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晚清官办外语学堂是晚清政府与西方列强不断冲突、交锋、较量的产物，体现了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强烈愿望。睁眼看世界的文化心态，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强国抱负，翻译人才的大量需求与现实的奇缺，都为官办外语学堂培养翻译人才创造了时机，遍地开花的教会学校，又成为创办外语学堂的最佳示范。^[1]

晚清外语学堂主要培养两类人才，一是外交翻译人才，一是科技翻译人才。从1862年起，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南京、武昌等地创办了30余所被称为“洋务学堂”的外语学堂，培养了大批翻译人才，在近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重要作用和重大影响。

晚清官办外语学堂培养了多少翻译人才，取得了多大成就？由于缺乏相关的资料，作完整的统计难度很大，这里仅以《京师同文馆学友会第一次报告书》中的资料为例略作说明。在全部毕业的91人中，在外交部门和涉外部门任职的有40人，在政府和军事部门任职的有27人，在铁路和其他部门任职的有20人，从事教育的4人。^[2]其中，在清末民初的外交舞台上，同文馆毕业的出使大臣或驻外公使就有7人。可见，外语学堂培养翻译人才成就还是公认的。

晚清外语翻译人才培养取得的成绩是载入史册的，在年龄小、学制短、零基础、多学科学习的情况下，学生的翻译能力是如何训练出来的，对晚清外语翻译人才培养的途径和特点的研究有利于借鉴其中的成功经验和有效措施，为当今的外语翻译教学提供帮助。

二、 晚清外语翻译人才培养的途径 (一) 办学目的

要师夷，制夷，必须知夷，悉夷。早在1842年魏源编成的《海国图志》一书中就提出过开设外语翻译学校的打算，他说：“然则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3]26然而魏源的这一主张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及与列强交涉的语言障碍，再一次促使清廷官员重视翻译人才的培养。1859年2月，清廷大臣郭嵩焘上书咸丰皇帝《请广求谙通夷语人才折》，指出：“通市二百余年，交兵议款又二十年，始终无一人通知夷情、熟悉其语言文字者。窃以为今日御敌之窍要，莫切于是。”又云：“(通夷情、夷悉语)可以推考诸夷嗜好忌讳，以施控制之略。”^[4]855郭嵩焘的“御敌”“施控”之策，可以说与魏源的主张如出一辙。

与师夷、制夷长远规划相比，开办外语学校，培养翻译人才还有更现实的目的，那就是首先应付眼前的外事交涉，以解燃眉之急。1861年1月，奕在《通筹善后章程折》指出不通外文所形成的窘困处境：“查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并提出在上海、广东商人中选择教师，开办学校的设想。^[5]119-120接着，冯桂芬也在《采西学议》一疏中提出在上海设立翻译公所的建议。^[6]5这些建议最终促成了1862年6月11日京师同文馆的创立。

因此，晚清外语翻译人才的培养是基于两个目的开展的，一是应对眼前的各种外事交涉，为短期目的；二是翻译外国的各种文献资料，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完成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重任。

(二) 师资选择

开办翻译学校，第一重要的就是外语教师。教师的选择问题一直是晚清政府颇感困难的事情。按照官员们的最初设想，外语教师可以从国内通夷语的人中选择，奕更明确地提出可以从广东、上海通英法语言的商人中甄选。然而结果很不理想，因为师资无着落，同文馆迟迟不能开课，这在奕《遵议设立同文馆折(附章程)》中有说明：“臣等行文两广总督，江苏巡抚委派教习，并行文八旗挑选学生去后，嗣据各该旗陆续将学生送齐，而所请委派教习，广东则称无人可派，上海虽有其人，而艺不甚精，价则过巨，未便饬令前来，是以日久未能举办。”^[7]69奕的奏折也的确符合实情，其一，国内通晓外语的人才极为缺乏，在1860年9月巴夏礼书信事件中，京津地区竟无一人通晓英文，来自广东略知英语的黄惠廉总算解了燃眉之急。其二，广东、上海虽然有一些略识外语周旋于中外商人之间的所谓“通事”，其能力和人品都为清政府所不齿，清廷官员冯桂芬更认为他们是“洋务之大害”^[6]5。国内没有合适人选，清廷只有将目光移向国外人员，最终在1862年，总理衙门接受了英国公使威妥玛的推荐，聘请英国传教士包尔腾为英文教习。为防止传教，立下“只学语言文字，不准传教”的约定，同时嘱咐汉文教习暗中稽查。这是官办外语学堂聘用洋教习之始，其后，随着俄文馆(1863年)、法文馆(1863年)、德文馆(1871年)的开设，相继聘用了精通俄文、法文和德文的外籍教习。

从1862年同文馆创办，至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40年来先后聘请过54位外国人担任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日文、化学、天文、医学教习；聘请过32位中国学者担任中文和算学教习。外籍教师多为传教士身份，学识渊博且精通中文，其中有博士学位者5人，硕士学位者2人，大部分人善于讲课，于教学开展甚为有利；中文教师都是品学兼优的人员，这样保证了同文馆高水平的教学质量，有利于学贯中西的翻译人才的培养。

除了为数众多的各科教习外，同文馆还先后聘请了两位总教习，即丁韪良与欧礼斐。丁韪良为美国传教士，1850年来到中国，以后学会了中国官话和宁波方言，读完了四书五经等中文典籍。1865年受聘担任京师同文馆英文教习，两年后又被聘为国际公法教习。为了能胜任这项工作，他专门回到美国，入耶鲁大学进修国际法。1869年夏重返北京，总理衙门聘请他担任同文馆总教习，至1894年因健康问题辞去总教习，在任25年之久。同文馆的第二任总教习欧礼斐，英国人，1879年来华，在海关工作，同年执教同文馆，担任英文、格致两科教习，并兼任过化学、天文教习，1894年代理总教习，次年正式上任，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后，辞任。

总教习的职责与大学的教务长相当，负责教务管理，如课表制定与实施，对教习的监督与检查，各项定期考试的执行；统筹编译教材、图书事宜，如译书章程的拟定、印书处的筹办、译成图书的鉴定等等。

(三) 生源选择

选择什么样的学生入校？实际上在开办学校之前，大臣们的奏折里已有初步设想。1861年1月，奕在《统筹善后章程》奏折中提出选用“八旗中天资聪慧年在十三四岁以下者各五人，俾资学习”^[5]119。冯桂芬在1861年《采西学议》和1862年《上海设同文馆议》中则主张：“募近郡年十五岁以下之颖悟诚实文童，聘西人如法教习。”1863年李鸿章在《请设外国语言文字馆》折中也主张：“选近郡年十四岁以下，资禀颖悟，器根端静之文童，聘西人教习。”^[5]126在学生的年龄、天资的认识上，3人的看法较为一致并且容易理解，因为人对语言的学习，年龄越小越具有优势，智力好的学生更容易教育成才，但年龄太小，自控力较差，又不利于课堂管理，况且三五年后学生必须以成人的身份参与涉外工作，所以十四五岁应该是合适的年龄。至于京师同文馆为什么一律选用八旗子弟，这是有历史渊源的。1708年，在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为了应对俄方繁杂的书信往来和事务交涉，康熙帝下诏创办了俄罗斯文馆，培养俄语翻译人才，至1862年并入京师同文馆，前后历时154年，招收的都是八旗子弟，所以京师同文馆招收八旗子弟，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上海同文馆和广东同文馆因无这一传统，就选择就近招生的办法。

在李鸿章的奏折中选择生源还有更长远的考虑：“夫通商纲领，故在总理衙门；而中外交涉事件，则两口转多，势不能以八旗学生兼顾。唯多途以取之，随地以求之，则习其语言文字者必多。人数既多，人才斯出。彼西人所擅长者，测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像之法，无不专精务实，泐有成书。经译者十才一二，必能尽阅其未译之书，方可探赜索隐，由粗显而入精微。果有精熟西文，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当可由渐通晓。于中国自强之道，似有裨助。”^[5]127培养外语人才，富国强兵，才是开设外语学堂的最终目的，李鸿章的用意可谓深远。

从后来京师同文馆举办的实际情况来看，生源选择和预先设想有很大的变化，其原因也是复杂的。同文馆最初创办的五年，招生途径主要通过咨传的方式，咨传对象为八旗子弟，由各旗推荐，总理衙门择优录取，无须考试。最初五年英、法、俄三馆各招10名学生，到1897年东文馆创办时增至12名学生。学生人数少，一是便于管理，二是教学中可以兼顾，保证好的教学质量。

招生考试始于1867年，因增设天文算学馆，考虑到学习科目的难度和需要较强的理解能力，总理衙门决定招收成人为主的学生，原拟专取正途出身的士大夫，年满20岁以上，包括举人、贡生、翰林以及五品以下进士出身的人，后由于守旧官员的极力反对，此次招考失败。1870年、1878年、1885年同文馆又进行了3次招考，招考范围进一步扩大到社会人员，如1885年招考范围较广，凡15岁以上、20岁以下，文理通顺者，不分满汉，皆可报考；对于举贡生监，只要平时讲求天文、算学和西国文字，不限年龄。同文馆招收的这类成人学生，原本目的是演习算天文知识，将来用以制造机器、兵器和轮船，富国强兵，但大多数仍以科举为正业，被允许参加科举考试，身心两用，其结果可想而知。

1867年，天文、算学招考失败，由于无人应考，总理衙门上书请求从广东、上海两地同文馆调取成绩优秀的外语学生入馆学习西学科目，这便是后来的保送生。从1868年到1899年，广东同文馆共保送了5批46名学生，上海同文馆共保送了5批43名学生。^[7]83这些学生来自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学习西学的环境较好，又是好中选优，整体素质好，是京师同文馆中最好的一部分学生，日后逐渐成为中国外交、教育、实业方面的优秀人才。还有少数学生为官员或教习推荐入学，年龄和资质没有具体要求，无须考试，这类凭私人关系入学者，多是富家子弟，于学业并不用功，成才者亦少。从《齐如山回忆录》中大致可以了解一些情况。^[2]246-247

(四) 教学管理 1. 课程设置

同文馆最初创办的目的是培养翻译人才，在前五年的课程设置中，仅限于中外语言文字。英、法、俄三馆各自独立，分别由洋教习和汉教习负责外语与汉语的教学。由于八旗子弟入学前只学过满文，没有汉语基础，而翻译活动又必须使用汉语，因此，汉语教学也备受重视。

从1866年起，同文馆试图培养精通西方科学技术的译才，陆续增加了化学(1866年)、算学(1868年)、万国公法(1869年)、医学生理(1871年)、天文(1877年)、格致(1879年)。

1876年，京师同文馆发布了第一个八年课程表，其内容如下：

首年：认字写字，浅讲词句，讲解浅书。

二年：讲解浅书，练习文法，翻译条子。

三年：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

四年：数理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

五年：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

六年：讲求机器，微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

七年：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

八年：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同文馆题名录》1879年刊)^[8]31

从这份课程表中可以看出同文馆的基本教学思想，以翻译教学为主导，在此基础上加强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学习，学习内容由易到难，由浅入深。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仅能够胜任外交和语言翻译工作，还能学习和翻译西方的人文和科学技术，从而实现技术强国的梦想。

同文馆还十分注重学生汉语的学习，虽然课程表里没有涉及，但在其后的补充说明里则强调：“以上课程，唯汉文熟谙资质聪慧者可期成就，否则，年数虽加，亦难望有成。”^[8]31在同年发布的五年制课程表中又加以补充：“至汉文经学，原当始终不已，故于课程并未另列。向来初学者每日专以半日用功于汉文，其稍进者亦皆随时练习作文。”^[8]32对于初学者，同文馆规定必须每天上午与周日全天学习汉语，下午学习外语，不习汉语者将面临严厉的惩罚。注重汉语学习，是同文馆的一大特色，体现了创办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

2. 翻译教学与考试

八年制课程表大致可以勾画出同文馆外语翻译教学的基本路线，一至四年级属于基础教学，包括字母、拼写、单词、句子、语法等基础知识与条子(便条、小短文)、章节、外交公文的翻译训练。五至八年级则为外语加专业的学习，重点为西书翻译。同文馆的翻译教学具体是如何开展的？由于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加以条分缕析地说明还有一定的困难，但从记载同文馆翻译考试情况的许多资料中，可以约略推知同文馆的翻译教学状况。

承俄罗斯文馆旧例，京师同文馆的考试分为四个层级，分别是：月课、季考、岁试、大考。月课于每月初一举行，由教习拟定文条，发给学生翻译，成绩分别等第并注册；季考于每年二、五、八、十一月的初一日举行，考试方式与月课相同，试卷由总理衙门大臣裁定并注册；岁试于每年十月初十日前，由总理衙门大臣出题、监考、评分；大考每三年举行一次，由总理衙门大臣出题、监考、评分。

晚清大臣翁同龢曾记录他到同文馆主持季考的一段经历：“至同文馆，是日季考前馆，前馆者，大学生也。翻新报，列坐如生童也。欧礼斐陪坐，有倾，俄教习亦来。呼诸生前，以新报一条示之，另作洋语告教习，教习以洋文录其语，用华语告余，余以原条考其合否。凡试六人皆好。”^[9]56这应该是翻译条子一类的考试，主考官先给考生一段报纸上的文字，让其口头翻译成外语，洋教习听后记录下来，再翻译成汉语，主考官再和报纸上的语言对比，看看符合度多少以确定成绩优劣。其结果是被考的6人成绩都令人满意。

四类考试中，大考最重要，最受重视，场面也最为壮观。届时总理衙门大臣、总教习、中外教习等全部亲临现场。据记载，同文馆第一次大考是1865年11月28日至12月6日，由负责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主持，英、法、俄三馆参加了考试。考试分为初试和复试两个部分，初试是将英、法、俄三国的照会译成汉文，复试是将各国汉文条约或照会译成外文。其做法和翁同龢当年主持季考的方法类似，考生先把汉文译成外文，洋教习再把考生的外文译成汉文，总理衙门将汉文原文与译成的汉文进行比较，以评定等第优劣。

翻译考试还有时间规定，最初时间不限，1896年4月的一次记载是：“向章每逢月考、季考、岁考之期，由辰刻入场，汉洋题一起发给，其翻译较熟者，午刻即可缴卷，其翻译稍生者，至酉刻尚未完卷。”考虑到照会之类的翻译，必须速成，以免耽误时机，所以又规定：“嗣后每月考验照会，着定于辰刻九点钟点名，发给洋文题目，译成汉文，限至三点半钟交卷出场。”^[6]116考试内容除了条子和照会翻译外，到1895年间还增加了口语会话和文学翻译以及科普读物的翻译。从中可以看出同文馆培养人才思路的变化，从单纯培养外交翻译人才向培养懂西方人文和科学技术的人才迈进。

3. 西书翻译

西书翻译也是同文馆培养翻译人才的重要途径。从第五年开始学生就要接受译书训练，其培养方式是学生在教习指导下翻译，或者与教习一同翻译，后来发展到学生独立译书。1879年的同文馆《题名录》记载：“自开馆以来译书为要务，起初总教习、教习自译，近来学生则颇可襄助，间有能自行译书者。”^[7]102高晓芳据1898年的同文馆《题名录》、丁韪良的《同文馆记》与台湾学者苏精的研究，罗列了29种同文馆所译西书^[7]102-106，而熊月之考证的译书是26种^[2]253-254，除去2人书目中重复的部分，合计34种，其中教习自译7种，师生合译5种，学生自译接近22种，如果从学生参与的译书数量来算，则接近27种，约占总译书量的80%，这足以说明京师同文馆翻译教学的成就。其中同文馆学生汪凤藻翻译、总教习丁韪良鉴定的《富国策》一书，问世后影响很大，一再重印，1881年还传到日本。

4. 翻译报刊、电函

同文馆的学生除了参与译书之外，还常常参加总理衙门的电函、报刊翻译。1897年12月，总理衙门发布的一份文件记载：“所有本署接收各项洋文等件，向由翻译官等译成汉文呈阅。惟各路洋文电报来无定时，往往有紧急要务，必当立刻译出，方免贻误。惟该翻译官等或遇有事他出，自应由馆中择其洋文素熟者，代为一译，亦属分所当为。”1898年4月，又下令让同文馆分派8名学生分成二班随同电报处章京学习译缮电报。1898年6月，又下令让同文馆翻译各国洋文新报，每七日呈进一次，以风俗、政令为重点，让总教习订正后送总办章京。^[6]122-123学生翻译电函、报刊，既便于及时了解外交事务，又锻炼了翻译能力。

5. 出洋考察、外交谈判与国外留学

总理衙门为了让学生日后能承担更多的涉外活动，增加学生对国外风土人情的切身感受，还组织同文馆的学生随政府使节出国考察。同治年间，共组织了3批学生出国学习。第一次是1866年3月5日至10月26日，3名学生(英文馆的凤仪、德明和法文馆的彦惠)，随总税务司赫德出游欧洲，历时7个多月，行程9万余里，共游历了9个国家，考察活动包括晋见英皇、拜见各国总理大臣、参观工厂和博物馆。第二次是1868年2月25日至1870年8月27日，京师同文馆学生6人(英文馆德明、凤仪，俄文馆它克什纳、桂荣，法文馆联芳、延俊)随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出游，从上海出发，途经日本、美国、英国、法国、西班牙、比利时、瑞典、丹麦、荷兰、普鲁士、俄国，历时2年有余。这次随行的目的是协助工作，自然离不开翻译活动。第三次出洋是1870年11月至1871年11月，因天津教案发生，清廷责令崇厚率使团赴法国道歉，英文馆的德明和法文馆的庆常随行担任翻译。

此后，委派同文馆学生担任出洋使节翻译的做法一直延续下来。随着清廷派驻出外公使的推行，同文馆的学生担任翻译人员的机会增多。1881年的一份官方文件记载：“同文馆额设学生学习西语、西文，藉备翻译。现在各馆学生，有派充随同出洋作翻译官者，其分别等次，差内开缺，差回作应补班序各节，均已立有章程，自可永远照办。”^[6]103学生能否胜任翻译工作？1888年的一份奏折特地加以说明：“臣衙门同文馆章程，遴选学生通晓洋文者作为七、八、九品翻译官……比年该翻译等学有成效者颇不乏人，或调往边界，或奏带出洋，均能奉旨无误。”^[6]75

参与政府外交谈判，也是后期同文馆培养翻译人才的重要途径之一。在外交谈判中学生经常被安排列席旁听，以监视洋译员的翻译有无差错，从而维护中方利益。1895年的一份文件记载：“嗣后各国会晤，应派熟悉该国语言之同文馆翻译官及学生一二人，在旁静听，以免洋员翻译参差。……遇有会晤，即随同上堂听话，按班当差，不许旷误。”^[6]111

为了进一步培养学生独立与洋人直接交流的能力，为日后担任出洋使节做准备，清政府还制定了京师同文馆学生的留学计划。并分别于1894年、1896年、1899年派遣3批学生出国留学，英、法、俄、德，每馆4人，总计48人。总理衙门为他们制定了严格的学习规范，学满三年，回国参加总理衙门主持的面试，成绩优秀，按照同文馆大考的制度给以奖励，如果荒废学业，一旦发现，由出洋大臣随时遣回，路费自理，回国后不再入馆。^[6]116-117

(五) 教学成就

京师同文馆存续40年，培养了许多翻译人才，在晚清以降的外交界、教育界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据学者邹振环的研究，清末共有13名同文馆的学生出使国外，占1892年以后出使总人数的35%。1912年至1928年同文馆学生在国外担任公使的有7名。据1898年的统计，同文馆毕业在各地从事教育工作的学生有16名。1902年到1911年，京师大学堂先后聘用法文教习9名，英文教习16名，其中同文馆出身的法文教习超过半数，英文教习超过1/4。^[10]40年来，京师同文馆共译书34种，其中学生参与翻译和独立翻译的约27种，包括历史地理、法律制度、科学技术等，其中有些书籍广泛流布，影响深远，有力地促进了西学的传播。

三、 晚清外语翻译人才培养的特点 (一) 办学定位明确

晚清官办外语学堂培养翻译人才的定位是明确的，短期目的是培养处理涉外事务的译员，长远目标是培养能够翻译西方科学技术的译才，以达到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目的。因此，京师同文馆创办的前五年，英、法、俄、德四馆以学习西方语言为主，翻译练习主要是公文、照会等涉外文书；1866年以后，同文馆陆续增加了化学、算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格致等科目，开始了培养了解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翻译人才，学生从第五年开始翻译练习的重点在译书方面，同文馆翻译的34种著作中，绝大部分是科学技术类著作，实现了办馆之初的设想。

(二) 课程设置合理

从同文馆八年制课程表中可以看出，翻译课程的设置是合理的，遵循了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认识规律。第一、二年全部是语言学习课程，第一年从字母读音、拼写开始，学习简短的句子，讲授浅显的文段；第二年开始讲解语法，学生开始翻译短句和便条之类。从第三年起，增设非语言课程的学习，学习翻译相对复杂的段落；第四年起，学生开始翻译公文照会之类的涉外文书，训练中译外，外译中的翻译能力；第五年到第八年，学生主要集中在西书翻译，开始是在教习的指导下进行的，到后来学生独立翻译，教习审订。从译书的成果来看，这种教学过程是合理的，符合认知规律的。

(三) 教学内容实用

突出实用性是同文馆办学的主要特征，因此，教学内容的安排从翻译条子、公文、照会到翻译西书，都注重实用性。公文、照会、条约，既是日常翻译练习的基础，也是考试的基本内容；译书也和开设的专业课程紧密结合，开设法律课，就练习法律文本的翻译；开设数学课，就练习数学著作的翻译，这样既学到专业知识，又熟悉专业内容，翻译起来就较为容易。

(四) 学习时间充裕

同文馆现象备受研究者关注的原因是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效的翻译人才，学生基本上是零基础开始外语学习的，假如学生全部八年制毕业，才相当于现在高中生的外语水平，但实际水平高于现在大学外语专业的学生。同文馆除了师资优良、生源优秀外，学习时间充足也是一个潜在的原因。同文馆章程规定，学生必须每天签到，节假日除外，周末洋教习休息，学生必须在馆学习汉语或练习翻译。在校住满三年，大考之后，可以放假二月。生病、服孝、完婚、科考除外。^[8]34如果对照目前的在校学生的实际学习时间，同文馆的学生学习时间恐怕翻倍不止，充足的学习时间，保证了学习效果。

(五) 注重能力培养

学以致用，是同文馆培养翻译人才的主要目的。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贯穿在日常教学中和课外实践中，考试是检查学生翻译能力的途径之一，此外，还有政府要求每周必须呈交的报纸、电函的翻译，也是锻炼学生翻译能力的途径，出洋考察、旁听外交谈判以及国外留学都是培养学生能力的重要途径。

(六) 外语与专业相结合

外语与专业相结合也是同文馆人才培养的一大特色,同文馆要求学生在掌握一门外语的基础上专攻一艺，这样学生除了能够应对日常外交事务之外，还可以精通一门专业知识，更有利于学生将来从事的工作。例如同文馆学生汪凤藻，英文水平很高，曾任算学副教习，还翻译了一些法律专业书籍以及经济学著作。这类著作都需要相应的专业知识做支撑，仅仅有英文基础是无法胜任的。

四、 结语

晚清外语翻译人才的培养是在特定背景下展开的，一方面必须应对日渐繁杂的外交事务；另一方面，还必须承担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重任。基于这一办学定位，外语学堂在师资选聘、生源选择、课程设置、内容安排、教学实践方面都突出了学以致用的办学色彩。京师同文馆则是开风气之先，在晚清官办众多外语学堂中起着表率和带头作用。其办学方式和成功经验仍然值得今天的外语教育者研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