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国语》在记载吴、越国事时，采用了大致相同的线索和文本，但在具体的叙述风格和特点上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使得《国语》之所以成为《国语》，成为以记言为特点的第一部国别体史书，又使《史记》流传千古。下文首先对二书在叙述吴、越国事上的差异进行分析，从而推演出《史记》的叙史风格特点。

《史记》向来以文辞精简著称，甚至成为马班优劣的标准之一，《晋书》中张辅就曾说道：“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繁省不同，不如迁一也。”^[1]1640

叙述吴、越国事，《国语》中《吴语》用6500余字，《越语》上、下用4900余字，总11400余字。《史记》叙述吴、越国事，其中《伍子胥列传》有关吴、越争霸部分用1000余字，《越王句践世家》有关吴、越争霸部分用2300余字，附范蠡轶事1400余字，《吴太伯世家》有关吴、越争霸部分用1200余字，总4500余字，附范蠡轶事总5900余字。所相差之悬殊，读来不得不惊叹。

从文本上观察，可见《史记》文本在《国语》相关文本上，既有采引的嫌疑，也有概况的痕迹。如记叙句践与民休养部分时，《越王句践世家》这样叙写：

吴既赦越，越王句践反国，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曰：“女忘会稽之耻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2]1742

这91字描绘句践的卧薪尝胆，励精图治。而在《国语》中，从“于是葬死者，问伤者，养生者，吊有忧，贺有喜，送往者，迎来者，去民之所恶，补民之不足”到“非其身之所种则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织则不衣，十年不收于国，民俱有三年之食”^[3]570，用400余字始将越王句践之勤政表现出来。

《史记》《国语》记叙越国遣使到吴国部分，《伍子胥列传》用“使大夫种厚币遗吴太宰嚭以请和，求委国为臣妾”^[2]2178，这21字写尽。而在《吴语》中，从“越王许诺，乃命诸稽郢行成于吴……句践请盟：一介嫡女，执箕帚以晐姓于王宫。一介嫡男，奉槃匜以随诸御。春秋贡献，不解于王府。天王岂辱裁之？亦征诸侯之礼也”到“夫谚曰”^[3]539以后部分，逾350字，才表达出同《史记》相同的意思。《越语上》从“遂使之行成于吴，曰：‘寡君句践乏无所使，使其下臣种，不敢彻声闻于天王，私于下执事曰’”到“与其杀是人也，宁其得此国也，其孰利乎？”^[3]578逾200字。较为精简的《越语下》文本，“乃令大夫种行成于吴，曰：‘请士女女于士，大夫女女于大夫，随之以国家之重器。’吴人不许。大夫种来而复往，曰：‘请委管籥, 属国家，以身随之，君王制之。’吴人许诺”，也足足用了78字。从这便可见《史记》文辞之精简，是《国语》《汉书》不可比拟的。

读《史记》文章可以发现《史记》对事件发生的时间交代得尤为详细，倘要依据《国语》和《史记》对吴、越国事的记载，整理出一张吴、越国事的时间表，那么在时间上多会参照《史记》。并非因为《史记》所记时间的正确性，而是因为从《史记》文本中可以看到多处时间的记载，《国语》的记载就不够明确，更有较多事件未交代时间。

在《吴语》中，全文只交代“十二年，遂伐齐”^[3]542一个时间，《越语上》全文无时间，《越语下》交代了“越王句践即位三年而欲伐吴”，“三年，而吴人遣之，归及至于国”，“居军三年，吴师自溃”三个确切的时间，另有“四年，王召范蠡而问焉”，连续三个“又一年，王召范蠡而问焉”，“至于玄月，王召范蠡而问焉”^[3]575，均是句践与范蠡二人的问答，于具体事件的编排无参考作用。而通过《史记》，就可以编列出“十年春，越闻吴王之在郢，国空，乃伐吴”，“十九年夏，吴伐越，越王句践迎击之槜李”，“二年，吴王悉精兵以伐越，败之阖庐，报姑苏也”，“七年，吴王夫差闻齐景公死而大臣争宠，新君弱，乃兴师北伐齐”，“十四年春，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等多个时间，将吴、越国事发生的具体时间编排出来。

另外，相对于《国语》，《史记》尤为重视的是对地点的交代。《越王句践世家》“吴王闻之，悉发精兵击越，败之夫椒”，交代了吴、越两国在夫椒发生了战役，而在《越语下》中，“兴师而伐吴，战于五湖，不胜，栖于会稽”，只交代了两国在五湖地区交战，而不知其具体方位，“五湖”已成为后世学者争论不休的话题。在吴、越国故事中重要的一个地名“槜李”也是在《史记》中交代的。

因为《史记》对时间、地点的重视，因此后人研究《史记》可以从时间、地点上找到线索，对《史记》时间、地点的研究已然成为一门专门学问。

《国语》和《史记》都在叙述吴、越国事，在叙述大纲上可谓一脉相承，但是《史记》于《国语》之外，又增添了一些细节，其中对轶人轶事的记载尤为显著。轶人轶事包括重要人物在整段历史事件发生过程中所为的一些细节，也包括重要人物与非重要人物联合上演的非重要事件，这些细节和非重要人物、事件在《史记》文章中突然出现，突然停止，往往不见于其他一般正史，对历史发展影响甚微，但足可揭示人物的性格特点和命运。

《史记》三篇文章《吴太伯世家》《越王句践世家》《伍子胥列传》均提到伍子胥托其子于齐鲍氏的事件，却不见于《国语》。“吴王不听，使子胥于齐。子胥临行，谓其子曰：‘吾数谏王，王不用，吾今见吴之亡矣。汝与吴俱亡，无益也。’乃属其子于齐鲍牧，而还报吴。”^[2]2178(《伍子胥列传》)“王始不从，乃使子胥于齐，闻其托子于鲍氏，王乃大怒。”^[2]1743(《越王句践世家》)“吴王不听，使子胥于齐，子胥属其子于齐鲍氏，还报吴王。吴王闻之，大怒，赐子胥属镂之剑以死。”^[2]1472(《吴太伯世家》)根据引文可知此事直接导致了吴王夫差对伍子胥态度的转化，使太宰嚭的谗言得逞。司马迁增添该项轶人轶事的目的，从他通篇褒忠臣，斥奸佞的色彩来看，书伍子胥托付其子，使免于国内奸臣之乱，灭国之灾，在于衬托伍胥的先见之明，和其向吴王夫差进谏的正义。

《国语》《史记》所记吴、越国事，结尾都以范蠡的辞去而告终。《越语下》中记范蠡“辞于王”，“乘轻舟以浮于五湖”，“王命工以良金范蠡之状而朝礼之”，“环会稽三百里者以为范蠡地”^[3]588。《越王句践世家》中增添“范蠡遂去，自齐遗大夫种书”，“越王乃赐种剑”，“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和陶朱公长男救弟四则轶事。前二则事关文种，范蠡、文种俱是越王句践股肱之臣、复兴之臣，越王栖于会稽时，曾命其“行成于吴”，范蠡也自称“填抚国家，亲附百姓，蠡不如种”，越王“举国政属大夫种”，这样的能臣，结局却是被迫自杀。司马迁要说明的问题已经借范蠡之口说出：“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2]1746无奈文种不听，果然，“越王乃赐种剑曰：‘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

范蠡、文种的不同结局，在战国以后广为流传，成为警醒士人的洪钟。《范雎蔡泽列传》中蔡泽欲代替应侯为秦相时曰：“(商君、白起、吴起、文种)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祸至于此。此所谓信而不能诎，往而不能返者也。”^[2]2423《淮阴侯列传》中蒯生劝韩信曰：“大夫种、范蠡存亡越，霸句践，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兽已尽而猎狗亨。夫以交友言之，则不如张耳之与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则不过大夫种、范蠡之于句践也。此二人者，足以观矣。”^[2]2625后二则是范蠡单人的轶事，为说明月满则亏，物盛则衰的道理，司马迁在《田叔附任安列传》中叹任安之死：“夫月满则亏，物盛则衰，天地之常也。知进而不知退，久乘富贵，祸积为祟。故范蠡之去越，辞不受官位，名传后世，万岁不忘，岂可及哉！后进者慎戒之。”^[2]2783

《国语》多记言，其述吴、越国事主要集中在《吴语》《越语上》和《越语下》共3篇文章中，简单交代时间、地点及事情起源后，就开始记人物对话，借此将吴、越国事联系起来。纵观《吴语》，可以发现《吴语》全文都是由若干“前—中—后”结构的文句连缀而成，“前”交代对话发生的背景或条件，“中”是人物对话，“后”交代对话后的行动，此即《吴语》通篇都是人物对话，按事件之不同共析出19条。

如“(前)吴王夫差起师伐越，越王句践起师逆之。大夫种乃献谋曰(中)……(后)越王许诺，乃命诸稽郢行成于吴”^[3]538，前部分交代大夫种献谋的背景，中间部分是大夫种献谋的内容，后部分交代越王同意大夫种之策乃命诸稽郢使吴；“(前)吴王夫差既许越成，乃大戒师徒，将以伐齐。申胥进谏曰(中)……(后)王弗听。十二年，遂伐齐”^[3]540，前部分交代申胥进谏的起因，中间部分是申胥的谏言，后部分交代吴王不从申胥之谏；“(前)吴、晋争长未成，边遽乃至，以越乱告。吴王惧，乃合大夫而谋曰(中)……王孙雒曰……王乃步就王孙雒曰……王孙雒曰……王孙雒进，顾揖诸大夫曰……(后)吴王许诺。吴王昏乃戒，令秣马食士”^[3]545，前部分交代王孙雒说话之缘故，中间部分是王孙雒说的对策，后部分交代吴王听从王孙雒之策并付诸行动。

这种语录的形式能够将人事活动更为方便生动地记载下来，不仅创作者方便，读者也方便。但是读书并不仅仅为了知晓事件的发生，而是在对事件知晓外，看出各情节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前代的承接，对后世的影响，正如司马迁所说的“通古今之变”。“通古今之变”，在成百上千年跨度的历史中是指分析历史发展之势理。在数年乃至更为急促的时间里，则表现为前发生之事件与后发生事件中间之起承关系，且两事件应该是不直接相关的，非细致观察绝难发现其中联系，但是如果这种关系一经发现，读者往往恍然大悟，对事件发展的理解也会更加透彻。《国语》中很少有这种叙述手法，而在《史记》中则有多处采用了这种手法，是可见太史公考事之细致。

如写吴越最后一次交战，历三年而吴国落败，《越语下》仅以“居军三年，吴师自溃”^[3]586草草记过，没有反映出更重要的信息，司马迁在《史记》中写到“吴士民罢弊，轻锐尽死于齐、晋。而越大破吴，因而留围之三年，吴师败”^[2]1742，就交代了吴越交战三年，最后吴国仍然战败的缘故是吴王夫差此前北上中原，与中原强国争霸，导致“吴士民罢弊，轻锐尽死于齐、晋”，因此国力衰败，在越国“蚤朝而晏罢”，“十年谋之”的复仇计划中勉力支撑三年终究灭亡。司马迁将吴国灭亡与夫差北上联系起来，也印证了吴王夫差欲伐齐时伍子胥数次进谏提到的腹心之疾，“子胥谏曰：‘越王句践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吊死问疾，且欲有所用其众。此人不死，必为吴患。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务齐，不亦谬乎’”，“且句践为人能辛苦，今不灭，后必悔之”^[2]1472(《吴太伯世家》)，果然，越王在此期间卧薪尝胆，励精图治，数年之后终于有实力打败吴国。

又，《国语》叙述吴、越国事，始于“越王句践栖于会稽之上”(《越语上》)^[3]578，到夫差自杀，吴国灭亡，开门见山，直接展开吴越争霸的故事，读来跌宕起伏，精神振奋，而掩卷不知头绪。西周初年分封列国，吴越两国同处东南蛮夷之地，绵延数百年无大战事，直到春秋末年终于到了非此即彼、生死存亡的地步。那么关于两国为何会陷入这种非要决定存亡的境况，有必要交代，而《国语》没有交代。交代清楚造成吴越两国绝交的前事，方能更好地理解两国在争霸过程中的行为政策，从而给出更为公正的评价，而不至于一叶障目，全盘否认吴国，恭维越国。

司马迁在《吴太伯世家》中就交代了起因，“(吴王阖庐)十年春，越闻吴王之在郢，国空，乃伐吴。吴使别兵击越……十九年夏，吴伐越，越王句践迎击之槜李。越使死士挑战，三行造吴师，呼，自刭。吴师观之，越因伐吴，败之姑苏，伤吴王阖庐指，军卻七里。吴王病伤而死。阖庐使立太子夫差，谓曰：‘尔而忘句践杀汝父乎？’对曰：‘不敢！’……王夫差元年，以大夫伯嚭为太宰。习战射，常以报越为志。二年，吴王悉精兵以伐越，败之阖庐，报姑苏也”，从文中可见，吴王夫差和越王句践之间的争霸实起源于吴王阖庐和越王句践之间的战事，战事由越国引发，越国两次伐吴，一次趁吴王在郢，国内空虚，一次在槜李之战诡计致使吴王阖庐病伤而死，故而引出吴王夫差继位与越王句践之间的战争，就是《国语》叙事的开端。

另《楚世家》亦写道：“二十一年，吴王阖闾伐越。越王句践射伤吴王，遂死。吴由此怨越而不西伐楚。”^[2]1717而在《越王句践世家》中，司马迁更是将两国争霸向前推了一代人，战事由吴国引发，“(越王句践)元年，吴王阖庐闻允常死，乃兴师伐越。越王句践使死士挑战，三行，至吴陈，呼而自刭。吴师观之，越因袭击吴师，吴师败于槜李，射伤吴王阖庐。阖庐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2]1743，从文中可见吴越两国的交锋在越王允常和吴王阖庐时便有，两国执仇非一朝一夕。

相对于《国语》记言平白晓畅的特点，《史记》的文章可以说是言志，是富于感情的，这可以从《史记》文句上看出，盖因其身受极刑，故心有所郁结，通过文章来流露他的万千情绪。这种情绪，主要有两种，仇恨和怜悯。

感情在《史记》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司马迁在《史记》中倾注的感情，首先，直接契机是由于仇恨。司马迁有仇恨吗？“网罗天下放轶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5]622如何不恨？壮游天下，博览群书，为的就是撰成这部《太史公书》，以成两代人之宏愿，既已拟定出创作计划，然而未及动工，便遭遇极刑，如何能不恨？况此番遭遇并非自身过错，乃是为素不相识的李陵申诉，李陵“事孝亲，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昂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左右贤王，举引兵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5]620就是为这样至忠、至孝、至勇的人物申诉，却使得自己身陷囹圄，如何不恨？本贵为世袭太史公，而“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阘茸之中，乃欲昂首信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司马迁的情绪在致任少卿的书信中终于爆发了，但是他恨的是谁？他肯定是不敢恨，他什么都做不了，这一刻他是渺小的、柔弱的，但是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他只能隐忍，“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那么他的情绪，既无法外放，便只能在创作中“述往事，思来着……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所以他的书中，有太多的角色、事迹，蕴藏了他内心的思想，处处有他的影子，他可怜那些与他有相似经历的人，他站在一批人的队列中，这一队人中，有他、伍子胥、程婴……他站在一批人的对立面，这队人中有他不敢明说的人，有楚王、屠岸贾……他和他的朋友在书中复仇，他的心灵得到安慰，他的仇恨随着书中人物的复仇而慢慢得报。这是一种文化复仇，就是“把复仇情绪转化为文化学术著述活动的内在动力，依靠文化学术成就来对引前的耻辱实行补偿和过补偿的一种复仇方式”^[4]，如司马迁自身所言：“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5]622

在撰写吴越国事的过程中，司马迁也在同情一批人，厌恶一批人。吴越两国的恩恩怨怨延续了几代人，每一次交锋都是你死我亡，其中的国家仇恨、个人恩怨主要有两条线索。一条是越王允常(句践)和吴王阖庐(夫差)之间的国仇家恨，这是大背景，《国语》中没有，《史记》中增添了，可见司马迁关注仇恨之意图，前已有论述。另一条是伍子胥和吴王夫差之间的仇恨，“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为器。抉吾眼置之吴东门，以观越之灭吴也”(《吴太伯世家》)^[2]1472，这是多大的恨，“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鸱鴺，而投之于江”(《吴语》)^[3]542，这是多大的恨，这对君臣之间的关系何以变得如此恶劣。

司马迁知道答案，他在致任少卿的信中言道，是“明主不深晓”，夫差宁信太宰嚭的谗言：“伍员貌忠而实忍人，其父兄不顾，安能顾王？王前欲伐齐，员强谏，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备伍员，员必为乱。”^[2]1742汉武“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是以二人的“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导致伍胥身死，马迁受刑。其次是“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5]620，《越王句践世家》独记太宰嚭“与逢同共谋”，最后陷伍胥之就死，这是同僚的冷漠，司马迁遭逢大难，而“左右亲近不为壹言”，亦是同僚之冷漠，何其相似，所以司马迁要写伍子胥的仇恨，同情伍子胥遭遇的不光有他，还有一批人，“吴人怜之，为立祠于江上，因命曰胥山”^[2]2178(《伍子胥列传》)。然而在最后吴国的凄惨结局，夫差的“蔽其面，曰：‘吾无面以见子胥也’”，可以说伍子胥的仇恨因为后人的缅怀和吴王的悔意已经报了。那司马迁自己的仇恨呢？“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就是他的仇恨也得报了。

《史记》文章蕴含感情，除仇恨外，便是怜悯，司马迁怜悯那些身负仇恨的人和他们的遭遇，也怜悯其他可怜的人。《越王句践世家》中有“吴使者泣而去，句践怜之”，有“吴王使公孙雄肉袒膝行而前”^[2]1742，他可怜那些吴王连累的臣民，不幸卷入两国恩怨的无辜臣民。同时，“(越王句践)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他观察他们身体上的折磨，精神上的痛苦，他好像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故而加重笔墨，抒发情绪。

毁灭的世界被抢救回来，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大病初愈后的规划，人们开始大展身手，建设全新的世界。汉初经过六十多年的恢复和发展，国家渐渐繁荣昌盛，这时候适用于乱世劫难拯救苍生的黄老之学就慢慢被治世所需要的儒家思想所取代，从文帝设立经学博士，到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社会的走向以及政治的引导使儒家观念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司马迁心里就潜藏着一套儒家观念，其自身遭遇使得他的儒家观念有明显的侧重点，构筑起他心目中的儒家理想世界，其中包括的因素有忠臣、明君、仁政、正统。

第一，李陵和他的境遇使他尤其关注“明君”与“忠臣”。他尊敬忠臣，鄙视奸佞，在《史记》中，忠臣得到缅怀，奸臣遭到报应。《史记》中写“越王句践遂灭吴，杀王夫差；而诛太宰嚭，以不忠于其君，而外受重赂，与己比周也”^[2]2178，此事《国语》不载。司马迁同情伍子胥，在伍子胥之死一节中，他将伍胥的死因一部分归因于太宰嚭的谗言，“太宰嚭闻之，乃数与子胥争越议，因谗子胥曰”、“吴太宰嚭既与子胥有隙，因谗曰”，都是太宰嚭陷害伍胥的罪证，因此缅怀伍胥的最好方法就是让太宰嚭死于他自己的谗言之下，如同后人缅怀岳飞鹏举，便会在岳飞故事的结局大书特书秦桧及万俟卨等奸佞的受戮，在岳武穆坟前铸奸臣跪像。

司马迁渴望良臣能遇“明君”，期盼“深晓”的“明主”出现惩治奸佞小人，越王句践能辨忠奸，识谄媚，任贤臣，任用国中良臣范蠡、文种等做到扬长避短，在胜利之时仍能保持头脑的清醒，杀掉危害吴国灭亡的佞臣太宰嚭，是以能复国并最终灭掉宿敌。

第二，汉高祖刘邦在秦末起义时奉楚怀王为天下共主，接受西楚霸王项羽分封，后在楚汉战争中崛起，建立汉朝以承袭前代秦朝，承认五德终始说。为了维护其朝代的正义性，在社会上宣扬正统观念。学术、思想有正统，“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5]570；政治有正统，关中是正统，中原是正统，贵中国，贱夷狄。从司马迁撰写吴王夫差北上争霸中便可见其正统观念。

《史记》《国语》同书吴、晋黄池会盟，然而在会盟位次排定的问题上，二书却存在明显的抵牾，《吴语》说“吴公先歃，晋侯亚之”^[3]545，吴王为盟主，而《吴太伯世家》却说“乃长晋定公”^[2]1472，晋公为盟主，这是《史记》《国语》所记吴、越国事为数不多的差异。该事尚未有定论，司马迁在《秦本纪》《晋世家》及《赵世家》中都明确说是吴王为先，“晋定公与吴王夫差盟，争长于黄池，卒先吴。吴强，陵中国”^[2]198(《秦本纪》)，“定公与吴王夫差会黄池，争长，赵鞅时从，卒长吴”^[2]1685(《晋世家》)，“定公与吴王夫差争长于黄池，赵简子从晋定公，卒长吴”(《赵世家》)^[2]1792。那么《史记》中的《秦本纪》《晋世家》《赵世家》与《国语》对吴、越国事的记载又相同了，同一书中竟然前后违背，是司马迁之疏漏，还是有意为之？

在其他相关文献中，《吴越春秋》同《吴语》说“吴王称公前晋侯次之”^[6]140。而《左传》同《吴太伯世家》一样，说“乃先晋人”^[7]1677(《左传·哀公十三年》)，《左传》和《国语》成书约处在同一时代，更有人说《左传》和《国语》都是左丘明一人所写，然而《左传》与《国语》却也存在这样明显的差别。那为什么诸书对同一件事的记载会有如此针锋相对的差异呢？《公羊传》给出了答案：

吴主会则曷为先言晋侯？不与夷狄之主中国也。其言及吴子何？会两伯之辞也。不与夷狄之主中国，则曷为以会两伯之辞言之？重吴也。曷为重吴？吴在是则天下诸侯莫敢不至也。^[8]647

在对吴晋争先的问题上，事实已不重要，诸书之所以记载不同，是因为儒家思想的影响，吴国地处蛮夷，故于撰写时故意抑吴扬晋。《史记集解》：“徐广曰：‘黄池之盟，吴先歃，晋次之，与《外传》同’，骃案：贾逵曰：‘《外传》曰：吴先歃，晋亚之，先叙晋，晋有信，又所以外吴。’”《索隐》注：“徐贾(即徐广)所云，据《国语》，不与《左传》合，非也，左氏鲁襄公代，晋楚为会，先书晋，晋有信耳，《外传》即《国语》也，书有二名也，外吴者，吴夷贱之不许同中国，故言外也。”^[9]853

司马迁遍览群书，广征博引，编次其文，终于撰成一部《太史公书》。追寻司马迁在文章中透露的线索，还原他所采引的材料，从他的引用和摒弃中考见他的著述倾向，是本文之用心。考论《史记》引用材料的情况，最不易产生偏差，便于观察、遗漏较少的方法便是选取出一段完整的历史，集中地叙述。那么，最合适的文本便是《国语》中同《史记》一般着重叙述的吴、越国事。再者，二书对吴、越国事的相同及不同记载，也颇能代表司马迁的叙史风格、思想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