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司马迁学术渊源、学派归属，学界或持学归儒家或儒家为本说，或持学归道家或道家为本说，或持儒道相通或互补说，或持学归墨家说，或持综合取义，自成一家(史家或杂家)说等等，其论文甚多，此试图大致以时间为线索择取代表性论文作一综述。

刘炳福探讨了司马迁思想本质，指出汉初儒家、法家、道家等地主阶级思想的各学派并不体现为阶级对立。司马迁属于地主阶级思想家，其思想受到其父亲的道家思想影响以及其他学派的影响，但其中心思想是渊源于董仲舒的儒家思想。^[1]

张维华指出，司马迁作《史记》以“究天人之际”大体接近董仲舒，以为人事之变感应于天，并非专言天意。司马迁虽受过邹衍“五德终始”说的影响，但对其说信疑参半，不曾据其说以写史，“五德终始”说因此并非其历史哲学史观。^[2]吴汝煜指出，司马迁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多取自黄老哲学。但司马迁的主导思想是儒家思想，这是由于司马迁成长于武帝崇儒之时代环境, 自小接受儒学教育, 且肩负父亲对其借儒术跻身统治阶层之热切希望。司马迁《史记》所立“一家言”，虽吸取其他各派之长处，但总体仍然是建筑在儒家思想的基石之上。^[3]魏耕原、张新科等指出，司马迁思想属汇溶、融摄、组合式思想体系：司马迁的思想，并非纯粹的单一体，它融合、摄取了各家思想的长处，形成一种组合式的思想体系。但在这一融摄性的思想体系中，儒家思想是司马迁思想体系的骨架，占据主导地位。^[4]

赵英指出司马迁史学思想之鲜明的儒学特征，认为司马迁继承并系统化了儒家对古代社会的认识，建立了一套以儒家思想为基调的认识历史、解释历史的理论模式：天命论论证封建统治秩序永恒性；循环论、正统论解释王朝更替、帝王禅代合理性；道德决定论和礼治思想解释治乱兴衰。^[5]许凌云以为，司马迁思想是对儒家和道家黄老思想的批判综合，其思想倾向体现在以儒家思想为本。^[6]司马迁在融会贯通百家学说基础上建立统一的新思想体系, 成为史家之言。^[7]徐兴海以为，司马迁接受了宇宙间万物处于变化状态与事物的发展变化体现“盛极则衰与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规律性之《周易》哲理，以之为基础构建了《史记》的思想指导体系。^[8]张涛以为，易学是司马迁史学的哲理基础，司马迁继承、发挥《易传》天人合一的思想主张和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整体思维方式以及董仲舒的天人之学，力求通过历史记载来“究天人之际”。《史记》中即反映了《周易》的忧患意识、革故鼎新、德治精神及尚贤、养贤等思想。^[9]《周易》被视为儒家经典，据此，司马迁思想指导体系显示出儒学思想特征。王保顶比较了董仲舒与司马迁思想之差异：董仲舒将儒学政治化与实践化, 建构起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政治学说体系, 适应了时代的需要, 体现出儒学以民本为特征的实践品格, 为汉代长治久安提供理论依据。汉武帝政治实践与董仲舒政治学说发生背离, 司马迁从历史兴衰通变中探究天人关系, 对其师天人政治学说进行史学的实证阐释。董仲舒政治学说着眼于维护统治的秩序, 侧重点在政治伦常和社会制度, 呈现出正统性；司马迁史学重在从历史兴替通变中阐述成败兴亡之理, 强化民本观念, 突出为政者人格责任, 从而呈现民本性。^[10]

陈其泰指出司马迁推崇六艺，源自于六艺对于治理天下国家的价值，《史记》也因此体现出儒学价值取向。司马迁尊崇儒学，在著述体例、儒学史撰述有突出的表现。司马迁评价历史人物, 也大量地以儒学原则为标准，体现出以儒学为主导的价值观。因此，司马迁学术思想以尊儒为主, 同时兼采其他学说。^[11]刘松来论述了司马迁对汉代经学的传承并超越，指出司马迁崇拜孔子, 服膺董仲舒, 文化价值取向与汉代经学之士接近。司马迁推崇《六经》尤其是《春秋》, 文化学术渊源与汉代经学家大致相同。经学影响司马迁《史记》的创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在天人政治观的方面，君权神授和灾异谴告，司马迁在政治领域的天人感应观有同样的表现。在经学历史观方面，黄帝以来的华夏民族发展演变史，司马迁以“有道伐无道”进行解释。在经学伦理观方面，在“三纲”“五常”等伦理道德准则上，司马迁有明显的经学化趋向, 对礼制的看法，司马迁接近董仲舒，以为礼制的核心是通过等差来促成社会统治的有序化。司马迁对经学的超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究天人之际”超越了经学天道观，“通古今之变”超越了经学历史观，“成一家之言”挑战了经学话语垄断权。^[12]彭昊指出，司马迁的义利理论是在继承先秦儒家思想中义以生利、先义后利等合理的部分与扬弃其空疏之处的基础上而成一家之言。^[13]宋馥香、石晓明等比较了司马迁和董仲舒的学术思想，以为二者存在多个方面相同或相通的认识, 但认识获得的途径完全不同：在政治观上, 二者均力图构建维护封建皇权的“大一统”理论。董仲舒的“大一统”理论从经学入手, 利用史学和天人感应思想而创建；司马迁得出统一是大势所趋的认识则是基于汉初以前的历史发展过程。在历史观上, 二者均认为历史是发展变化的。董仲舒变革思想的历史根据是变易论；司马迁对历史发展规律性的认识则是基于历史发展不同阶段之特点分析而得出。在社会观方面, 二者均维护汉王朝的统治，积极主张安民、保民。董仲舒将儒学与阴阳五行学说结合, 通过对历史现象的归纳来阐述其思想, 其思想具有神学的外壳；司马迁的学术思想体现继承于董仲舒，但司马迁是通过对历史过程的考察, 利用抽绎的方法来表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对社会发展的独到认识。^[14]阎静分析了《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与壶遂的对话，指出司马迁在自己的著述实践中，继承、发展了《春秋》的传统与精神。^[15]

张强于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倾向方面，有过系列的研究，大体指出司马迁的儒学思想倾向^①。如其指出，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由“天道”与“人道”、“古”与“今”、“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等三组对应关系构成。司马迁建立了“成一家之言”的学术体系, 树立了史官文化新的标尺。六经是《史记》学术思想的依据。^[16]如其指出，司马迁与汉代《诗》学主要是与《鲁诗》及荀子有密切的关系。司马迁于《鲁诗》主要接受了孔子论《诗》之成果, 肯定了其中的王道精神。^[17]如其指出，司马迁的“美刺”思想来源于《鲁诗》, 提倡仁义爱民是其王道思想核心。司马迁因赞赏孔子的王道思想而推崇《春秋》，其文化使命感联系着对天命的服膺。司马迁强调人事对历史进程的干预或改变作用, 淡化了其服膺天命时之诉求, 以积极进取的人文精神对历史进程中的人或事作出新评价。司马迁特别推崇孔子作《春秋》在改制中的作用。司马迁领会到汉武帝积极主张实现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大一统事业之目的。^[18]如其指出，《尚书》古文和今文经两个传授系统影响到司马迁对《尚书》的认识和评价、《史记》的撰写。^[19]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文化范本是《春秋》。^[20]如其指出，在继承前人文化成果(《周易》《易传》，邹衍，孟子、董仲舒等)的基础上, 司马迁抓住“历史循环”之大势, 将社会变化法则与“原始察终, 见盛观衰”相结合, 形成了独特的历史哲学观。^[21]如其指出，司马迁论孔子删《诗》之目的在于突出孔子治《诗》“取可施于礼义”和“以备王道”的思想。司马迁治《诗》传自《鲁诗》, 与荀子有深厚的学术渊源, 在历史与现实的叙述中，司马迁以《诗》作为评判是非的价值取向。^[22]

①张强指出，司马迁的通变观是在五德终始说的影响下形成的。在表述过程中, 司马迁以“原始察终, 见盛观衰”以及“承弊易变”传达了“通古今之变”的历史哲学思想。受五德终始说的影响, 司马迁将历史考察放到了终始循环方面。在邹衍“先验小物, 推而大之”先验思想的影响下, 司马迁以“先验小物”支撑天人感应, 把自然之变扩充为主观上的类推逻辑的先验论, 从而使其通变观与五德终始说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张强《司马迁的通变观与五德终始说》，《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4期，第121-126页)。该文章指出司马迁受到阴阳家思想的影响。

袁伯诚指出，司马迁以道家思想为指导，整合整个民族文化学术而成一家之言。^[23]

王萍指出，在贯彻“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著史宗旨时, 司马迁表现出明显的道家思想倾向。司马迁在“究天人之际”时, 以道家的天道自然观为指导, 扬弃了以天命为中心的神秘主义思想，主张顺天而动, 突出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司马迁继承和发展了道家辩证法思想，志在“通古今之变”，强调人类社会不断变化和发展。司马迁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本于道家的批判精神、人格独立意识和抱朴守真思想。在社会政治观、人生理想以及文章风格等方面, 司马迁也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24]韩兆琦、陈金霞指出，《史记》一书是很有价值的黄老思想、黄老人物的载体，司马迁有选择地接受并发展了黄老思想的若干方面:在政治上赞赏清静无为；在经济上提出了工农商虞四者并重, 以及“善者因之”的宏观管理理论；在法律上主张公平执法, 权不逾法；在军事上重视战争的正义性与奇计诈谋相结合；在生死观与处世哲学方面对黄老思想有重要突破。司马迁与《史记》在黄老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25]张俊相通过个案分析了老子思想对于司马迁的影响：司马迁《史记·循吏列传》中的“循吏”是具有《老子》“为而不争”的官德的典范。^[26]

郭双成以为，司马迁思想的研究，用司马迁之前产生的道家或儒家的思想去概括司马迁的思想是不妥的，拘泥于司马迁的思想究竟是以道家为主、还是以儒家为主的说法均是不妥的，司马迁应该是同时受到了这两个政治哲学派别的影响。^[27]

何世华指出，司马迁的思想并非单纯是道家，而是以儒道合流为基础，兼采百家之长。^[28]祝瑞开指出，司马迁的叛逆思想表现在怀疑“天道”的无神论思想、肯定“利欲”、批判“仁义”的叛逆思想、以儒、道为主体的官僚政治思想。^[29]周乾溁以为，司马迁思想倾向的主导方面是儒和道，并染有阴阳家的色彩，有重法的成分，墨家的气味较轻。^[30]

刘兴林认为，司马迁思想中渗透着儒道互补现象，在政治思想方面：发扬儒家大一统精神，排斥道家小国寡民理想，维护进步统一，反对分裂倒退；推崇道家无为而治，摒弃儒家繁文缛节，以儒家民本思想弥补道家愚民政策；融合儒道两家尚德精神，全面批判汉武帝的酷吏政治。在哲学思想方面：吸收道家的宇宙观和辩证法，主导方面具有浓厚的朴素唯物主义色彩；接受儒家的春秋公羊学说，总体意识始终未能摆脱天人感应的神学桎梏；融合儒道两家人生哲理精义，形成更为进步的人生观。^[31]陈金霞以为^①，《史记·循吏列传》突出表现了司马迁受黄老思想影响很大：循吏的名称源于黄老学概念“因循”, 突显其“循理奉职”的特点；《循吏列传》选取的孙叔敖等五人事迹体现出不同于儒家、法家的黄老思想, 如提倡因民便利而立法、循法而治，法律是一切的准绳, 法治高于人治等。但从政治思想看, 在考察历史现实和吸收诸子百家的基础上, 司马迁对社会政治形成了“一家之言”, 其思想具有儒道相通的特点, 不能说其思想属于道家黄老学派。^[32]权玉峰以为司马迁思想体系是一种儒道结合思想，是建立在对儒道两家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33]

①陈金霞在与韩兆琦合作的《司马迁对黄老思想的接受与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一文认为，司马迁以及《史记》应该在黄老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笔者以为其于司马迁的主要思想倾向是主张归于黄老思想的，似与此处相矛盾。

来新夏以为，司马迁所继承的思想资料是以董仲舒改造过的汉初之儒为主，以黄老之治的思想替换了董学中的阴阳家部分，杂糅孕育出新的结合体。^[34]张大可指出，司马迁具有崭新的思想体系，不属于阴阳、儒、墨、名、法、道中的任何一家，其“一家之言”融会贯通了百家学说。《史记》包容了文、史、哲、经等现代分类的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知识，且都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顶峰。^[35]肖黎论述了司马迁与儒、道、法三家思想的关系，在与儒家思想关系方面：司马迁开创了尊孔的先河；《史记》是继《春秋》之作；由于思想上的分野和道德观念上的不同，司马迁对汉儒并无好感，常予以鄙视和奚落。在与道家思想关系方面：司马谈笃信道家思想，影响司马迁颇深；先秦道家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对司马迁具有启迪作用；基于黄老之学指导汉初历史实践取得一定的成功，司马迁对黄老之学颇有好感。在与法家思想关系方面：司马迁对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的认识与其父基本相同。但从发展进化的历史观出发，司马迁对法家的改革予以充分肯定。^[36]似乎亦以为司马迁思想融合了各家之思想。高振铎以为，司马迁不是道家，不是儒家，更不是杂家，不属于六家中的任何一家，而是两汉时期新出现的史家，这是产生六家的先秦所根本没有的一家。^[37]

张大同以为，司马迁深谙道家思想，是受其父司马谈的影响。在《史记》中司马迁自如运用道家学说，吸收了道家思想中师法自然的哲学思想、宽容因循的政治主张和谦让退藏的处世法则，同时又摒弃了道家思想中“小国寡民”的社会思想、“绝圣弃智”的文化思想等一些消极因素。司马迁对道家思想有吸收有扬弃，并没以道家思想为本位。不能笼统地说司马迁倾向于道家或儒家。司马迁的思想超越了对诸家思想某一家的专注，也超越了简单地博取各家学说以拼凑体系的杂家阶段，其学术思想是对百家学说精华的融汇，符合战国中期以来思想文化融合的必然发展趋势。^[38]刘蕴之指出，司马迁尊孔并不完全等于崇儒，敬老也并不意味着黜孔。对于学派与学派创始人在价值判断上司马迁是有区别的，不能据此论定司马迁思想归属的依据。司马迁对各家学说均有所取舍，完全是从“史家”的角度上来看问题的。^[39]刘学智以为，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所“究”所“通”者就是哲学。就哲学倾向而言, 司马迁成了“一家之言”，但并非先秦“子”学中某一家。在天人关系方面, 司马迁对前人有继承, 有改造, 更有创新。司马迁在承继荀子和黄老之学天道观基础上, 以反天命论、反怪异符瑞讥祥、反神学目的论为轴心来论国是、评人物、决嫌疑, 在儒家经学独尊、神学迷信弥漫的文化氛围中独树反向一帜。^[40]

张丽萍、郎宝如等指出，司马迁接受了《论六家要指》的大部分观点而所修正、发展。没有先黄老而后六经, 也没有先六经而后黄老。司马迁在对百家之学取长弃短、兼收并蓄的基础上完成了自己的学术整合。董仲舒从维护封建专制制度、为统治者正名的目的出发, 于儒家、阴阳、法家思想中抽取合于己意的成分, 宣扬天人感应, 定一尊于儒，从而完成其学术整合。这种学术整合是历史的倒退。而司马迁从德治重民观念出发, 继承和发扬诸子学说中的唯物成分, 从而完成其学术整合。司马迁的学术整合不为官方思想所左右, 表现了独立思考精神和学术自由原则。班固对诸家学说肯定其所长, 指出其所短, 以儒家思想为取舍标准的前提试图对各家学说进行整合。司马迁对官学、非官学一视同仁, 重视诸家学说, 坚持其一家之言。^[41]此乃通过与董仲舒、班固思想的比较而显示出司马迁的思想特点。汪高鑫通过对“家”和“言”的重新界定，指出司马迁自成的“一家”是先秦诸子中所没有的史家, 其学术思想不归属于诸子中任何一家。司马迁具有史家特有的强烈的论载历史、保存史文的历史责任感，首次就历史撰述宗旨和目的、历史研究要求和对象以及历史编纂方法等史学理论问题作了系统阐述, 为后世历史创作提供了范式，其史家之言，是“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以“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42]汪高鑫还指出，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主要有《周易》的通变思想、邹衍的“五德”说和董仲舒的“三统”说等三个理论渊源:《周易》的通变思想为司马迁解说历史的重要思想依据，是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哲理基础；邹衍“五德”说对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史记》所构建的五帝、三王和秦汉历史系统采纳了“五德”说、《史记》宣扬的革命思想符合“五德”相胜之义；董仲舒“三统”说对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影响包括《史记》受“民皇帝王”论的影响而创立五帝、三王古史系统、以“三道”循环变易来解说三代的历史、以“三正”循环而倡导汉朝“行夏之时”和强调变道的历史发展观等四个方面。^[43]或此具体的历史变易思想正显示出司马迁思想为融贯百家而自成一家之言的特征。

蔡尚思认为，司马迁实际上是倾向墨家任侠的，是比较进步的，既不是儒家，也不是道家和法家的。^[44]陈桐生不同意司马迁师承孔安国的说法，指出《史记》兼采今古文《尚书》而采用今文经说的频率远高于古文，显示司马迁受孔安国的影响极为有限。^[45]吴锐以为，司马迁远祖曾是巫师, 在专职的史官出现以前, 巫师也是史官, 此为司马氏家庭的史学渊源。司马迁曾参与修订历法, 这是史官掌天官的传统。司马迁作为汉代的“社会的良心”, 是位伟大的史学家, 也是位值得称道的哲学家。^[46]

宋馥香指出，司马迁写作《史记》的成功, 也得益于汉初以来的思想家、政治家的史论, 其中贾谊《过秦论》对秦亡历史教训的总结、重“通”尚“变”总结盛衰之理的历史观以及强“干”弱“枝”、加强中央集权等思想, 均为其撰述历史著作之思想养料, 启发其从史学的角度思考这些问题, 从而总结出系列观察历史盛衰和解决时代课题的智慧。^[47]池万兴指出，管仲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在《管晏列传》，司马迁对管仲充满敬仰与赞颂之情。管仲的人生观、生死观与义利观深刻影响了司马迁。其人生之道路一是“立功”一是“立言”, 均表现出“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的个性特征和奋发有为、建功立业的时代精神。^[48]

司马迁作为伟大的史学家，其继承与发展先秦与当代思想家之思想，均能在《史记》中有体现。故而学界或以为司马迁学归儒家或儒家为本说，或以为学归道家或道家为本说，或以为儒道相通或互补说，或以为学归墨家说，或以为综合取义自成一家(史家或杂家)说等，大体均能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此正揭示了司马迁思想的综合性。

可是就司马迁的思想倾向而言，若结合司马迁之家族传统(世为史官)、时代环境(司马迁生当儒学大兴之际)与人生阅历来看，我们以为，刘家和先生的论述甚为融通：“司马谈主要生活于文景时期，所见的主要也是黄老之道的积极的一方面，因而推崇黄老，这是很自然的。司马迁则是生活于武帝时期，看到了黄老之道所生的反面效果，因而改变了父亲的主张，这也是很自然的。”^[44]13“司马迁转而崇儒，也与思想受了董仲舒的影响有关。”^[49]13作为史官，司马迁具有其职业操守，战国延续至秦汉时期的思想是复杂的，司马迁以批判的眼光检视此一切。但司马迁也是属于汉武帝时期这个伟大的时代的，其历史著作的撰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应该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