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二曲(1627-1705)，字中孚，陕西周至人。颜习斋(1635-1704)，字易直，河北博野人。二者同为明清之际生活在北方的重要思想家。

主于经世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从先秦“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孔夫子到“文章事功，卓绝海内”的王阳明，这一传统在儒家思想当中都一直存在着。中国社会发展到了明末，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李自成起义及满清入关，明朝灭亡，清朝定鼎，使得思想界引起了极大动荡，由明中叶王学盛行转为批判王学或由王转朱，或转为经史。但这一时代的思想家都无一例外地主张由虚返实。如孙奇逢和会朱王，躬行实践；顾炎武批判王学末流的同时，提倡“修己以治人”的实学。可以说，主于经世已经成为明清之际学者共同的学术主张。李二曲和颜习斋共同生活在明清之际，共同面对着明朝灭亡，清朝定鼎的历史变革，面对着明清之际世风和学风的转变，经世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他们共同的理想追求。

面对共同的时代主题二者都提出了哪些经世主张？二者经世思想有何不同？二者经世思想与经世实践之间内在关联如何？这些都需要我们做认真的考察。

二曲与习斋的经世思想离不开时代的变革，明清之际的巨大变化导致二者自觉对时代做出回应。这种回应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明朝灭亡，清朝定鼎巨大的历史巨变导致二曲、习斋对历史兴衰的自觉反思；二是朱王后学末流发展到了清初所产生的“情识”“玄虚”及沉沦于辞章的弊病而做出的学术回应；三是由于明末所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而导致在意识形态上出现人欲之防的松动所做出的自觉性批判。这三个方面中，二曲较为重视第二与第三方面的反思与回应，而习斋则较为重视第一与第二方面的反思与回应。但是这仅仅是从刺激与反应这一方面而言的。这只是外在的原因。而思想家对这个时代如何做出反思与回应，则是依据自身所固有的学术思想。这是内在的思想根源。因此，我们除了从时代性上来看二者经世思想产生的根据之外，更应当从其学术思想本身来了解经世思想所产生的内在根源。

二曲与习斋的经世思想与其学术思想是内在的统一关系。可以说，二者的经世思想是以其学术思想为内在根据的，不同的学术思想也就决定了二者经世思想的不同路向。

体用观念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对常用范畴。体一般指主体、本体，用为作用或者功用。体一般具有超越意义，而用则表现为体之用。因此有体必有用。体用观念最早在先秦时期已经出现，但并不具有哲学意义。魏晋时期王弼将体用观念赋予哲学含义。发展到了宋明理学，体用观念已经广泛使用，如程颐、张载及朱熹、王阳明等。明清之际的儒家学者接续宋明理学传统，对体用关系做了新的阐发，如王夫之提出器体道用，李二曲提出“明体适用”，颜习斋提出的“体用一致”等都是从不同层次对体用观念所做出的新的诠释。

二曲与习斋都是从体用关系来阐发经世思想的。体在二曲习斋思想中为心性本体，二曲强调先明体而后致用；而习斋则是在批判宋明理学有体而无用前提下强调体用一致，注重用以复体。

二曲注重“明体适用”。何为明体适用？二曲说：“穷理致知，反之于内，则识心悟性，实修实证；达之于外，则开物成务，康济群生，夫是之谓‘明体适用’。”^[1]120他还说：“如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则‘体’谓真体，‘用’为适用。”^[1]149二曲所说的“体”，是心性本体，是内圣之学；二曲所说的“用”，是经世致用，是外王之学，因此“明体适用”，就是通过内在的修养实现外在的经世致用。“适用”是“明体”的延伸，“明体适用”重点在“明体”上面。具体到与经世思想的关系上面，二曲认为先明本体而后才能经世致用。他说：“学不信心，终非实学；仕不信心，经纶无本。成己而后能成物，自治而后可治人。”^[1]446可见，二曲所走的是先明本体，而后才能经世载物的思想路线。

颜元强调明德之体：“明德者，诚明者也，其余都被引、蔽、习、染昏此明德，所以在明之。”^[2]650认为人原具善性，但受后天影响使得心性本体受到蒙蔽，因此要用以复体。所以在体用关系上，颜元虽然强调“体用一致”：“吾儒起手便与禅异者，正在彻始彻终，总是体用一致耳。”^[2]55实际上是在明体的基础上更侧重于用的一面，即经世致用的一面。颜元虽然强调体用一致，但是更注重用以复体，所以他说：人心动物也，习于事则有所寄而不妄动，故吾儒时习力行，皆所以治心”^[3]646。

通过对二者学术思想与经世思想之间的关系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二曲更重视体上说用，把用看作是体的自然流行，所以二曲学术重点始终在体的一面，即内圣的一面；而习斋虽然注重体用一致，并且更重视用上说体，用以复体，强调用对于体的作用。所以颜元的学术重点则在用的一面，即经世致用的方面。

面对共同的时代主题，由于二曲习斋不同的学术路向，导致二人在经世宗旨、内容及最终旨归上均有不同之处。

二曲学无师承，全靠自己反省自得。据林乐昌先生研究，二曲经世思想的演变，“大致可将顺治十四年(1657)即二曲31岁作为界线，划分前后两个时期”^[4]115。前期经世思想主要以政治、兵法、富民和理财为主要内容，后期则转变为“明学术”“醒人心”的社会教化为中心。因此二曲早年的经世实践只是停留在观念层面，到了31岁之后则落实到社会教化层面。

二曲经世思想的重心放在“正学术，明人心”上面，但是其早年的经世主张却包含着丰富的内容，表现为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用“王道思想”来概括。

王道思想属于儒家政治思想范畴，主要是通过推行“仁政”而“王天下”。仁政措施包括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如孟子认为推行王道，首先在于关注民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5]5二曲多次提到王道，他的王道思想涉及经济、政治、人才选拔及社会教化等方面。他首先把择吏、重农、轻敛、禁暴看作是王道之始：“择吏、重农、轻敛、禁暴，其始乎？”^[1]537他认为要慎择吏，官吏的好坏决定了政令实行的好坏：“得其人则法行，非其人则法废。”^[1]537而农则为“国之本”，重农之要在于“民富国足”；民力有限而赋税太多导致百姓穷苦不堪，因此要轻敛；而污吏、豪强及奸商共同欺压百姓，导致民不聊生，因此要“禁暴”^[1]538。对于王道之始，二曲虽然只讲了四个方面，但是却针对当时社会现状，触及当时诸多社会问题，如人才选拔问题、农业发展问题、地方官吏横征暴敛问题、土地兼并问题及商人对农民的盘剥等问题。

上述四个方面是王道之始，是实行王道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二曲提倡“明礼”“正学”和兴贤，他认为这三者是王道之成：“明礼、正学、兴贤，其成乎。”^[1]537礼是民众日常的行为规则，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礼可以节情，可以明分，从而有利于社会稳定，因此要以儒家学说来正民风，排斥异端。“兴贤”则关系到国家治理问题：“治以贤始，治以贤终。”^[1]538如何兴贤？二曲归结为教化，他认为：“教化明则学术端而人心正，人心正则人才蒸蒸然出而不穷，人才众而天下有不久安长治者乎？”^[1]538实际上，不仅仅是“兴贤”要通过教化，而且“明礼”“正学”无不是通过社会教化来实现的。

当然，二曲的王道思想内容并非是一体平铺的，而是有重点的，针对当时刚刚易代、人民贫困、学风疲敝的现实状况，他把农业和教育看作是实行王道的重点。认为“今欲力行王道，唯重农、兴学二事”^[1]537。从他的王道思想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二曲为什么把“明学术，重人心”看作是其经世宗旨，把社会教化作为自己的社会使命。其原因在于二曲一方面从自己的学术体系出发，另一方面对于时代的关切而做出的合理判断。

二曲的经世思想还表现为其他方面，在政治上，二曲著有《司牧宝鉴》，主要是思考政治治理问题，他认为政治之本在于正风化：“盖闻为政之本，风化是先。”^[1]370而对于为政者来说，应当做到“抚民以仁”“存心以公”“涖事以勤”^[1]371。在具体治理方式上，应当做到去民十害，即“断狱不公”“听讼不审”“淹延囚系”“残酷用刑”“泛滥追呼”“招引告讦”“重叠催税”“苛罚取财”“纵吏下乡”“低价买物”。二曲希望官吏能够做到不断自我反省和自我约束，做到以仁政治天下。

二曲33岁后经世思想由具体的政治、经济、社会层面转向社会教化层面，一是由于二曲31岁时一次精神体验。据年谱记载，顺治十四年，二曲曾“患病静摄，深有感于‘默坐澄心’之说，于是一味切己自反，以心观心”^[1]634，而后在《圣学指南小引》中反省到：“三十以后，始误前非，深悔从前自误误人，罪何可言？”^[1]225二是受其学术背景的影响。二曲批判当时学风，“略工夫而谈本体，舍下学而务上达，高则做工夫而昧本体”^[1]532，世风则是“风俗颓敝”^[1]569。面对这样的学风与世风，二曲提出把正学术、明人心作为经世第一要务：“夫天下之大根本，莫过于人心；天下之大肯綮，莫过于提醒天下之人心。然欲醒人心，惟在明学术，此在今日为匡时第一要务。”^[1]10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林乐昌先生认为“以‘明学术’‘正人心’的社会教化为己任，正是二曲经世方向的新选择。”^[4]117因此，二曲在中年以后把经世的中心放在社会教化上，试图通过社会教化来达到“正学术，明人心”的目的。

颜元在其经世宗旨、经世主张上与二曲均有所不同。在经世宗旨上，颜元全面反对宋明理学，他批评宋儒及当时学者空疏无用：“今日满天下都是个虚局，宋儒却还向静坐，章句上做，是欲无敌以天下而不实。”^[2]231因此他主张由虚返实，复归于尧舜周孔的“三事”“三物”的实习、实行之学：“唐虞之世，学治俱在六府、三事而别有学术，便是异端。周孔之时，学治只有个三物，外三物而别有学术，便是外道。”^[3]685

因此反映到颜元的经世思想当中，颜元主张“三事”“三物”之学。所谓“三事”，即《尚书·大禹谟》中所说的“正德、利用、厚生”，所谓三物，即《周礼·大司徒》中的六德(知、仁、圣、义、忠、和)，六行(孝、友、睦、姻、任、卹)，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他认为儒学之道即在尧舜“三事”，周孔“三物”之中，他说：“道即尧舜三事，周孔三物，大学括为‘明亲’，孔子统为‘博文约礼’者是也。”^[2]233又有孔子以后学者忽略了尧舜周孔的“三事”“三物”，也就违背了吾儒本业，成了无用之虚体。因此颜元认为今日学者所学只是尧舜三事三物：“学非他学，学尧舜之三事，学周公之三物也。”^[2]175

具体到经世主张，颜元提出了具体的王道思想。颜元认为，行王道的关键，仍然要复归于三代，在土地制度上，实行井田制；在政治制度上，实行封建制；在文化制度上，重视学校教育。因此颜元讲：“欲法三代，宜何如哉？井田、封建、学校，皆斟酌复之，则无一民一物之不得其所，是之谓王道。”^[2]103颜元在批判当时土地制度的基础上，提出恢复井田制的主张。清初土地兼并十分严重，而众多农民失去土地而导致流离失所。而颜元在认为“天地间田宜天地间人共享之”的思想前提之下，提出“井无定而主乎地，可井则井，不可则均”的主张^[2]104。因此，颜元所主张的井田制，其实质是以井田为名的均田制。在政治制度上，颜元则提出恢复封建制。他反对郡县制，认为郡县制容易造成一人之专制，他批评秦始皇“任智力以自雄，收万方以自私”^[2]113，而导致了秦王朝的速亡。因此他认为“非封建不能尽天下人民之治，尽天下人才之用”^[2]111。这种思想的实质，是在反对专制基础之上的均天下，是一种共治的主张。在文化制度上面，颜元提出兴学校，颜元认为政治治理的好坏关键在于人才的优劣，而培养人才的关键则在于学校：“有人才则有政事，有政事则有太平。”^[3]667“人才为政事之本，而学校尤为人才之本。”^[3]768因此他主张通过学校教育来培养政治上所需要的各种人才。

颜元的王道思想与二曲王道思想相比，没有二曲王道思想具体。颜元王道思想着眼于社会基本问题，如政治制度、土地制度及文化教育制度等方面，而二曲的王道思想则侧重于社会具体问题，如择吏、重农、轻敛、禁暴等方面。但是有一点二者是相同的，那就是二者都着眼于现实问题，体现了二者对于当时时代所产生问题的关注。

颜元经世思想是多方面的，不仅体现在其王道思想，颜元还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具体体现在他的王天下思想。颜元说：“如天不废予，将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3]763但是很可惜的是直到颜元去世，也没有人邀请他施展他的经世抱负，这不能不说是时代的悲哀。

可见，二曲与习斋都试图通过推行王道来实现自身的经世思想，但是二曲由于学术背景的不同，二曲把经世思想的重点放在“明学术，正人心”的社会教化上面，而习斋则注重恢复周孔“三事”“三物”的实习、实行之学。

二曲与习斋在经世思想上虽然大相径庭，但是体现在具体的经世实践上，都是通过讲学及主持书院来实现自己的经世主张的。

二曲成名甚早且弟子众多，早在二曲34岁时就有众多求学者，如同州党湛、天水蔡溪岩、蒲城王省庵等。二曲37岁时，东吴顾炎武来访学，二曲坚持自己的学术立场，批评顾氏遗本重末：“苟内不足以明道存心，外不足以经世宰物，则‘体’为虚体，‘用’为无用。”^[2]151-152真正使二曲学术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是二曲的三次出游。二曲42岁时，应同州门人白含章、蒲城门人王省庵之邀，前往蒲城、同州两地讲学。43岁时东游太华时，再次前往同州讲学。讲学内容多为提醒人心之学，阐明人心固有之良知，以达到社会教化的目的。这两次讲学分别辑为《东行述》和《读书次第》。44岁时二曲前往襄城为父招魂，受骆仲麟之邀，南行讲学，先后讲学于常州、武进、江阴、靖江、无锡等地。来学者众多，讲学大旨在发明心性，实修实证。此次讲学内容主要辑为《两庠会语》《东林会语》《梁溪应求录》《靖江语要》《传心录》《锡山语要》等。47岁应总督鄂善之邀，主持关中书院。来学者近千人，复振关中讲学之风。通过讲学，使当地的“士习丕变”^[2]667。后被举荐，二曲坚辞不受，于是就停止在关中书院的讲学活动。自此以后，一直在家闭门不出，不再与人交往。

与二曲不同，习斋早年曾经学仙，习八股文。19岁时考中秀才。20岁时，家道中落，便主动参加各种劳作以维持生计。23岁时学习兵法。后与孙奇逢弟子王五修一起学阳明学。可见习斋早年人生经历颇为曲折，学习内容甚为广泛，因此其学术思想也较为驳杂。习斋早年便以教书为生。后来随着颜元名声的扩大，前来就学者日众。

而对颜元学术传播产生重大影响的，是颜元57岁时的一次南游，据陈山榜先生考订，颜元南游“历时七个月又二十天(当年农历闰七月)其行进路线大致为：博野-安平-深州-顺德-安阳-回龙-濬县-延津-开封-杞县-鄢陵-上蔡-商水-奉天峙-杞县-汤阴-磁州-临城-博野”^[6]68。在出游过程中，颜元不断拜访各地名士，进行辩论和探讨学术问题，并且宣传他的“三事”“三物”的经世主张。

由于颜元声名日隆，在颜元62岁时，受乡绅郝文灿之邀，主持漳南书院。据年谱记载，颜元按照自己的经世主张，对漳南书院重新设计。所教科目主要有礼、乐、书、数、天文、地理、兵法、射、御、经、史、水学、工学、象数等。颜元虽然反对理学和八股举业，但是仍然置“理学斋”和“帖括斋”，以与颜元所主张的新教育内容相对。颜元的经世主张最终在其主持漳南书院时实现。但吊诡的是，仅仅几个月以后，漳南书院就被洪水所淹没，颜元再也就无法实践自己的经世抱负了。

从二者的经世实践可以看出，虽然二者经世思想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落实到现实社会，都是通过讲学和教化实现自己的经世思想，但是由于外在环境的限制，最后均未能实现其经世抱负。

二曲与颜元虽然生在同一时代，但是并没有来往。根据二人现有文献，二曲对颜元毫无认识，而颜元则是通过二曲的一些讲学资料来了解二曲的。颜元认为二曲所学宋学是无用之学问：“所闻如耿逸庵、李中孚、俞春山皆宋人之学，而更不及，仁义真充塞矣。非罢口敝舌，辩开一分宋学，孔道一分不如。”^[3]439所以颜元在与关中李复元书时，让李复元转寄其著作，以让二曲归于尧舜周孔之“三事”“三物”之道。颜元在信中说：“贵地邻邑有李道丈名颙字中孚者，专讲阳明学，便中求转寄仆之拙著，与兹道丈书一致意。倘肯舍尊信王子而尊信周公、孔子，实学二圣之学，行二圣之道，则此道庶其复明；生民世道，庶沐宏庥矣。”^[3]435-436二曲弘扬宋明理学，尤其是阳明心学，二曲除了强调“明体适用”之外，还强调本体工夫的一致性。这恰恰是习斋所反对的，因此习斋要劝二曲舍弃其心性之学，转为周公、孔子之事功之学。却并没有得到二曲的回应。但是到后来颜元看到李塨所辑诸儒论学当中，李二曲讲“吾儒之学，以经世为宗”此类的话，便因为同道。便在后面批注：“见确如此。”^[3]773

面对同样的时代问题，由于二人不同的感受及不同的为学路向导致了在经世主张上存在着巨大差异。二曲所看到当时的学风是：“士自辞章记诵之外，不复知理学为何事。”^[2]222当时的世风也是“风俗颓敝”^[2]369。而习斋在南游时，则看到人人禅子，家家虚文，于是发出“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3]774的感慨。这种不同的感受，加上不同的学术背景，导致二人在解决路径上也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二曲采取明体适用，但是注重明体的一面；而习斋则采取体用一致，但是注重用的一面。因此反映到二者的经世主张上，二曲主张通过“明学术、正人心”来挽救颓废的世风与学风；而习斋则主张通过恢复尧舜周孔的“三事”“三物”，来挽救当时虚弊的世风。

二曲与颜元的经世主张虽然存在着如此大的差异，但是体现在经世实践上，都只能通过讲学与主持书院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经世主张。受外在环境的影响，二人主持的书院时间都很短暂，最终以隐退的方式结束书院讲学活动。这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