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道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它以“善事父母”为核心内容，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它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成为衡量一个人品德高低的重要标准。司马迁作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位文化巨人”，传扬传统文化是其职责所在。孝道是传统文化的基础内容，在《史记》中，司马迁借助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诠释了自己对孝道的理解。

司马迁孝道思想体现为三个方面：孝道是调整家庭关系的伦理规范，孝道是协调社会关系的原则，孝道是治理国家的政治思想。

作为调整家庭关系的伦理规范，孝道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养亲、敬亲、祭亲。养亲是指奉养父母。《尔雅·释训》曰：“善事父母为孝。”《说文解字》曰：“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孔子认为孝包括“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1]9。《礼记》概括为：“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养则观其顺也，丧则观其哀也，祭则观其敬而时也。”^[2]165《孝经》归结为：“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3]76《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4]2482由此看来，孝顺父母天经地义。

养亲、敬亲、祭亲是家庭孝道伦理规范的三个层次，养亲最低。养亲就是给予父母物质生活的保证，使父母衣食无忧。聂政是一位刺客，严仲子闻其为勇士，数次登门拜访，并以黄金百镒为聂政母亲祝寿，而聂政谢曰：“臣幸有老母，家贫，客游以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养亲。亲供养备，不敢当仲子之赐。”严仲子固请，聂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养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也。’严仲子固让，聂政竟不肯受也。”^[4]2522聂政数次拒绝严仲子，就是为了赡养母亲，以尽“反哺”之义。《史记·郑世家》中，郑庄公因为弟弟共叔段与母亲结下仇恨，并发誓曰：“不至黄泉，毋相见也。”^[4]1759在颍考叔孝心的感召下，郑庄公那颗已经木然的孝心终于被感化了。在颍考叔的策划下，郑庄公掘地见母，其乐融融，母子情意恢复如初。作者在这里既传扬了颍考叔的孝心，又彰显了母子之情难于割舍的道理。孔子的弟子闵子骞以孝顺闻名，所以孔子热情洋溢地称赞曰：“孝哉闵子骞, 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1]108

敬亲是比养亲更高层次的孝。单纯在物质上满足父母，尚不足以为孝，更重要的是要敬，使父母得到人格的尊重和精神的慰藉。《论语·为政》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1]10从这里可以看出，敬是孝道的精神实质。敬包括对父母的品质、风范的崇敬，《史记·万石张叔列传》记载了万石君一家的事迹。万石君子孙为人恭谨，对父母克尽礼节，行为世范。众子孙中，长子建最为孝顺。“建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归谒亲，入子舍，窃问侍者，取亲中裙厕窬，身自浣涤，复与侍者，不敢令万石君知，以为常。”^[4]2765孝敬如石建者，可谓至矣。

敬亲是以顺亲为基础的，不顺何谈敬亲。顺亲就是顺从父母长辈的意志，所以常看到孝顺连用。《礼记·祭统》曰：“孝者，畜也；顺于道，不逆于伦，是之谓畜。”^[2]165这里的“畜”即顺之意。父母对子女有养育之恩，又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因此，听从父母之话，理所应当。季历的儿子姬昌出生时出现瑞兆，古公认为姬昌能使周兴盛，欲通过传位季历而传姬昌。太伯、仲雍体察到父亲的心意后，于是“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4]1445。太伯、仲雍顺从父亲之意，避免了兄弟相争、骨肉相残的悲剧，维护了国家的安定。但是，吕后、张负女孙都是按父母之命缔结婚姻，薄姬被其母“内于魏宫”。更有甚者，藏儿长女(即王皇后)先嫁金王孙，后藏儿请人卜筮，结果说她的两个女儿都是贵人, 于是就把长女从金氏家中强行接回。顺亲并不是要子女绝对服从父母，“无违即孝”的观点剥夺了子女的自主权利，使子女丧失了独立的人格，成为愚孝的牺牲品。《史记·李斯列传》中赵高、李斯密谋，伪造秦始皇生前书信，赐公子扶苏与蒙恬以死，而扶苏不辨真伪，就哭泣着说：“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结果自杀而死。扶苏愚顺失去了生命，由此看来，对父母的孝顺，不能盲从。《史记·宋微子世家》中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义属。故父有过，子三谏不听，则随而号之。”^[4]1610父母有错误，则须劝谏父母，父母若不从劝谏，则须痛哭流涕，以免陷父母于不义。

祭亲是养亲、尊亲的继续和延伸，它体现的是生者通过祭祀活动以表达对父母的感恩之情与思念之情，是传统孝观念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善事父母”是“事生”，它注重现实关怀；祭亲是“事死”，是更高形式的孝，它注重终极关怀。曾子将丧亲之孝概括为“慎终追远”。慎终是父母死亡的丧葬行为，追远是父母死后的祭祀礼仪。可见，子女表达丧亲之孝的形式就是守丧和祭祀，也就是说父母或长辈去世后要举行守丧和祭礼。《周本记》云：“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于是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4]136可见祭祀祖先，是周王朝和诸侯国的大典，那些对于祭祀活动不恭的诸侯，周王朝可以讨伐，可见当时整个社会对祭祀活动重视的程度。在当时，也有一些政治家对祭祀活动采取了现实的态度。如《郑世家》记载：“六年，郑火，公欲禳之。子产曰：‘不如修德。’”^[4]1774子产的做法，实际上是把祭祀引向更好地为政治服务的轨道。

综上所述，孝是调整家庭关系之规范，用以教化百姓，使家庭和睦。

古代的养老、敬老并不仅指父母，还包括家族、宗族的老人，进而扩展到社会上所有的老人，即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弟子入则孝，出则悌”，悌由孝演化而来，用来调整兄弟关系，兄弟友爱的实质则是要求人们将家庭血亲中的等级推广到社会关系中去，即“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故孔子曰：“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2]75只有老有所养，兄弟友爱，人们才能和睦相处，进而达到社会稳定。因此，“孝和悌从纵和横两个方面把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联系起来，规范家庭关系的道德升华为调整社会上人际关系的原则，孝就成了仁、义、礼、智、信等一系列道德的基础。”^[5]115周文王把孝从孝敬父母延伸到对所有年长老人的尊敬与爱戴。文王即位后，“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所以“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4]126。在周文王的影响下，周人养成谦让和尊敬长辈的社会风气，这种良好的风气也传播到虞国、芮国，“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只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4]117。虞、芮之人惭愧而回，案件不断而决，说明孝道已经成为周人调整社会人际关系的原则。

舜移孝至悌，孝名远播，百姓来归。舜在父顽、母嚚、弟傲的情况下，依然顺事父母，兄弟友爱，为以孝教化百姓树立了楷模。在他的影响下，“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4]33-34。这件事说明只要“孝”于父，才能“忠”于君；只有“悌”于弟，才能“慈”于民；只有处理好家庭关系，才能和谐社会关系，进而治理好天下。

周公移孝作忠。周公是周武王的弟弟，他先后辅佐周文王、周武王和周成王，奠定了西周王朝两百多年的基业。文王时期，他和武王等共同辅佐父亲，使周人势力不断发展壮大。武王即位后，他留辅武王；武王生病后，他虔诚地祈祷, 求祖先保佑武王，自己愿意代替武王侍奉鬼神，这是移孝于悌。武王死后，成王即位。成王年少，周公出于匡扶社稷的忠孝之心，摄政当国。周公摄政期间，平定了三监之乱，移都洛邑，之后制礼作乐，为周王朝可谓鞠躬尽瘁。摄政七年后，周公“还政成王，北面就臣位”，这种孝于父母、悌于兄弟、忠于国家的高尚品德，始终被后代称颂。

一个人如能“入则孝，出则悌”，已是不易；若是既孝悌，又兼具仁、义、礼等美德就更难了。孝是“至德要道”，是一切德行的根本，仁、义、礼等皆由孝生。仁者爱人，爱人首先要爱亲，爱亲才能“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最终实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义是孝之实也，即为了忠孝之名而甘愿自我牺牲的气度。礼为孝之核心，传统文化认为孝不仅是子女善事父母的行为，而且是礼的客观要求和具体体现，孔子主张以礼行孝，将礼与孝紧密联系在一起。孝悌、循礼、行义、怀仁，最终实现社会的和谐，伯夷、叔齐就是践行孝悌、循礼、行义、怀仁的圣人。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儿子，父亲欲立叔齐，叔齐让伯夷。伯夷遂逃去。叔齐也不肯立而逃走，国人则立其中子。武王伐纣，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隐居首阳山，后饿死于首阳山。伯夷身为长子，按理应继承父位，可他遵从父命，宁可逃国，也不违背父亲的遗愿，这是“孝”；伯夷、叔齐顾念兄弟之情谊，互相让国，这是“悌”，也是“仁”；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而得仁，又何怨？”^[4]2122伯夷、叔齐义字当先，为他人而甘愿牺牲自己的利益，行为高尚，义薄云天；伯夷、叔齐“耻食周粟”，至死“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这是“礼”。由此可以看出，伯夷、叔齐的思想是典型的儒家思想，其行为是世人为人处世的榜样。司马迁把《伯夷列传》作为人物列传之首篇，其用意大概本此。

孝道成为治理国家的政治思想是移孝作忠的结果。忠的对象本是一般人，“为人谋而不忠乎”即是明证。“与人忠”，其对象既可以是一般人，也可以是君王。后来演变为臣下对君王的一种关系，臣下全心全意侍君则为忠；孝的对象是父母，孝与忠本是适用不同对象的不同伦理范畴。汉代统治者“移孝作忠”，让孝道为政治统治服务。陆贾认为：“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董仲舒说：“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将孝子与忠臣结合在一起，在家和国之间建立起沟通桥梁，大大加强了个体对国家的认同，把个体家和国凝结成一个有机整体。汉代之前，孝与忠的结合是个人行为，如周公孝于父母、忠于周王朝的举动，并没有形成社会风范，更没有上升为治国之道；汉代，它已经成为治理国家的政治思想。

“以孝治天下”要求人君以民为邦本，自勉自律，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汉代皇帝中除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和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外，其他皇帝都以孝作为皇帝的谥号，比如西汉诸帝中，刘盈谥号孝惠帝，刘恒谥号孝文帝，刘启谥号孝景帝，刘彻谥号孝武帝……《汉书·霍光传》指出：“汉之传谥，常为孝者，以常有天下。”^[6]2938在西汉诸帝王中，孝文帝最孝。孝文帝“仁孝宽厚”，“以仁孝闻于天下”，《史记》中多次提到孝文帝的孝行。孝文帝亲尝汤药侍奉母亲的故事已被记载于“二十四孝”的故事中，孝文帝不仅孝顺父母，而且推己及人，施德于天下。孝文帝元年十二月，废除坐收帑律，因为“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朕甚不取”^[4]418。身为帝王，为天下父母妻子着想，非“德至盛”者，不能为之。孝文帝十三年，齐太仓令淳于公犯罪当刑，女儿缇萦为了救父，自愿卖身救父，孝文帝闻知，下旨废除肉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废除肉刑，就是保护身体，保护身体就是孝敬父母，它实际上也体现了孝文帝以孝治国的政策。

汉代，在“以孝治国”的政策影响下，士人十分注重自身的孝道修养，处处以孝道要求自己，为了光耀门庭、显亲扬名以成大孝，积极入仕为官、忠于职守，使汉代出现了较好的昂扬向上的社会氛围。同时汉代孝道的忠孝观又培养了臣民的忠君爱国观念，涌现出了许多忠君爱国的可歌可泣的典型事件。张骞出使西域，途径匈奴，遭扣留，“留骞十余岁，与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4]3157。汉节是国家的象征，人在节在，体现出对国忠贞的感情。张骞后来逃脱，抵达大月氏，再至大夏。回国途中，复遭匈奴扣留，一年后逃回长安。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前后十三年，历经千难万险，受到匈奴人的威逼利诱，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面前，张骞作出了正确的选择，他那种大无畏的精神正是汉朝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的写照。

汉代家庭教育子女，不论是士大夫还是一般百姓，经常援引《孝经》，如司马迁之父司马谈训子务德行孝：“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4]3295司马迁遵从父亲的教诲，承继父业，完成《史记》，这是对祖先、对宗族负责，也是对国家、对民族负责。司马迁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还把忠君报国的思想作为评判人臣、诸侯的标准。从《史记》的内容看，对于那些对国家、民族有贡献的忠臣义士，司马迁则大加称赞，如伯夷、周文王、周公、屈原等；对那些对国家、民族没有贡献的人，即使守孝道也得不到司马迁的赞美之词，如公孙弘、石建父子之流。

以孝为起点，由身而家，由家而国。由修身正体、和睦家庭的道德到调整社会人际关系的原则，再到以孝治天下的治国之道，这就是《史记》孝道思想的三个层次、三种境界。

司马迁孝道思想的核心是养亲、敬亲、立身扬名，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从现实角度看，我们今天研究司马迁的孝道思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人们思想观念及家庭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的现实更需要提倡孝道。

弘扬《史记》孝道思想，有助于提高当代人的道德素养，养老敬老。司马迁认为，人首先要奉养父母，这是子女应尽的义务。“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养其亲，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4]3219舜以德回报父亲、弟弟的加害，文帝以天子之尊亲尝汤药，缇萦为了救父自愿卖身为奴，聂政为了侍奉母亲隐身于屠，他们的故事为世人所传颂，成为道德的楷模。现代社会，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改变，传统的“孝道”观念受到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想的冲击，再加上现代社会竞争激烈，生活压力、工作压力增大，有些人不愿赡养父母，甚至把年老的父母当作负担和包袱；有些年轻人只懂得索取，不愿意回报，觉得父母的付出是理所应当的；还有一些年轻人赋闲在家，衣食住行全靠父母，是名副其实的啃老族。这些现象说明青年群体中的孝道缺失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的动摇，也能折射出社会上对年轻人尽孝前景普遍不看好。鉴于上述情况，传扬舜、文帝、缇萦、赵武、聂政等人的孝道故事对提高当代人的道德素养具有重大意义。受到《史记》的影响，人们将缇萦的故事拍成电视剧《孝感动天》，弘扬她的孝行。“赵氏孤儿”的故事更是几经改造，传扬古今内外，其主题思想即忠、义、孝。

奉养只是孝道最低的要求，真正的尽孝应该达到敬养。对待父母，只敬不养不为敬，只养不敬伤其心。司马迁认为要以敬的态度赡养父母，关心父母的健康，以敬爱的心情、和颜悦色的态度对待父母。万石君石奋一家的孝谨行为是对敬亲的完美诠释，司马迁高度表彰了他们对父母的孝行，认为“虽齐鲁诸儒质行，皆自以为不及也”。随着当前我国现代家庭格局的核心化、小型化的发展趋势，养老敬老问题更加突出。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父母与子女关系也不例外。而这里所说的尊亲敬亲，也是以平等为前提的，相互尊重，彼此信任，因此，我们不可能苛求现代的家庭关系像万石君父子，但是，作为晚辈，尊重父母的人格，尊重父母的感情才是“亲亲尊尊”的长计。“精神赡养”是“孝”的较高层次的内容，敬爱父母应该是子女发自内心的一种真挚情感的自然流露，在物质生活基本得到保障的情况下，老人最需要的是子女对他们的精神赡养，由此看来，孝道体现在现代家庭中，就是使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老有所终。

弘扬《史记》孝道思想，有助于和谐家庭关系和邻里关系，进而达到社会和谐。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的和谐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从三皇五帝到汉武帝时期，人们用孝道维系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尊老爱幼，和睦相处，从而实现家庭内部的和谐。万石君一家规模大，子女多，僮仆杂役多，在这样的大家庭中，形成了“等差有序的爱”。万石君是一家之长，在家庭中处于核心地位，父子之间有“父子之礼”，兄弟之间长幼有序，主仆之间尊卑有别，这种由近及远的爱保证了个体家庭的和睦。相比万石君一家，舜帝一家有更多不和谐的因素，舜父、弟弟三番五次想致舜于死地，而舜始终“不失子道，兄弟孝慈”，多次以爱感化父亲和弟弟，孝名远播，最终成就帝业。现代社会，家庭规模缩小，家庭结构趋向单一化，原来的四世同堂、三世同堂现象已经很少，出现了“四二一”甚至是“八四二一”型家庭结构，家庭中的人际关系趋向简单化。家庭结构的变化引起家庭重心的转移，独生子女的出现进一步削弱了老年人的地位，子女成为家庭生活的重心，老年人受到了冷落。父母对下一代投入过多，省吃俭用也要供孩子上名校、穿名牌，上各种培训班，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甚至一味溺爱，过分迁就，培养了一个个的“小皇帝”“小公主”。这些“小皇帝”“小公主”长大后以自己为中心，只注重自己的感受，较少会主动地了解关心他人，在人际关系中缺乏宽容与互爱，直接影响到家庭的和谐。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万石君、舜帝的故事给现代家庭以启示：家庭教育要重视孝道，家庭成员之间要和睦相处，养成仁爱、宽容、诚信守义等美德，并把它们内化为自觉的行动，最终形成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

家庭和谐才会有邻里的和谐、社会的和谐。舜孝敬父母，和睦邻里。在他的影响下，当地人不再争田界，互相很谦让。人们都愿意靠近他居住，两三年就聚集成一个村落。当他称帝后，政教大行，八方宾服，四海称颂，因而《史记·五帝本纪》称“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周文王尊老敬老，在他的仁孝之德影响下，周人形成谦让和尊敬长辈的风气，这种风气也影响到虞、芮两国人，当他们发生诉讼时，对比周人，不禁自惭形秽，于是互相谦让，案件不断而决。舜及周文王的故事随着《史记》的传播流传上千年，当人们之间发生矛盾时，不妨想想舜帝、周文王，或许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如今，我们提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追求家庭、邻里、同事之间的和谐，因而，舜帝、周文王的故事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当人与人相处时，不妨设身处地多为他人着想，或者可以换位思考，多想想他人的长处，多想想他人的困难，多想想他人的心理承受能力。这样的话，才会有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才会有社会的安定，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弘扬司马迁孝道思想，有助于年轻人“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立身”即树立好的德行，进而建功立业，对社会有建树。“行道”，行的是仁慈大道、正道，这样就会“扬名于后世”。在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方面，司马迁堪称楷模。在遭受李陵之祸前，他诵古文，壮游天下，出使巴蜀，担任太史令，修订历法，撰写《史记》。遭受李陵之祸后，为了完成《史记》，为了立身扬名，实现人生价值，他接受宫刑，这是司马迁在迫不得已情况下作出的一种立身扬名以显父母的无奈选择，他只能用《史记》来立身扬名，“故述往事，思来者。……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7]2735。《史记》问世后，受到了后人的盛赞，班固称曰：“有良史之材，服其状况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6]2738鲁迅赞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从司马迁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太多的正能量，他刚正不阿，为了李陵可以仗义执言，不惜触犯天颜；他勇敢进取，为了《史记》忍辱负重，奋笔疾书。他胸襟开阔，从不因自己的不幸遭遇而自暴自弃，怨天尤人；他身存大义，为了光耀孔孟以来的儒家理想臧否人物，纵横天下。司马迁身上所反映出来的这些精神品质，历经千年而不过时。对于如今的年轻人来说，不管他多么贫穷或者多么笨拙，不管他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都可以用司马迁的事迹勉励自己。有的人经常抱怨这抱怨那，其实是因为没有真正经历生活的苦难辛酸，没有深刻体会过人生的酸甜苦辣。当你在职场上摸爬滚打，饱尝辛酸时；当你在劳动中腰酸背痛，两只胳膊连端碗也觉得费劲时；当你在前行途中两腿如坠铅块，脚板打满血泡时，想想司马迁，你会觉得这都不算什么。对于一个渴望在社会上立身扬名、成就一番事业的人来说，任何东西都不是他前进的障碍，他总是能通过积极的态度所产生的内心力量来驱动自己，脱颖而出，勇往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