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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与《汉书》是汉代史家记载当朝史事的史学巨著，也是汉代文学的杰作。与它们同时代的汉乐府诗，却以另一种形式成为汉代文学的优秀代表。两部史学著作对汉乐府相关情况的记录把这两类代表汉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文学样式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后代关于汉乐府的研究无不得益于两著的记载和收录。两著开启了我国历史上一种重要诗体——乐府诗的接受历程。以下本文将从四个方面详论其接受情况。

一 《史记》与《汉书》对汉乐府诗的收录

本文“汉乐府诗”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依(宋)郭茂倩《乐府诗集》而定，既包括汉代乐府机关协乐演唱过的歌诗，也包括汉代未被乐府机关收录的个人创作的歌诗及民间的杂歌谣辞。

《史记》与《汉书》对汉乐府的接受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收录了部分汉代乐府诗。这些乐府诗与当朝实际产生的乐府诗相比，数量虽不太多，但由于两部史书的正史性质与首次收录，所以在乐府学方面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史记》是最早记载汉乐府相关活动和收录汉代乐府诗的著作。因为《史记》记载的汉代历史仅止于汉武帝太初年间，所以相比《汉书》，其所记汉代歌诗相对少一些。《汉书》记载了从汉高祖元年(前206年)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230年的历史，收录的汉代歌诗相对多些。用表格1的形式将两著收录的汉乐府歌诗列举出来。(见表 1)

①《史记·乐书》记载汉武帝得渥洼水中神马与大宛汗血马后各作一歌，前者名为《太一之歌》，后者《史记》未命名。班固在《武帝纪里》也叙述了汉武帝作两歌的故事，并将两歌名之为《天马之歌》与《西极天马歌》，却未收歌辞。后将两歌歌辞收录在《礼乐志》里，皆名之为《天马》，但文字稍异。

从表 1可以看出，《史记》所收录的汉代乐府歌诗、民谣共13首。其中《卫皇后歌》为禇少孙所补。《汉书》共收录71首。其中，与《史记》收录篇目相同的共11首，而未收东方朔《据地歌》及民间歌谣《卫皇后歌》。汉初至太初间产生的、未被《史记》收录而被《汉书》收录的篇目共41首，它们是：《平城歌》《李夫人歌》《舂歌》《李延年歌》《乌孙公主歌》《安世房中歌》17章、《郊祀歌》19章中的17章。由此也可见班固收录乐府歌诗的意识比司马迁更自觉一些。

两著收录的歌诗去其重复，共73首。其中数量最多的为郊庙歌诗，共37首(包括《安世房中歌》17章，《郊祀歌》19章20首)；其次为汉代帝王后妃、官僚士人所作歌诗，除汉武帝所作6首已用于《郊祀歌》外，共19首(其中刘邦《三侯之章》后来用于刘邦原庙祭祀之曲)；再次为民间歌谣，共17首。从《汉书·艺文志》可知，整个西汉共有歌诗314篇，而《史记》《汉书》所收录虽只占其中23%，却是最早保存西汉乐府诗的古典文献，在乐府诗史以至于整个文学史上享有重要的地位。

二 《史记》《汉书》对汉乐府相关情况的记载

除收录73首汉乐府歌诗外，两著非常重要的接受行为还包括对整个汉代有关乐府活动的记载。这些史实让我们真切而生动地感受到了汉乐府诗产生的原文化生态，从而更深入细致地理解汉乐府诗的深刻内涵以及汉代音乐与文学的血肉关系，并由此在更深层面上了解汉代文化。

（一） 记载了乐府机关采集、制作、演唱各种祭祀乐曲的情况

汉代建立之初就继承秦制，建立了乐府机关。但因汉初国力有限，帝国又奉行“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乐府机关的建制规模尚小，活动较少，所以一直未有制作礼乐。公元前200年，叔孙通为汉高祖制礼作乐，仅采用前代旧乐，未有新的乐府歌诗产生。因而武帝之前汉人自作而被乐府机关采用的歌诗仅有刘邦《三侯之章》一首及高祖唐山夫人所作《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前者创作的情况《史记》是这样记载的：“高祖过沛诗三侯之章，令小儿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时歌舞宗庙。孝惠、孝文、孝景无所增更，于乐府习常肄旧而已。” ^[1]1177而《安世房中歌》创作的相关情况《史记》并未记载。

至武帝扩大乐府机构，大兴礼乐，乐府诗才被大量制作并协律演唱。这些情况，司马迁为我们作了记载：

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声，拜为协律都尉。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多尔雅之文。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常有流星经于祠坛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阳，夏歌朱明，秋歌西皓，冬歌玄冥。世多有，故不论。^[1]1178

从这段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如下信息：其一，汉代郊庙音乐中非常重要的一组曲子《郊祀歌》十九章为武帝时创制。其二，为《郊祀歌》配乐的音乐家为协律都尉李延年，但十九章歌辞的作者不知何人。其三，乐曲的歌辞在当时就非常晦涩难懂。其四，祭祀太一神的时间为每年正月的上辛日，从昏时开始，至天亮结束，为夜祠。祭祀的地点是甘泉宫。祭祀时常有流星划过祭坛。其五，演唱祭歌的人员为七十个男女儿童。其六，所唱乐曲中四首名为《青阳》《朱明》《西皓》《玄冥》。但《史记》只列出了其中四支曲子的名字，所幸后来班固在《汉书》里全文收录了这十九章的歌辞，弥补了司马迁为我们留下的遗憾。

以上汉高祖《三侯之章》与《郊祀歌》十九章之情况，《汉书·礼乐志》亦有记载，只不过文字上稍有差异。差异之处主要有三点：其一，《郊祀歌》十九章的作者为“司马相如等数十人”。从班固下文对《郊祀歌》十九章歌辞的收录我们知道，汉武帝所做《天马歌》及《西极天马歌》也在内，只不过与《史记》所收文字上已有差异。这种差异应该是两歌在近200年传唱中被乐工改动所致。其二，十九章中还有另外四首也为汉武帝所作：《景星》为元鼎五年得鼎汾阴作，《齐房》为元封二年芝生甘泉齐房作，《象载瑜》元狩元年行幸雍获白麟作，《朝陇首》为太始三年行幸东海获赤雁作。其三，武帝扩大了乐府机构，并继承先秦采诗制，采集了“赵、代、秦、楚之讴”用于朝廷典礼用曲。

此外，《汉书·礼乐志》还记载了另一组郊庙歌辞《安世房中歌》的相关情况：

又有《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乐》，至秦名曰《寿人》。凡乐，乐其所生，礼不忘本。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2]1043

这组乐曲虽被后世认为艺术价值不高，但作为汉代音乐文学的文献还是值得保存的。

除记载乐府机关创作、演唱《三侯之章》《郊祀歌》《安世房中歌》的相关情况外，两著还记载了西汉乐府机关的其它情况。如演奏的曲目除以上郊庙乐曲外，还有赵、代、秦、楚、陈、齐、巴、蔡、郑等各地乐曲。使用的乐器有鼓、钟、磬、箫、竽、瑟、琴、筑等。乐府机关从业人员数，其它时期不可考，至哀帝罢乐府时共829人，罢乐府后减为388人。

（二） 记载了一些乐府歌诗产生制作的背景或本事

上文指出，《史记》和《汉书》共收录了73首汉乐府诗，其中除《安世房中歌》17章和《郊祀歌》中非汉武帝所作的14首外，其他40首歌诗皆有背景本事，为后人更深入地理解这些诗歌打下了基础。

如《三侯之章》的产生情况是这样的：

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1]76

这则材料记载了《三侯之章》创作的时间、地点、配合乐舞演唱的情况、演出的人员、乐器、作者当时的情感表现等，非常细腻生动，打动人心。类似的记载也出现在其他帝王后妃、官僚士人的歌诗创作时。

如《李陵歌》相关情况的记载：

于是李陵置酒贺武曰：“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陵虽驽怯，令汉且贳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为世大戮，陵尚复何顾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异域之人，壹别长绝！”陵起舞，歌曰：“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聩。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陵泣下数行，因与武决。^[2]2466

此段生动的记载让我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李陵作歌时的心理和情感歌诗的内涵，从而更深入地理解发生在李陵、苏武身上的这段历史。

在收录民间歌谣时，两著为我们交代了这些歌谣产生的原因，读者从这些情况的记载亦可看出司马迁与班固对历史事件与人物的褒贬。如：

(灌)夫不喜文学，好任侠，已然诺。诸所与交通，无非豪桀大猾。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颍川。颍川兒乃歌之曰：“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1]1662

成帝时童谣曰：“燕燕尾涎涎，张公子，时相见。木门仓琅根，燕飞来，啄皇孙，皇孙死，燕啄矢。”其后帝为微行出游，常与富平侯张放俱称富平侯家人，过阳阿主作乐，见舞者赵飞燕而幸之，故曰“燕燕尾涎涎”，美好貌也。“张公子”，谓富平侯也。“木门仓琅根”，谓宫门铜锾，言将尊贵也。后遂立为皇后。弟昭仪贼害后宫皇子，卒皆伏辜，所谓“燕飞来，啄皇孙，皇孙死，燕啄矢”者也。^[2]1395

第一则《史记》所记，明确了《颍川儿歌》产生的背景原因，并借颍川儿童之口反映了普通百姓对当时豪族灌夫家族的痛恨，也表明了司马迁对这种现象的贬斥态度。第二则不仅明确记载了童谣产生的故事背景，且详细地进行了解释，为后世理解这首童谣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同时也含蓄表明了班固对赵飞燕姐妹恶行的痛恨及后来被处死这一结果的赞同。

以上所举仅数例。而其他36首歌诗皆有或详或略的背景记载。这种记载历史的方法是司马迁与班固对先秦史书的继承，同时也直接影响了后代的历史著作，使这些历史著作不仅为我们收录了一定量的歌诗、民谣，为文学史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而且为后人理解、研究这些歌诗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三） 记载了非仪式用汉乐府乐曲的演唱情况

汉乐府诗作为音乐的一部分，首先是在演唱中传播的。《史记》和《汉书》记载了朝廷、官宦、富豪之家的歌舞盛况，为后世保存了汉乐府的原生态状况，成为乐府接受史上重要的成果。

上文仅列举了《三侯之章》《安世房中歌》《郊祀歌》的演唱情况。同时，《史记》与《汉书》还记载了非仪式用乐府歌曲的演唱情况。

四人为寿已毕，趋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吕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歌曰：“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歌数阕，戚夫人嘘唏流涕，上起去，罢酒。^[1]2047

孝武李夫人，本以倡进。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爱之。每为新声变曲，闻者莫不感动。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2]3951

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齐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张灯烛，设帷帐，陈酒肉，而令上居他帐，遥望见好女如李夫人之貌，还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视，上愈益相思悲感，为作诗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2]3952

大行在前殿,发乐府乐器,引内昌邑乐人,击鼓歌吹，作俳倡。会下还，上前殿，击钟磬，召内太一宗庙乐人辇道牟首，鼓吹歌舞，悉奏众乐。^[2]2940

以上四则史料皆为非仪式场合的音乐活动。其他类似的记载,两著中尚有很多。从这些记载可知，除朝廷各种重大礼仪场合，帝王日常的生活中，皆有歌舞相伴。汉武帝后各代皇帝亦善歌舞。如《汉书》云成帝“乐燕乐”；称元帝“多材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刌节度,穷极幼眇”^[2]298。

这种由帝王倡导而出现的宫廷歌舞盛况，班固在《汉书·礼乐志》中有所描述：“内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2]1070

除朝廷外，官僚、贵戚、富豪之家也是常常笙歌不断，舞乐繁盛。以下有几则史料即记载了这种情形：

陆生(陆贾)常安车驷马，从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1]2729

贵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过度，至与人主争女乐。^[2]1072

或乃奢侈逸豫，务广第宅，治园池，多畜奴婢，被服绮縠，设钟鼓，备女乐，车服嫁娶葬埋过制，吏民慕效，浸以成俗。^[2]325

而五侯群弟，争为奢侈，赂遗珍宝，四面而至；后廷姬妾，各数十人，僮奴以千百数，罗钟磬，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渐台，洞门高廊阁道，连属弥望。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阳最怒，坏决高都，连竟外杜，土山渐台西白虎。”^[2]4023-4024

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过度，诸侯妻妾或至数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数十人，是以内多怨女，外多旷夫。^[2]3072

以上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官僚、贵戚，家里皆蓄女乐，少者十数人，多者数百人，奢华的享乐中总缺不了钟磬琴瑟、歌妓舞女。西汉末，哀帝罢乐府后，民间的歌舞盛况竟丝毫未变：“然百姓渐渍日久，又不制雅乐有以相变,豪富吏民湛沔自若。”^[2]1074不过，从这些记载，我们还可以知道，当时宫廷上下，官僚贵戚喜欢的音乐不是前文我们所说的祭祀仪式乐曲，而是“郑声”，即当时流行的俗乐。

这些历史记载使我们进一步了解、熟悉了汉乐府产生、发展的原生态环境，对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汉乐府诗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四） 记载、收录了一些歌诗的篇目、数量

从上文所引的史料可知，西汉二百年历史中，特别是从武帝扩大乐府机构到哀帝罢乐府时，大部分时候皆歌舞繁盛。《史记》和《汉书》为我们收录了73首当朝的乐章歌辞，还为我们记载收录了一些歌诗的篇目、数量，尤其是《汉书》，为我们收录了西汉各种歌诗的篇目及数量。这些都成为汉乐府接受史上非常珍贵的资料。

如《史记·吕太后本纪》记载了赵王刘恢在自己的爱姬被酖杀后“乃为歌诗四章，令乐人歌之”，表达对爱姬的痛悼之情和对吕太后的愤慨。

《汉书》除记载、收录了汉武帝所作的9首歌诗及其本事背景之外，还记载了汉武帝两首未收录歌辞的歌诗之名，即元封五年冬巡狩盛唐时所《盛唐枞阳之歌》和太始四年夏四月巡幸不其时所作《交门之歌》。至此，《汉书》为我们记载的汉武帝所作歌诗共11篇，其中6首用作了郊庙祭祀歌诗。

此外，班固在《汉书·严硃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中记载：“神爵、五凤之间，天下殷富，数有嘉应。上颇作歌诗，欲兴协律之事。”^[2]2821

看来，汉宣帝也作了一些歌诗，只可惜班固未有收录，盖因当时传唱不广吧。在本传中，班固还记载了这一情况：“王褒有俊材，(益州刺史王襄)请与相见，使褒作《中和》《乐职》《宣布》诗，选好事者令依《鹿鸣》之声习而歌之。” ^[2]2821但遗憾的是这三首歌诗亦未被班固收录。

以上为司马迁、班固仅记载题目未收录歌辞的6首歌诗。然班固另一个非常重要且深远地影响了后世的举措是将西汉314首歌诗的作者、篇名、产地、数量收录在《汉书·艺文志》里，表现出了初步觉醒的文学意识，并给予了来自民间的歌谣重要的文学地位。

三 《史记》《汉书》接受汉乐府的意义

以上本文论述了《史记》和《汉书》对汉乐府的接受情况。两著的接受成果对后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 文学意义 1. 保存了“乐府”这一重要诗体的最早作品

“乐府”或云“乐府诗”是我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种诗体。作为音乐机关的“乐府”据考成立于秦代。但秦代乐府机关是否创作了乐府歌诗，史书未有记载。今仅见秦时歌诗数首，如《秦始皇歌》《秦始皇时民歌》《甘泉歌》等数首，是否为乐府机关采用也未有记载。因而乐府诗的大量产生是从汉代开始的。这种伴随音乐产生的诗体，历经两汉，在魏晋六朝以至于隋唐千余年中，最终脱离了音乐，成为诗人们非常喜爱的一种特殊的诗体。而《史记》《汉书》以史书的形式为后世全方位呈现了乐府生成期的原生态形式、环境及背景，为后世文人的拟作及学者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文献基础，弥足珍贵。两著中，“歌诗”概念被大量运用，使人们充分了解了汉人心目中“歌”“诗”“歌诗”这几个概念的不同之处与相似之点，对 “乐府”作为诗之一体这一概念的出现提供了参照。

西汉文学尚未自觉，文人创作文学作品的意识还是比较朦胧的。特别是诗歌这一体裁，仅作为政治生活或日常活动的附庸而存在，因而数量非常少。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收录，整个西汉完整或较完整的诗歌共有126首(不包括48条西汉谚语)。《乐府诗集》所有汉代乐府古辞学界认为绝大多数应为东汉歌诗。若除去项羽《垓下歌》与虞姬《和项王歌》，则现存可确知为西汉人所作的诗歌共124首。此124首汉诗中，乐府歌诗共117首，徒诗仅7首。前文论及《史记》与《汉书》共收录西汉歌诗73首，占现存西汉歌诗的62%。且7首徒诗中，6首也被《汉书》收录。这些诗歌成为中国文学特别是早期诗歌史及乐府文学史的一笔丰厚的遗产。后代的文学家以这些诗歌为范式，大量模拟，佳作迭出，形式了一部辉煌的乐府歌史。

2. 丰富了我国诗歌的体裁

两著收录的73首歌诗中，体式多样：从内容上看，有抒情诗，有叙事诗；从形式上看，有骚体诗，有非骚体诗；有齐言诗，有杂言诗；齐言诗里，三言、四言、五言皆有。特别是《汉书》收录的《成帝时歌谣》成为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五言诗。诗如下：“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桂树华不实，黄爵巢其颠。故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2]1396这首歌谣用比喻、隐语、对比、讽刺的手法委婉含蓄地反映了大汉帝国不可逆转的衰败之势，体现了乐府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为后代学者求证五言诗起源于西汉时期民间歌谣作了最有力的佐证。

除多样化的体裁形式外，73首诗多样化的作者构成、丰富的内容、真挚的情感也为我国文学史增添了亮丽的风景。特别是其内容、情感与当时现实的紧密融合，成为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又一个里程碑。尤其是班固对当时从各地采集的歌谣的评价“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八字成为后世诗歌创作的重要法则。

（二） 文献学意义

汉代乐府古诗最早的文献遗存保留在《史记》与《汉书》里。这是汉乐府接受史上最早最重要的成果。73首歌诗因为有本朝史家的记录而具有最权威的地位。后世两千年的研究与模拟都有了坚固的基础。无论作为文学文献、音乐学文献，还是作为历史文献、礼仪文献，抑或民俗文献，这73首歌诗都是汉代文化至为珍贵的资料。

（三） 音乐学意义

自上古以来，中华民族皆非常重视各种礼仪的制定。先秦典籍《仪礼》对周代的各种礼仪均有详细记载。秦朝迅速覆亡，汉承秦制，虽建立了乐府机关，并有叔孙通制礼仪，以正君臣之位，然各种礼仪并未完备，当时仅有刘邦《三侯之章》、高祖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为汉人自制祭祀乐歌。至汉武帝时方才大举礼乐，作《郊祀歌》十九章以祭祀郊庙神灵。当时虽有汲黯等大臣反对，然当班固将这些歌诗收录下来传之后世之后，却成为后世效仿的经典。汉以后各代之郊庙用乐，无论是乐调还是乐章皆有所承袭。

然而汉乐府中最宝贵的正是被正统儒家班固所贬斥的“赵代秦楚之讴”的俗声歌曲。虽然班固仅列举出了当时这些乐曲的产地、名称、篇目，并未收录歌诗，还是对后来音乐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总之，《史记》与《汉书》对汉乐府的接受是乐府接受史上最早的成果。这一成果直接被后世文学家与学者吸收，再产生新的成果，因而其意义非常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