪感，在这一背景和底色的衬托下，晚清城乡生活样态背后隐藏的多元生活方式和复杂社会关系等本土化和近代化之间产生矛盾和张力，致使他们的对清观感呈现出仰望与俯视相叠加的立场。

(二) 仰望与俯视叠加的对清观感

柳原使团的主要成员都是具备一定汉学修养的“知华派”，说“一定”而非“相当”，一方面因为他们当时年纪尚轻，比如正使柳原前光只有20岁，另一方面他们获得官员身份的路径并非中国式的科举取士制度，而更多依赖于出身。他们来华前的中国认识基本只能通过文献典籍获得，像已“归化”数代、“唐通事”(中文翻译)出身的郑永宁虽有对华接触经验，名仓信敦也曾短期到上海游历过，但他们对中国接触的深广度都非常有限，充其量只是一鳞半爪的认识，远称不上系统全面的了解；直至他们出使中国才真正有机会贴近观察、切身体会，并据此补充、修正此前获取的不太真切的中国印象。

柳原使团出使中国之际，明治维新已历时两年半，日本政界和知识人对西方政治、西方文明并没有表现出一边倒的折服态度，而是出于朦胧的民族意识，葆有一定程度的批判与自省觉悟，他们以对西方政治和西方文明的不同认可程度而出现某种分化，体现为或倾向于完全西化，或主张渐近改良。当时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及范围更广的知识人的对华态度也鲜明地分化为两个阵营，但又一致认同对华交往是开展对朝鲜等周边国家外交的先决策略。

柳原使团来华谋通信贸易之事，心目中是以西方与日本、西方与中国订约建交为范本的，尽管他们并不认为这个范本尽善尽美，但仍极力争取仿此与中国建立联系，后来进一步明确为“约同西例”。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签订，继之日本出兵台湾，强迫朝鲜开国，吞并琉球，挑起甲午战争，通过模仿西方列强的做法，以军事实力为后盾，以签订不平等条约为手段，将传统东亚社会以文化向心力和经济吸引力的统合为基础的封贡体系彻底摧毁。

(三) 小结

柳原前光等敏锐地关注到晚清社会传统与现代兼具的时代特征，虽然未必出于有意识，在《使清日记》不动声色的记录中却蕴涵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和景仰与对当时中国现实的俯视和鄙薄。使团成员接受的是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教育，在思想观念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圣贤言行、经典诗文都抱持亲切认同甚至需仰视才见的态度，但他们对中国受西方军事侵略、文化冲击后在思想观念层面与传统渐行渐远的变化又表现出不加掩饰的轻视，尤其在对比明治维新后日本的新进展与清政府的停滞不前甚至退行时，有意无意间表现出的优越感更加明显。

五、《使清日记》中国认识的价值

《使清日记》的“实录”性是成就其价值的一个重要维度，尤其日记中包含的若干珍贵资料如名仓信敦与中国知识士人的三通笔话等，都是中日官修正史与两国高阶官员的个人文集等“正统性”文献所逸收的。《使清日记》以原生态的样貌与更加注重个人化书写的性质，成就了其文献层面独特的价值。柳原前光使团来华并提出通信贸易诉求，在一定意义上引发了清廷统治者的深层思考，令他们审视传统东亚“天下”格局与国际关系准则，并适时做出必要的调整；后续随着列强蚕食鲸吞中国的进程加速、加剧，又进一步引发先进的中国人思考中国将往何处去的问题。借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启示，呼应从“边缘”看“中心”的学术动向。在睁眼看世界与从周边看中国的双重视域下，《使清日记》中显现的中国认识无论在当时还是当下都具有宝贵的参照价值和自知知人的镜鉴功用。

他者视角的有效调用，可以克服有睫不自见的孤陋与褊狭，寻求多种视角乃至视域的融合，可以实现对自我的客体化观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清日记》可以用作中国反观自身的镜鉴。立足近代东亚的宏阔背景，从特定人物和特定的游记(纪行)文学的文本出发，探讨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认知，尤其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少壮派精英群体的中国认知，管窥中日两国在大变革时代的不同表现，不仅可行而且必要。通过细密解读《使清日记》文本，尤其是结合形势和变局探讨柳原前光对中国认知的多面性及其背后的原因，有助于更加全面、真切地理解晚清社会，还原中日关系由前近代走向近代的更多细节和真相，思考当时中国去往何处，以及选择什么发展路径的问题；有利于更加全面地理解近代中国发生新变的外部环境和内在逻辑，分析中国在走向近代的艰难历程中起不同作用的内因和外因，以及与传统的断裂等复杂因素；也有助于准确洞察中日朝野针对两国关系走向的选择取舍以及各自选择的受限制性。

由于缺乏必要的外来因素刺激，晚清以前的中国思想与学问仅在儒学体系内演变；日本与之不同，因为有兰学的参照，^③其变革并不局限于儒学体系之内。近代日本知识人以欧洲现代科学为镜鉴，反观、修正本土学问，其中也包括对历史上从中国学习到内化、融入到日本本土知识体系的相关内容的再审视。竹内好指出：“理解东洋，使东洋得以实现的是存在于欧洲的欧洲式的要素。东洋之为东洋，借助的是欧洲的脉络。”^[12](P188)正是通过有效借助西方这个他者的视点和方法，日本才得以将中国完全客体化对待，并借以在有限程度上反观自身。中国的“同治中兴”却面临无法摆脱的主客观困境甚至必然失败的宿命，在内忧外患叠加的形势下，统治者优先考虑的是自身统治的存续和强化，而不是寻求制度性变革。《使清日记》中也不乏太平天国运动破坏清朝统治与经济社会的记载，但清朝统治者始终没有意识到“土崩”与“瓦解”孰轻孰重的问题。^④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人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徒，信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以“进步”“进化”相期许，在潜意识中接受了欧美列强为先进楷模和取法对象的观念。

③ 日本在江户时代(1603—1868年)的所谓“锁国”体制下，只允许和中国、朝鲜、荷兰通商，并把通商口岸限制在长崎。通过荷兰人传入日本的西方学术、文化和技术统称兰学。兰学的传播使得日本人对西方文明有了新的认识。

④ 西汉徐乐在《上书言世务》中明确区分“土崩”与“瓦解”之别，“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为“土崩”，“上德未衰，下民安和”，仅统治阶层内部少数人有异心，则为“瓦解”，认为“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全汉文·卷二十六》均有收录。

以当下视角重新审视《使清日记》的相关记载，倘若当时的中国士人能够把他们与柳原等交往中所获知的信息——事关中国的、日本的和更广阔的外部世界的——用作自知知人的镜鉴，对中国、日本乃至世界大势的认知或许可以更加深入、具体和准确。不能说这方面的作用丝毫没有发挥，但遗憾的是无论与使团接触的人员还是影响的受众面都极其有限，柳原使团来华、中国士人与柳原使团交往获得的“新知”都没能发挥实质性的镜鉴作用。

借助“知识考古”的方法，对一些司空见惯的现象进行追踪和问题化，不难发现，当时的中国士人普遍存在世界性视野缺失的弊病。通过科举考取功名进而做官的统治精英，在知识储备方面天然地欠缺对外部世界的深入了解，在西方列强瓜分豆剖中国的形势加剧到异常严峻的地步时，中国追求富国强兵的意愿自然变得愈发强烈，当二者形成博弈时，在中日两国都有拥趸的“同文同种”说一度很有市场，但随着日本加入西方列强阵营并充当瓜分中国的急先锋时，在中国政界和士人内部又引发了海防与塞防之争，即亟需确认谁是最主要的敌人，谁有可能成为可以联合的盟友。柳原前光此次出使中国以后，日本对中国的认识日渐加深，中国受西方列强的侵略日甚一日，日本通过模仿西方列强的做法，以军事实力为后盾，以签订不平等条约为手段，将传统东亚社会以文化向心力和经济吸引力的统合为基础的“天下”体系彻底废弃。代之而起的条约体系本来就是伴随着欧美列强殖民扩张而至的，且始终未能对国力渐强的日本发挥真正的约束效用，而更多是被用作对外扩张的工具。

当时先进的中国人有变革自新的期许，却存在路径不明的致命缺陷，中国政界和知识阶层对日本的认知非常有限，而且日本维新变革所取得的成就尚未全面彰显，明治日本暂未成为清廷学习的榜样。传统文化、一以贯之的政治体制乃至社会风尚都存在强大的惯性力量，体现为根深蒂固的保守倾向，任何实质性的变革都需要面对有力阻挠或强烈反弹。究其原因，一方面近代中国士人深受传统教育“规训”，其知识体系难脱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色；另一方面，在列强环伺、强权即公理成为通行国际惯例的当时，中国追求富国强兵的进程必然无法摆脱持续被阻挠、一再被打断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