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迁移是“目标语和其他任何已经习得的(或者没有完全习得的)语言之间的共性和差异所造成的影响”。^[1]27从其效果来看，起促进作用的为正迁移(Positive Transfer)，起干扰作用的为负迁移 (Negative Transfer)。就其方向来看，从已习得语言向目标语迁移为顺向迁移，从目标语向已习得语言迁移为逆向迁移。在二语习得过程中，二语习得者的信仰、价值观、解决问题的方法都会或多或少发生变化，其思维等诸多方面也会随之发生变化。^[2]236思维变化会影响习得者目的语，也会影响其本族语。这种由于学习第二语言而引起的学习者思维变化，并反过来影响其本族语使用的现象被称为语言逆迁移。

国外研究者已证实二语对母语影响的存在，对逆迁移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多层次猜想研究。Cook认为双语者的第一语言知识和第二语言知识之间会相互作用和影响。^[3]Su将此定义为 “反迁移”(Reverse Transfer)，通过对比双语者和本族语者的第一语言，发现造成母语知识差异的部分原因是二语对母语的影响。^[4]第二，语际间相互影响研究。Cenoz 发现西班牙母语者的英语语用成分与西班牙语语用成分之间存在着双向的相互作用；Laufer认为，随着接触第二语言时间的增长，习得者的母语词汇多样性减少，词性变化更加单一。^[5]70跨语言影响有可能出现第二语言对第一语言的反方向影响。第三，逆迁移影响领域研究。Javis发现第二语言对于第一语言的影响局限于语法的具体词素、词汇或短语层面^[6]89。第二语言对第一语言的影响在内隐知识任务层面较明显而在外显知识任务层面的影响不明显。国内逆迁移研究可以分为以下方面：第一，理论多角度延伸研究。李柏令首先谈到并证实第二语言对第一语言的影响。^[7]138 黄怀飞等从传统语言迁移理论延伸到语言逆迁移，提出应重视逆向迁移及理论假设等；张帅、杨臣和由春英等从行为主义理论、对比分析理论、标记理论与语言迁移研究、认知理论与语言迁移研究对语言迁移进行理论回顾。第二，逆迁移具体表现分析。徐志平等对逆迁移中词汇、句法和语用逆迁移进行实例分析^[8]；张姝对语用逆迁移进行了总结；侯小莉从语音、词汇、句法、文化四个层面分析二语习得中的母语迁移现象等。第三，逆迁移影响范围研究。吴一安、蒋素华在汉英双语者的口语中发现，某些汉语句法结构显现英化的痕迹。^[9]蔡振光发现这种迁移不仅发生在语音和词汇层面，也表现在句法、语义、语用、语言加工等层面。综上，国内对语言迁移研究主要集中于传统语言迁移研究，即正、负迁移，但是对逆迁移的研究较少。本文从语音、词汇、句法和语用多层面探究语言逆迁移现象，并总结其语言和非语言层面成因，进而对当下的语言学习和教学进行反思。

语音逆迁移现象是指外语学习者将外语发音规律和知识逆向迁移至母语发音中。第一，元音逆迁移。首先，英语元音系统中的每个音都是一个抽象的音位，代表了由一组具体的、相互具有细微差异的音位变体或音素构成的集合^[10]。英语单元音的长度会造成意义区别，如/it/和/i:t/等；开口度和舌位也会造成差异。汉语单韵母不区分音长，长度介于长、短元音之间。两种语言中有许多类似音，如闭口、非圆唇前元音，半开半闭、非圆唇中元音，闭口、圆唇后元音，半闭圆唇后元音等^[10]。相似性帮助初级英语学习者在短时间内快速掌握发音规律的同时也影响了高级英语学习者的汉语发音。当英语发音习惯根深蒂固且难以消除时，汉语发音习惯就会受到影响。其次，汉语有前、后响双韵母，但两音素响度的区分不如双元音明显。双韵母中的两个音素用力不均，过渡不明显。而双元音是从第一个音素向第二个音素过渡，响度区别明显。汉语没有集中双元音，英语集中双元音会被逆迁移至汉语中，/i∂/和/u∂/常被高级英语学习者代替ie、ue、uo。i、u相当于/i:/和/u:/，但口腔更闭拢，舌位更高。/i∂/、/ε∂/和/u∂/的第一个音素强，持续时间长，第二个音素弱，持续时间短。最后，双元音与双韵母发音时长不同。前者的第一个音素比第二个音素长，是一个过渡过程。而后者长度较短，第一个音素的响度比双元音的更低，但其第二个音素的响度没有英语的模糊。在发音过程中，双韵母两音素间的过渡较快，且界限不明显。双元音两音素的位置比双韵母的低，一般处于半闭状态，而双韵母的第二个音素处于半闭和全闭之间。这些相似点导致高级英语学习者将双元音发音特征和舌位逆迁移至双韵母发音中，导致发音英语化。第二，辅音逆迁移。这主要体现在英语独有辅音上。首先，b、d、g、zh是不送气清音，与不送气浊辅音[b][d][g][d3]发音相似，但区别在于声带是否振动。高级英语学习者会有意无意地用英语齿龈音[s][z]和齿音[θ][σ]代替汉语中的齿音s、z；用硬腭齿龈音[3][ς][tr][dr][tς][d3]代替硬腭音r、sh、ch、zh；用声门音[h]代替软腭音h等。且由于高级学习者已经掌握了/θ/和/σ/发音，对其咬舌特征敏感，因此当碰到汉语中的s和z时，更容易将其误读成/θ/和/σ/。其次，不送气清音代替不送气浊音。由于汉语中没有与英语中出现在辅音前或词尾的暗[l] (dark l)相似的字词，高级英语学习者常将一些类似于暗[l]发音的拼音或含有ao、ou、er等发音的字词误读为或增添暗[l]发音。第三，超音段层面。在超音段特征包括重音、音调、语调、连读(辅元连读、辅辅连读、元元连读)、同化(发音方式、发音位置、清浊)、弱读(功能词)。英语是语调语言，靠语调辨义；而汉语是声调语言，靠声调辨义。英语中有重音和次重音，句子也区分为升降调，当高级学习者掌握了英语的升降调之后，会在说汉语时也产生更丰富的语调和重音。

Laufer通过对移居以色列的俄罗斯人进行研究发现，他们生活在第二语言环境中时间越长，其第一语言俄语词汇的多样性会随之减少，同时越难于正确判断他们母语搭配的正误。^[5]70 英语词汇的高普及度和高曝光度导致学习者更积极、更高频率地使用英语词汇进行日常交流。由于英语学习者数量的不断递增，汉语词汇系统也随之发生明显变化。第一，外来词。首先，以外来词的发音作为造词依据，将外来音译至汉语中。人们从汉语中挑选发音近似外来语的字词进行音译，用于译音的汉字失去原意，只保留原始发音和书写形式。如因特网(Internet)、雪茄(cigar)等。其次，意译词。汉语中的英语意译词有两种：一是按外语词义用汉语材料创造的新词，如白领(White collar)、热狗(hot dog)；二是将英语词汇各部分按语意译成汉语，然后按汉语构词习惯将其重新组合，如微软(Microsoft)、微波炉(microwave oven)。最后，音意兼顾词。汉语中的音意兼顾也被称为音义双关词，是指选用发音与英语词相仿，表意与英语词接近的汉字来构成新词，如销品茂 (shopping mall)、香波 (shampoo)、Coca-Cola(可口可乐)等。 第二，借词。借词是指英语吸收不同语言的词汇，其中混合借词和翻译借词较常见。前者指词汇的一部分形式由母语构成，剩下的一部分词汇形式由外来语构成，意义来自外来语，如hold住、冰淇淋(ice cream)；后者指每一个词素都被译为另一种语言中相对应的词素，如电报(telegraph)、热线(hot line)等。许多高级英语学习者更倾向于使用此类词汇，因为其语义与英语词汇相近，并且词汇形式也更加英语化，在心理词库中提取这些词汇比提取其汉语对应翻译更容易。但当某个借词成为某一时期的社会、网络热词，或很多人都在使用时，这类情况就不非常明显。第三，语码混合。Pavlenko以俄英双语者为被试，发现当英语的完成体或进行体与俄语的完成体和非完成体相遇时，双语使用者不能正确运用俄语的非标记完成体，出现语码混合现象。^[11]32-61 语码混合(code mixture)是指把不同语言、方言杂糅在一起的现象。这主要表现为表达的汉语中单处或多处夹杂英语表达，以词汇、词组居多。例如，在汉语语境中经常听到或看到“哈喽”“拜拜”等英语音译词汇。有些英语学习者直接使用“Hi”“Thank you”或“OK”等英语词汇。这些表达逐渐被人们接受，并习以为常。这在更加频繁使用英语的高级学习者群体中更为明显。例如，英语专业学生常在汉语对话中说：“今天谁做 presentation”。高级英语学习者将英语词汇带入汉语表达中，并不造成交际障碍。但当他们在词汇提取过程中提取相应汉语时，反而会导致模糊限制语(hedges)的使用或数量增加。第四，词汇选择。高级英语学习者在使用汉语时会受到英语词汇选择的影响，如动词选择、词汇搭配限制、文化特征词汇选择以及英语俗语的对应翻译代替传统汉语俗语等。首先，动词选择。由于高级英语学习者长时间训练英语动词的使用规则，并对其使用限制了然于胸，因此在使用汉语中相应动词时，反而会耗费更长时间思考其可用性和语法合法性。其次，词汇搭配限制。由于英语中一些固定词块表达与汉语有很大差异，高级英语学习者牢记这些搭配，如“写作业”用“do one’s homework”来表达。这导致高级英语学习者在汉语表达中首先会想到“做作业”而不是“写作业”。再次，文化特征词汇选择。高级英语学习者在使用具有文化特征词汇时更加倾向于选择英语文化中广为接受的词汇，如，色彩词具有不同的文化含义。“白色”在汉语中有“死亡”等贬义，但英语文化中常用白色表达纯洁。高级英语学习者在描述美好事物时提取白色的几率更高，因为他们接受了英语文化中白色的内涵意义。因此，随着英语语言的普及和英语文化的渗透，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也逐渐接受了色彩词的内涵差异。最后，英语俗语的翻译对应语代替汉语传统俗语。许多高级英语学习者更加了解英语中的谚语和俗语，并且，其相对应的汉语直译表达更加容易被他们熟记。而意义相近甚至相同的传统汉语谚语和俗语对于一些高级英语学习者来说反而更加陌生和难以记忆。如，打破坚冰(break the ice)，其相对应汉语是“打破僵局”。第五，语义变化。首先，语义扩大与缩小。Pavlenko对俄罗斯英语二语使用者的研究发现，他们将与英语相对应的俄语词语语义扩大。^[11]32-61 如俄语词语“stsena”与英语单词“scene”只具有共同含义“戏剧场景”，而二语使用者则将英语“scene”的语义“事件发生的地方”扩大至俄语词语中。其次，词汇含义变化。例如，汉语中的“宣传”是褒义词，而相对应的英语单词“propoganda”的贬义性更加突出。对于这些在情感意义方面具有差异的词汇，高级英语学习者通常在提取英语中具有贬义而汉语中是褒义词汇上花费更多时间，他们会更多考虑词汇使用的合理性以及与语境的融合性。

句法通常包括词序、词的功能和句子结构等。高级英语学习者的汉语句法特点具有明显的英语句法特征。Su发现第二语言学习者不仅将第一语言策略用于第二语言加工(正向迁移)，而且也将新学的第二语言策略用于第一语言的加工(逆向迁移)。^[4]第一，时态标志词的过度使用。首先，汉英属于不同语系，前者是孤立语或分析语，其语法关系由词序表示或采用独立语法助词，而后者用增加助词或通过词汇本身变化来表示语法关系。如，汉语的时间意义通过时间副词表现，而英语则通过动词时态或各种非谓语形式表示。因此，高级英语学习者通常刻意直译出时态成分，如“我正在听歌呢”，而地道汉语表达更倾向于简单说“我听歌呢”。其次，英语需通过时态标志词来表现句子时态，很多英语专业学生会直接使用“-ing”形式表达进行时态。高级英语学习者在汉语表达中更容易使用英语时态标志词。第二，汉语被动关系标志词“被”的过度使用。汉语中的被动关系大多数情况下都可用主动形式表达，如“黑板擦过了”，而高级英语学习者的汉语表达中更容易出现含有“被”字的表达，通过添加被动关系标志词来表达被动关系。第三，功能词的过度使用。首先，小品词的过度使用。英语小品词如 “is”，通常在对应汉语表达中很少被译出，如“She is very young”(她很年轻)。但高级英语学习者有时候会下意识地将 “is” 对应翻译为“是”，并添加到汉语表达中。其次，语法标记词to和介词for的对应翻译也常出现在汉语中。当“to”和 “for”在英语句中表示目的作用时，高级英语学习者通常在对应汉语表达中添加“来”“为了”“以”等表示目的的语法成分，如 “She came to the classroom for her lost assignment”。许多高级英语学习者的汉语表达是：“她来教室，为了找丢失的作业”。最后，冠词的过度使用。当在汉语中需要表达数量“一”时，除去需要强调数量的表达外，通常不必特别说明“一个”，如“请给我支笔”。而英语中可数名词必须要以“a”“an”或其复数形式出现。因此，许多高级英语学习者更倾向于明确“一”的数量：“请给我一支笔”。此类汉语句式明显受到了英语句式和用法影响，从而导致句法逆迁移现象。第四，连词的拆分和组合。例如，高级英语学习者对“‘although’ 和 ‘but’不能同时出现”这一语法规则的熟练掌握反而造成对其汉语表达的逆迁移，在汉语表达中对“虽然……但是……”同时使用的句式十分谨慎，甚至不将二者同时使用。第五，形式主语和形式宾语。汉语句中没有包含形式主语和形式宾语的句子，而英语中常有通过形式主语或形式宾语的表达句型，如，“It is inconvenient for me to answer the phone”，人们用地道汉语表达此意时，通常说“我不方便接电话” 。而许多高级英语学习者更倾向于进行机械翻译：“对我来说，接电话不方便”。这种句法结构是明显的英语句式结构。第六，语序的改变。英汉的语序存在明显差异，主要体现在时间和地点状语上。汉语中的时间状语通常位于句首，地点状语也有时位于句首。而英语中除了对时间、地点状语等强调外，大部分句子的时间、地点状语都位于句末。有些高级英语学习者有时会说出 “他待在济南一周”和“咱们去逛街吧周日早上”。这些句式更加符合英语的句式结构和表达习惯。另外，对于句中代词的位置，高级英语学习者也通常遵循“第二人称、第三人称、第一人称”以及第一人称最先出现在“对不好事情负责”句中的顺序，而汉语中通常把第一人称放在首位，如“你、小明和我一起去”，又如“我和小明打碎了玻璃”。第七，定语位置和定语容量。英语中的长定语现象非常普遍，思果曾说，英文中中心名词是个大力士，可以扛起长而复杂的定语成分。在汉语中，定语通常置于中心名词之后。次品如果很长，总是放在其所修饰的首品后面。^[8]汉语通常将句中的长定语后置，逗号将长定语划分成短小简练的小句。例如，“她的小鼻子圆圆的，小小的，像粒扣子似的，扣在她圆圆的脸盘上。”汉语中的定语通常在被修饰语的前面，而长定语通常后置于被修饰语。英语的定语容量可以无限大，类似于递归句式结构。高级英语学习者更倾向于将汉语句子中的定语放置在被修饰语后面，类似于英语中的定语从句，并且他们所表达的句子通常包含大的定语容量。

语用迁移指不同文化背景下，人在交际中往往由于各自文化背景差异而导致交际失败。Kasper认为，在言语施为用意、言语策略、语言形式、礼貌价值、选择言语的直接表达和间接表达等方面，语言使用会受到社交语用知识的影响。语言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但由于地理位置、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不同，一切文化都具有其独特性。第二语言对第一语言的影响包括在第一语言环境中的高级第二语言使用者已经透露出的其第二语言的使用对第一语言的影响^[10]。高级英语学习者更倾向于将英语习俗逆向迁移至本族文化中，用目的语文化标准来规范自己或衡量别人的言行和思想，其言语行为包含明显的目的文化特征。第一，拒绝语的使用。首先，汉语中的拒绝语通常以一种较为间接和婉转的方式呈现，而高级英语学习者的拒绝语则更加直接和简洁，他们更多使用“不用”或“不行”等直接拒绝语。而在拒绝邀请时，高级英语学习者更倾向于使用“我很愿意去，但是……”句式，此句型符合典型英语句式结构“I’d love to，but...”。其次，在拒绝出借物品时，高级英语学习者常采用以“我”为中心的拒绝策略，如“对不起，我正在用”，而地道汉语表达则倾向使用自贬表达方式，如，“我写得不一定对”。因为汉语文化倾向于自贬，而英语文化崇尚“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如个人自由、权利、独立等内涵。^[12]240 第二，对隐私性或敏感性话题的反应策略。首先，中西方对于隐私的态度有较大差异。中国文化通过询问他人隐私来表达关心和亲近，并视拒绝回答此类问题的行为为不友好或冷漠。而英语文化视拒绝回答此类问题为正常行为。许多高级英语学习者长期受到英语文化熏陶，更倾向使用英语文化中的言行和表达方式。其次，当被问及关于隐私的问题时，许多高级英语学习者的反应策略包含更多敏感性，常用直接拒绝语。而地道汉语表达倾向采用更为委婉的回答，如用“我不好意思说”等反应策略。高级英语学习者拒绝策略的采用与以英语为母语的被试者所采用的拒绝策略更为相似，这说明高级英语学习者的语用行为受到英语文化影响，导致语用逆迁移。英语专业学生在请求言语行为中的汉语语用模式已经明显偏离了汉语语用规范，并正在向英语语用规范靠拢。^[13] 第三，对赞美语的接受方式。首先，中英文化在接受他人赞美或表扬时所采用的谦辞和敬辞方式有明显差异性。当面对他人表扬和赞美时，汉语文化提倡采用自谦或自贬策略。而英语文化视对赞扬的否定回答或谦逊态度为虚假和不礼貌行为，很难接受这种回答。其次，当高级英语学习者面对赞美时，他们更倾向于欣然接受他人赞美，并以致谢回应。这种反应明显受到了英语文化的影响，从而产生了语用逆迁移。

Fries 和 Lado认为语法结构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学习习惯。他们建议对学习者的母语和二语之间作系统的对比，这样能预知并描述哪些学习难点会产生，哪些不会产生。^[14]对比分析在研究语言迁移、二语教学的研究中起着重要作用。教师应当正确了解语言迁移发生的起因，在教学中尽可能创造条件，促进学生在学习英语时发生正迁移，避免负迁移，增强他们辨别英汉语异同点的意识。

第一，英语语音对汉语语音的替换。高级英语学习者常混淆音标和拼音的发音，他们有意无意地使用音标发音来拼读汉语，如许多高级英语学习者在看到“run”和“ran”时会将其拼读成单词，而非首先想到“润”和“然”。在包含/ r /和/ l /的汉语拼音中出现英语语音化现象。第二，英语词组机械化翻译。高级英语学习者通常熟记英语词组的表达形式和表达习惯。在表达相应的汉语语义时，更加倾向于使用英语机械化对等词句。第三，定语从句类似句式结构的使用倾向。高级英语学习者更加熟悉英语复合句或定语从句，更倾向于在汉语中使用类似句型。在进行句型构建时，他们在表达包含冗长定语语句时，更倾向使用英语定语从句的类似句式，而非简单句。第四，英语句式迁移至汉语句式中。汉语重主题，英语重主位，高级英语学习者在汉语表达中常会表达出句子主位，并且会在汉语中增加关系连词，对于英语中不能连用的连词，会刻意在汉语表达中删除其中一个。第五，中英语言导致的思维方式差异。中式思维具有迂回式或旋转式特点，而英式思维遵循“问题—解决方法”或“普遍—具体”的线性思维方式。因此，高级英语学习者通常采用更加直接的表达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见或请求，而不是用更加委婉的方式表达。

第一，英语语言环境的高接触率。高级语言学习者有更多的英语环境曝光率，英语环境下的学习和工作占据了绝大部分时间，其汉语使用频率明显减少。第二，学习者的文化程度和语言水平。高级英语学习者的文化程度和语言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他们在英语方面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与英语接触时间越多，学习者母语受到来自英语语言和文化的冲击越多。第三，社会文化因素。英语文化中一些词汇的文化含义与汉语文化中的有较大区别，高级英语学习者更加熟悉这些文化知识，了解二者间的文化差异。因此，在汉语中使用英语社会文化中不适用或有禁忌的词语时，他们会有意无意地回避或更加谨慎。第四，身份认知和文化依附行为。当高级英语学习者认为英语语言或文化比汉语语言或文化更加优越时，他们会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模仿英语发音、使用英语词汇，甚至培养英语思维方式。

本文从语音中的元音、辅音和超音段层面，词汇中的外来词、借词、语码混合、词汇选择、语义变化，句法中的时态标志词过度使用、汉语被动关系标志词“被”的过度使用、功能词的过度使用、连词的拆分和组合、形式主语和形式宾语、语序的改变、定语位置和定语容量、语用中的拒绝语的使用、对隐私性或敏感性话题的反应策略、对赞美语接受方式等多层面对逆迁移现象进行分析，以此得出语言成因及非语言成因。语言成因：英语语音对汉语语音的替换、英语词组机械化翻译、定语从句句式而非用简单句的使用倾向、英语句式迁移至汉语句式、英语词组表达形式和习惯。非语言成因：英语语言环境的高接触率、学习者的文化程度和语言水平、社会文化因素、身份认知和文化依附行为。基于以上分析，对当下的外语教学方式及语言学习偏见进行反思：第一，语言地位平等，消除单语偏见。不刻意或盲目强调某一种语言或文化的优越性，而是提倡成为优秀的双语使用者。既不否定英语语言和文化的优势，也不盲目否定母语的优点。第二，培养双向、全面的思维方式。双语者和单语者的语言能力和思维方式存在差异性，双语者思维更加全面和系统。第三，语言迁移问题逐渐转向。我们不仅应该重视传统迁移，还应正视和重视外语对母语的影响以及外语思维对于母语思维的影响。两个语言系统相互关联，迁移不是单向，而是双向的。随着对外语掌握程度的提高，学习者对母语的依赖逐渐减少，当外语系统趋于完整，两个语言系统间就会产生关联，就会出现两种语言间的双向迁移，母语影响外语的同时，也会被外语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