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为基本构成要素的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决定性力量。人类历史的变迁、社会形态的更替，从根本上说就是生产力从旧质到新质、从低质到高质的跃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调整的过程。^[1]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进程，国家创新能力不断提升，生产力获得了巨大发展，但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现有的生产力水平已难以匹配高质量发展需求。^[2]与此同时，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愈加复杂多变，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塑，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采取战略上遏制、技术上脱钩、规则上打压等多种方式对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进行常态化压制，对我国经济发展构成了新的威胁与挑战。面对新形势、新问题，培育新质生产力成为应对外部环境冲击、驱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期间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指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在随后召开的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再次强调，要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3]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海洋经济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需要以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要着力点。自2001年我国采用海洋生产总值统计口径以来，除少数年份(如2003年、2009年、2020年)外，海洋生产总值增速均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海洋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总体贡献率保持在8%左右，在沿海地区经济中的占比则保持在15%以上(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降为14.9%)。2023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99097亿元，比2022年增长6%，增速比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高0.8个百分点。海洋制造业增速高于全国制造业增速2个百分点。海洋服务业助推国民经济增长，拉动国民经济增长0.3个百分点。海洋能源、食物和水资源供给能力稳步提升。依托在海洋科技创新、海洋综合治理能力提升、数智技术融合应用、深远海空间拓展等方面的积累，海洋新质生产力也在加快形成，为海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崛起提供了强劲推动力和支撑力。与此同时，全国海洋经济发展也面临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偏低，海洋传统产业占据压倒性比重，海洋新兴产业增势强劲但占比仍较小等问题，亟须加快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二、海洋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

作为推动社会进步最具活跃度、最有革命性的要素，生产力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人类利用、改造以及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过程中伴随重大技术变革以及发展阶段转换而不断革新演进，^[4]并表现为生产力从旧质到新质、从低质到高质的跃迁。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此后在多个重要场合进行深入论述、作出重要部署。这一概念随之成为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热词，受到各界的普遍关注。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积极响应了新时代我国发展阶段转变、禀赋条件转换，以及发展环境变革而提出的新要求，有力拓展了传统生产力理论。

关于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内涵，各界基于不同角度进行了解读，尽管在表述方式上有所差异，但普遍认同其代表生产力跃迁与升级方向的先进性，并着重从新技术、新要素、新产业等维度理解其深刻内涵。参考这些解读，可以将海洋新质生产力表述为由海洋资源开发与利用技术的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以及海洋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先进生产力。

相对于传统海洋生产力，海洋新质生产力蜕变和能级跃迁的核心要义集中体现在“新”和“质”两个层面，强调“以质促新”“以新带质”。^[4][5]所谓“新”，可以从新经济表现和新要素构成两个方面理解。^[6]从表现形式上来看，有别于传统生产力，海洋新质生产力以海洋关键性、颠覆性技术创新与应用为主导，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主要表现形式。从要素构成上来看，生产力的基本构成要素及其组合方式发生质变，进化为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对象和新质劳动资料，以及新要素间的新组合方式。作为生产力中最重要、最具有能动性的要素，劳动者的素质和能力直接决定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于传统的、以简单重复劳动为主的普通技术工人，参与海洋新质生产力的劳动者是具备知识快速迭代能力，能够熟练运用现代技术和设备的高素质劳动力。^[4][6]以传统海水养殖向离岸深水养殖拓展背景下的劳动者技能需求为例，传统海水养殖从业者，尤其是养殖户和一线从业者在长期生产经营过程中主要通过自主摸索，或通过代际传递、“技术下乡”、同业交流等，实现经验和知识的积累并获取技能，包括对养殖环境和养殖品种特性的了解，以及养殖技术、水质管理、疾病防控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和操作技能等。在深远海养殖模式下，生产经营活动所处的自然环境更为复杂多变，生产的规模化、高度设施化、智能化和自动化要求从业者不仅要把握新养殖环境的物理学特性、新养殖品种的生物学特性，掌握新养殖环境下的水质管理、疾病防控、饲料投喂频率等新知识，还需要具备远程监控、自动投喂、自动起捕、网箱自动清理等专业设备的操作技能，以及能够灵活处理各种突发情况并根据环境变化作出生产经营适应性调整的能力。这些更高水平的技能和专业知识通常来源于系统的专业学习和技能培训，对劳动力的教育水平、知识素养、学习能力等提出了更高要求。

劳动资料是划分生产力发展阶段的首要依据，是劳动者用来影响和改变劳动对象的一切物质资料总和，包括生产工具、设备等。^[7]人类开发利用海洋的历史就是生产工具、设备等劳动资料不断演进的过程。从最早的海洋开发活动，即沿海地区的原始人群从海边采拾贝类、下海捕捞鱼虾蟹等作为维持生存的重要食物，到后来人类学会从海洋中取得食盐和利用工具进行海上航行，再到18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后，机器和机器系统得到大规模使用，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深潜技术、造船技术、仪器设备技术、导航定位技术以及航海保障系统技术等与海洋探险和开发活动密切相关的技术被开发出来并应用到海洋调查、勘探、海上生产与研究工作中，进而到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由技术突破引发的全球海洋开发浪潮，人类开发利用海洋的广度和深度随技术、工具、设备的进步而不断拓展。当下，深水、绿色、智能、低碳等已经成为海洋开发的新主题，在海洋清洁能源开发、深远海大型智能养殖、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海洋原创新药开发、深水油气资源勘探开发、海洋高端智能装备制造等方面形成了对新工具、新设备、新材料、新基础设施等新型劳动资料的迫切需求。

劳动对象是人类劳动作用其上的物质对象，是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的基础，一般表现为各种类型的海洋自然资源，包括物质资源、空间资源、海洋能源等。近年来，我国海洋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蛟龙”号、“深海勇士”号、“奋斗者”号、“海斗一号”、“雪龙2”号、“天鲲号”等国之重器的问世，以及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实现水深3000米的跨越，“蓝鲸1号”在南海成功试采可燃冰，推动海洋资源开发和利用向更加全面、立体方向发展。依托深水网箱、养殖工船、深海大围栏等先进养殖技术装备，海水养殖作业空间由近岸浅海拓展到了水深更深、水流交换条件更好、海况条件更为复杂的深远海区域。伴随海洋科技的持续创新突破，构成海洋新质生产力的劳动对象将在空间场域、资源类别和技术边界等方面实现进一步拓展。

所谓“质”，主要指新质态。海洋新质生产力是科技创新发挥主导作用，摆脱了依赖大规模资源投入和能源消耗的海洋经济传统增长方式和生产力发展路径，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高度契合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密集的海洋科技创新成果应用于海洋资源开发与利用过程中，可以显著提高海洋资源利用效率。例如，随着技术的进步，新的海洋资源被发现并逐步被开发，可以形成对处于或濒临过度开发状态的海洋资源的替代性利用，有助于缓解海洋资源与环境压力。海洋资源开发技术的进步，也有助于增强目标性资源获取的准确性和安全性，从而有效降低特定海洋资源开发过程中对环境的污染和对伴生资源的破坏。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实现高质量发展，就是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新质生产力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基础性、全局性作用。培育和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以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海洋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卡脖子”等难题，引领海洋生产力要素及其组合方式产生质变，有助于提升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效率，减少对有限资源的过度依赖和给环境造成的负担，并推动海洋产业体系沿着“支柱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脉络加快转型升级，实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8][9]

三、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与发展的关键路径 (一) 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为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海洋强国，必须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加快海洋科技创新步伐。创新是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形成的“新引擎”，^[11]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贯穿海洋资源开发保护各领域、各环节且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因素。伴随海洋科技战略成为主要海洋国家的核心战略之一，各国均持续加大对海洋科技创新的投入力度，关键核心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与此同时，新一代信息、生物、能源、材料等领域涌现的颠覆性技术创新成果也与海洋深度交叉融合，推动海洋开发向综合化、立体化、智能化、网络化、绿色化跃升发展。

我国将提升海洋科技创新能力作为经略海洋的重要内容，推动海洋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一批科研成果在国际上产生了较大影响。但与发达海洋国家相比，我国战略性、基础性、颠覆性的海洋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原创性和高附加值创新成果较少，核心技术与关键共性技术“卡脖子”问题还比较突出，^[10]对传统海洋产业转型升级、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壮大形成了明显制约。例如，海洋渔业领域，在水产品精深加工、自动化智能化生产经营、水产品质量控制等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仍存在一定差距。在盐化工业领域中，资源综合利用、节能减排、产品多样化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船舶制造领域，在高端船舶设计与制造技术、关键零部件自主研发等方面与世界领先水平差距较大，核心系统、高性能关键零部件仍依赖进口，深水油气开发辅助船舶、FPSO等高附加值船舶设计、建造与生产管理一体化水平较低。在海洋工程装备制造领域中，在装备设计分析工具、关键配件等方面缺乏自主性，仍有相当部分依赖进口。在海水淡化领域中，反渗透膜、高压泵、能量回收装置等关键组件和技术亟须突破，万吨级海水淡化工程仍需国外技术支持。^[11]在海洋新能源开发领域中，基础研究相对薄弱，对能量捕获与转换机理、设备的抗腐蚀与疲劳机理等研究亟待加强；尽管潮汐能技术水平居世界前列，但万千瓦级潮汐电站的建设尚未实现，潮流能和温差能技术分别处于比例样机的海试和实验室验证阶段，盐差能则处于探索性研究阶段；同时，多数发电装置在寿命、转换效率、稳定性和成本上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12]在海洋观测领域，观测装备普遍存在功耗高、稳定性和可靠性差等问题，与国外同类产品相比缺乏市场竞争力；海洋观测系统仍不完善，大洋和极区观测能力薄弱，在管辖海域也存在观测空白。^[13]

关键性技术能否取得整体性、创新性突破，不仅关系到我国海洋产业发展的安全性，也决定了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成效。^[11]为此，一方面，应牢固树立创新发展理念，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针对制约传统海洋产业转型升级、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的“卡脖子”技术持续强力推进海洋科技创新，实现海洋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另一方面，紧跟全球海洋科技创新趋势，瞄准世界海洋科技前沿，围绕深海进入、深海探测、深海开发部署战略力量，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

近年来，深远海开发逐步成为主要海洋大国战略竞争的新领域。各国相继推出深远海开发计划，将离岸深水、公海大洋及大洋海底资源开发纳入国家海洋战略，从国家层面为深远海空间拓展和科技创新提供支持。如欧盟出台远海风电、深海油气等开发政策；日本、俄罗斯聚焦远洋运输和深海矿产资源开发制订开发计划；美国提出外大陆架海洋油气及风电开发新举措；挪威的离岸深水养殖全面进入产业化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海蕴藏着地球上远未认知和开发的宝藏，但要得到这些宝藏，就必须在深海进入、深海探测、深海开发方面掌握关键技术。近年来，我国在深海科学研究，深海装备研发，深海资源探知、开发与利用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下一步，应继续坚持深海科技自立自强，聚焦深海大洋气候与动力变化等重大科学问题、深海关键技术与装备研发制造，以及深海矿产资源精细勘探、绿色开采、高效安全开发等环节中存在的瓶颈约束，实施重点突破，形成深海开发体系化能力，实现从“深海进入”“深海探测”向“深海开发”迈进。^[14]

(二) 构建现代化海洋产业体系，为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提供坚实载体

构建现代化海洋产业体系是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无论是传统海洋产业的转型升级、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还是海洋未来产业的培育，都需要新质生产力的支撑。海洋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发展应瞄准传统海洋产业“弯道超车”、新兴海洋产业“换道超车”，以及未来海洋产业超前布局谋划的具体需求，坚持问题导向，在推动新技术与新旧产业渗透融合中实现海洋产业体系存量“焕新”与增量“换乘”。^[8]

1、加快传统海洋产业转型升级

传统海洋产业在我国海洋产业体系中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加快传统海洋产业转型升级是推动海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步骤，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15]例如，海洋渔业通常被认为是传统海洋产业，但在海洋渔业转型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业态、新模式，如近些年兴起的深远海养殖。目前，从装备类型上来看，我国深远海养殖模式有多种，包括网箱、围栏、养殖工船等，正处于多种技术路线并行探索的过程中，尚未形成主导路线和主导技术。深远海养殖发展同时也面临生产经营成本高、安全风险大，以及适宜性种质资源培育与供给不足等亟须突破解决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传统产业主要以“跟随者”角色嵌入全球价值链中，即凭借在劳动力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嵌入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造成了价值链低端锁定的局面。推动传统海洋产业转型升级，就是要不遗余力地推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改造传统海洋产业的步伐，为海洋渔业、海洋盐业、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化工业、港口航运业、海洋旅游业注入新鲜血液，通过产业基础再造与流程重组、管理理念创新、产品结构转换、产业链条延伸、产业绿色转型、产业数字升级等形成新质生产力发展动能，让传统海洋产业重新焕发活力，使其在生产效率、产品质量、资源利用方式、绿色化与智能化等方面得到持续改善。^[16]

推动传统海洋产业转型升级，需要科学谋划产业发展方向。在海洋渔业领域，深入实施“蓝色种业”战略，发展深水抗风浪养殖装备技术，建设可持续发展水平较高的海洋牧场集群，加快构建从养殖、捕捞到加工、储运的现代渔业全产业链模式。在港口航运领域，要突出国家战略引领，深化港航领域开放，积极发展高端航运服务，提升港口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高标准推进世界级港口群建设。在海洋盐业领域，发展海水淡化与盐化工生产的结合工艺，发展氯碱与石油化工相结合的一体化生产项目，改造提升海盐化工业。在海洋旅游领域，积极发展邮轮游艇、海上运动、滨海康养等旅游新业态。同时，积极探索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打造智能制造、智慧航运、智慧港口、智慧养殖等发展模式，推动传统海洋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2、壮大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性布局未来海洋产业

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代表海洋经济发展方向，也是海洋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来源。^[15]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具备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等特征，对海洋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已成为主要海洋国家海洋经济技术竞争的焦点和我国沿海省份竞相投资建设的重点领域。^[17]如英国、德国、丹麦等欧洲国家，以及美国、日本、韩国、中国等亚太国家逐步加大对海洋清洁能源的扶持力度，海上风电产业呈现爆发式增长，海洋波浪能、潮流能等海洋新能源加快步入商业化开发阶段。全球范围内海洋生物资源利用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提升，以海洋药物、医用材料、海洋化妆品、养殖疫苗、农用肥料为核心的海洋生物医药产业链加快拓展。各国积极开展海水淡化科技创新布局与产业化应用，全球已有150多个国家使用海水淡化技术，为约3亿人提供清洁水。

我国以海洋新能源开发、海水淡化、海洋工程装备制造、海洋医药和生物制品等为主要内容的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但总体占比较低，尚未承担起主导和支柱产业角色。壮大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一要聚焦国家能源安全，积极发展海上风能、海上光伏、海水制氢等清洁能源，推进海上风电基地、海上光伏基地建设，并积极探索海上风能、海洋牧场、海洋能及氢能、海上油气等多种能源、资源集成的海洋综合开发利用模式；二要围绕水资源安全，因地制宜地推进海水淡化规模化利用，支持海岛、沿海城市和工业园区等布局海水淡化工程；三要聚焦核心装备和关键材料国产化，发展海洋特种船舶、海洋工程装备、海洋油气装备，以及智能化深远海渔业养殖装备、海上旅游、海洋新能源等现代海洋装备，做大做强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产业；四要聚焦海洋原创新药和高端生物制品开发，探索突破重大科学问题，推动产品和产业发展模式创新。

3、前瞻性布局未来海洋产业

未来海洋产业是指由处于探索期的前沿技术所推动，以满足经济社会不断升级的需求为目标，有望在未来实现产业化开发并对国民经济形成重要支撑和带动作用，但当前尚处于孕育孵化阶段的新兴产业。^[18]处于探索期的前沿技术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创造性毁灭和“赢者通吃”等基本特征，在带来巨大创新和生产经营风险的同时，也为实现“换道超车”提供了可能。

相对于传统产业而言，全球范围内的未来海洋产业整体处于培育与探索性发展阶段，技术尚不成熟，技术路线尚不确定，主导技术尚未形成，因此在未来海洋产业领域尚未形成全球价值链的绝对主导者，这就为我国实现自主发展和后发赶超，重构全球价值链格局提供了契机。^[17]此外，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国内市场，最有可能凭借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开展多元应用场景下的未来海洋产业技术路线探索，并逐步形成对主导技术和主导设计的控制权，进而引领全球价值链发展。从布局方向上来看，结合全球海洋开发所呈现的深水、绿色发展趋势，围绕深海与极地进入、探测、资源开发，以及温差能、波浪能、潮流能等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开发超前部署谋划。

四、培育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的政策建议 (一) 构建有利于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的海洋科技创新体系

科技创新是培育形成海洋新质生产力的内核，^[19]而科技创新潜能的充分激发需要以完善的海洋科技创新体系为支撑。为此，一要进一步加强国家海洋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构建海洋类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省重点实验室三级科技创新体系，加快推进海洋大科学中心、海洋综合试验场、深海基因库、深海大数据中心等公共平台建设。依托国家海洋战略科技力量，布局一批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重大研究项目，全面抢占国际海洋科技创新制高点。二要鼓励企业与科研机构联合组建新型海洋技术研发平台以及创新孵化基地、产业创新联盟等海洋科技产业化载体，打造国际一流的海洋产业技术创新策源地。三要进一步完善海洋产业创新链，积极探索举国体制与市场化联动的协同创新路径，聚焦海洋工程、海洋装备、海洋材料、海洋物联网、海洋生物、深海探测与开发等领域，突破一批“卡脖子”技术。探索建立以骨干企业为核心的原始创新和长效攻关机制，加强对海洋中小企业的创新支持，培育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的涉海高新企业。

(二) 打造有利于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的高素质人才队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 “创新的根本在人才”“国家科技创新力的根本源泉在于人”。可见，人才是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的根基。因此，需要打造一批有利于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的高素质人才队伍。一要强化海洋药物与生物制品、海洋工程装备制造、海水淡化、海洋新能源开发、深远海开发等领域的科技人才队伍建设，通过建立多层次、灵活性的海洋人才培养和引进机制，补齐关键技术领域人才缺口。二要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校企联合，建立完善的海洋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培养实用型、复合型产业技术人才。同时，完善海洋产业技术培训体系，提高海洋产业基层劳动力素质。三要推动具有专业技术背景的中高层海洋管理队伍建设，为企业、机构培育懂技术、善经营管理的高素质海洋管理人才。

(三) 完善有利于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的海洋新型基础设施

新型基础设施是海洋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物质基础，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等。一要顺应信息技术发展趋势，拓展5G通信网络在海洋领域的覆盖范围，推动海洋大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建设，打造集感知设施、网络设施、算力设施、数据设施等于一体的新型海洋信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海洋数据资源的高效整合和共建共享，为海洋经济数字化建设提供支撑。二要推动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智能海洋交通基础设施、智慧海洋能源基础设施等海洋融合基础设施建设，为新业态新模式培育和产业融合发展提供支持。三要加快新型共性技术平台、综合试验场、中试验证平台等创新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海洋科技重大基础设施共建、共管和共享机制，为海洋协同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供必要的设备支撑。

(四) 构筑有利于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区域分工格局

一方面，聚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加强在海洋科技、海洋经济等领域的深度合作。鼓励优势涉海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扶持海洋装备制造、海洋化工、海水养殖等海外产业园区建设。创新国际海洋科技合作机制，打造国际海洋科技创新联盟。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落实联合国“海洋十年”工作目标，树立负责任海洋大国形象。另一方面，贯彻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的要求，优化海洋创新与产业布局，推动沿海省市，尤其是地理相近城市进行产业链、价值链共建，在共建基础上形成合理的功能分工，探索形成有限资源、要素以及与之匹配的生产活动在区域间的合理布局模式，打造广泛参与、资源共享、精准匹配、紧密协作的海洋产业生态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