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Vol. 32
王逸多次表述了其以经典为阐释的依据，如《离骚后叙》中说：“今臣复以所知所识，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作十六卷章句。”[1]48《天问后叙》中也说：“今则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以相发明，为之符验，章决句断，事事可晓。”[1]119结合经传为《楚辞》作章句是王逸的一种基本原则，突出体现在以《诗》释《骚》方面。首先，王逸直接拿《楚辞》和《诗经》对照，硬性牵合比附，坐实《楚辞》中某句或某章就是《诗经》中某章某篇的意思。王逸尊《离骚》为经，同时认为屈原完全依照《诗经》的旨意作文，发挥《诗经》的“大义”，有点将《楚辞》视作《诗经》传注的倾向。《离骚后叙》中有一段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帝高阳之苗裔”，则“厥初生民，时惟姜嫄”也；“纫秋兰以为佩”，则“将翱将翔，佩玉琼琚”也；“夕揽洲之宿莽”，则《易》“潜龙勿用”也；“驷玉虬而乘鹥”，则“时乘六龙以御天”也；“就重华而陈词”，则《尚书》咎繇之谋谟也；“登昆仑而涉流沙”，则《禹贡》之敷土也。故智弥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识远。[1]49
稍加考证就可知王逸之说实属牵强，“帝高阳之苗裔”乃屈原自道家世祖先之语，“厥初生民，时惟姜嫄”则是周民族追述始祖后稷的诞生。如果说二者在溯源自身所从出这点上还有些相似，那么“纫秋兰以为佩”与“将翱将翔，佩玉琼琚”，“夕揽洲之宿莽”与“潜龙勿用”，“驷玉虬而乘鹥”与“时乘六龙以御天”等，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然而王逸的立足点并不在此，他当然知道《离骚》与《诗》二者在训诂上不能完全对应，于是转而从“大义”上立论。王逸认为“纫秋兰以为佩”是说屈原“修身清洁”“博采众善，以自约束”，与“将翱将翔，佩玉琼琚”之“玉声和谐，行步中节”意义相差无几；“夕揽洲之宿莽”喻“馋人虽欲困己，己受天性，终不可变易也”[1]6，与“潜龙勿用”之“唯谊潜藏，勿可施用”[2]13意义相近；“驷玉虬而乘鹥”言屈原“设往行游，将乘玉虬，驾凤车，掩尘埃而上征，去离世俗，远群小也”[1]26，与“时乘六龙以御天”之“升降无常，随时而用，处则乘潜龙，出则乘飞龙”也有一定的可比性；陈辞重华与咎繇谟都是向帝舜进言；“登昆仑而涉流沙”记录屈原周流天地的行程，与《禹贡》“言禹分布治此九州之土，其治之也，随行所至之山，除木通道，决疏其水，水土既平，乃定其高山大川”[3]146也有相似之处。王逸在阐释过程中贯穿的是经学的思维方式，经过经学化的牵合、比附，人们就会接受和认同。
其次，王逸比附经典最直接的做法就是仿《诗序》而为每篇作品都写了序，并且《离骚》《天问》各有一前一后两个序。《诗序》是“诗说”的一部分，是我们阅读理解《诗经》的可资参考的材料。王逸为《楚辞》作序除了在形式上比附《诗经》外，还有意义功能上的仿照。《诗序》大多总结“诗”的题旨，揭示诗篇本事以及其在政治教化、伦理道德等方面的现实意义，如“风”之始的《关雎序》认为：“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4]173《序》先从内容的角度说明《关雎》的主题在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接着阐述“淑女”“君子”之结合不是为了满足情欲，而在于为国家进献“贤才”，这就是“《关雎》之义”，也是“后妃之德”的集中体现，把爱情的追求归结到国家政治伦理道德的高度。王逸序也有这种倾向，《离骚序》认为：“(屈原)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纣、羿、浇之败”，目的在于“冀君觉悟，反于正道而还己也。”[1]2《离骚后叙》又阐发其“人臣之义”的理论，认为作为“人臣”，应“以中正为高，以伏节为贤”，批评那些明哲保身不撄事务的“佯愚”之臣；最后赞美屈原“危言存国”“杀身成仁”“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的精神，认为是可以与比干、伍子胥媲美的“绝世之行，俊彦之英”。
王逸序文阐发作品的创作背景，这也是从《诗序》中借用的。如《诗·鄘风·载驰序》谓：“《载驰》，许穆夫人作也。闵其宗国颠覆，自伤不能救也。卫懿公为狄人所灭，国人分散，露于漕邑。许穆夫人闵卫之亡，伤许之小，力不能救，思归唁其兄，又义不得，故赋是诗也。”[4]320侧重从史实角度说明“诗”的创作背景，《毛序》几乎为每首诗都找出了历史本事，以坐实作者的身份，如果有充足的史料根据当然无可厚非，但由于我国古史大都“阙如”，且杂乱无章，所以《毛序》的这种做法也遭到后世激烈的非议。王逸的序文虽也有穿凿附会甚至前后矛盾之处，不过王逸与屈原同土共国，又去古未远，故其说还是很有见地的。如《离骚序》说明写作缘起，引用《史记》，显得信而有征，于史有据；《九歌序》分析《九歌》，先考察民情风俗：“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1]55不仅保留古老的民间习俗的记载，有极其珍贵的文献价值，而且能很好地契合《九歌》中祭祀诸神、敬慕神祇的内容。同时又能契合屈原的经历、心态：“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1]55据此可知屈原遭无辜放逐满腔愁绪要借文字倾泻出来，而俗人歌舞之词又显得鄙陋，他于是加以创新改编，融入自己的忧思苦毒，便创作出了优美动人感情悲凄的《九歌》之曲。王逸的分析的确很正确，也很精彩。
王逸在形式上仿照《诗序》而为《楚辞》作序，思维方式也深受《诗序》影响，《诗序》为了揭示微言大义、点明美刺内涵，或比附史实，或主观臆测，往往将诗人意志与诗作主旨坐实。雷炳锋《朱熹〈诗序辨说〉试论》一文对此已有总结：“《诗序》不仅根据在《诗经》中的篇第规定诗作产生的时代，再以时代确定美刺。”[5]68此外，如《诗序·陈风·宛丘》《诗序·陈风·东门之枌》《诗序·陈风·衡门》《诗序·齐风·鸡鸣》《诗序·郑风·蹇裳》即是根据国君谥号不美，而将讽刺的矛头分别指向陈幽公、陈僖公、齐哀公，实际上并无史实可考。《诗序》还强行以史事坐实作者意图，最突出的就是对于《郑风》的解说，如《将仲子》《有女同车》等，都是用春秋时期郑庄公之事加以附会。前述王逸关于《离骚》“依托《五经》以立义”的阐释，从思维方式来说，就是对《诗序》这种征实原则的继承。
二、 依《诗》取兴《楚辞章句·离骚章句序》中有这样一段话：“《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馋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讬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1]2-3
王逸把“兴”理解为“引类譬谕”，其实他只说出了《毛传》关于“兴”之特征的一个方面。《诗·大雅·大明》篇有“矢于牧野，维予侯兴”句，《毛传》释“兴”为“起也”[2]508, “起”即是发端的意思。王逸之所以没有指出这一点，原因在于《楚辞》在体式上不分章，直接进入抒情言志的正题，不需要“兴也”的句式。因此，王逸只注意到了“兴”的“引类譬谕”的意义。
所谓“《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具体说来就是以香草风云鸟兽美人等物象比喻现实政治或人生。据游国恩先生统计，《楚辞》中约有十个方面[6]163-165：一是以栽培香草比延揽人才, 二是以众芳芜秽比好人变坏, 三是以善鸟恶禽比忠奸异类, 四是以舟车驾驶比用贤为治, 五是以车马迷途比惆怅自失, 六是以规矩绳墨比公私法度, 七是以饮食芳洁比人格高尚, 八是以服饰精美比品德坚贞, 九是以撷采芳物比及时自修, 十是以女子身份比君臣关系。试举几例以为证明：(1)“蕙、茝，皆香草，以喻贤者”，(2)“灵，神也。修，远也。能神明远见者，君德也，故以喻君”，(3)“女，阴也，无专擅之义，犹君动而臣随也，故以喻臣”，(4)“谓能执伏众鸟，鹰鹯之类也，以喻中正”，(5)“(菉葹)三者皆恶草，以喻谗佞盈满于侧者也”，(6)“飘风，无常之风，以兴邪恶之众”(以上皆见《离骚章句》)。上述几例本体和喻体明显可见，可以称为明喻。这在王逸的注释中占绝大部分。
但是王逸连接喻体和本体时所体现的思维方式却是经学式的思维方式。如王逸之所以认为“女”在文本中所譬的本体是“臣”，在于“女”属阴，服从于阳而无“专擅之义”，就好像“臣”应该绝对听命于“君”而不可违背一样，所以“女”譬“臣”为一绝妙的譬喻。郑玄笺注《诗·邶风·绿衣》首章首二句之“兴”云：“绿兮衣兮者，言绿衣自有礼制也。诸侯夫人祭服之下，鞠衣为上，展衣次之，绿衣次之。次之者，众妾亦以贵贱之等服之。鞠衣黄，展衣白，绿衣黑，皆以素纱为裏。今绿衣反以黄为裏，非其制也，故以喻妾上僭。”[4]397二者都以等级秩序作为连接喻体和本体的中间媒介，都不免穿凿之嫌，同是经学思维方式的典型体现。
朱自清先生说后世“比体诗”的四大类，即“咏史、游仙、艳情、咏物”。其源头都在“王(逸)注《楚辞》里”[7]72。之所以这样说，我们认为王逸的“依诗取兴”说虽基本上揭示出了《楚辞》艺术手法上的特征，不过在王逸经学思维方式的影响下，有时也曲解了《楚辞》原意，令人觉得支离破碎。朱熹就已经指出这一点：
而独东京王逸《章句》与近世洪兴祖《补注》并行于世，其于训诂名物之间则已详矣。……至其大义，……而遽欲取喻立说，旁引曲证，以强附于其事之已然。是以或迂滞而远于性情，或以迫切而害于义理，使原之所为，抑郁不得伸于当年者，又晦昧而不见于后世。[8]2
朱熹的批评是有道理的，王逸注释楚辞有时确有牵强太甚之处，试看《九章·思美人》一段：“芳与泽其杂揉兮，羌芳华自中出。纷郁郁其远烝兮，满内而外扬。”[1]148-149朱熹解释为“乐其所得于中者，以舒愤懑而无待于外。”[7]91但王逸全以比兴出之，硬性牵合，“君国倾侧，任小人也。车以喻君，马以喻臣。言车覆者，君国为也。马仆颠者，所任非人。”[1]147王逸确实过度诠释了《楚辞》，发其所未发，结果是或许与屈原本意相符，或许不免“强附于其事”。所以，朱自清说四大类“比体诗”都出自王注《楚辞》。
三、 《楚辞章句》的经学阐述方式与文学批评方法王逸在依经立义这一原则之下，在具体阐释过程之中又体现出了文学批评的色彩。第一，王逸总结出了《楚辞》艺术手法上的某些特点。《楚辞章句》肯定《离骚》“依《诗》取兴”基本手法的同时，还揭示了《楚辞》艺术方面的其他手法。首先，指出了《楚辞》“多怪异之事”(《天问后叙》)，即采用神话传说，并杂以神仙鬼神幽冥之事。王逸认为神仙鬼神形象的加入对屈原驰骋想象周流天地以求同志的表述起着烘托映衬作用，同时也是屈原借游仙解脱精神苦闷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正如其《招隐士序》所云：“又怪其文升天乘云，役使百神，似若仙者，虽身沉没，名德显闻，与隐处山泽无异。”[1]232《远游章句序》亦云：“遂叙妙思，讬配仙人，与俱游戏，周历天地，无所不到。”[1]163它们对于表现屈原超俗绝尘不于世俗偶合的高洁人格，追求个性自由不为俗务羁鞿的精神也是不可或缺的。其次，就是铺陈手法的运用，作为汉赋渊源之一的楚骚，其主客问答的体式当然会采用层层铺张的手法，为汉赋极写天上地下、总揽宇宙人物的铺张手法导夫先路。王逸也看出并总结了《楚辞》的这一特征，《招魂章句序》说的“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1]197，《大招章句序》之“盛称楚国之乐，崇怀襄之德，以比三王”[1]216，可谓紧紧抓住了《楚辞》艺术手法最基本的特征，并作了十分到位的阐释。
朱自清先生认为诗序的比兴有“风化”“风刺”的意思，“‘温柔敦厚’的诗教便指的这种作用”。《楚辞章句》的序文能揭出一两点纯艺术手法，如神话想象、铺陈，在经学文艺观流行的时代，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第二，王逸在序文中也阐明了“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他将屈原其人其行与历史、社会、政治结合起来，以倡导志士之行来反对班固“全命避害”的生命意识，突出体现在《离骚经章句序》一文之中。王逸赞扬屈原的“中正”“伏节”，认为屈原在满朝“婉婉以顺上，逡巡以避患”者一味妥协投降，置国家民族于不顾的情势下，只有挺身而出，力争使自己正确的措施和主张得以施行才有可能避免被强秦灭国的危险。王逸对屈原的赞扬也“说明了王逸立足于东汉王朝溃散边缘对东汉初年以班固为典型代表的颂汉德之人文思想的反思，其中寄寓着历史文化的深蕴”[9]326。
这是孟子“知人论世”方法的具体运用和典型体现，王逸阐释屈原的《楚辞》，首先的工作就是熟悉楚国历史以及战国后期的天下大势，这是能否全面解读《楚辞》的前提。其次则分析屈原的思想和他所坚持的方针策略，因为屈原之所以被放逐，思想原则、外交政策是重要的因素。要想客观体会屈原那复杂的内心情绪，这也是必须做的工作。
第三，王逸在阐释过程中也具体论述了包括文学本质、文学发生、文学功能以及辞赋观念等诸多问题，《招隐士章句序》之“故作招隐之赋，以章其志也”[1]232，《七谏章句序》之“故作此辞，以述其志”[1]236，《九辩章句序》也有“故作《九辩》以述其志”[1]182的说法。论述了辞赋写作的“章志”和“述志”的本质。《天问章句序》曰：“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旻昊。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谲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疲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泄愤懑，舒泻愁思。”[1]85王逸认为屈原无辜被馋，放在山泽草野，离群索居，满腔忧思无可告诉。及看见楚先王公卿祠堂，其壁画怪物神灵，疲倦之极的屈原呵而问之，借以舒解忧愤。《抽思章句》注释“少歌”时说：“小金讴谣，以乐志也。”[1]139《哀时命》“独便悁而烦毒兮，焉发愤而抒情”句，王逸的解释是“言己怀忠直之志，独悁悒烦毒，无所发我愤懑，泄己忠心也。”[1]266因此，在王逸看来“舒泻忧思”“乐志”“发愤懑”等都是文学的所要肩负的功能。这又强调了辞赋的抒情功能。这些序文相较《诗序》只注意诗篇本事、写作背景以及题旨的阐发来说，更为进步，也更为全面。
四、 王逸《楚辞章句》对经学文艺观的突破王逸在对《楚辞》进行阐释的过程中，也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经学文艺观的束缚，实现了自我超越。这首先体现在对《楚辞》作品中“情”的强调，打破了《毛诗大序》关于“礼义”的规范。《毛诗大序》虽然也承认诗“吟咏情性”的特质，不过又对“情”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诗只能抒发“礼义”范围内的“情”。之所以说王逸部分突破“礼义”的规范，理由有二：首先，《楚辞章句》中提到的“情”大都指一己感情，只要内心的感情激荡欲出，就可以形诸文字。如他认为《离骚》抒发的是“忧悲愁思”(《离骚章句序》)，《九歌》抒发的是“不胜愤懑”(《九歌章句序》)之情，《天问》是屈原“以泄愤懑，舒泻忧思”(《天问章句序》)之作，《九章》是“忧心罔极”(《九章章句序》)的体现，《九辩》是宋玉“悯惜其师”(《九辩章句序》)之作，《招魂》也是宋玉“怜哀屈原”(《招魂章句序》)之作，《大招》是“忧悤烦乱”(《大招章句序》)之作，《招隐士》是“悯伤屈原”(《招隐士章句序》)之作，《七谏》是“追悯屈原”(《七谏章句序》)之作，《哀时命》是“哀屈原受性忠贞，不遭明君而遇暗世”(《哀时命章句序》)之作，《九怀》是“追而悯之”(《九怀章句序》)之作，《九叹》是“追念屈原忠信之节”(《九叹章句序》)的作品，《九思》是“伤悼”(《九思章句序》)屈原之作。纵观《楚辞章句》论述每篇作品写作动机的《序》，除了《惜誓》是“刺怀王有始而无终”外，王逸认为其余的作品都是抒情之作。而且，所抒之情多种多样，既有自己的“愤懑”“抽思”，也有“悯惜”“伤悼”之情。虽然这种一己“情”也关乎国家社稷，不过，与《毛诗大序》所规定的“止乎礼义”、关乎政教的群体性的“情”明显两样。其次，《毛诗大序》“止乎礼义”的“情”在表现形式上也有明显的特征，即“主文而谲谏”。它要求诗歌在表现情特别是对时政不满的情的时候要有委婉，即能为统治者所接受。虽然对时政不满，还要出之以委婉的语气，认为这是“先王之泽”的体现。王逸则认为感情可以尽情地抒发，甚至到了呼天抢地不能自已的程度也无关紧要。只要感情抒发得足够动人，足够悲，就是好文。拿《离骚》来说吧，屈原满腔的愤激都倾泻在这部作品之中，按照《毛诗大序》，他违背了“主文而谲谏”的要求。可是王逸却认为，正是因为《离骚》充分表现了屈原的悲惨遭遇和愤激情怀，打动了后世无数的文人君子，他们“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悯其志焉”[1]3。
需要指出的是，王逸在阐释过程中，不论是对屈原表现出的同情与哀伤，抑或是指明屈原本人的怨愤之情，还是总结汉代辞人通过模拟《楚辞》而伤悼屈原，都说明王逸对悲哀之情的接受与欣赏，王逸对悲情的强调与极力阐发，既是屈原人格魅力与精神实质的体现，同时也是汉代“以悲为美”的审美趣味的反映。这些序文相较《诗序》只注意诗篇本事、写作背景以及题旨的阐发来说，更为进步，也更为全面。
第二，《楚辞章句》在疏解《楚辞》的过程中还表现出了对文学性的追求，这可以看作是王逸对经学思维方式的突破，王逸肯定、颂扬屈原创作之“文采”“华藻”，从屈原“金相玉质”之人格引申出钦慕文学具有鲜明个性之抒情性，是王逸楚辞审美的主导意向。王逸追述当时“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离骚经章句后叙》)，并将“行义”与“文采”合成屈原创作之有机整体。查屏球在其《从游士到儒士》一书中说道：“《楚辞章句》是助读式解释，王逸为引导读者体会文义，常常要对诗人的创作情景加以描述与说明，引导读者进入到诗歌境界中。这些内容与经义化有所不同，多体现了文学化思维特色，它们显示了注家对诗人创作思维的认识水平与把握方式，也包含了王逸的诗学理念。”[10]95
第三，《楚辞章句》之具体释文也体现出了对文学性的追求，这可从以下三点来具体分析：
首先，释文以带有文学性的想象之辞描述各篇的写作背景，或者有的篇章存有两种说法而王逸倾向于具有文学性的那一种。如《天问》一诗，是作者对天的发问，含有较强的哲学和历史色彩，对于读者来说，如果没有详细的背景介绍，就会产生很多疑惑。王逸对此诗背景的描述不仅全面，而且极有文采：“屈原放逐，忧心愁悴。……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泄愤懑，舒泻忧思。”如《云中君》之“极劳心兮忡忡”句，王逸注：“屈原见云一动千里，周遍四海，想得随从，观望四方，以忘己忧思，而念之终不可得。故太息而叹，心中烦劳而忡忡也。或曰：君，谓怀王也。屈原陈序云神，文义略讫，愁思复至，哀念怀王暗昧不明，则太息增叹，心每忡忡，而不能已也。”王逸在此只以“或曰”的方式将传统比兴化解释附带而出，取更符合诗意更具文学性的一种解释。
其次，释文多由韵文组成。梁启超在《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中说：“叔师注《楚辞·九章》、《九辩》、《远游》等篇，……若将每句末‘也’字删去，便成若干首七言。”[11]144“注文用韵起于《易经》各家之象辞，叔师效之而一律裁为七言。《琴思》一章，疑亦某篇之注，后人摘之以为诗也。”[11]145梁启超的意见是极为准确的，现存《王叔师集》中《琴思》一诗为残篇，全由七言句式组成。虽然汉代七言诗不可详考，但七言句式的使用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如乐府《郊祀歌》中《天门》《景星》的结尾部分，用的都是七言，且每句用韵。此外《房中祀乐》《乌生》《平陵东》《王子乔》中多有七字句，至于《鸡鸣》则全篇为七言。就赋而言，张衡《思玄赋》之“系”，马融《长笛赋》之“辞”，也用七言，且句句用韵。这种现象的出现无疑影响了王逸，《后汉书》本传也说他：“王逸、赋、诔、书、论及杂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汉诗》百二十三篇。”[12]2618由于资料阙如，我们无法完全窥见王逸《汉诗》面貌，这首《琴思》又疑为注文汇集而成。
陈松青先生即指出《琴思》乃是取《九辩》中的注文，各句去掉“也”字而成诗[13]77。下面我们把《楚辞章句·九辩章句》原注与《琴思》诗制成表 1，做一对比：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渊源，其同出一个底本不言自明，并且王逸这种韵文化的注文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楚辞》作品的模拟，这是注家受到原作的美学魅力的激发，情不自禁地发生的一种审美心理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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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楚辞章句·九辩章句》原注与《琴思》诗对照表 |
再次，王逸的释文还把自己在阅读过程中由具体诗境触发的情景联想描述出来，或将自己体会到的内在含义以及自己新的思想意识都表达出来。如《抽思》“昔君与我成言兮，曰黄昏以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句，注云：“始君与己谋政务。……旦待日没闲静也。……信用馋人，更狐疑也。……谓己不忠，遂外疏也。”[1]137-138这就是根据《史记·屈原列传》所作的想象之词，与原文并不是严格的对应关系。类似的例子在《楚辞章句》中所在多有，《远游》之“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句，王逸解道：“乾坤体固，居常宁也。……伤己命禄，多忧患也。”[1]163也是对原文的提炼与概括。这种释文与原文存在若即若离的关系，它们具有相当的独立性，连缀起来可以独立成文。它们是以文学创作的方式对原诗加以诠释，与经文注释是全然不同的，显然不及注经体那样严密。因此，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看，这类韵文体注文，都是属于注家主体化的一种创作活动，是王逸阐释《楚辞》过程中对文学性追求的一种显著体现。
虽然王逸及《楚辞章句》对经学文艺观念有所突破，阐释过程中也注意到了《楚辞》的文学特性。但是从主观目的与精神实质来说，王逸的阐释立场与原则还依然是经学的思维方式。其之所以能够有所突破，王逸本人的鉴赏能力与审美水平是一个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则与东汉中期士林心态变化密切相关。蓝旭先生论述东汉士风转变曰：“刚毅果敢的谏诤之士和清介孤高的隐士的大量出现及其所受褒奖，说明了先秦儒家所欣赏的狂狷精神的崛起，也显示出追求个体自由的道家思想的影响。”[14]199这种士风既影响到了当时文学创作追求抒情化与趣味性的特征，也同样体现在文学思想领域。王逸《楚辞章句》对情的强调、对屈原形象的重新塑造、对《楚辞》文学特征的重视等、对各自文学观念的阐发乃至对经学文艺观的突破，都是在此背景之下产生的。正如蓝旭先生所言：“(《楚辞章句》)所包含地对文学的非功利的审美特征的认可，正是强调政治教化、适应大一统需要的儒家文艺思想开始出现松动的一个迹象。诚然，王逸在论述中处处体现出以儒家思想改造屈原形象的痕迹，但他从先秦儒家中汲取的‘狂狷’精神的资源，本身就带有强调个体独立的因素。”[12]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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