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学科的建构与发展都是一定时期社会历史的产物，体现着鲜明的时代精神。作为一门人文社会学科，跨文化交际学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美国，它研究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下的民族成员进行社会交往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因而是现代性社会条件下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各族裔、民族和国家相互接触、互动以及交融的结果和产物。近代以来，启蒙运动、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以及工业革命等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极大地改变了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其重要的结果之一就是起源于西方的现代性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现代化运动在全球迅速扩展，形成了全球经济、社会乃至文化的一体化，极大地改变了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在现代化和现代性条件下，人类前所未有地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层面的交往，世界各民族形成了广泛而紧密的现代联系。在这一世界性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不断追求现代性和现代化，整体社会文化正在从传统文化向现代理性化和契约化的文化模式急速转型。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当今中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应以现代性的视域为参照点，将社会历史文化的范畴纳入研究的视野中，摆脱传统的逻辑实证主义的拘囿，超越西方学者所构建的跨文化交际理论局限性，提出具有跨文化交际理论的中国视点。

从根本上说，全球化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发源于西方的现代性向非西方社会与文化扩散的过程，也是现代性文化模式或文化精神在世界各地生成与实现的过程。如果说跨文化交际学诞生于全球化的时代，又研究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族裔、民族及国家之间的交际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些研究都直接或间接地与现代性问题构成深刻的关联。这说明在一定程度上，跨文化交际学科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都是在现代性社会条件下进行的。脱离开现代性的语境和时代背景去研究跨文化交际就无法为这门学科提供一个全面而充分的理论框架，所得出的结论自然是局部的，有限的，甚至是片面的。

回首60多年跨文化交际研究的脉络，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门学科虽然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但自产生时就有其先天不足的毛病。胡文仲将其概括为“研究实际问题有余，而探讨理论不足”^[1]2。进入21世纪以来，外语教学界的一些学者尖锐地指出了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一些研究者常常将某种文化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忽视了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有贴文化标签的现象^[2]70；“文化定势”(stereotype)、“以偏概全”(prejudice)、“过度概括”(overgeneralization)的做法时有出现，甚至为了行文的需要人为地将文化差异定势化^[3]55；在一些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学术论文和著作中常常能够看到这样的结论：西方人重个体，东方人重集体；西方人快节奏，东方人慢节奏；西方人讲竞争，东方人讲合作；西方人重隐私，东方人轻隐私；西方人讲功利，东方人讲情义等^[4]45。对于这些普遍存在的问题，高一虹将其总结为“跨文化交际悖论”(paradox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她指出，“作为从事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学者或者语言教师，我们面临这样一个矛盾：为了帮助不同文化的人们互相了解，就必须概括文化差异，必然要建立某种定型，然而这些定型对于差异的‘过分概括’或‘标签化’又可能人为的制造屏障，妨碍文化间的交流和理解”。^[5]38

众所周知，跨文化交际研究的目的本应是为了让来自不同族裔、民族的个人和群体认识到文化差异的现实，增强人际、族际间文化差异的敏感度，以便促进不同文化的个人、群体和社会之间的交往和理解。然而囿于学科和整体视野的局限，一些跨文化交际学者的研究却事与愿违，在中西文化比较中往往进行简单化、程式化的比较，不断制造新的“文化定势”和“跨文化交际悖论”。例如，我们常常看到类似这样的论述：“美国是以个体主义为主要文化特征的国家，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强调个性原则，尊重别人的权利，以取得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个体主义既是西方的一种哲学观点，又是西方社会行为的规范准则；中国文化是在孔教道教和佛教的教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们的两句名言：‘四海之内皆兄弟’、‘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就是群体观念的典型反映，不论做什么事均提倡‘合群’原则。”^[1]110

形成这些普遍存在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一直处于欧美，特别是美国跨文化交际理论体系的影响下，在研究中经验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按照这样一种原则，跨文化交际研究的任务就是在国家、民族和文化间将不同的语言和交际行为进行收集、分类和综合，进而运用逻辑归纳和演绎，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通则。这类研究的背后有两大假设：首先，文化等同于国家或民族，具有清晰的地理边界；其次，文化由若干相当稳定的特质构成，这些特质对个体交际行为具有决定性影响^[6]85。基于这样的假设，西方学者将世界各国不同的文化浓缩为几个宏观的、静态的、普遍性的价值维度。例如，Hofstede (1980)提出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二元文化价值维度始终是跨文化交际研究中极具影响力的理论概念。长期以来，一些西方学者广泛套用这一核心概念，将西方文化归类为个人主义，将中国文化归类为集体主义。其中，美国学者Larry A. Samovar & Richard E. Porter在其教科书“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中以二元文化价值维度分别定义中美文化。例如，书中将美国主体民族的文化特征定义为个人主义、平等、物质主义、科学技术、进步与变革、工作与休闲享受、竞争精神；而将中国文化定义为儒家文化影响下的集体主义：“群体行动一直是中国社会突出的特点，个人权利被严重压制”^[7]53。此外，以加拿大学者邦德(Michael Bond)为首的香港中文大学“中国价值链”研究(The Chinese Culture Connection)仍以传统中国文化的认知框架设计测试问卷，将中国文化价值定义为：孝敬、勤劳、容忍、随和、谦虚、忠于上司、礼仪、礼尚往来、仁爱、学识、团结、中庸之道、修养、尊卑有序、正义感、不重竞争、恩威并举、稳重、廉洁、爱国、诚恳、清亮、俭、耐心、报恩与报仇、文化优越感、适用环境、小心、信用、知耻、有礼貌、安分守己、保守、要面子、知己之交、贞洁、寡欲、尊敬传统、财富^[8]34。这样一来，整个跨文化交际研究都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下进行，所形成的自然是对立的判断，强调的是不同文化之间价值观的差异^[9]16。具体而言，就是在时间关系上的传统/现代二分法和空间关系上的东方/西方二分法。前者代表传统的价值体系，而后者则代表现代的价值体系。

不可否认，文化维度这一理论设计将文化这个复杂概念变成了可以测量的操作性变量，在宏观上为比较不同的文化，特别是中西方文化提供了便捷。但与此同时，这一设计也将全球化背景下文化间相互接触、相互交融的动态性特征删减掉抽象掉，成了空洞的理论套路，在现实的新问题和新现象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这些西方跨文化交际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和现代性文化在中国的生成这一重大的社会历史现象缺乏足够的了解，把中国文化仅仅定义为传统文化或前现代文化，进而将西方现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历时性的比较。这种在二元对立的研究范式下所得出的结论自然是将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置于西方/东方、现代/传统、先进/落后、中心/边缘等对立的两极，由此不断强化着人为建构的差异性，造成了中国及中国文化形象在西方世界的误读。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许多西方留学生来华前从国内的教育和宣传中得到的中国印象是“既古老又落后的东方奇特大国”，如“古老的建筑、古怪的装束、奇特的人群、落后的生活方式、缺乏民主和自由的政治气氛”等。不料，来华后发现的却是与西方差不多的现代化大城市和人民生活方式。^[10]152

文化的基本特征就是其动态性和多样性。自跨文化交际学创立以来，经验主义、逻辑中心主义及其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一直都是研究中的主导范式，其理论构建与研究方法始终脱离中国现代化运动和现代性社会发展的历史语境，以非此即彼的两极化意识形态思维看待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这一分析范式显然已经难以解释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中西方文化接触、融合、互补的复杂性态势，亟待进行深刻的反思。正如张后尘所言，西方对中国文化的误导、谬传比比皆是。我们有责任扫清误传，让西方真正了解当代中国文化。^[11]72具体而言，就是要在跨文化交际中展示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以及现代中国人的文化精神，彻底扭转西方现代/中国传统的这种二元对立框架下跨文化交际研究的路径。

跨文化交际研究的重要内容在于揭示不同国家、民族和个人之间的文化差异，包括语言差异和交际行为差异。存在差异就会引起误会、误解甚至矛盾，就会妨碍文化间的互动和交流。而建立跨文化交际这一学科的宗旨就是要为不同的文化架设桥梁，沟通差异，增进理解。然而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整体全球化的今天，以前所定义的文化差异的概念以及所揭示的文化差异现象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正在趋于消解。恰恰相反，随着全球科技、信息社会的建立，文化之间沟通渠道的畅通及沟通形式多元化的发展，不同文化的共性特征正在日益增多。这些宏观上的整体变化正是在现代性的全球化背景下展开的。因此，跨文化交际研究要想保持和巩固自身的学科地位，增强理论的深度和解释力就必须超越理论局限性，探求文化差异背后的共同本质和共同规律。

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跨文化交际这一社会文化现象之所以出现和形成，是现代性扩散和作用的结果。所谓现代性“是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12]1。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先后在理性启蒙运动和现代化历程的洗礼下形成了以人的主体性和理性化的文化精神为依托的现代性文化模式和社会运行机理。这一文化模式和社会运行机理对近现代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全方位地改变了世界民族国家的发展轨迹，使得国家、社会和个人都朝着理性、科学、民主、自由、人的主体性等为基本内涵的现代性迈进。在一些国家和社会，现代性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而在另一些国家，现代性的潜力仍未发挥出来，仍处于“未完成的方案”当中。如此看来，所谓的美国主体民族的个人主义、平等、物质主义、科学技术、进步与变革、工作与休闲享受、竞争精神等文化特征并不是历来就存在的，而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是西方启蒙运动、宗教改革、工业革命以来所生成现代性的结果，因此都可以在现代性的视角中进行解释和分析。

长期以来，跨文化交际研究在进行中西文化比较时往往将中国文化列入“群体文化”、“传统文化”、“儒家文化”的范畴，这实在是对当代中国文化的误读或曲解。当我们打开中国近现代史的画卷时就会发现，从很大程度上说，中国的近现代史就是一部与现代性遭遇的历史，即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同西方现代性文化接触、碰撞、接受与吸收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史性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现代性，同时在现代化过程，兼容了以科学理性和市场理性作为核心价值的西方现代性，努力建立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中国的现代性促成了社会形态从传统的农耕社会迈入到了以大机器生产为主要特征的工业社会，进而又开始进入到了以知识、信息的生产与消费为主要特征的后工业社会。当今时代人们感受到的是科学技术在中国社会的广泛应用，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交通、金融、信息等方面便捷的服务。因此可以说，当代中国文化是一种兼有传统文化影响的现代性文化。

跨文化交际研究在比较中西方人日常交往时，往往将西方人的交往方式置于工业社会形态中，而将中国人的交往方式置于传统农业社会的形态中。例如，西方人在外偶遇时彼此打招呼习惯于简约省时；而中国人则常以明知故问，驻足攀谈的方式进行交往。诚然，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农业生产把人们绑定在固定的土地上，同时城市居民处于邻里街坊无选择性的居住格局中。这种高度同质性的初级社会客观上形成了人们互相关心，相互依赖的行为方式和行为规范。然而进入现代社会后，在工业化、都市化的助推下，中国社会形成了新型的规模化的居住模式和人口的重新组合。人们的流动性、开放性呈现出现代都市化的异质性变幻。根据王晓霞、乐安国(2001)的研究，当代中国人际关系中的文化出现几点变化：一是人们开始对人际关系有了自主选择的权利和意识；二是人们的契约意识和行为正在日益浓重；三是功利性的人际关系淡化着“人情”关系中的感情因素，人与人之间的精神和感情联系的纽带越来越“物化”；四是人际关系的文化异质性越来越强，人们越来越愿意采取现代人际交往模式；五是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在现代社会同步发展，同时一些人对自我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13]105如果我们细心地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在大城市匆匆过往的人群中，已经很少看到过去那种亲切而带有关怀式问候。在公共场所，大家都从手机、iPad中获取信息与远程交互，彼此之间温情式的驻足攀谈的情景已大大减少。

当前的中国社会已经实现了网络信息化、数字化。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均实现了跨越时空的全方位交往，形成了全球性的超时空联系。传统社会的那种基于血缘、地缘性的联系得以彻底改变。随着中国公民出境人数和世界各国来华人数的大大增加，中国同世界各地的人们形成了广泛的社会联系，大大拓宽了跨文化交流的渠道和范围。这一深刻的变化将中国与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本土发生的事件成了世界性事件，而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事件又为中国本土所关注。世界性的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在中国举行，而中国人在自己家中和世界各国的人们如同邻居一样在同一时刻分享到国外现场直播的新闻事件和体育比赛。这充分体现了在以工业文明为主导的现代性社会中，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融为一体的宏大景观。

综上所述，当代开放的中国主流社会已经成为了一个现代社会，具有了现代社会的本质性特征。如，经济活动的理性化、职业发展的高度分工、民主与法制社会的建设、陌生人之间交往等。随着个体意识的觉醒，工具理性在社会生活和文化理念中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这充分说明，在从乡村---礼俗社会转化为工业---城市社会的背景下，现代性已经渗透到中国经济社会的各个层面，并且作为基本的生存模式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文化和日常生活。这也就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同来源于西方的现代性文化汇流与融合，踏上了向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的转型之路。

现代性是近现代以来世界和中国的时代主题，是中国重建富强、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秩序的必由之路。因此，跨文化交际的理论建构应以世界现代性和中国现代性的历史际遇作为参照，建立一个多角度、全方位的系统理论框架。与之相反，没有现代性的理论视野，跨文化交际研究所得出的定论就一定会是零散的、局部的、偏颇的，就只能浮在知识文化和交际文化现象的表面，无法在一定的理论体系中作出深入、系统的解释。基于这一原因，本文提出，跨文化交际研究应以现代性主题为切入点，引入历史文化范畴，全面客观地分析一些学者们所定义的中西文化间的差异，并对其进行适当的调整与修正。

从现代性全球化的角度看，跨文化交际研究中所提及的西方文化实际上是西方现代文化，是近代以来现代性作用的结果；而当代中国文化也是现代文化，也是近代以来现代性作用的结果。这两者之间并没有根本性的差异，也不具有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接触、碰撞、吸收和融合的关系。如果一定要指出这两种文化有差异的话，也应该只是时间上的差异，是一早一晚地进入现代性社会文化的差异。对于美国这样的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基于欧洲移民的传统，它经历了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及后现代社会，因此现代性对它来说是历时性的；而对于中国来说，前现代、现代及后现代这三个历史过程都统统共时性地压缩在这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形成了既有传统文化的影响，又有现代文化的主导，还出现了后现代文化的轮廓。因此可以说，跨文化交际研究对当代中国文化不能带有“标签式”的概括，不能一概定义为“传统文化”“群体文化”“儒家文化”。众所周知，主导当代中国文化的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精华与现代性文化价值观融为一体，体现了具有一切现代社会所共有的普遍现代价值观。说中国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文化不但有失公允，而且还强化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不利于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互动。

跨文化交际研究中所谓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价值维度的区分并非是绝对的、必然的和固定的，而是相对的、灵活的和变化的。在一定条件下或一定情景下，人们注重于个体主义价值，而在另一条件或情景下人们注重于集体主义价值。例如在美国社会，如果人们处于工作环境或商务场合，个体主义价值就可能会主导人们的交际行为和语言沟通行为；而在举行宗教仪式的教堂里，我们看到的则是美国民众相互问候，相互关心、相互支持的集体主义氛围。美国的宗教场所不仅是颂扬上帝，净化灵魂之地，也是发扬集体主义，强化集体归属感和社会连带的场所。与此相反，在中国的城市社会中，人们来自不同的省份和地域，居住在高度异质性的及社会结构松散的社区中，彼此之间互不相识，互不来往。在这里，人们专注的是个人的行动，你看不到有什么集体主义的社会目标。鉴于在这样日益复杂多样的现代性社会条件下，跨文化交际研究就不能仅凭借几次在逻辑实证性研究的过程中，对一些文化变量定义和测量后便得出某一国的文化为个体主义文化，而另一国的文化为集体主义文化的结论。全面客观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应具体分析在哪些情景下人们更倾向于个体主义价值观，而在哪些情景下，人们更倾向于集体主义价值观。

长期以来，跨文化交际研究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来定义文化，并运用逻辑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将不同的文化界定为个体主义文化、集体主义文化、高语境文化和低于境文化。在这里，一个国家即代表一种文化，成为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分析单位。然而我们必须看到，现代性加速了大规模的商品生产、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与此相应的是世界各国都处于城市化的进程中，形成了像纽约、巴黎、伦敦、多伦多等国际大都市。来自于世界各国的大量人口移居其中，在这些国际大都市内出现了多种族、多族裔社区。从我国的情况看，随着城市-工业社会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外籍人士以长期居住或短期居留的方式进入到我国的城市社会从事各种工作和商务活动。这种在某一国大都市中的多种族、多族裔之间的交往活动一定会产生一些不同程度的差异。但是这些差异有时并非是诸如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文化差异造成的，而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即财富和收入(经济地位)，权利(政治地位)和声望(社会地位)的差异造成的。这种动态性的发展变化是跨文化交际研究需要思考的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当今世界各国、各民族在现代性的推动下都进入到了现代化的进程中。虽然现代性在各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特点和表现形式，但是人们都认同现代性所提倡的最基本的普世价值：科学、理性、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法治等。正是在这样一种对现代社会普世价值观认同的基础上，来自不同国家、民族的人们才具有彼此间交往的有效性基础。尽管在具体的跨文化交际的行为和语言中，人们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但是这些差异只是表面的、局部的，而不是深层次的、全局性的。因此，在论述当代中国文化时，不能像传统跨文化交际理论那样，只单纯地从一些西方学者所想象和人为制造的西方-非西方、文明-野蛮、先进-落后、中心-边缘等二元模式看待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在内的其他非西方世界文化，而应从世界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现代性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从世界文化现代性的整体结构及整体对部分的关系去研究和分析。

现代性是构建跨文化交际学科体系的一个综合视角。以这个视角作为理论的出发点，跨文化交际研究就能够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宏观层面客观公正地看待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互动。长期以来，跨文化交际的学者们在西方经验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的原则下，把中国的现代性和文化转型这一重要的社会历史现实排除在研究的范围之外，将西方现代性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历时性的比较，走入了一个多年形成的误区。事实上，西方现代性文化和中国现代性文化彼此之间具有通约性和融合性，主导这两种文化的力量均为理性、科学、民主、自由以及主体性和创造性等现代文化元素。今天的中国已发展成为一个新兴大国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正在改变着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版图。依托这一新的历史性机遇，中国的跨文化交际学者能否建构一个具有中国现代性文化本土视角的研究方案，并提出具有现代性视角的中国跨文化交际的研究视点，这是学界同仁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