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终端设备及无线通信技术的强势发展，促使大众传媒的媒介组织已从报纸、广播、电视为主体发展到电脑、平板和手机为主体。2016年1月22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以下简称为《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12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6.20亿，有90.1%的网民通过手机上网。只使用手机上网的网民达到1.27亿人，占整体网民规模的18.5% ^[1]。由此可见，手机已由原来的通讯工具转变为个人的多媒体移动终端设备，用户可以通过它浏览网页、查看新闻、观看视频、玩游戏，与朋友进行QQ、易迅、微信、微博等社交软件支持的私聊与群聊。手机作为大众传媒的一种传播介质，促使大众文化信息与社会群体的交互表现出“任何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事件”等全方位、全天候特性。当然，手机媒介在带给受众获取信息海量性、便捷性的同时，也在受众与客观世界之间竖起一个巨大的“滤镜”，这就要求其受众群体具有一定水平的媒介素养，即用户自身对媒介的解读能力、批判能力和利用媒介信息服务个人生活与社会发展的能力。大学生作为手机媒介传播受众的一个特殊群体，其个体与群体的使用行为与使用意向已备受当前教育界与传播界研究者的关注，如何安明、惠秋平^[2]2014年对河南与湖北两省9所高校1 543名大学生调查显示，93.6%的大学生使用手机上网了解信息，不同手机使用频次、认同程度及使用方式的大学生，在其感恩素质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刘凤云、许韶君、侯方丽^[3]等人，在2014年采用整群抽样方法对阜阳市一所职业技术学院3 130名学生手机使用情况调查显示，100%的学生拥有手机，大学生使用手机、情绪症状、饮酒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相关等研究结果，促使研究者猜测大学生对于有手机移动终端设备的认同程度、使用频次与意图必然影响到其使用水平与结果。因此，本研究试图以技术接受模型(TAM)为理论基础，在了解大学生媒介素养水平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大学生对手机媒介的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及使用态度和对其媒介信息的认知能力、媒介信息的批判能力及媒介信息的利用能力的影响程度。

美国媒介素养中心认为，媒介素养是由视、听觉与数字素养互相重叠共构的综合能力与技巧，该能力包括对视听觉获得信息的识别能力，对其获得信息的判断、评价能力，及自身对数字媒介的控制与转换，对数字内容大众性传播及对数字信息再加工等能力^[4]。该定义折射出媒介素养不应强调媒介信息对受众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应强调个体对媒介信息解读、创造、再加工及传播的能力。国内对于媒介素养研究已经超过了10个年头，但就手机媒介素养而言，其研究范围及力度还不够。2016年5月对中国知网期刊栏目中有关手机媒介素养的研究检索发现，以“主题”包含“大学生”“手机”且“媒介素养”，共检索到106篇文章，而以“篇名”包含“大学生”“手机”且“媒介素养”，仅检索到19篇文章。结合当前智能手机作为大众传媒的一种典型媒介组织的喷井式发展，可以推断出手机媒介素养的研究是媒介素养研究的短板，还需研究者开展进一步研究。

1989年，Davis的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认为影响用户在使用一段时间信息系统后，是否接受该信息系统因素主要有两个，即自我感知有用性和自我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指用户在使用信息系统时，主观上认为它给个人工作绩效带来的促进程度；感知易用性，反映用户在使用某信息系统时，主观上感知该系统操作的困难程度^[5]。随着网络技术、通讯技术和电子产业的蓬勃发展，TAM模型被更多的研究者用于解释人们对新技术、新产品的接受影响因素与使用行为，进而衍生出大量以技术接受理论模型为主题的新研究。目前，利用TAM模型来研究人们使用新技术产品的研究成果呈上升趋势，这足以证明，利用TAM模型预测和调研用户对新技术产品使用行为非常有效。

手机媒介素养除了传统电影、电视、广播等大众传播媒介所引起的媒介素养之外，还具有移动互联网、手机检索、手机发布等技术方面的特征。所以，完全有理由以TAM理论为基础，预测和解释大学生的手机媒介素养。

为了解大学生媒介素养现状，研究以陕西省4个城市5所高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图书馆自习室统一发放、统一收回的方式开展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问卷500份，剔除无效问卷29份，有效问卷471份，所占比例为94.2%。其中女生367人，男生104人；乡镇338人，县级城市以上133人；文科287人，理科77人，艺术107人；大一233人，大二209人，大三22人，大四7人。

研究参照技术接受模型与媒介素养相关理论，将量表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是大学生对手机媒介有用性的感知(4题)，第二部分为大学生对手机媒介易用性的感知(4题)，第三部分为大学生对手机媒介的使用态度(4题)，第四部分为大学生对手机媒介的认知(6题)，第五部分是大学生对手机媒介的批判(4题)，第六部分是大学生对手机媒介的利用(4题)。问题均为选择题，采用回答者自我感知方式，由“完全符合”到“不完全符合”四个水平同意程度进行自我感知。

大学生手机媒介素养调查量表，通过以下三个阶段修改、编写和调查完成。首先，对当前传播学研究领域中的媒介素养量表及科学技术研究领域中的技术接受模型进行研究，结合大学生手机媒介素养访谈大纲，提炼量表维度为6个维度，42个题干。其次，于2014年2月，利用教学便利对某学院化学(5人)、数学(5人)、中文(5人)和英语(5人)共20人进行预测。根据预测结果对量表中部分问题进行调整，确定题干20个。最后，2014年3月，利用该问卷对某大学数学56人(一个班)和中文54人(一个班)共110人进行再测，发放问卷110份，现场回收110份，有效问卷为110份，有效率为100%，利用110份数据检验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信度是指量表工具所得数据的稳定性及一致性。为了确保大学生手机媒介素养调查量表的稳定性与一致性，研究利用再测数据对该量表进行信度分析，具体数值见表 1。由表 1数据可以看出，除量表中的媒介批判维度α系数低于0.7外，其余5个维度的α系数均大于0.7，且整表的α系数为0.869，说明该量表的一致性较好^[6]。媒介批判维度α系数低，主要原因在于媒介批判方面的知识能力涉及面较宽，如人文、道德、法律等，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媒介批判与个体生长环境及个体人生经历存在相关。

表 1

表 1 该量表各维度的Cronbach’sα系数 类别 感知有用性 感知易用性 使用态度 媒介认知 媒介批判 媒介利用 全量表 Cronbach’s α 0.731 0.818 0.729 0.765 0.623 0.716 0.869

表 1 该量表各维度的Cronbach’sα系数

该研究不但利用SPSS 19.0统计软件的T检验、ANOVA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不同专业、生源地大学生的手机媒介感知易用性、有用性、使用态度及媒介认知、媒介批判和媒介利用等方面进行差异分析，而且利用回归分析探究了大学生TAM模型元素与大学生媒介认知、媒介批判和媒介利用之间的相关性^[6]。

为全面把握大学生手机媒介素养整体情况，本研究对所有调查对象的手机媒介感知有用性、手机媒介感知易用性、手机媒介使用态度、媒介认知、媒介批判和媒介利用6个维度的平均值与标准差进行统计分析，见表 2。可以看出，大学生的媒介素养各维度的均值处于2.5～3.1之间，说明大学生手机媒介素养总体水平处于中等水平，该结果与社会民众对大学生天之骄子的认定有些偏差，表明大学生的手机媒介素养有待进一步提高。另外，数据显示大学生的媒介认知、媒介批判以及媒介利用相对较差，尤其是媒介利用方面，大学生的认知水平基本处于临界状态，迫切需要提高。

表 2

表 2 TAM模型下大学生手机媒介素养 维度 人数 均值 标准差 感知有用性 471 3.040 0.439 感知易用性 471 3.134 0.523 使用态度 471 2.913 0.509 媒介认知 471 2.818 0.4104 媒介批判 471 2.833 0.4194 媒介利用 471 2.555 0.5417

表 2 TAM模型下大学生手机媒介素养

根据生理学、社会研究学和心理学对人的研究结果，在个体的成长过程中，由于受遗传与外部环境的交互影响，造就个体在身心特征上显示出彼此不相同的现象。为此，本研究从文理科、生源地两方面对大学生的手机媒介素养进行差异分析研究，探析不同变量对大学生手机媒介素养的影响。

研究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对不同学科的大学生TAM模型下手机媒介素养认知现状进行差异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学科大学生的手机媒介有用性和手机媒介易用性认知两个方面不存在差异，手机媒介使用态度和手机媒介认知两个方面存在差异p<0.05，而在手机媒介批判和手机媒介利用两个方面存在显著差异p<0.01。

研究使用了独立样本T-检验法对不同生源地的大学生对于手机媒介认知的不同维度值是否存在显著统计差异进行了分析。结果数据显示分别来自城镇与农村的大学生对于手机媒介认知方面的感知有用性、媒介使用态度、媒介认知和媒介利用四个方面存在统计差异显著p<0.01，而在手机媒介批判和手机媒介感知易用性两个方面存在统计差异p<0.05。总体而言，来自城镇的大学生手机媒介素养高于来自乡镇的大学生手机媒介素养。

依据本研究理论模型，可知大学生媒介素养水平除上述分析的学科及生源地影响外，还受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为此，研究根据TAM模型理论，进一步预测大学生手机媒介素养水平必然受大学生对于手机媒介有用性、易用性的感知影响和大学生对于手机媒介的态度对大学生手机媒介素养水平也具有一定的影响两个方面。研究进一步分析TAM模型中各元素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显示，TAM框架下大学生手机设备认知及使用态度三个方面存在正相关(p<0.01)，大学生手机媒介认知、手机媒介利用和手机媒介批判三个方面也存在正相关(p<0.01)。

研究在验证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使用态度、媒介认知、媒介利用和媒介批判紧密相关的基础上，再次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法，深入探讨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分别对媒介认知、媒介批判、媒介利用的影响程度，研究采用回归方程显著性检验(F检验)和回归系数显著性检验方法，具体数据见表 3。

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对使用态度的影响非常显著，F(2,466)=135.586;p<0.01，由此可知，使用态度与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之间的线性关系呈显著性。同理，媒介认知、媒介利用、媒介批判分别于使用态度、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之间的线性关系也呈显著性。

表 3

表 3 TAM模型下大学生媒介素养多元回归分析 使用态度 B SEB Beta Sig. 常数 0.587 0.142 0.000** 感知有用性 0.279 0.041 0.287 0.000** 感知易用性 0.477 0.049 0.412 0.000** R2=0.368；F(2,466)=135.586** 媒介认知 B SEB Beta Sig. 常数 1.638 0.131 0.000** 感知有用性 0.351 0.057 0.061 0.239 感知易用性 0.1 0.039 0.013 0.793 使用态度 0.334 0.042 0.414 0.000** R2=0.209；F(2,466)=41.037** 媒介利用 B SEB Beta Sig. 常数 1.226 0.178 0.000** 感知有用性 0.132 0.66 0.108 0.045* 感知易用性 0.029 0.053 0.028 0.586 使用态度 0.357 0.057 0.332 0.000** R2=0.15；F(2,466)=27.377** 媒介批判 B SEB Beta Sig. 常数 1.771 0.139 0.000** 感知有用性 0.027 0.51 0.029 0.595 感知易用性 0.067 0.41 0.084 0.104 使用态度 0.261 0.44 0.32 0.000** R2=0.149；F(2,466)=27.066** 注：**p<0.01;*p<0.05

表 3 TAM模型下大学生媒介素养多元回归分析

通过以上研究发现，大学生已具备一定水平的手机媒介素养，但整体状况不容乐观，尤其是大学生的媒介批判和媒介利用两个方面。

不同学科的大学生手机感知有用性、易用性及使用态度与媒介认知方面不存在差异，但其媒介利用和媒介批判两个方面存在差异。如“手机新闻或相关博客已成为我每天看新闻、了解社会热点或焦点事件的必要设备”，86%以上的文理科及艺术类学生选择“同意”或“非常同意”，说明大部分大学生不但懂得利用手机互联网来获取国家新闻或热点时政信息，而且知道利用博客或论坛的方式挖掘新闻中的深层内容。但是当问及“手机博客或微信群中所传达的新闻评论或补充，有利于帮助我判断该新闻的真实性”，竟然发现62.7%的艺术类学生选择“同意”和“很同意”。可见，艺术生在辨别信息真假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他们没有认识到手机媒介信息传播方式与其他媒介传播方式的区别，过于相信手机博客或微信所传达的小道信息或内幕信息，没有意识到微信或者博客发布信息者的使用意图，缺乏对信息的主动思考，缺乏对信息真假的判断能力。

另外，通过“我会利用手机微信、博客、易信等互动平台，参与或评论某些社会热点或焦点新闻事项”。了解到仅有19.7%的学生选择“同意”或“很同意”，充分显示大学生对于手机媒介信息的认知仅停留于查看与了解的浮浅层面，而很少有人对其提出质疑，甚至依据个人经验给出有见地的文字、图片等多种形态的评论。主要原因是当前我国现有的教学模式与评价机制，形成绝大多数大学生缺少直接了解与认识媒体运行的认知经验，加之我国高等教育对于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关注度及执行力度相对发达国家而言，还做得不够。为此建议各高校利用媒介素养通识教育，从了解媒介传播形态、大众文化信息制作过程、操作技术与媒介运行机制等方面，提高大学生的媒介认知水平，培养其对负面信息的警戒性与判断力，引导他们对媒介信息的正确解读，培养他们自身利用媒介开展人际互动与反馈的能力，从而使他们在正当使用过程中体会大众媒介所带来的乐趣，构建自身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7]。

不同生源地大学生的手机媒介的感知易用性、有用性及使用态度和自身手机素养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该现象主要是由不同生长背景的学生获取信息素养的公平性所引起，2005年，Ching、Basham和Jangles等人在对美国西部一所学院的师范生考察时，发现城市或家庭收入水平高的学生，越有可能出现对ICT的“全频”使用，即他们在自身学习、生活中高度利用这些技术，同时也发现10岁以前接触ICT硬件设备的学生，要比10岁后才开始使用的学生的信息素养高^[8]。由此可见，导致不同生源地学生的手机媒介素养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与各自生活的家庭背景和接触手机媒介的时间与频次有关。

根据表 3的研究结果发现，技术接受模型中的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和使用态度对媒介素养的媒介认知、媒介批判和媒介利用之间呈相关显著。如果分别用Y¹代表使用态度、Y₂代表媒介认知、Y₃代表媒介利用和Y₄代表媒介批判，X₁代表感知有用性，X₂代表感知易用性，X₃代表使用态度。根据表 3的多元回归分析充分显示，手机媒介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对使用态度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477和0.279，并且其线性方程成立,F检验结果为p<0.01，达到显著水平，说明用户手机媒介使用态度受其自身感知有用性与易用性的影响，其影响程度，可以用线性方程表示为Y₁=0.477X₁+0.279X₂+0.587。同理，媒介认知与使用态度、感知有用性与感知易用性之间的线性方程为Y₂=0.057X₁+0.1X₂+0.334X₃+1.638；媒介利用与使用态度、感知有用性与感知易用性之间的线性方程为Y₃=0.132X₁+0.029X₂+0.357X₃+1.226；媒介批判与使用态度、感知有用性与感知易用性之间的线性方程为Y₄=0.027X₁+0.067X₂+0.261X₃+1.771。

由此可知，用户对手机移动设备的感知有用性与感知易用性对用户使用该媒介的态度影响是最大的，而对于用户自身对该设备的使用态度又会间接影响到用户的媒介认知、媒介利用与媒介批判，其对媒介利用与媒介认知的贡献要大于对媒介批判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