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ingUtils.containsChinese("已")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史上一位伟大的史学家，同时也是卓有成效的文学家、思想家。其所著《史记》不仅开创了纪传体的撰史体例，而且成为传记文学的典范。长期以来，学界就对司马迁给予了高度的关注，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2015年，这种研究的强劲势头继续得到了延续，取得了不小的成果。据统计，2015年出版的与司马迁研究相关的著作有 2部：张大可主编的《史记研究集成》第10卷《司马迁思想研究》(华文出版社)；张大可等主编的《史记论丛》第 12 集(中国文史出版社)。根据中国知网检索可知，本年度发表有关司马迁研究的论文共82篇，其中期刊论文75篇，硕士论文1篇，报纸论文6篇。择其要者，作一如下概述。

一 关于司马迁的史学思想 和史学成就的研究

司马迁有着丰富的史学思想，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史学成就，历来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内容。

郑先兴的《论司马迁的史学思想》^[1]认为，在司马迁看来，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其任务是“成一家之言”。历史学是属于政治性的学问，其功用就是政治教化与鉴戒。历史是人类自身的活动，尤其是那些杰出人物的活动。但是人并不能完全主宰历史，人在活动中必须遵守其规律，必须考虑时势、经济、仁智与传统等因素，否则终将受到历史的处罚，被历史的滚滚洪流所淘汰。历史是可以认识的，其形式有文献、考察与口述等，其范畴为“天人”“古今”与“始终”；衡量历史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为历史事实和历史文献。司马迁以仁义为核心价值，其研究方法主要展现在历史类比、文明史观和理论分析三个方面。在史料编纂方面，遵循宗法政治、仁义与智慧的编纂原则，采用“述而不作”“雅驯”和“论其轶事”的编纂方法。凡是有专著传世的学者，都可以看作是历史学家；史家的伟大是基于论著中历史规律的揭示，从而指导人们的历史活动，尤其是政治行为。整体上看，《史记》具有官方史学藩篱中的社会史学性质。陈其泰在《司马迁的多维历史视野》^[2] 中指出，《史记》创造了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有机结合的编纂形式，其内在依据和成功的奥秘，在于多维度、多视角、多方位地观察和叙述历史。司马迁著史之目的是冀图令读者明了事件发生、演变的年代先后，了解历史变局的因果关系，睹见人物这一历史创造主体的活动和风采，同时又能知晓治理国家和传承文明所依赖的各种典章制度和复杂的社会情状。司马迁在哲理高度和认识本原上，发现、掌握了如何再现客观历史进程的根本要领和途径，这是其杰出创造才能的体现。正因为避免了单线式、单角度的观察，《史记》才为我们展现了华夏民族有史以来全景式的、丰富生动的画卷。庞天佑的《论司马迁的“述往事,思来者”》^[3]认为，司马迁完成《史记》以后，一再自称“述往事，思来者”。这既是其说明著史目的之言，更是对毕生治史反思之语，简洁的语言中寓含深刻的思想。根据《史记》的内容，可以从历史认识、以史为鉴的思想、考察历史的方法及人生价值观念等方面，体察司马迁对前人的继承与超越。杨淑明的《为失败者书写历史——司马迁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4]认为，历史由胜利者书写，失败者被排斥在述说历史之外，这几成封建社会的惯相。但司马迁是封建社会史家中仅有的“奇迹”和“另类”。他的《史记》不仅写胜利者，亦写失败者，而且是公正地写，实事求是地写。他的为“失败者书写历史”意义重大:他使“书写的历史”更加全面、客观、生动、具体、鲜活，较好地实现了对真实历史的“复写”和“再现”；他为历史研究所要达到的“鉴古知今”“察往知来”目的提供了可能。马卉的《浅析〈史记〉与〈汉书〉之异同——兼论司马迁和班固的史学思想》^[5]从生平、写作背景、编纂体例、取材内容、语言风格等方面对司马迁和班固的史学思想作了简要的对比分析。杨玉萍的《从〈史记〉谈司马迁的史学贡献》^[6]简要地梳理了司马迁对我国史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周烨的《从〈史记·太史公自序〉看司马迁的作史动机》^[7]通过对《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一次重要的对话，探析出司马迁创作《史记》的根本动因与内在动机:第一是秉承父志，完成父亲临终遗愿；第二是继承《春秋》大业，以作史经国济世；第三是“发愤著书”，抒发“郁结”之意，并“述往事，思来者”。叶庆兵的《各家论司马迁撰〈史记〉宗旨评议》^[8]指出，历史上对于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宗旨有诸多说法，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完成父志说、实录说、谤书说、发愤著书说、成一家之言说等。这些说法有一些依据，但往往失之偏颇,不能概括《史记》全部内容。对于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宗旨应该有整体思维，将《史记》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同时不能持一成不变的观点，要实事求是，结合司马迁的人生经历去探讨其撰史宗旨的变化。

二 关于司马迁经济思想的研究

司马迁对经济问题有着独到的看法，在《史记》中阐述了其丰富的经济思想，对此，学者们亦有关注。樊振海的《论司马迁经济思想的特殊性》^[9]认为：司马迁特殊的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对人性求利求富本能的肯定；较早地提出了社会分工的理论；主张因地制宜，以奇致富的思想；对商业的重视，素封论思想。表明他对获得财富的路径取向，主张本富，反对奸富，号召人们致富路上要走得端，行得正。他的经济思想，虽然不能和现代工业文明映照下的西方系统的经济思想相比较，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是非常大胆的、先进的，具有前瞻性的。邹放鸣在《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与中国古代矿业开发》^[10]中指出，司马迁的《史记》包含着丰富的对于矿产资源开发的记述及关于积极开发矿产资源以强国富民的经济技术观点的阐述，其文化与思想基础主要体现为“天地观”和“经济观”。在汉代,作为重要矿产资源的煤炭已开始进入生活和生产领域，在《史记》中，司马迁对铁矿等自然富源开发问题给予了很多关注。记载了古代人们对于矿产资源成矿规律的重要认识，且与现代大地构造控矿理论暗合；还记述了汉代煤炭生产的情景，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历史记录。司马迁对于工商业及其从业人员的关注独具慧眼，对于发展“农工商虞”各业的见解十分精辟。研究和探索我国古代煤炭矿业发展的历史，对此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三 关于司马迁音乐思想的研究

李波的《司马迁音乐批评思想初探》^[11]认为，司马迁的音乐批评思想大多通过《史记》对大量音乐史料的记载而呈现出来。这种以人物批评为主的间接式音乐批评包含对音乐发展历史的批评、对历代制乐者的批评、对一般历史人物音乐活动的批评、对乐人及其音乐活动的批评等等。在批评的标准问题上除了坚持儒家一贯的批评原则，司马迁对“发愤著书”式的音乐创作及表演也是极为欣赏的。这使其音乐批评思想一方面坚持了政治道德的批判立场，另一方面也有所突破而肯定了情感在音乐中的个性抒发。借此，司马迁通过《史记》树立了正史音乐批评的典范形态。董菲的《司马迁“以人为本”的音乐思想探微》^[12]从汉代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大背景出发，结合《史记》，探究了司马迁音乐思想中隐含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基点及其意义。张琪、王永航的《司马迁音乐思想与当代文宣歌曲创作》^[13]，从考察《史记·乐书》中所表述的音乐思想开始，展开到中国当代文宣歌曲创作的题材类型及创作技法简要分析。将当代文宣歌曲创作的美学思想及具体创作技法等与司马迁音乐思想进行了比较思考。

四 关于司马迁大一统思想研究

黄明明、严琳的《司马迁民族大一统思想探究——以秦汉之际的民族关系为例》^[14]认为，司马迁撰《史记》为少数民族开篇立传，以此管窥其民族大一统思想。其思想继承了前代思想家的“大一统”理论，适应了大一统帝国的政治需求，是先秦及秦汉时期民族之间交流及其政治举措促进的结果。司马迁的民族观被后代史学家所沿袭，亦可看成当今国家处理民族关系的理论源泉。丁德科在《司马迁对公羊学“大一统”思想的发展》^[15]中指出，司马迁顺应中国历史由分裂割据走向统一、由贫弱衰败走向富强文明、由战火连绵走向长治久安的趋势，基于对历史全面深刻的分析考察，唯物主义的哲学观为指导，提出了“礼义”一统的国家学说，成为中国古代一统思想成熟的标志。

五 关于司马迁的文献学成就研究

薛金玲、丁海燕的《论司马迁在文献编纂学上的开创之功》^[16]认为，司马迁的《史记》在文献编纂学上的开创之功，主要表现在编纂体例、编纂原则、编纂方法、编纂内容等方面，它创立了继孔子之后文献编纂学新的范式，对后世影响深远。王路红的《论司马迁的档案文献鉴定思想》^[17]认为，司马迁开创了我国古代践行档案文献鉴定的先例，在他对档案文献进行收集择取、整理加工过程中包含了许多档案文献鉴定方面的理论与方法，彰显了许多档案文献鉴定思想价值观念，对后世档案文献鉴定实践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六 关于司马迁的生平经历研究

王芳的《司马迁生平及二十南游考》^[18]以《史记》和《汉书·武帝纪》为主，考证了司马迁的生年以及二十岁开始的游历。认为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元鼎元年(前116)司马迁开始了以考证古籍、寻访先人遗迹为主要目的之游学，历时两年，涉足今九省区，为其之后著书立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宫陈的《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考》^[19]指出，《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司马贞之《史记索隐》认为“古文”是指伏生所传《尚书》。另有诸家认为“古文”应指用先秦文字所写就的典册旧籍，如《左传》《国语》等。从时间角度考察，司马迁与伏生并未产生交集，故《史记索隐》之说有误。《史记》通篇未曾提及《左传》，其成书年代亦有待商榷，故诸家举例《左传》亦不严谨。王强的《论司马迁的游历与〈史记〉创作之关系》^[20]认为，司马迁撰写《史记》，材料的主要来源有汉代皇家藏书、家藏典籍、交友者及游历等途径。司马迁的游历分为漫游、宦游和伴游三类。游历所得材料分为现存实迹、传述口碑、遗下古物，这些材料对《史记》的创作具有重要的影响。总体看来，司马迁通过游历弥补了史料的不足；游历所录材料的使用，也增强了《史记》的文学性，使《史记》形成了“雄奇雅健”“逸气纵横”的文风。同时，司马迁百折不挠、忍辱发愤的人生态度也直接与他的漫游有关。

七 关于司马迁政治思想研究

牛苗苗、姜艳艳的《论司马迁的政治理想追求——以“厚李广而薄卫青”为切入点》^[21]认为，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人物的刻画及评价都表达出“厚李广而薄卫青”的情感，究其原因是他的政治理想追求和个人际遇等与汉武帝的君主专制主义之间的对立。司马迁由衷赞赏汉武帝之前无为而治的政治情形。盛世王朝下的汉武帝好大喜功，对外连年战争，对内则与民争利等行为使司马迁看到了前朝灭亡的影子。面对思想界、政治界专制主义加强的趋势，司马迁喊出“成一家之言”的呐喊。对李广凭借一己之力而或为将或为太守的“厚”和对从奴隶变为太中大夫的外戚卫青的“薄”，正是司马迁对这种专制主义弊端的揭露与控诉,也是司马迁自己政治理想的一种表达。

肖振宇的《司马迁的用人思想》^[22]指出，司马迁在《史记》中，或直接表述或通过对历史人物、事件的记写和评说，表达了他的用人思想。司马迁认为用人关系国家的兴亡成败，用人重在识人，用人要适势灵活。司马迁的用人思想既有对前贤用人思想的吸收、发扬，更有其本人的独立见解。司马迁的用人思想对当今人们如何用人具有实际的借鉴意义。

百宁的《司马迁和司马光思想之异同》^[23]通过梳理《史记》和《资治通鉴》的有关内容，对司马迁和司马光的政治思想方面进行了对比探究。

罗昌繁的《论叔孙通儒学入仕实践的意义——兼论司马迁对叔孙通的评价》^[24]认为，通过司马迁对叔孙通的肯定，以及司马迁自身的儒学实践，可以看出，相比儒经传授，司马迁更注重儒学入仕实践所产生的社会功用，其政治哲学思想由此可见一斑。

八 关于司马迁与儒学的关系研究

田春燕的《从司马迁〈史记〉的创作背景看儒学对其影响》^[25]认为，儒学自产生起就对史学产生重要影响，司马迁处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更加不能避免儒学的影响。从司马迁创作《史记》的主观动因以及当时的客观环境可以看到儒学对他的影响,从而看出司马迁对儒学的尊崇。李长春的《司马迁的“素王”论》^[26]认为，司马迁作《太史公书》是为了“继《春秋》”。《春秋》既是“王道之大者”，又是“礼义之大宗”，还是一部革命性的立法书。《春秋》的立法性质成就了孔子“素王”的身位。《孔子世家》和《陈涉世家》被放在相邻的位置有着深长的意味。《论语》中孔子的思想直接或间接地决定了《太史公书》的篇章安排和是非判断。这些都表明，司马迁始终把孔子视作“素王”，并且用他的撰述发展了“素王”的“制作”。韩国良的《司马迁“孔子删〈诗〉”说补证》^[27]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围绕“古诗三千”与“逸诗”稀少问题、“《诗》三百”与“季札观乐”问题、“思无邪”问题、“删《诗》”权力问题，以及“孔子删《诗》”史书无载问题，对“孔子删《诗》”的历史真实性作了进一步论证。综合这五个方面的论证，认为，“孔子删《诗》”是完全可信的。

九 关于司马迁文学成就研究

付晓丽的《论司马迁〈报任安书〉的语言修辞》^[28]认为，司马迁所著《报任安书》一文所运用的多种修辞手法代表当时文学修辞的最高水平，为后人研习汉语言修辞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材料。苏娜的《论司马迁爱奇》^[29]分析了司马迁“爱奇”的审美倾向在《史记》中的表现、原因、价值和影响。认为司马迁“爱奇”的审美倾向主要表现在《史记》的体例、史料选择、人物塑造和艺术追求四个方面。司马迁“爱奇”的原因，主要有大一统前夜的时代精神、司马迁多元包容、儒道并重的思想、司马迁尚奇好异的个性特征以及司马迁是私人修史和他“成一家之言”的著史理想四个方面。杨宁宁的《〈刺客列传〉不记载要离看司马迁的选录标准》^[30]指出，要离是春秋时期著名的刺客，其事迹在《吕氏春秋》《吴越春秋》等文献中均有详细记载，但是司马迁的《刺客列传》却未将他收录。通过对司马迁不载要离的原因分析，从中了解他创作《刺客列传》的选录标准。这个标准对后世的武侠及武侠文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刘玲娣的《春风噙寒入锦帷——司马迁笔下的汉宫红颜》^[31]认为，在男权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历史，而且是第一个强大起来的汉代历史中，宫廷女子进入了司马迁的视野。这不仅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妇女观，尤其透过他笔下女子的形象与命运，折射出了封建统治权势下宫闱恩幸之间的人性异化与残酷无情。这些人物本身所具有的揭露与批判力量，令人荡气回肠。张强的《论司马迁作〈吕不韦列传〉的笔法》^[32] 认为，司马迁作《吕不韦列传》时表达了三种叙述倾向：一是选择典型事件从社会运动大势的角度肯定吕不韦在秦国政治中的特殊作用；二是针对吕不韦淫乱秦宫闱一事，表达了道德批判的立场；三是以生动的文学语言塑造了吕不韦的形象，在充分肯定《吕氏春秋》的基础上，以价值评判为尺度表达了赞赏吕不韦的态度。吕不韦及门客编撰的《吕氏春秋》在秦国政治史中有特殊的意义。《吕氏春秋》通过介绍齐人邹衍的五德终始理论，为秦统一关东六国建立大一统帝国找到了理论依据。司马迁的历史“通变”观是以五德终始说为基础的，站在这一立场上，司马迁肯定了吕不韦及《吕氏春秋》在秦国社会发展中的价值。在本传中，司马迁采用“互见法”重点叙述了吕不韦一生中的两件事。一是采取措施，优先发展农业、奖励耕战；二是选拔和重用贤才，同时也对吕不韦的投机行为进行了批判。

十 关于司马迁精神的研究

丁德科的《大力弘扬司马迁精神》^[33]认为，司马迁精神，一言以蔽之就是礼义一统。司马迁《史记》贯穿始终的是，探究礼义，树立礼义，建设礼义一统的国家。这是司马迁毕其一生探究、尽其一书追求的理想。基本内容概括为四个方面: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理性并辩证，尚古更崇实。魏峨的《司马迁与汉代文士精神》^[34]认为，司马迁生逢大汉盛世，具有强烈的事业心，渴望建功立业，青史留名，但正当他年富力强、事业即将有成时，却惨遭宫刑，于是他发愤著书，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方式，来彰显自我人生价值。不论是立身处世，还是立言为文，司马迁都是汉代文士中的杰出代表。他的精神在汉代，乃至我国古代历史上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通过司马迁，我们不仅可以了解汉代文士的生活处境，而且可以窥视出古代文士的精神面貌。

十一 关于司马迁学术史的研究 （一） 对司马迁文学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徐正英、路雪莉的《古代司马迁文学思想研究的学术透视》^[35]，通过系统全面梳理西汉至清代1800余年间的有关资料，认为古人对司马迁文学思想的体系性认识尚少，基本局限于对“发愤著书”说、“春秋笔法”理论、“实录”精神、“立言扬名”思想、“爱奇”审美趣味等几个“点”的讨论。其讨论又是褒贬评论多而具体分析少，非理性感悟多而理论研究少，重复意见多而发展深化少，解决具体问题多而理论提升少。这些研究虽然整体上为司马迁文学思想体系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但是真正意义上的系统研究尚未能正式开启，从而为后人留下了广阔的研究空间。徐正英、路雪莉的《近代以来司马迁文学思想研究的学术观照》^[36]认为，近代以来司马迁文学思想研究是古代研究的继续。近代仍围绕着“春秋笔法”理论、“实录”精神、“发愤著书”说等展开，多持肯定态度，呈现出从单一研究走向综合研究的特点。新中国成立后，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超越了前代。研究的深度主要体现在对传统课题精神实质和理论价值探讨的突破上，而广度则主要体现在对司马迁文学意识、传记文学创作理论、文学思想、美学思想整体研究的开辟上。但对具体问题研究的系统性还有欠缺，新开辟课题的研究还有待理论提升和向纵深发展，更应该将其作为一个有机完整的思想体系去研究。

（二） 对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朱枝富的《封建社会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评议》^[37]指出，司马迁在经济史传中所反映的经济思想是十分卓越的，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封建社会各时期对司马迁经济思想开展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评论。汉魏六朝时期，是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流布时期，桓宽在《盐铁论》中记叙桑弘羊引用司马迁经济思想；班固撰《汉书》批评司马迁“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成为封建社会研究司马迁经济思想的主线。宋朝初步形成一种评论《史记》，为明清时代对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广泛评论打下了基础。明朝的评论者已充分认识到司马迁经济史传的意义，其评论接近司马迁的原意，并注意把《货殖列传》与《平准书》相互参看，有机联系起来，这是很可贵的。清朝是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进一步深入的时期，在研究内容上有新的拓展，在认识上有新的提高。近代几乎都一致肯定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把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从书斋中释放出来，放到社会实际中去，用以指导经济发展的实际，对近代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 对司马迁研究学术会议的综述

2015年10月24日至26日,“《史记》与人文精神——纪念司马迁诞辰2160周年学术会议暨中国史记研究会第十四届年会”在司马迁故里渭南师范学院隆重召开。这是司马迁与《史记》学术研究的一次盛会，来自海内外150 余名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马雅琴的《司马迁与〈史记〉学术研究的盛会——纪念司马迁诞辰2160周年学术会议暨中国史记研究会第十四届年会综述》^[38]、朱枝富的《把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推向新的阶段——纪念司马迁诞辰2160周年学术会议暨中国史记研究会第十四届年会评说》^[39]对这次会议的情况作了概述，认为其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具有国际学术会议的规格；二是规模空前；三是形式别开生面；四是成果丰硕；五是具有重要的纪念意义和现实意义。

此外，蒋波的《略论司马迁的隐逸观——兼及太史公与班固隐逸观的差异》^[40]，罗开凤的《从〈史记〉看司马迁的“长者”观》^[41]，赵佳兰的《论〈史记〉的相人情节及司马迁的相术思想》^[42]，华涛宇的《〈货殖列传〉折射出的司马迁社会思想》^[43]，施顺飞、 顾佳蓉的《司马迁和班固对法的作用的看法比较》^[44]，姚亦登的《司马迁〈史记〉的人文情怀》^[45]分别对司马迁的隐逸观、“长者观”、相术思想、社会思想、法的作用、人文情怀等作了分析。

十二 结语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可以看出2015年司马迁研究具有如下之特点：

第一，研究的范围较为广泛，涉及司马迁的史学思想、经济思想、政治思想、音乐思想、生平经历、文学成就、学术史回顾与反思等诸多方面。

第二，研究成果数量较多，且不乏颇有见地的上乘佳作。

第三，研究的队伍较为庞大，老中青均有，特别是在校硕士研究生、本科生的加入，说明这一研究领域是后继有人的。

第四，研究方法有所创新，把司马迁与班固、司马光等作比较研究是本年度研究的一大亮点，开展这种对比研究有助于研究领域的拓展。

第五，《渭南师范学院学报》继续发挥着司马迁研究主要阵地的作用，其“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栏目共发表有关司马迁研究的论文23篇，占到总数的28%，成为司马迁研究者展示和交流研究成果的重要平台。

总之，关于司马迁的研究，还有很多领域值得我们进一步的探索。我们相信通过广大司马迁爱好者的共同努力，2016年司马迁的研究必将出现一个新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