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乐器是指击打乐器本体而发声的一类乐器。其中包括有固定音高的打击乐器与无固定音高的打击乐器两大类。打击乐器还可以根据不同的发音体来区分，可分为两类：一类是 “革鸣乐器”也叫“膜鸣乐器”，就是通过敲打蒙在乐器上的皮膜或革膜而发声的乐器，如各种鼓类乐器；另一类是“体鸣乐器”，就是通过敲打乐器本体而发声的，如钟、磬、锣、钹、铃等。乐器在我国古代社会具有独特意义，其地位和重要性往往超过了作为音乐本体的乐器本身，引起了古人的足够重视。这些我们都能够从《史记》所记载的相关乐器中窥见一斑。在《史记》丰富的音乐文化史料中，除两个音乐专篇以外，散见的乐器记载达30余种，其中打击乐器有鼓、磬、钟、铃、缶、甕等。

一、鼓

“鼓是一种击奏膜鸣乐器”^[1]1。从音乐发展史的角度看，可以说，鼓是人类最早发明的乐器之一。在我国古代，鼓的种类繁多，形制多样，应用十分广泛。《礼记·明堂位》记载：“土鼓、蒉桴、苇籥，伊耆氏之乐也。”^[2]443“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县鼓。”^[2]444这里所说的鼓应属于上古时期传说中的土鼓。在古代，对鼓的称谓可以说名目繁多，仅在中国先秦文献记载中，鼓的名称就有好几十种。《史记》中有多处关于“鼓”一词的记载，有动词与名词两种含义。作为动词的鼓，常常与琴、瑟等连在一起，如“鼓琴”“鼓瑟”等，大多表示演奏某一乐器的意思。这在《史记》中多有记载。

《卫康叔世家》记载：

献公十三年，公令师曹教宫妾鼓琴，妾不善，曹笞之。^[3]1931

《孔子世家》记载：

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3]2332

《苏秦列传》记载：

临菑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3]2741

《史记》中所记载的另一作为名词的鼓，是指多种鼓类乐器。在《史记》所记载的乐器“鼓”中，有常常和钟连缀在一起的，如“钟鼓”，就代表了由多件钟和鼓所组成的一组乐器。这种情况，在《秦始皇本纪》《礼书》等篇目中均有记载。

《秦始皇本纪》记载：

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3]308

于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3]328

《礼书》记载：

钟鼓管弦，所以养耳也。^[3]1376

从以上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秦始皇对钟鼓乐器也是喜爱有加的。当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钟鼓之乐器具有宏大、雄浑、威严的音色特点。用钟鼓演奏、助威，更有利于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地位，所以它深得统治阶级的喜爱。因此，统治阶级常常在一些重要场合用钟鼓之乐的音响气势，来映衬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权力。在我国古代音乐中，“由于雅乐以打击乐器为主，郑卫之音以琴乐为主”^[4]36，而且作为打击乐器来说，钟、鼓也是宫廷雅乐的主奏乐器，因此，文献中为秦所灭的各诸侯国均必然拥有自己的钟鼓类乐器。秦始皇把从各国所得的钟鼓作为重要的战利品保留下来，并在自己的宫殿里安置大量的钟鼓、美女，各就各位不相移动，足以证明古代统治者对音乐的高度重视，也说明钟、鼓类乐器在古代统治阶级政治生活与娱乐生活中的重要性。

再次，《史记》中还有金鼓、灵鼓、鼍鼓、鼓(战鼓)、拊膈(皮制小鼓)等鼓类乐器的多处相关记载。

《秦本纪》记载：

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谋伐戎王……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过贺缪公以金鼓。^[3]247

《司马相如列传》记载：

金鼓，吹鸣籁，榜人歌，声流喝，水虫骇，波鸿沸，涌泉起，奔扬会，礌石相击，硠硠潏潏，若雷霆之声，闻乎数百里之外。^[3]3653

以上文献里所说的金鼓，即四金和六鼓。四金指錞﹑镯﹑铙﹑铎；六鼓指雷鼓﹑灵鼓﹑路鼓﹑鼖鼓﹑鼛鼓﹑晋鼓。古代军队行军作战时离不开金鼓，它在战争中常常起着发号施令、振奋军士精神的作用，往往命令军队行动与进攻时就击鼓，即鸣鼓而攻。而命令军队停止或退回就击钲，即鸣金收兵，因此，钲也叫“金”或“锣”。这说明，金鼓即代表行军与战斗的信号。《周礼·地官·鼓人》曰：“金鼓用以节声乐，和军旅，正田役。”^[5]314同时金鼓也常常用于形容战斗气氛的紧张激烈。《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说：“金鼓以声气也。”^[6]404当然，《史记·秦本纪》中所说的金鼓，统治阶级却另有所用：一作馈赠他国，一作娱乐自身。所以周天子派召公带着金鼓向秦缪公祝贺称霸西戎之壮举，其中可以理解为周赠秦金鼓类乐器，或以演奏金鼓类乐器的方式向秦表示祝贺。司马相如《上林赋》中的金鼓类乐器演奏，则显示了天子出行打猎娱乐的声势与排场。其中的“金鼓”类乐器均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

《李斯列传》记载：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3]3088

《司马相如列传》记载：

将息獠者，击灵鼓，起烽燧，车案行，骑就队，乎淫淫，班乎裔裔。^[3]3654

于是乎游戏懈怠，置酒乎昊天之台，张乐乎轇輵之宇；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钜；建翠华之旗，树灵鼍之鼓。^[3]3683

以上文献里所说的灵鼓，即六面鼓。关于《司马相如列传》中的灵鼓，《集解》郭璞曰：“灵鼓，六面也。”^[3]3654而如上《史记》文献中所记载之“灵鼍之鼓”，却是指用鼍龙(鳄)皮蒙制的木质鼓。古人将鳄鱼称作“鼍”。先秦时期，“鼍”被视为灵物，因而称用其皮蒙制的鼓为“灵鼍之鼓”。在我国的考古发掘中已有具体实物标本可以证明。在《李斯列传》中，李斯上书秦王时说的“灵鼍之鼓”是秦王喜欢的异国宝物，而且喜欢的原因是为了娱乐享受。司马相如《上林赋》中的“灵鼍之鼓”演奏，则是在天子游猎倦怠之后的酒宴上演奏的乐器之一，均用于帝王的音乐歌舞娱乐活动之中。

《高祖本纪》记载：

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而衅鼓旗，帜皆赤。^[3]446

《孙子吴起列传》记载：

于是鼓之右，妇人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复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妇人复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斩左右队长。……用其次为队长，于是复鼓之。^[3]2631-2632

《史记》以上两处关于鼓的记载，是用于祭祀活动与军事活动之中的鼓。《高祖本纪》是说汉高祖刘邦即位后，祭祀黄帝和蚩尤，杀牲取血涂抹战鼓和军旗。《孙子吴起列传》则记述了军事家、兵家之祖孙武把鼓用于命令士兵前进或后退的军事演练之中。可见鼓这件乐器，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广泛应用，以及它在中国古代祭祀活动和军事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与意义。也是我国古代乐器所具有的多种独特功能性的充分体现。

《孝武本纪》记载：

其年，既灭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见。上善之，下公卿议，曰：“民间祠尚有鼓舞之乐，今郊祠而无乐，岂称乎？”……或曰:“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3]599

《礼书》记载：

三年哭之不反也，《清庙》之歌一倡而三叹，县一钟尚拊膈，硃弦而通越，一也。^[3]1384

以上文献中的记载，也是鼓这件乐器被用于不同形式的祭祀活动中的史实，《孝武本纪》中的“鼓舞之乐”，即指敲锣打鼓、舞蹈歌唱的音乐演奏形式。《礼书》中的“拊膈”，即为中间填糠的皮制小鼓。这说明在不同场合、不同意义的祭祀活动中，对祭祀音乐有着不同的要求，需要用不同种类的鼓来进行音乐伴奏。《孝武本纪》中记述的汉代民间祭祀活动中的敲锣打鼓、舞蹈歌唱，是为了显示对神灵钦享祭祀之浓重之礼；而《礼书》所记述的亲人过世时的祭礼，则因为要追求声音上的质朴平实而采用中间填糠的皮制小鼓。可见古代祭祀用乐之讲究。

从《史记》有关鼓的文献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鼓”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古老的打击乐器，其种类之繁多，应用之广泛。从帝王将相到黎民百姓，不论在宫廷雅乐、娱乐享受、宫廷祭祀、民间祭祀以及军事活动中都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而且发展演变历史绵长，一直沿用至今。

二、磬

“磬是一种石制板体击奏体鸣乐器”^[1]30。在远古时代被称为“石”或“鸣球”，其形状与古代农具“石疱丁”相似，磬的前身确有可能“脱胎于新石器时代的犁、斧之类石器”^[7]9。后来随着农耕制作技术的完善与乐理理论中音阶观念的建立，在商代晚期出现了编磬。由于磬这件乐器发音清越美好，所以在我国古代属于贵族专用的重器，是“上层人物修身养性、表达志向的上佳工具”^[8]209。《史记》中有多处关于磬的记载，有石、磬两种称谓。

《五帝本纪》记载：

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3]46

《司马相如列传》记载：

浏莅芔吸，盖象金石之声，管籥之音。^[3]3671

以上两处文献中的石即为磬。关于“击石拊石”中的石，《正义》孔安国云：“石，磬。音之清者。拊亦击也。”^[3]49“金石之声”中的石，《正义》解释为：“金，钟。石，磬。”^[3]3674单从“石”的称谓上就足见磬这件乐器的古老渊源，以及其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密切关系。《五帝本纪》中所载舜帝对乐官工作职能的要求(专教贵族子弟)，对音乐的教化功能与乐教重要性的认识(能使百兽率舞，神人以和)，以及关于乐官夔卓越的器乐演奏才能的记述，不但说明了古人对音乐教化功能的重视，而且向我们阐明了乐器磬的贵族身份，以及其在当时宫廷音乐活动中的重要性。另外《史记·夏本纪》中的“泗滨浮磬”“锡贡磬错”等文献记载，便是说当时的徐州、豫州、梁州等地盛产可做石磬的石头，可见磬在当时制作与演奏的普遍性。关于《司马相如列传》中的“金石之声”，其实是用风吹草木所发出的凄清之响来描述钟磬类打击乐器的演奏声音效果，以表现天子的上林苑各种植物生长繁盛的自然景象。体现了钟磬类乐器在当时的发展盛况与演奏技艺之精妙。

《礼书》记载：

耳乐钟磬，为之调谐八音以荡其心。^[3]1372

《卫康叔世家》记载：

三年，吴延陵季子使过卫……过宿，孙林父为击磬，曰：“不乐，音大悲，使卫乱乃此矣。”是年，献公卒，子襄公恶立。^[3]1932

《孔子世家》记载：

孔子击磬。有荷蒉而过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踁踁乎，莫己知也夫而已矣！”^[3]2332

以上《礼书》中关于乐器磬的文献记载，阐述的是音乐在人的道德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古人往往通过欣赏钟磬之音来清除邪秽卑鄙的念头，以达到修身养性之目的。另外，《卫康叔世家》中对孙林父为季札演奏磬时乐声悲哀的记述，《孔子世家》中对孔子击磬时乐声所表现的内心苦闷的记载，都是磬的演奏在古人音乐生活与情感宣泄中的重要应用。从中也可见磬的重要社会地位与演奏水平之高。《史记》关于乐器磬的记载，涉及乐器制造材料、演奏效果、功能与应用等方面的内容，其中的演奏者包括乐官与士大夫阶层，演奏应用场所有先民的乐舞活动、帝王的娱乐活动与士大夫的个人抒怀等乐事活动，向我们呈现了这类乐器古老的发展演变历史。

三、钟

钟是我国古代青铜乐器中最著名的一种，因为其声音宏大，能使接受者产生庄严恢宏的听觉感受，因此常被统治阶级用作自己地位和统治的象征。所以，“钟鼓之乐”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先秦礼乐文化的代表。天子、诸侯、卿大夫“耳乐钟磬，为之调谐八音以荡其心”^[3]1372。从陕西长安斗门镇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陶钟形制来看，其造型十分接近商代的青铜乐器“铙”，音乐考古学家认为，它与“商代的‘铙’应该是一脉相承的”^[9]98。商代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就是青铜器制作技术。正是在青铜制作技术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器乐制造技术才得到迅猛发展，也因此产生了各种形制不同的钟类乐器，譬如铃、铙、镈、甬钟、纽钟、钲、铎等，其名称虽然繁多，但形状构造却大体相近或相同。对此，郭沫若先生就曾指出：“较钟后起者为镈。”^[10]171这也就是说，“镈”是由“钟”发展演变而来的。《史记》中有多处关于钟的记载，包括钟、鐻、金等。

《史记》中所记载的钟常和鼓、磬连在一起，“钟鼓”“钟磬”表示一类或一组乐器。如《秦始皇本纪》中所说的“钟鼓美人”，《礼书》中所说的“耳乐钟磬”“钟鼓管弦”等，皆为此意。另外，作为独立演奏的钟，《史记》中也有多处记载。

《秦始皇本纪》记载：

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3]307

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鐻，以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3]354

以上《秦始皇本纪》所记载的“鐻”一般可以作两种解释：一种指古代悬挂钟鼓的架子，另一种指古代类似于“钟”一类的撞击乐器。其中“钟鐻”即为“大钟”“大鐻”，“销锋铸鐻”中的“鐻”即为“夹钟”。《史记》中向我们呈现了秦统一天下后，收缴天下兵器，并汇集到咸阳，铸成大钟与大鐻若干，放在宫廷内，以削弱黎民百姓的势力，防止他们造反。这一举措，同时也向我们说明了当时钟类乐器制作技术的发达和完善，以及统治阶级对音乐的价值和意义的重视，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统治阶级对古代乐器发展所作出的积极贡献。

《吴太伯世家》记载：

(季札)自卫如晋，将舍于宿，闻钟声，曰：“异哉！吾闻之，辩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获罪于君以在此，惧犹不足，而又可以畔乎？夫子之在此，犹燕之巢于幕也。君在殡而可以乐乎？” 遂去之。文子闻之，终身不听琴瑟。^[3]1762

《淮阴侯列传》记载：

相国绐信曰：“虽疾，强入贺。”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3]3168

《司马相如列传》记载：

于是乎游戏懈怠，置酒乎昊天之台，张乐乎轇輵之宇；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钜……^[3]3683

《司马相如列传》记载：

浏莅芔吸，盖象金石之声，管籥之音。^[3]3671

前引《礼书》中所记载的古代在亲人过世时的祭礼中，为了追求伴奏音乐的质朴平实，仅挂一口钟作为敲击乐器，即所谓“县一钟”，由此可见古代不同场合的祭祀用乐。在古代，在不同场合，从乐器种类到数量，以及演奏形式都有非常严格和具体的要求与规范。《吴太伯世家》记载，孙文子身处惶恐之境而鼓钟作乐，被季札听到，季札以道德的标准对孙文子的音乐行为进行了批评与指责，孙文子听到季札对自己鼓钟作乐的评论后，羞愧得终身不再听琴瑟之音。这既说明古人的音乐活动是有着严格的道德标准限制的，又说明当时乐器文化的发展状况是多么繁荣昌盛和普及。也就是说，孙文子连“琴瑟之音”都不听了，更何况“钟声”。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乐器的演变发展已经在由制作简单、发音单调的敲击乐器，向制作技术精细、发音日渐完备的弦乐器发展的革新与演变中，以至于后来到了西汉末年，出现将琴乐凌驾于其他乐器之上的情况。《司马相如列传》所谓的“金石之声”即是指钟磬之声，其中“金”即为“钟”一类的乐器。《史记》中所言“千石之钟”与“金石之声”均是帝王游猎娱乐时关于“钟”类乐器的演奏，其中“千石之钟”表现的是“钟”类乐器声音的宏大气势，而“金石之声”则表现了“钟”类乐器声音的凄清之响。可见，当时“钟”这种古老的敲击乐器演奏方法与演奏技艺的纯熟程度，以及其特有的丰富音色与音乐表现力。

四、铃

铃是一种摇奏体鸣乐器。^[1]84在古代属于钟类乐器的一种。其形体较小，腔内有铜舌，摇之发声。自古至今的铃，其种类繁多。中国史前考古发现就有新石器时期属于龙山文化的陶铃，以及后来出土的陶寺铜铃、夏代铜铃、西周编铃、春秋晚期铜铃，以及洛庄汉墓首见的串铃与铜铃等，这些均为铃类乐器的珍贵实物史料。自商周始，铜铃的应用就十分广泛，造型也颇为丰富。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商代晚期的铜铃基本是狗铃。“入周以后，出土的铜铃数量极多，绝大多数为狗铃和车马铃。”^[11]111《史记》中有多处铃类乐器的记载，主要有和、鸾、玉鸾等称谓。

《礼书》曰：

和鸾之声，步中武象，骤中韶濩，所以养耳也。^[3]1376

《司马相如列传》记载：

于是历吉日以齐戒，袭朝衣，乘法驾，建华旗，鸣玉鸾，游乎六艺之囿，骛乎仁义之涂，览观《春秋》之林，射《貍首》，兼《驺虞》，弋玄鹤，建干戚，载云罕，揜群雅，悲《伐檀》，乐乐胥，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3]3686

《司马相如列传》记载：

方将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鸣和鸾，扬乐颂，上咸五，下登三。^[3]3698

从以上文献来看，笔者认为，《史记》中所涉及到的铃均为车马铃。其中的“玉鸾”“和鸾”均为“铃”。《集解》郑玄曰：“和，鸾，皆铃也，所以为车行节也。”^[3]1377 天子出行所用的大车，轼下悬挂着和铃，衡下悬挂着鸾铃，在车缓慢行进时，铃声节奏与《武》乐、《象》舞相配合，在车快速行进时，铃声节奏与《韶》乐、《濩》乐相配和，是为了养耳。这样，既得到了欲望上的调养，又彰显了地位上的等级差别，“铃”的象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铃”在后世一直被我国各族人民广泛应用，形制各异与风格多样的铃铛出现在人们多方面的社会生产与生活之中，多为吉祥平安之意。

五、缶、瓮

“缶”是古代一种盛食物的陶器用具，“瓮”是一种盛水或酒一类的陶器，两者也常常被用作打击乐器。《史记》中有两处关于缶与瓮的记载。

《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

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奏盆缶秦王，以相娱乐。”^[3]2960

《李斯列传》记载：

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昭、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3]3088

关于以上文献中的缶，《集解》风俗通义曰：“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浆，秦人鼓之以节歌也。”《索隐》鲊音缶，《正义》鲊音瓶。^[3]2961关于瓮，《索隐》说文云：“瓮，汲瓶也。于贡反。缶，瓦器也；秦人鼓之以节乐。”^[3]3089可见乐器与人们的生活用品有着密切关系。以上两则史料，《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缶”作为乐器被用于国君会盟时候的音乐演奏与交流活动之中；而《李斯列传》中“缶”与“瓮”作为乐器却用于秦国广大民众的音乐娱乐表演活动之中，足以见乐器“缶”与“瓮”应用之广泛，以及宫廷所用音乐与民间音乐的密切关系。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缶”与“瓮”作为打击乐器在秦之音乐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反映出秦人音乐的风格特点。“击瓮叩缶”说明了“缶”与“瓮”的演奏方法，秦之音乐的演奏形式与场面也见其中。因此，那些敲盆子、击瓮、弹筝、拍大腿才是地地道道的秦国音乐。另外，李斯在此把秦王对音乐的选择取舍与用人政策结合起来，以保全自己的位置，音乐之政治作用与社会意义也略见一斑。

总之，散见于《史记》其他篇章中的以上打击乐器，不仅给我们呈现了上古至汉代打击乐器的古老渊源与发展沿革。更重要的是，那些打击乐器所蕴含的丰富文化信息，彰显了打击乐器在我国古代社会所具有的重要功能与独特意义，使我们对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以及人们的生活与思想情感有了明晰的认识。司马迁在《史记》中把乐器融入相关人与事的记述之中，这首先体现了其“究天人之际”的音乐社会观。他是把音乐致力于社会万事万物的发展演变之中，来探究音乐与社会各方面的繁复关系。其次，也说明了“乐器不仅是音乐的载体，更是文化的体现”^[12]83。《史记》所载乐器无疑是当时社会文明与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