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一生有三次规模宏大的游历。一是他20岁开始的“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1]3293。此次漫游行程万里，遍及9个省区，可称得上是一次淋漓尽致的壮游，古今学者对司马迁这次壮游的游踪、游历内容以及所采征的材料, 对《史记》创作的影响作了大量的研究。二是司马迁自元狩年间入仕为郎后，有机会扈从武帝“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1]1404，司马迁侍从武帝西上雍祠五帝，东巡河东祠后土，南登嵩高祠太室，北至碣石，巡至辽西，东到大海，封禅泰山；此后又从武帝出巡郡县，“祭地冀州，瞻望河洛，巡省豫州，观于周室”^[2]183，又至陇西，登崆峒，幸甘泉，出萧关，司马迁跟随武帝大规模地巡幸出游，对于传说中五帝、夏、商、周的政治活动中心地带和汉帝国的众多郡县，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极大地帮助他写作《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平准书》《封禅书》《河渠书》等篇章。三是司马迁的奉使西征，对于这次西南之行，司马迁仅在《太史公自序》中淡淡地提了一句“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以致后人对司马迁人生中这次重要的出行较为模糊。

司马迁是什么时间出使西南的？笔者采纳郭宗全先生的研究成果^[3]，司马迁出使时间在元鼎六年(前111)正月，向汉武帝复命时间为元封元年(前110)三四月间，出使前后约为15个月。司马迁这次奉使西征又是什么性质呢？我们或许可从词源上寻找答案，“征”字在许慎《说文解字》中解释为：“征，正行也。从辵，正声。”该字置于辵部，说明与行走相关。《尔雅·释言》亦云：“征，正行也。”所谓正行是指有目的的远行，那么司马迁远行巴蜀以南目的又是什么？司马迁告诉我们是“南略邛、笮、昆明”。许慎《说文解字》解释：“略，经略土地也，从田，各声。”段玉栽《说文解字注》：“经营天下略有四海故曰经略。”段注又曰：“凡举其要而用功少皆曰略。”^[4]500汉武帝要经营天下略定四海，必定要解决南越及西南夷问题，对待南越的叛乱，武帝采取的是派五路大军武力征服，而对待西南夷，则采取的是“用功少”的威慑、笼络策略——经略。比如，建元六年唐蒙出使夜郎，与夜郎王“约为置吏”，没费多少力，属于和平解决问题，司马迁行文时说“唐蒙已略通夜郎”。又如，元光五年司马相如用财货厚币通好邛、笮、冉、駹、斯榆等西夷部族之君，接受其归降并置一都尉、十余县，司马迁将此事写为“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可见，用财货用智谋解决问题，经略土地，设郡置吏，相对于大举发兵武力征讨匈奴来说，确实是“举其要而用功少”。由“略”字本义可知，司马迁奉命出使巴、蜀以南，并非是去征讨夷族或是搞什么“战略侦察”^[5]，也不仅仅是代表汉朝中央视察西南、安抚西南夷^[6]38，方国瑜先生《史记西南夷传概说》、张大可先生《司马迁评传》、祁庆富先生《司马迁奉使西南设郡考》、郭宗全先生《司马迁出使西南任务考》等文章都有论及，司马迁到邛、笮、昆明等川滇地区负有经略西南夷的任务，主要是去设郡置吏，将其纳入汉朝中央的版图和管辖范围。本文在学界前贤研究的基础上，重点讨论司马迁作为经略西南夷的关键人物，其西南之行所取得的成就。

汉武帝开通西南夷的序幕是由番阳令唐蒙拉开的。建元六年(前135)唐蒙被任命为中郎将，遂带领巴蜀民上千人由巴郡的符关进入夜郎(今贵州省的清镇、平坝、安顺、普定至关岭、晴隆一带)，会见夜郎侯多同，并和多同达成协议，使夜郎归附汉王朝，顺利地建立了犍为郡，犍为郡的设置为汉王朝建立起一道西南的屏障和门户。继唐蒙之后，元光五年武帝又派中郎将司马相如带着使团进入邛人、筰人、冉、駹、斯榆等蜀郡西边的部落中，奔走斡旋，“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夷”^[1]3047，招抚其归顺朝廷，拆除了旧时互为防范的关隘路障，司马相如通好西夷取得的成果，是在西夷置一个都尉、十余县，隶属蜀郡。正当通西南夷进展顺利之时，由于朝廷筑朔方城专力对付匈奴，不得不放弃对西南夷的经略，直到元朔三年(前126)张骞出使西域归汉，向武帝汇报出使大夏时因“蜀布、邛竹杖”这些民间贸易商品发现了蜀印度道，由此建议开辟直通身毒(印度)和中亚诸国的路线，以更好地制衡匈奴。元狩元年(前122)张骞“乃复事西南夷”^[1]3166，派出四路使团寻找通往身毒的道路和西域的联系。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少数民族聚居地的道路和今天的道路不一样，它是一个个部落连过去的，你来到这个部落得到酋长的认可，再把你介绍到邻近的另外一个部落，这样一个部落再一个部落地交接过去，方可通行。汉使团到滇得到了滇国盛情的招待，但是到了西边却被昆明人拦住无法前行，另外几路也分别受阻于氐、笮、巂等少数民族部族，张骞所说的蜀印度道并未打通，但他所建立的从中国西南去印度的地理知识，为汉中央进一步开拓西南地区打下了基础。

唐蒙、司马相如以蜀郡为依托，经略西夷虽取得一些经验和成果，然成效并不明显，仍有众多夷族部落尚未统一，加之所设置的一些郡县如夜郎、邛、笮等部族依靠汉朝的“厚赐”曾经归顺汉朝，后又以种种原因纷纷造反，这种归属关系并不牢固，汉中央对西南夷并未实际掌控，汉武帝开拓西南夷的目标远未完成。直到汉军击败匈奴解除了北方的威胁，武帝通西南夷的时机才真正成熟。元鼎五年(前115)，南越相吕嘉反，杀了汉使臣终军等人，武帝令伏波将军、楼船将军、戈船将军、下濑将军等十余万人大举征讨，同时遣驰义侯征犍为郡的南夷兵下牂柯江攻打南越，且兰君担心出征路途遥远国内空虚，竟反叛杀死犍为郡守。元鼎六年，南越被收复，汉武帝将征讨南越的部队转而用于攻打反叛的且兰夷，很快平定该地，继续西进，此时倚仗南越的夜郎侯请臣入朝，南夷遂平。接着汉军北上打败了且兰夷、邛夷、笮夷几个大的部族，“诛邛君，并杀笮侯，冉、駹皆振恐，请臣置吏”^[1]2997。汉军兵威震动西南，其他夷族震恐，纷纷请臣归降。强势的汉中央恩威并用，先后降伏了南夷和西夷。据郭宗全先生考证，司马迁作为汉武帝元鼎六年唯一派赴西南的使节，应当就是这次受降置郡的主持者。司马迁此次奉使西征，出使到邛、笮、昆明等西南夷地区，使命就是代表汉朝中央政府接受部族“君长”的归降，接受其土地和人口，对其聚居地划郡置吏。司马迁代表汉朝中央，将且兰(今贵州凯里西北)置为牂柯郡，将邛都、巂(保山)、昆明(大理)置为越巂郡，将笮都置为沈犁郡，将冉駹置为汶山郡，将广汉、西北马置为武都郡。汉武帝时代在西南夷设置的七个初郡，除犍为郡为建元六年(前135)所设，益州郡为元封二年(前109)滇降后增设，其余五郡皆是元鼎六年汉平西南夷后由司马迁受降所置，司马迁这次出使西南是置郡数量最多、经略地区最广的一次，故司马迁出使西南具有里程碑意义，至此汉武帝将西南归降部族纳入了汉朝多民族国家范围，将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并入汉王朝的版图，扩大了汉王朝的疆域格局。

由于历史、地理、政治等诸多原因，先秦时期的历史文献几乎没有提及“西南夷”，西南夷也与中原地区处于隔离状态。在司马迁之前，对于“西南夷”具体方位的确认，主要来自司马相如。蜀人司马相如以巴蜀为基点，按照地理方位，将巴蜀以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称南夷，将巴蜀以西地区的少数民族称西夷，这在他的文章中有明确表示。《喻巴蜀檄》提到:“南夷之君，西僰之长，常效贡职，不敢怠堕……今奉币役至南夷。”^[1]3044在《难蜀父老》文中，相如对蜀父老言：“今疲三郡之士，通夜郎之途，三年于兹，而功不竟。士卒劳倦，万民不赡，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业，此亦使者之累也，窃为左右患之。”^[1]3049文中“通夜郎之途”指唐蒙发巴蜀军民修南夷道，“接以西夷”是指相如奉使通邛、笮、冉、駹之事。

司马相如对“西夷”“南夷”的划分比较简单，即便是西夷的邛、笮、冉、駹，它们之间的方位如何？司马相如走了一遭却并未详载。至于生活在西南地区的各个部族有什么特点？其生产方式如何？分布区域如何？人们更无从得知。最早留下西南夷详细记载的是司马迁，这要得益于司马迁“奉使西征”一路所做的实地调查，对西南夷地区展开调查不仅仅是司马迁“爱奇”的个性使然，更是司马迁出使的使命使然。为完成皇帝交付的神圣使命，处理好民族问题，司马迁对西南夷地区做了认真细致的调查，虽然今天我们无法详知司马迁如何开展的调查，但是，翻开司马迁出使西南后写下的《史记·西南夷列传》，开篇即以畅快流利的笔墨对西南众夷进行归类，并划分成不同的区域范围：“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1]2991

司马迁按区域详细叙述了各部族的分布情况，并饶有趣味地将其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写入传记中。按司马迁的分类，“西南夷”明显地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夜郎国、滇国、邛都国，他们是农业社会，耕田，有村落。夜郎、滇、邛都地广而且人口众多，在这一广阔的地区存在着许多部落，司马迁甚至详细写到夜郎、滇、邛部族之人头发是挽成椎髻的这个特征。第二类为嶲、昆明部族，他们没有大的酋长，所分布的范围有数千里，是随着畜群漫游的游牧民族，所以他们没有固定的居所，巂、昆明部落的人皆编发。第三类为徙都、笮都、冉、駹，他们或土著, 或移徙，过着半农半牧的生活。第四类为白马氐族，分布在现在的西昌、汶川一带，为农耕民族。司马迁对西南夷部族的划分无疑是以民俗和生产方式为标准的，也符合西南夷地区的地理条件。参阅《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太史公借司马相如之口说：“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1]3046可知司马迁对邛、笮的族名、地域以及秦朝曾在这里设县的历史也是非常清楚的。司马迁称徙都笮都，则表示这里是个较大的聚邑，是聚族而居的生活状况。梁启超曾称赞司马迁：“对于极复杂之西南夷民族，就当时所有之知识范围内，以极简洁之笔法，将其脉络提清，表示其位置所在，与夫社会组织之大别，及其形势之强弱。以下方杂叙各部落之叛服等事，故不复以凌乱为病。”^[7]114倘若司马迁没有认真细致地做过调查研究，不可能有如此详尽的记载，更不可能将纷繁复杂的民族问题写得有条不紊、明明白白。

司马迁亲至西南，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对西南夷大小部族的分布情况、聚居范围、生产方式、生活习俗等情况考察得一清二楚，这为他后来划分西南夷、设置五郡的区域范围提供了依据和基础。如果没有这段扎实的实地调查经历，司马迁仅从主观意愿出发随意划分众夷，将不利于汉中央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长久管理。当然这次实地考察，也为他日后写《西南夷列传》，详载巴、蜀以外西南地区氏族部落社会生活情况，以及汉武帝时期经略西南开设郡县之过程准备了可贵的第一手资料。

司马迁在司马相如的基础上确立了西南夷的整体性概念，从巴郡以南往西至昆明地区，依次分布着且兰、夜郎、滇、昆明等夷族，统称为南夷；从昆明夷向北至蜀郡西面，依次分布着邛、笮、楪榆等夷族，以及成都以北的冉、駹、白马夷，统称为西夷。这是《史记》的习惯指称，也代表了当时对西南地理的认识，由此也可见出《史记》在成为历史著作、文学著作的同时又是一部有丰富地理内容的著作，通过司马迁的考察和记载，开阔了中国人的地理视野，使后人获得了有关西南地区极为丰富的地理知识。《史记》有关西南政区的划分也直接影响到后世，如班固、范晔对西南地理和政区的认识主要沿袭了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有一千三百余言，以汉王朝在西南夷的经营活动为主线，班固《汉书·西南夷传》在此基础上增加至两千七百余言，范晔《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则有五千五百余言，对西南夷的主要部族地区做了较为详尽的描述，从神话传说、地理环境、山川河流、物产风俗，到政区的设置沿革、重大史事、重要人物都有涉及，并以西南夷主要的民族地区为纲，逐个列传，载其兴衰本末，全文有夜郎、滇、哀牢、邛都，笮都、冉駹、白马氐传。将传记里对部族划分与西南五郡的设置对照，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司马迁当年置郡的痕迹。还有，随着汉武帝的开疆拓土，司马迁对西南地区的地理成果也影响到后世，后世对地名的记载和研究逐步多了起来。《汉书·地理志》开始系统地解释地名渊源；《后汉书·郡国志》开始记载地域沿革，尤其在郡国五对西南地区的地理情况做了详尽的记录；《华阳国志》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地方志，其《蜀志》《南中志》集中记载了西南夷地区的地理沿革、山川物产、风土人情；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更是集地名考证之大成，其中卷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对西南夷地区的水道和地名多有考证，并总结了古代地名的命名规律；唐代樊绰的《蛮书》记载了云南的山川城镇、物产风俗，资料翔实具体；明清两朝的《一统志》大量解释了地名的语源，代表着传统地名研究进入了高峰期；此外还有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钱坫《新注汉书地理志》、陈芳绩《历代地理沿革表》、李兆洛《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王先谦《后汉书集解》、丁谦《汉书·西南夷传考证》《后汉书·西南夷传考证》等。历代学者通过长期艰苦的考证、辨析和研究，或诠释地名渊源, 或确定地域方位, 或阐明政区沿革，提供了丰富的史志文献资料，然司马迁的开创之功不可没，他为发展中国地理学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秦汉之际，西南地区作为与中原隔绝的边远荒蛮之地，一般士人的足迹难以到达，即便是司马迁的二十漫游、扈从武帝巡游，也少有去往西南地区的机会，正是由于这次奉使西征的机缘使司马迁来到西南。元鼎六年春正月，司马迁作为汉武帝的特使，肩负皇命，启程西征，他的第一站由汉中入巴郡，与集结在巴郡南面正在平复且兰地区的汉军汇合，且兰平定，司马迁首先经略的就是且兰之地，他将且兰设置为牂柯郡。接着随军西进，曾经归顺汉朝廷后又倚仗南越的夜郎侯摄于汉廷声威请臣入朝，南夷就此略定，夜郎之地依旧归属犍为郡。司马迁说他南略到达昆明，昆明即今云南大理地区，而当时汉军并未到过昆明夷地区，司马迁应该是脱离军队带着使团从夜郎往昆明去的。夜郎与昆明中间隔着滇国，滇国对汉朝一贯友好，早在元狩元年就曾帮助过汉朝使者寻求通往身毒国的道路，“使者还，因盛言滇大国，足事亲附。天子注意焉”^[1]2996。此次司马迁“略昆明”也应当是得到滇国的帮助，过境滇夷进入昆明夷地区的，故司马迁在《西南夷列传》中特别写了一笔称赞滇夷的功劳，“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汉诛西南夷，国多灭矣，唯滇复为宠王”^[1]2997，滇王得到汉武帝垂青与其对待汉家使臣的友好态度有关，故得保国封王授印。1956年11月，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发掘了滇王古墓，出土了“滇王之印”，证实了司马迁文献记录的可靠。司马迁略定昆明夷，此时汉军也征定了邛、笮等地，司马迁由昆明夷北上经略邛、笮、楪榆等夷，在邛都国基础上扩展设置越巂郡(今四川西昌地区，云南丽江、楚雄北部)，以笮都国为基础设置沈黎郡(今四川汉源一带)，在原冉駹国的基础上设立汶山郡(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区一带)，将广汉(今四川梓潼)、西北马(今甘肃康县)、白马设置为武都郡(今甘肃武都一带)。至此，司马迁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抵达成都，“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1]1415，然后返回复命。司马迁用一年多的时间完成对西南广阔地区的经略，足迹所至包括今天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等地，尤其在贵州南部、四川西部、云南东北部和西部的行走最为艰辛，然司马迁的西南之行，丰富了他的人生经历，使他了解到西南各地的地理状况、自然风光、社会经济、文化风俗等情况，为他后来写《史记》中的地理篇章积累了丰富的原始资料。司马迁本人也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完成了他人生中的文化长征。纸上得来终觉浅，何况是书籍之中没有可倚傍的内容，司马迁以双脚丈量祖国的大地，用自己独特的视角去观察和体验世界，贴近社会，贴近真实，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文人的游历传统。

综上所述，司马迁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等地，其目的是接受西南夷族的归降，并划定疆域、设郡置吏，完成汉武帝经略西南的大业。司马迁的西南之行，通过实地考察西南各部夷族的情况，获得了第一手资料，于公为他完成朝廷经略使命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于己则丰富了个人阅历，完成了司马迁人生中的文化长征，同时也为司马迁创作《西南夷列传》等史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司马迁有关边疆地区地理状况的叙写，是我国最早的边疆地理篇章，《史记》有关政区的划分，直接影响后世。正如司马迁所言：“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异也。”^[1]3050司马迁这位非常之人，凭借着他的非常之行，创建了令人瞩目的非常之功，成为中国历史上真正的文化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