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记》研究领域力主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35年且影响最大者，是赵生群与袁传璋两位先生。其中袁先生用功尤勤，成果丰硕，发表的论文主要有：(1)《〈报任安书〉“会从东来”辨证》，载《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2)《从任安的行迹考定〈报任安书〉的作年》，载《淮北煤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3)《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新证》，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增刊。(4)《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新证 (增订本)》，载《史记研究集成》第一卷，华文出版社2005年版。(5)《〈史记·三王世家〉‘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为刘安国考》，载台湾《大陆杂志》第89卷第1期/1994年7月15日。(6)《从书体演变角度论〈索隐〉〈正义〉的十年之差——兼为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说补证》，载台湾《大陆杂志》第90卷第4期/1995年4月30日。(7)《太史公“二十岁前在故乡耕读说”商酌》，载台湾《大陆杂志》第91卷第6期/1995年12月5日。这些论文最终积淀于《太史公生平著作考论》一书。本文评述袁先生“司马迁生于前135年说”的核心论点，即以此书为准。

其实考证司马迁生年并没有那么复杂，综观袁先生的考论，最核心的有两个论点：一是断言“《报任安书》必作于征和二年十一月无疑”^[1]46，并以此作为推算司马迁生年的基准点；二是“于是迁仕为郎中”的“于是”二字，“司马迁的入仕为郎与壮游在时间上前后相承”^[1]46，中间“没有间隔”^[1]50，也就是两者为无缝连接。这两个论点是司马迁生于前135年整个考证的奠基石。对于这样两块极为重要的奠基石，袁先生应仔细考证才是。恰恰在至关紧要的地方，袁先生无考无据，可以说这两块奠基石纯为个人主观臆测。本文以下将作出具体评析。

一、 历史事实：《报任安书》不作于征和二年

《报任安书》(以下行文简称《报书》) 的作年，学术界有三种说法：施丁考证在太始元年^①，王国维考证在太始四年，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一文中说：“公报益州刺史任安书，在是岁 (笔者按：指太始四年) 十一月。《汉书·武帝纪》：是岁‘春三月，行幸太山’，‘夏四月，幸不其’，‘五月，还幸庸，祠五畤’，《书》所云‘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雍’者也。”本文认同这一观点。清人赵翼说在征和二年。赵翼据《报任安书》有“安抱不测之罪，将迫季冬，恐卒然不讳”等语，认为“安所抱不测之罪，缘戾太子以巫蛊事斩江充，使安发兵助战。安受其节而不发兵。武帝闻之，以为怀二心，故诏弃市”，从而率先得出“此书正安坐罪将死之时，则征和二年间事”^[2]1的结论。袁传璋先生承袭赵翼的观点，强调《报书》必作于征和二年，因为他要用《报书》作年作为推算司马迁生年的基准点。

① 施丁说：“我以为《报书》写于太始元年十一月间。”参读施氏《司马迁行年新考》第85页至102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以《报书》作年为基准点，此乃大误。基准点具有唯一性、明确性，由它可以直接推导司马迁的生年。《索隐》说司马迁元封三年，年二十八；《正义》说太初元年，迁年四十二岁，这是推导司马迁生年的两个基准点。按《索隐》说，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35年；按《正义》说，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由于两说并存，所以两个生年均成为待证之假说。迄今，考索司马迁生年，仅有这两个基准点，舍此无他。《报书》的作年，不具有直接推导司马迁生年的功能，无论哪一种作年说法——“太始元年说”“太始四年说”“征和二年说”，均不是基准点。假如袁先生考证出司马迁某岁作《报书》，再考证出《报书》作年，则基准点之说是成立的，但袁先生的考证是离开这一路线的，所以是不成立的。

袁先生认为，征和二年夏天任安卷入巫蛊之祸被捕，到十一月仍囚禁狱中，于是司马迁在“迫季冬”而任安未被处死时，写下了《报任安书》。这纯系袁先生的主观臆测。任安死于征和二年七月，根本未系狱到“迫季冬”的十一月。所以司马迁的《报书》不作于征和二年，与任安卷入巫蛊案没有关系。《汉书》《汉纪》《资治通鉴》均有明确记载。任安卷入巫蛊案的详情如下。

武帝晚年惑于左道，常“疑左右皆为蛊祝诅”。在征和二年夏天行幸甘泉宫期间，因昼梦“木人数千持杖欲击”之，惊寤后便精神恍惚，身体不适。直指绣衣使者江充因与戾太子有隙，恐武帝死后被诛，遂趁机谓“上疾祟在巫蛊”，妄言“宫中有巫气”，汉武帝于是便以江充为使者穷治其事。江充“先治后宫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遂掘蛊于太子宫，得桐木人”(《汉书·江充传》)。对于江充所掘的“征验”是“将实有也”，还是“巫置之邪”，戾太子“无以自明”，遂与母后商议，采纳少傅石德的建言，于七月壬午矫节收杀了江充，并“部宾客为将率”，与率兵征讨的左丞相刘屈氂大战长安 (《汉书·戾太子传》)。仓促起兵的戾太子求援于任安，希望担任北军使者护军一职的任安能够出兵支持。北军为中央直辖军，“负有保卫京师的重任”^[3]143。而北军使者护军则是汉武帝为了掌控这支军队而特设的官职，担任这一职务的，“通常都是皇帝的亲信，直接由皇帝派遣监督部队的，只向皇帝一人负责，权力很大”^[3]125。掌控北军兵权的任安，在这场狂飙骤起的变故面前，一时间陷入左右为难、进退失据的窘境，既受太子节，又按兵不动。戾太子只好以乌合之众与刘屈氂的正规军作战，至庚寅日兵败，卫皇后自杀，戾太子逃亡。《汉书·刘屈氂传》明确记载道：

太子军败，南犇覆盎城门，得出，会夜司直田仁部闭城门，坐令太子得出，丞相欲斩仁。御史大夫暴胜之谓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当先请，奈何擅斩之？’丞相释仁。上闻而大怒，下吏责问御史大夫曰：‘司直纵反者，丞相斩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胜之皇恐，自杀。及北军使者任安，坐受太子节，怀二心，司直田仁纵太子，皆要斩。……以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长安诸城门。后二十余日，太子得于湖。

“后二十余日，太子得于湖”云云，即指《武帝纪》所谓“八月辛亥，太子自杀于湖”。细绎上引《刘屈氂传》中的文字，可知任安与田仁、暴胜之等均死于征和二年的七月，当时戾太子正逃亡在外，故汉武帝有“始置屯兵长安诸城门”之举。《汉纪》《资治通鉴》亦沿用班固记述，将任安之死系于征和二年七月。

复据《报任安书》“今少卿抱不测之罪”云云，知该文当作于十一月。而任安既然死于征和二年七月，那么始于赵翼的将《报任安书》作年系于征和二年十一月的观点便属误判。《报任安书》的写作与任安的因卷入巫蛊一案而获罪问斩，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赵翼可能失察于《汉书》对任安死亡时间的明确标示，才将《报任安书》的作年定于征和二年任安“坐罪将死之时”；而熟读《史》《汉》的袁传璋先生不仅了解《汉书》对任安死期的明确记述，还深切地意识到若认可这一记述，难以回避的质疑是——“既然任安已在征和二年七月武帝自甘泉返乡后与田仁被同时处死，那么，说《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十一月岂非荒诞无稽？”^[1]158《报书》既不作于征和二年，怎能揉搓历史硬要说它作于征和二年，这是一个无解的难题。请看袁先生是怎样在考证形式下绕开这一难题的。他从《史记·田叔列传》所附褚少孙的补叙中，自以为找到了能够解决这一棘手问题并自圆其说的证据：

其后逢太子有兵事，丞相 (刘屈氂) 自将兵，使司直 (田仁) 主城门。司直以为太子骨肉之亲，父子之间不甚欲近，去之诸陵过。是时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下责丞相“何为纵太子”，丞相对言“使司直部守城门而开太子”。上书以闻，请捕系司直。司直下吏，诛死。

是时任安为北军使者护军，太子立车北军南门外，召任安，与节令发兵。安拜受节，入，闭门不出。武帝闻之，以为任安为详邪，不傅事，何也？任安笞辱北军钱官小吏，小吏上书言之，以为受太子节，言“幸与我其鲜好者”。书上闻，武帝曰：“是老吏也，见兵事起，欲坐观成败，见胜者欲合从之，有两心。安有当死之罪甚众，吾常活之，今怀诈，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诛死。

据此，袁先生认为：

任安与田仁虽然均坐戾太子兵事腰斩，但二人既非同案下吏，更非同时处决。……任安后来的下狱，是因为他笞辱了北军钱官小吏，钱官小吏挟嫌诬告他曾与太子勾结。这是需要下狱案验的。虽然任安的罪名已经钦定为“怀诈有不忠之心”，属于大逆不道之科，非死不可；但是此时太子兵事早经镇压，风暴也基本过去，死刑则需恢复常规延至季冬执行了。^[1]158

袁先生的说法能否成立？答案是否定的。依据褚少孙的补叙，我们固然可以说任安与田仁“既非同案下吏”，“更非同时处决”，却既得不出任安下吏时“太子兵事早经镇压，风暴也基本过去”，也得不出任安的死刑“需恢复常规延至季冬执行”的结论，袁先生的这些论点于史无据，全为主观臆测。

综合褚少孙与班固的记述，可知汉武帝在得知任安受太子节又闭门不出，“以为任安为详邪，不傅事，何也” ^①(《史记·田叔列传》)，即认为任安假装从逆，实则没有附和、帮助太子，他的表现值得肯定。汉武帝深知，任安的按兵不动是导致戾太子兵败的重要原因。若戾太子得以调遣北军，则他非但不会如此迅速兵败，反而极有可能凭借北军的强大兵力而获胜。汉武帝深知其中利害，故而一开始对任安的表现是颇为赞许的。当时戾太子正逃亡在外，卫皇后已被迫自尽。汉武帝对太子的行为痛恨不已，于是对追随太子者一律杀无赦，“诸太子宾客，尝出入宫门，皆坐诛。其随太子发兵，以反法族”(《汉书·刘屈氂传》)。助太子逃亡者，如田仁；受太子节者，如卢贺^②，均难逃诛杀的厄运。就在汉武帝对太子的追随者实施斩尽杀绝的政策时，他收到钱官小吏的告状信。钱官小吏正是瞅准了汉武帝憎恨太子的心理，才趁机向朝廷上书，声称任安曾与太子有勾结。他料定汉武帝是不可能宽恕这种行为的，因此选定这个时候告状，以达到致任安以死地的目的。他诉称任安在受太子节时，对太子说：“幸与我其鲜好者。”意即希望太子日后得势后多给他一些官场美差。汉武帝接到诉状果然怒不可遏，认为任安老奸巨猾，与太子有私下交易，在战事胜负未定时两头观望，到时谁胜了就投靠谁。对于这种怀有二心的人，汉武帝是深恶痛绝、定斩不饶的。此时正值巫蛊之祸的高潮，在此非常时期，汉律所定季冬处死囚犯的常规，早被汉武帝抛到九霄云外了。汉武帝既然能在得到田仁助太子逃亡的报告后，迅即将其下吏诛杀，难道在接到钱官小吏的举报，并认定任安“欲坐观成败”，应判腰斩时，反而会遵循汉律所定季冬处死囚犯的常规？再说汉武帝对他所认定的该杀之臣，从来都是立即诛杀，绝不拖延的。如在巫蛊之祸的前奏——公孙贺父子一案中，汉武帝将其父子二人处死于征和二年正月；闰四月，卫皇后所生的诸邑公主、阳石公主受牵连亦坐巫蛊死。又如在巫蛊之祸的余波——刘屈氂一案中，汉武帝于征和三年六月，将“丞相屈氂下狱要斩，妻子枭首”(《汉书·武帝纪》)。均为一朝定罪，迅速问斩。任安之死与此相似，当时汉武帝正紧锣密鼓追捕太子并在长安城大规模屠杀其追随者，一旦得知任安曾与太子有私下交易，迅即将其下狱问斩才合乎情理。

① 《史记索隐》曰：“不傅事，可也。”认为“何”字应作“可”字。

② 据《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征和二年七月辛巳，侯贺坐太子事，国除。”又据《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卢贺) 坐受卫太子节，掠死。”可知卢贺在太子兵败没几天便因受太子节而被处死。

这样说来，任安因卷入巫蛊之祸而被杀于征和二年七月，《汉书》的这一记述是可信的，理应成为后人考索任安卒年岁月的最主要依据。当然，班固也会有出错的可能，但在没有确凿文献证伪之前，便应充分尊重他的记述。毕竟，班固曾任兰台令史，负责校雠整理皇家图书，有机会阅览如《汉著记》一类重要的西汉史料。而《汉著记》，据《汉书·艺文志》，多达一百九十卷，颜师古谓其“若今之起居注”。此书很可能是班固撰写《汉书》的史料来源之一，其中或许就有任安被杀时间的明确记载。可以说，班固对历史事件的记述是有充分根据的，正因如此，范晔才称道《汉书》“赡而不秽，详而有体”(《后汉书·班固传》)，刘知几也赞赏它“言皆精练，事甚该密”(《史通·六家》)。袁传璋先生没有确凿文献依据，仅凭着他对《史记·田叔列传》所附褚少孙补叙文字的解读，便推翻《汉书》有关任安死亡时间的明确记述，主观断定任安活到了征和二年十一月，进而以此推定《报书》的作年与司马迁的生年，其结论岂能坚实可靠？

既然《报书》不作于征和二年，那么袁先生推导司马迁生年的这块基石，所谓“基准点”不成立。

二、 “于是迁仕为郎中”句之“于是”二字非无缝连接词，而是相当长时间段的连接词

“于是迁仕为郎中”一句的“于是”二字，在司马迁生年考证中大出风头，李长之提出了“空白”说，赵光贤说时间指同一年，袁先生说时间“没有间隔”^[1]50，公元前135年说的大多论者说时间很短，目的只有一个，试图通过“于是”二字证明出司马迁晚生十年的结论。袁先生作出了如下文章：

司马迁“壮游用了一二年时间，他担任郎官时不过二十一二岁”^[1]50，“司马迁的入仕为郎与壮游在时间上前后相承，南游归来后即因父仕为郎中”^[1]46，两者在时间上“没有间隔”^[1]50。换句话说，司马迁“二十壮游”与“入仕郎中”前后承接，“于是”二字作了无缝连接。

历史事实与袁先生的主观臆测走了完全相反的方向。“于是”二字在这里恰恰是有相当长的时间跨度的连接，也就是司马迁“二十壮游”与“入仕郎中”两者之间有相当长的时间跨度。

“于是迁仕为郎中”语出《太史公自序》，我们看原典是怎么说的：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元、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于是) ^①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是岁始建汉家之封。

① 这是一个被省略的“于是”，故用圆括号括起。

这段话是司马迁追述他青少年时代成长的足迹，也可以看作是司马谈培养司马迁作为接班人的良苦用心，所以透露出许多关于司马迁行年的信息点，提供了考证和推导司马迁生年的线索，极为重要。众所周知，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要具有才、学、识、德四长，司马迁兼备一身，这与他多彩的人生有直接关系。司马迁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司马迁师从当时国家级大师，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学，向董仲舒学今文学，向唐都学天官学；以及司马迁向时贤交游论学等等，这些司马迁只字未提，而“迁生龙门”这一节，主要讲一件事，那就是司马迁向全社会学习，行万里路，走遍全国，深入社会，在这一主题下，“迁生龙门”一节文字可分为两段：少年时代和青年时期。“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三句话讲司马迁十九岁以前在家乡耕读^②，此为少年时代。“二十而南游江淮”到“还报命”讲司马迁青年时期的三大游历：第一，从“二十而南游”，到“过梁、楚以归”，讲二十壮游；第二，“于是迁仕为郎中”，讲数十年扈从之游，青年时期只是开始；第三，“(于是) 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讲司马迁为钦差大臣，监军征讨西南夷，设郡至吏。三大游历讲的是司马迁的青年时期。叙述司马迁三大游历的文字，中间应有两个“于是”加以连接，即“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于是) 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司马迁为了文字紧凑，省略了一个“于是”。

② 三句话后紧接“二十而南游江淮”，所以由此推断司马迁十九岁以前在家乡耕读。

两个“于是”连接三大游历，所承接的前后事情之间均有相当长的时间跨度，这是历史事实的本来面目。司马迁二十南游，少则二三年，长则三五年，因为他走遍了大江南北，讲业齐鲁，考察中原。然后回到京师，不可能直接出仕，国家没有这样的缺位等着他，作为二十出头的司马迁还要有历练，这正是他向孔安国、董仲舒求教从学的时间。得当机会司马迁“仕为郎中”，因此，“二十南游”与“仕为郎中”之间必然有着数年时间跨度，这不是空白，而是必然的历练。同理，司马迁“仕为郎中”与“奉使西征巴、蜀以南”之间，尽管司马迁省了一个“于是”，并成了“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两者也不是同一时间的事，而要有数年时间的历练。证明的关键就是考证出司马迁何时为郎中。据施丁考证，司马迁出仕最迟在元狩五年，即公元前118年。因为二十南游是在元朔三年 (前126年)，奉使西征在元鼎六年 (前111年) ^①，故可排列“迁生龙门”一节的行年如下：

① 司马迁二十南游，十九岁以前在家乡耕读。司马迁“家徙茂陵”，据学术界考证是在元朔二年 (前127年)，可知司马迁二十南游是在元朔三年 (前126年)。据《汉书·武帝纪》，司马迁“奉使西征”是在元鼎六年 (前111年) 春。又据《太史公自序》，司马迁“还报命”是在元封元年 (前110年)。

元朔二年 (前127年)，司马迁家徙茂陵，年十九岁；元朔三年 (前126年)，司马迁“二十而南游”；元狩五年 (前118年)，司马迁年二十八“仕为郎中”；元鼎六年 (前111年)，司马迁年三十五“奉使西征”。

由上可知, 司马迁“二十南游”与“仕为郎中”之间为八年。二十南游三年则“过梁、楚以归”，与“仕为郎中”之间为五年；二十南游五年则“过梁、楚以归”，与“仕为郎中”之间为三年。“仕为郎中”与“奉使西征”，其间距离为五年。历史事实推翻了袁先生的“无缝连接”。把这个行年表换算为司马迁晚生十年，恰好是挤掉了两个“于是”连接的司马迁十年历练的跨度时间，变成了二十南游，二十二三仕为郎中，二十四五岁为钦差大臣，岂不荒诞？

那么，袁先生是怎么说的呢？

首先，袁先生认定司马迁“壮游用了一二年时间，他担任郎官时不过二十一二岁”^[1]50，这一结论并无直接的文献依据，也是出于主观推测。他是以秦始皇、汉武帝出巡所花时间为参照，去推算司马迁“壮游”时间的，这一思路本身存有明显偏差。因为秦皇、汉武的巡行天下，与司马迁的壮游天下，两者的性质、目的、内容迥异，完全不具有可比性。司马迁的“壮游”含有学术考察的用意，他要搜集华夏大地的古史传说，他要记录流传民间的谣谚俗语，他要实地考察山川大河、名城古迹，他要一一走访各地人士以寻得历史人物的逸闻趣事……他的“壮游”不仅具有极其丰富的内容，更具有极其鲜明的私人化、个性化色彩，整个过程所花费的时间，在文献记载阙如的情况下，无法确切地说是用了一两年还是三五年。以秦皇、汉武的“出巡”时间推算司马迁的“壮游”时间，就好比用当代国家领导人到某地的公务巡察时间，推算某位学者到该地的私人游览与学术考察的时间，得出的结论岂能靠谱？至于袁先生所说的司马迁的家庭缺乏“为期三五年的旅行考察的财力”^[1]48，也是毫无依据的推测，这是一个无稽的问题^②，也并非袁先生首次提出。如果袁先生认为是个问题，即司马迁何以只拥有壮游一两年的财力而缺乏壮游三五年的财力，是要作扎扎实实的考证的，然而袁先生在这方面却没有作任何论证，也就毫无讨论价值了。

② 司马谈堂堂国家太史令，自身祖上富实，父亲司马喜买得起五大夫爵，祖父、高祖两代即司马无泽为秦始皇铁官，司马昌为汉初长安大市市长，说司马迁没有三五年的出行考察费，岂非笑话？司马迁晚年没有五十万的赎罪保释费，属时过境迁，或许家徙茂陵时断了祖产，不能据此晚景说他二十南游时无三五年的出行考察费。

其次，袁先生所谓“司马迁的入仕为郎与壮游在时间上前后相承，南游归来后即因父仕为郎中”，这一观点看似有文献依据，实则仍属主观臆测。袁先生抓住“于是迁仕为郎中”一句的“于是”一词极力铺陈道：

王国维及其支持者的失误，在于无视司马迁本人显白的自叙，而将这段话中至关紧要的“于是”二字，当作关联词或语气词忽略了过去……须知在上古书面语言里，“于是”是由介词“于”和指代时间或地点的“是”构成的介词结构，以表示时间和地点的状态。意为“就在这个时候……”或“就在这个地方……”, 《史记》中的于是大抵是这两种用法。……司马迁自述“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是”指代“过梁楚以归”这个时间。意思是说：经过梁、楚故地返回京师。就在这时进入仕途，作了郎中。司马迁亲自告诉人们，他南游归来后即进入仕途，中间并没有间隔。^[1]48-50

在这里，袁先生对“于是”一词的用法理解有误。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古代汉语研究室编纂的《古代汉语虚词词典》，可知“于是”一词除了“在这时”“在这里”等词义外，还有一个词义，即“虚化为连词。先秦已有用例，后沿用至今。……连接句子与句子，表示前后两件事情的承接关系。两件事情之间，既有时间上前后相承的关系，也有事理上的相承关系。可译为‘于是’”^[4]778-779。袁先生完全忽略了《史记》中所存在的大量连词“于是”，其所谓《史记》中的“于是”大抵只是他解读的这两种用法，实属臆断。袁先生为了证明己论，从《太史公自序》中连举四个例句。但是每一个例句中的“于是”，其实都作“连词”讲，均无“在这时”“在这里”的词义。试看袁先生所举的第四例：

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

在上引文字中，司马迁在“于是”前后所说的“焚书”与“汉兴”两件事，实乃相隔多年：秦始皇焚书，毁坏文化遗产，是在公元前213年；刘氏王朝“汉兴”，重建文化事业，是在公元前200年定都长安之后。两者之间有着长达14年的时间距离，如果将“于是”解读为“在这时”，岂不是平白抹去了14年的光阴？在《太史公自序》具体的语言环境中，“……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于是”正确的解释是作连词，连接“过梁楚以归”“仕为郎中”一前一后两件事情；若翻译成现代汉语，该词可直接译为“于是”，或译为“在这之后”。司马迁说，他南游归来之后，重大的事件就是“出仕郎中”，并“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前已述及，“二十南游”“出仕郎中”“奉使西征”是他青年时期的三大游历，其间均有数年距离，因此袁先生所谓司马迁“南游归来后即进入仕途，中间并没有间隔”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这只是他失察于“于是”一词的词义而作出的主观认定，绝非什么“司马迁亲自告诉人们”的。

总之，袁先生关于司马迁生年的两大核心论点，均于史无据，完全是他主观推测，并强加于司马迁，说成是“司马迁亲自告诉人们的”，有诬罔之嫌。两大核心论点既已推翻，袁先生认为司马迁必定生于公元前135年的说法，已失去了立论的基石，是不能成立的。至于袁先生所花大力气考证的其他论题，诸如任安事迹考辨、《索隐》注“臣安”有误、年十岁读古文说、从书体演变角度论《索隐》《正义》的十年之差等，虽显示了袁先生勤勉的学术精神、深厚的学术功底，但因这些论题所证明的观点，与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还是前135年，均无直接关系，故而本文不再一一论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