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记》卷九三《韩信卢绾列传》卷末，附有一篇近600余字的陈豨事略。因本卷系韩信(韩王信，非淮阴侯)、卢绾两人合传，传名未含“陈豨”字样，陈豨事迹属于附传，暂且不妨名之为《陈豨列传》。兹据中华书局点校本节引如次(段落已作合并调整)：

陈豨者，宛朐人也，不知始所以得从。及高祖七年冬，韩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还，乃封豨为列侯，以赵相国将监赵、代边兵，边兵皆属焉。豨常告归过赵，赵相周昌见豨宾客随之者千余乘，邯郸官舍皆满……豨还之代，周昌乃求入见。见上，具言豨宾客盛甚，擅兵于外数岁，恐有变……及高祖十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称病甚。九月，遂与王黄等反，自立为代王，劫略赵、代。上闻，乃赦赵、代吏人为豨所诖误劫略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郸，喜曰：“豨不南据漳水，北守邯郸，知其无能为也。”赵相奏斩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上问曰：“守、尉反乎？”对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复以为常山守、尉。上问周昌曰：“赵亦有壮士可令将者乎？”对曰：“有四人。”四人谒，上谩骂曰：“竖子能为将乎？”四人惭伏。上封之各千户，以为将……十一年冬，汉兵击斩陈豨将侯敞、王黄于曲逆下，破豨将张春于聊城，斩首万余。太尉勃入定太原、代地……高祖十二年冬，樊哙军卒追斩豨于灵丘。太史公曰：……陈豨，梁人，其少时数称慕魏公子；及将军守边，招致宾客而下士，名声过实。周昌疑之，疵瑕颇起，惧祸及身，邪人进说，遂陷无道。于戏悲夫！夫计之生孰成败于人也深矣！^[1]2639-2642

在《汉书》之中，陈豨事迹更为简略，不仅同《史记》一样不入合传，不列专传，而且篇幅大为缩减，只在卷三四《卢绾传》中羼入一小段文字专予叙述，为文仅200余字，这里不妨名之为《陈豨传》。中华书局点校本全文如下：

豨者，宛句人也，不知始所以得从。及韩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还，豨以郎中封为列侯，以赵相国将监赵、代边，边兵皆属焉。豨少时，常称慕魏公子，及将守边，招致宾客。常告过赵，宾客随之者千余乘，邯郸官舍皆满。豨所以待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赵相周昌乃求入见上，具言豨宾客盛，擅兵于外，恐有变。上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诸为不法事，多连引豨。豨恐，阴令客通使王黄、曼丘臣所。汉十年秋，太上皇崩，上因是召豨。豨称病，遂与王黄等反，自立为代王，劫略赵、代。上闻，乃赦吏民为豨所诖误劫略者。上自击豨，破之。语在《高纪》。^[2]1891-1892

考察行文，可知《汉书·陈豨传》主要取材于《史记·陈豨列传》及太史公“史论”，两传所记史事大同小异。单独阅读《史记》《汉书》所附陈豨传文，很难发现有何不妥，但如果将两传文字与《史记》《汉书》其他篇章相关记载进行比勘，则会发现两传内容与其他相关记载多有出入，主要体现在两传所载陈豨封侯时间、反叛时的职任及反叛时间等多处地方与他处记载存在抵牾。以下对这些问题作一探讨，资料主要取自《史记》《汉书》及后世研究论著，尤以早期文献《史记》为重点，不取《汉纪》《资治通鉴》等文献中二手资料。

依《陈豨列传》记载：“高祖七年冬，韩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还，乃封豨为列侯。”《陈豨传》亦云：“及韩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还，豨以郎中封为列侯。”因平城击匈奴事在高祖七年冬，如依两传所载，则陈豨封侯时间当不早于高祖七年之冬，具体时间乃在高祖自平城归还以后。

但据《史记》卷一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简称《年表》)“阳夏(侯)”条载：“(高祖)六年，正月丙午，侯陈豨元年。”^[1]902依照本表格式，本句意思是：陈豨于高祖六年正月丙午受封为阳夏侯，本年为侯陈豨元年。《年表》将陈豨封侯时间定在高祖六年正月丙午，因而与《陈豨列传》《陈豨传》的记载出现抵牾。

那么到底哪一个时间正确？经考察可知，应当以《年表》为是。理由有三：其一，《年表》所载时间非常具体，不仅确定为高祖六年，而且精确为正月丙午，同时径称本年为侯陈豨元年，此外还明确记载了国名(即“阳夏”)。这样细致、明确的描述文字，显然是据相关档案资料直接著录。与此不同，两传只是简略、笼统地描述封侯时间，又无其他背景资料，如果说《陈豨列传》属于记忆失误，那么《陈豨传》则是以讹传讹。其二，据《年表》记载可知，高祖六年正月丙午同日封侯者，尚有留侯张良、射阳侯项缠(赐姓刘，《汉书》径作刘缠)、酇侯萧何、曲周侯郦商、绛侯周勃、舞阳侯樊哙、颍阴侯灌婴、汾阴侯周昌、梁邹侯武儒(《汉书》作武虎)、成侯董渫、蓼侯孔藂和费侯陈贺等共计12人，且表中将陈豨与以上12人连续排列，这样详细而成系列的著录，显然只能专门依照档案资料据实直书，理应不会出现什么错误。其三，《汉书》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简称《功臣表》)亦于“阳夏侯陈豨”条作“(高祖六年)正月丙午封”^[2]553，并且陈豨依然与留侯张良等前述12人连续排列，这无疑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旁证。

由此可见，陈豨封侯时间应为《年表》及《功臣表》所记载的高祖六年正月丙午，而不是两传所称的七年冬高祖自平城归还以后。

据《陈豨列传》载，陈豨反叛之际曾“以赵相国将监赵、代边兵，边兵皆属焉”。《陈豨传》亦有相同表述(“以赵相国将监赵、代边，边兵皆属焉。”前句夺一“兵”字)。两传行文均连书“将”“监”二字，通观整句行文结构及文意，“将”字无疑不是副词，而是作为名词与前文“赵相国”三字连属，意为“赵相国”的“属将”，两相合成的“赵相国将”显然是本句主语，而“监”字则以动词充当谓语，宾语自然是“赵、代边(兵)”。全句意思明白晓畅，是说陈豨以赵相国属将身份监领赵、代边兵。如依两传记载，则陈豨在反叛之时，所任官职应为“赵相国将”，也就是“赵相国”的“属将”。

但《史记》中另有其他不同的表述。据卷八《高祖本纪》载：“(高祖十年)八月，赵相国陈豨反代地。上曰：‘豨尝为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也，故封豨为列侯，以相国守代，今乃与王黄等劫掠代地……’”^[1]387这里又称陈豨官职为“赵相国”，没有了“将”字，因而与《陈豨列传》《陈豨传》的记载出现了抵牾。

究竟陈豨在反叛之时是担任“赵相国将”，还是担任“赵相国”，经考察可知，应为“赵相国”，至少首先是“相国”。理由如下：其一，《史记·高祖本纪》两次言及“赵相国”，不但前文明确提及陈豨在反叛时的职任(“赵相国陈豨反代地”)，而且随后直接引述高祖原话(“故封豨为列侯，以相国守代”)作进一步强调，应该不会有表述的错误。其二，《史记·年表》亦称：“豨以赵相国将兵守代。汉使召豨，豨反。”^[1]902其三，《汉书·功臣表》亦云：“(陈豨)以赵相国反，自为王。”^[2]553其四，《汉书·高帝纪下》中虽作“代相国陈豨反”^[2]68，易“赵相国”为“代相国”，但陈豨之为“相国”已无疑义。

关于“赵相国”“代相国”孰是孰非，前人已有所注意和辨析。宋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卷六“赵相国”条有云：

《卢绾传》陈豨“以赵相国将监赵、代边兵”。《刊误》曰：“赵当为代。”仁杰按：《淮阴侯传》“豨为代相监边”，《高纪》豨以“代相国”反，此云“赵相国”，其文异者，盖七年代王喜弃国归，立如意为代王，以爱子留长安。是岁，豨为代相。九年，徙如意王赵，而豨就迁赵相国。则豨为代相国在七年，为赵相国在九年。岁月可考，盖未尝为代相国也。《功臣侯表》亦载豨“以赵相国”反，而《纪》于十年九月书“豨反”，时为“代相国”，此《纪》误也。《汉纪》承误，作“代相”，尤非。至《通鉴》但书豨为“相国”，而不著其为赵；若代，疑偶脱一字。方豨为赵相国，而周昌于时又为赵相者，按汉初诸侯王有丞相，有相国；昌为丞相，行相事；而豨自为相国守边。时代未有王，不应置相，故豨以赵相国并将赵、代兵。^[3]868

上引吴氏之言多有纰缪：如韩信于《史记》有专传《淮阴侯列传》，于《汉书》则入合传《韩彭英卢吴传》，不论依《史》《汉》哪一种体例，都不容有《淮阴侯传》之名。又所谓《功臣侯表》即《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可以省称为《功臣表》，但不当衍一“侯”字而作《功臣侯表》。尽管如此，吴氏结论尚称得实，即认为陈豨反叛之时应为“赵相国”，而非“代相国”，尤非“代相”。针对“赵相国”“代相国”孰是孰非的问题，今人孙晓磊在《汉初相国、丞相制度变迁述论--兼辨〈汉书·高帝纪〉“代相国陈豨反”之误》中辨析甚详，认为“代相国”表述属于讹误^[4]54-60，兹不赘引。

前引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还辨析了“相国”“丞相(相)”两者的不同，孙晓磊更是在《汉初相国、丞相制度变迁述论》中对二者有详细辨别，这里有必要顺便谈谈“赵相国”和“赵相”的问题。按汉代诸侯王所属“相国”与“相”含义不同，各有所指；相系丞相简称，与相国并列设置。具体就陈豨史事而言，《史记》《汉书》中除载有“赵相国”一词外，同时也有“赵相”一词，两者区别分明，不相混淆；同时两书既没有陈豨担任赵相的记载，也没有周昌担任赵相国的记载。既然如此，那么陈豨反叛之时所担任的“赵相国”，自然也不容与当时周昌担任的“赵相”混为一谈，以免造成误解。

将赵相国陈豨与赵相周昌相混淆的事，过去也确曾发生过。由于没有能够辨明“赵相国”与“赵相”的差异，清人齐召南在其《前汉书考证》中犯了一个低级错误，他针对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阳夏侯陈豨”条加写按语称：“(表)曰：‘十年，以赵相国反’，按‘赵相国’当作‘代相国’，各本俱误。其时赵相周昌，非陈豨也。”^[5]310齐氏在这里显然是把“赵相”当成了“赵相国”，所以才有此一辨，结果弄巧成拙，因为他的逻辑是：相就是相国，既然当时周昌为“赵相”，就不能再说陈豨是“赵相国”了。随后齐氏又张冠李戴，给了陈豨一顶“代相国”官帽。揆诸史事，陈豨反叛之时周昌担任赵相并无疑义，且周昌任赵相历时颇久，但当时陈豨的职任乃是“赵相国”，并非“赵相”。此外，《史》《汉》两书都没有陈豨任“代相国”的记载；不过陈豨确曾出任过“代相”，但那是反叛以前的旧事。

《陈豨列传》称：“高祖十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称病甚。九月，遂与王黄等反。”据此，则陈豨反叛时间应在高祖十年九月。

但《史记》其他篇章中的反叛时间却有诸多表述。如卷八《高祖本纪》虽系于高祖十年，但具体月份却又不同：“(十年)八月，赵相国陈豨反代地。”而卷九○《彭越列传》则又称：“十年秋，陈豨反代地。”^[1]2594除“十年”之说外，又有其他的年份。如卷五三《萧相国世家》称：“汉十一年，陈豨反。”^[1]2017卷九三《卢绾列传》记载大同小异：“汉十一年秋，陈豨反代地。”^[1]2638以上均系于汉十一年。卷一○四《田叔列传》所载年份又复不同：“会陈豨反代，汉七年，高祖往诛之。”^[1]2775仅就本段前面引述可知，关于陈豨反叛的时间，在《史记》一书中至少已有如下多种表述：(1)高祖十年八月，十年九月，十年秋；(2)十一年，十一年秋；(3)七年。如此一来，关于陈豨反叛的时间便成了一个疑案。

经对现有资料进行梳理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陈豨反叛的年份应为高祖十年，而不是十一年、七年等。之所以会有如此判断，主要原因在于，陈豨反叛一事首先在《史记》的《陈豨列传》《高祖本纪》及《彭越列传》等篇章均系于高祖十年。不唯如此，“十年”之说也见于《史记》其他多个篇章。如《年表》云：“(高祖)十年，八月，豨以赵相国将兵守代。汉使召豨，豨反。”^[1]902《淮阴侯列传》所载亦同：“汉十年，陈豨果反。”^[1]2628除《史记》之外，《汉书》也多将反叛时间系于高祖十年。如《高帝纪下》载：“(十年)九月，代相国陈豨反。”^[2]68《韩信传》亦云：“汉十年，豨果反。”^[2]1877《功臣表》亦称：“(高祖)十年，以赵相国反。”^[2]553总之，《史记》《汉书》中涉及此事的绝大部分篇章均将时间系于高祖十年，而非其他年份。

其次，所谓“十一年”之说，因只出现于《史记》中《萧相国世家》《卢绾列传》等少数篇章，无法与“十年”之说相提并论，应属于误记。对于“十一年”之说，前人也早已产生疑问。清人张照在《馆本史记考证》卷九三中称：

十年七月，太上皇崩。八月，陈豨反。《韩信传》亦云：“汉十年，信令王黄等说误陈豨。”至《淮阴传》则作“十一年”。是时高祖固在邯郸诛豨等未毕也。马迁误耶？抑别有意也？^[6]613

张氏在这里显然认同“十年”之说，而对“十一年”之说则持怀疑态度。另考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淮阴侯列传》，陈豨反叛系于汉十年，而非十一年，这已经是考证修改的结果，因为旧版《史记·淮阴侯列传》的确多为“十一年”，但“十一年”之说显然不能成立。

再次，与“十年”之说的大量记载尤为不同的是，“七年”之说仅见于《史记·田叔列传》，虽然不能绝对判定为错误，但属于误记的可能性非常之大，几乎可以直接排除。其实就在《馆本史记考证》卷九三怀疑“十一年”的行文之后，紧接着有一句引文值得引起人们高度的关注：“《田叔传》亦云：‘陈豨反代，汉十年，高祖往诛之。’”^[6]613张照在这里将传世本中的“汉七年”一语直接写作“汉十年”，这难免让人产生这样的想法：即张氏所依据的《史记》版本，或许本来就写作“汉十年”，而“汉十年”也正是《史记》的原始表述，只不过由于“十”“七”字形相近，以致某一传本讹“十”为“七”，后世又据此以讹传讹，导致多种版本都将“汉十年”写作“汉七年”。一个有力的旁证是，在《四部丛刊》影宋本、清光绪四年金陵书局仿汲古阁刻本《史记·陈豨列传》中，无不将太上皇驾崩时间写作“高祖七年七月”，但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和乾隆武英殿本中，这一时间都已经被校正为“高祖十年七月”。由此推测，《田叔列传》中的“七年”可能是漏校所致。尽管多种旧版《史记·田叔列传》中迄未发现“汉十年”的记载，但是对“七年”之说古人也早已持否定态度。《馆本史记考证》卷一○四有辨析称：

《田叔列传》：“会陈豨反代。”《集解》徐广曰：“七年，韩王信反，高帝征之。十年，代相陈豨反。”余有丁曰：“此是七年高帝征韩王信。曰‘豨反’，史误。”^[6]685

由此可以看出，从刘宋时期裴骃作《集解》，直到明人余有丁作“史论”，无不对《田叔列传》中的“七年”之说提出质疑，前者订正了史实，认为七年是韩王信反叛的时间，并把陈豨反叛时间校正为十年，后者直接将“七年”之说认定为“史误”。

尽管已经明确陈豨反叛时间为高祖十年，而非十一年、七年等年份，但具体时间应为八月还是九月尚待探讨。笔者倾向于认为应当为十年八月而非九月，理由如下：其一，《史记·高祖本纪》云：“八月，赵相国陈豨反代地……九月，上自东往击之。”文中八月、九月时间分明，事迹清楚，无所紊乱。其二，《陈豨列传》中封侯时间及反叛时职任均有错误，由此其“九月”之说颇难令人据信。其三，尽管《汉书·高帝纪下》将时间定在九月，但《汉书》所记高祖之语系据《史记》而来，《史记》时间为八月，《汉书》时间独为九月，亦甚可怪。总之，《史记》远早于《汉书》，如两者出现差错，一般当以《史记》为准，《汉书》资料可供参考。另外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即八月系反叛时间，九月则系奏到时间，以故《史记·高祖本纪》有八月陈豨反，九月上往击之的表述。

当然，在八月、九月难以完全考定的情况下，通常笼统的表述反而是最为准确的表达，因此，《史记·彭越列传》及《汉书·陈豨传》中较为笼统的“(汉)十年秋”一词便显得颇为恰当，因为不论八月九月，都是属于秋季。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陈豨列传》与《陈豨传》所载陈豨封侯时间、反叛时职任及反叛时间等与《史》《汉》两书其他篇章相关记载之间的抵牾，主要缘于两传文字记载的纰缪。当然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其历史原因：《汉书》自武帝征和以前的史料多采自《史记》，因此在考证不足的情况下对《史记》中的既有讹谬每有承袭，可见《汉书》的问题实际上主要是《史记》的问题。尽管《史记》取材审慎，撰写严谨，但由于卷帙众多，史事繁杂，行文中难免出现纰漏，这在司马迁都难以完全避免；加之《史记》在流传过程中“为后人补了又补，改了又改”^[7]137，相关补、改内容与原有内容之间，以及各补、改内容相互之间难免存在违异，其中《陈豨列传》与其他篇章中的抵牾之处，既可能是司马迁的疏漏所致，也可能是司马迁完成《史记》撰写之后至班固编著《汉书》之前，褚少孙等早期补充、修改《史记》者的疏漏所致。此外《史记·韩信卢绾列传》传名中本无“陈豨”字样，所附《陈豨列传》的内容是否为后人补写亦未可知(类似附传在《史记》中并非仅见)。《陈豨列传》已然出现了抵牾，嗣后班固在创作《陈豨传》时亦未细考，于是两篇陈传中出现了雷同问题。

经考证辨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其一，《史记》《汉书》两篇陈豨传文所载封侯时间并非汉七年高祖自平城归还之后，而应当是汉六年正月丙午日；其二，陈豨反叛时所任官职并非赵相国将，亦非代相国、代相或赵相，而应当为赵相国；其三，至于反叛时间，汉十一年、七年等年份属于误笔，十年八月、九月尚难完全确切，但八月的可能性更大，当然最为恰当的表述应当是汉十年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