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修订工作共使用通校本五种：北宋景祐监本、南宋绍兴本、南宋黄善夫本、明末汲古阁《索隐》本、清武英殿本。诸本之中，北宋景祐本时代最早，有很高的版本校勘价值。但关于此本的来历出身学界还未有定论，此本的配补情况亦有值得考证之处。台湾二十五史编刊馆编印的仁寿本《史记》以景祐本为底本，但改换了配补卷。一般读者对于景祐本和仁寿本的区别以及校勘价值或有不明。这里对《史记》修订工作所涉及的景祐本相关问题作一概述。

景祐本《史记》为傅增湘旧藏，“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归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488。张玉春《〈史记〉版本研究》云“1946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购入”^[2]111，年代有误。1960年史语所图书馆易名傅斯年图书馆，即为此本今藏单位。

傅斯年图书馆对于景祐本《史记》的著录信息可通过网络登录该馆珍藏善本图籍书目资料库查得，兹录于下：

书名：史记 一百三十卷

版本：北宋景祐(1034-1038)监本补配南宋黄善夫本及元饶州路儒学本

附注：每半叶十行，十九字；注文双行二十五六七字不等；左右双栏，版心白口，单鱼尾，中缝中题史本纪几，下署刻工姓名

共存百十五卷，阙本纪五、六，世家十八至二十五，都十卷，以元饶路学本配补；又阙列传四十一至四十五，都五卷，以南宋黄善夫本配补，配补卷中有钞配叶

卷首有民国九年(1920)曹元忠手题跋，定为宋政和补刊宋景祐监本；首册末有民国三十(辛巳)年(1941)郭蛰云手题记；第二册末有沈曾植手题跋

双鉴楼，沅叔审定，臧园秘籍孤本，江安傅增湘沅叔珍藏，朱印子儋诸印记^[3]

景祐本《史记》刊刻时地的考证颇费周折，迄无定论。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著录为“北宋刊递修本”^[4]159，而《双鉴楼善本书目》著录为“北宋淳化刊本”^[5]27。沈曾植跋语定为“淳化监本屡经刊正后之印本，即世所称景祐本”^[6]。曹元忠跋语认为此本乃“北宋景祐监本至政和补刊者”^[7]。

傅斯年根据刻工及避讳考订，认为：“地则江南，时则北宋初雕，南宋补板，求之更深则仆病未能也。”^[1]493劳榦亦认为：“此本刊于北宋，南宋初年补版。”^[8]502但傅、劳二氏皆否认此本为北宋监本，傅斯年云“北宋监本之说，则绝无其事也”^[1]488，“盖北宋监本随女真滔天之祸而俱亡也”^[1]488。劳榦认为：“应为江南州郡因景祐《史》《汉》最为善本，因依监本原刊又在江南覆刻，故得流传至南宋尚存。”^[8]500“此书纵非北宋监本，亦是北宋官家力量所刻之书。今监本虽不可踪迹，得此亦略可以当之矣。”^[8]501赵万里认为此本为北宋景祐覆刊监本，“盖即出淳化本也”^[9]168。

对景祐刊本之说持不同意见的是日本学者尾崎康，他根据刻工与字体刀法考证，“所谓景祐刊本三史实际并非景祐刻本”^[10]23，“把它们看作北宋末南宋初即两宋之交的刊本是比较妥当的”^[10]20，“虽然福州刊本可能性较大，但难以作出结论，最为稳妥的说法仍是《版刻图录》的‘疑杭州或福州’”^[10]22。

张玉春综合诸家之研究，认为此本“是景祐年间对淳化版校正后的重印本”^[2]114，“为淳化本的补刻本，保留了淳化本的原始形态，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史记》刻本之一”^[2]117。

在《史记》修订本的《修订前言》和《修订凡例》中，我们遵从现馆藏单位傅斯年图书馆的著录，为此本定题为“北宋景祐监本《史记集解》一百三十卷(有配补)”^[11]10。当然，我们也注意到相关研究，因此特别说明“近人研究或以为此本为北宋刻南宋初递修本，为求方便，仍以‘景祐本’称之”^[11]10。因为有日本杏雨书屋本的存在，同时为求逻辑严密，我们也没有使用“最早……之一”的表述，而是称“此本为现存北宋时期最重要的《史记》刻本”^[11]10。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三著录此本，云：“史记集解一百三十卷，北宋刊递修本，半叶十行，每行十九字，注双行二十五六七字不等，白口，左右双阑。”^[4]159对此本来历，云：“余丁巳(1917)岁得于文奎堂书坊。微闻书出山右故家。”^[4]160此本有配补，傅氏《经眼录》云：“配南宋黄善夫刊本五卷，为列传四十一至四十五。”^[4]160“配元大德本九卷，为本纪五、六、世家十八至二十、二十二至二十五。”^[4]160

傅增湘《双鉴楼善本书目》卷二亦录此本，云：“史记集解一百三十卷，北宋淳化刊本，十行十九字，注双行，二十五六七字不等，白口，双阑，版心上记字数，下记人名。配南宋黄善夫刊本五卷，十行十八字，注双行二十三字列传四十一至四十五下，黑口，双阑。配元九路刊本九卷，十行二十二字，注双行同本纪五六，世家十八至二十，又二十二至二十五。朱子儋藏印，曹元忠、沈曾植长跋。”^[5]27

傅氏二目关于此本配补情况与今傅斯年图书馆所录不同。傅增湘谓此本配黄善夫本五卷，配元九路刊本九卷，计配补十四卷。傅斯年图书馆著录此本存一百一十五卷，十五卷以他本配补。所不合者在卷五十一《荆燕世家》第二十一是否配补。

今检傅斯年图书馆所藏景祐本《荆燕世家》卷首有一粘签，云：“此卷原以嘉靖南监重刻本配入，嗣收得宋牧仲所藏百衲本，此卷正为元刻，因拆出归之此帙中。盖九路刊《史记》传世极稀，较宋刻尤为罕觏也。丙子(1936)二月藏园老人记。”傅增湘的《〈荆燕世家〉跋》，参见台湾傅斯年图书馆藏景佑本。

《藏园群书题记》卷二有“题百衲本史记”一文，记载购得宋荦(牧仲)百衲本《史记》经过甚详，云：“壬申(1932)之夏，文友主人魏经腴言，津门某君以官事系累，急举藏书求售，中有百衲本《史记》，余未敢深信。及异日邮致，则旧装十有七册，赫然出于四本之外，为前人所未见，得之喜可知也。”^[12]68此题识末记所作年月为“甲戌(1934)八月二十一日”^[12]69。又《藏园群书经眼录》亦著此本，末记“辛未(1931)三月初十、董廉之送阅，以一千四百元收之”^[4]176。两处所记年月有差，当以《题记》所言“壬申之夏”为可信。

据此可知，1917年傅增湘初得之景祐本《史记》，《荆燕世家》一卷以明南监本配补，亦非原刻。1932年购得宋荦百衲本《史记》，中有元大德九路本《荆燕世家》，遂将明南监本配补之卷抽出，而以九路本配入。如此世家第十八至二十五共八卷皆用元大德九路本配补，略为整饬。加之本纪二卷，傅藏景祐本最终计有十卷以元大德九路本配补。傅氏《藏园群书经眼录》《双鉴楼善本书目》二目述配补不言《荆燕世家》，并非景祐本不缺此卷，而傅氏又未明言此本所存景祐本原刻卷数，遂生后人疑。《双鉴楼善本书目》刊于民国十八年己巳(1929)，彼时傅氏尚未收得元九路本《荆燕世家》。《藏园群书经眼录》乃傅熹年据傅增湘三十余年所积手稿编成，藏园老人晚年于此未加订补，而傅熹年盖亦未见景祐本，又不暇考证，故仍其旧。因此傅氏二目所记配补情况与傅斯年图书馆藏本有出入。然曹元忠1920年手题跋语于卷首，明言此本存一百十五卷，十卷以元饶州路儒学本补之，五卷以黄善夫本补之，当是疏于翻检，彼时傅增湘所得元大德本只有九卷。1948年傅斯年又为此本作跋，而云“存百十六卷，缺者十四卷，以宋元他本补之”^[1]488，傅斯年亲见此本而有此误，盖误解傅氏书录而又翻检有失。

景祐本原本一百一十五卷中，又分原刻与补刻，但区别明显。劳榦云：“新旧之版相距时间甚远，其分别可以一望而知，两相比较，无所遁形。”^[8]498原刻部分，亦间有修补剜改，补刻部分又有先后之分，傅斯年将原刻与补版情况分为七类, 至为精细。

1955年台湾二十五史编刊馆影印景祐本《史记》，以入仁寿本二十五史。然景祐本《史记》是《集解》单注本，而傅斯年图书馆藏本用三家注本(黄善夫本)和二家注本(元大德九路本)配补，行款大异，殊为不类，因此仁寿本影印时另寻他本配补。据仁寿本《史记》第130卷末蒋谷孙跋语及龙良栋《景祐本史记校勘记》凡例，仁寿本以台湾“中央图书馆所藏南宋重刊北宋监本补入”，此本行款与景祐本相同，存126卷，阙第113~116卷。据张玉春研究，中央图书馆藏“南宋重刊北宋监本”实即景祐本的覆刻本，刊刻时代不晚于北宋末、南宋前期。^[2]118-119

关于仁寿本的配补情况，张玉春说：“仁寿本二十五史影印时，改用行格与此本相同的明刊十行十九字本代替。”^[2]111今按此说有误。仁寿本的配补情况，蒋谷孙跋语及龙良栋《景祐本史记校勘记》凡例有明确说明，不存在以明刻本配补的问题。

如前所述，仁寿本《史记》主体部分是景祐本原本一百一十五卷，景祐本配补的十五卷，仁寿本改换为景祐本的南宋覆刻本。南宋覆刻本在字体上“与景祐本亦极为相似，几乎难以区分”^[2]119，张玉春根据避讳与刻工方才区别南宋覆刻本与景祐本原刻。因此，仁寿本在校勘价值上要高于傅斯年图书馆所藏景祐本。蒋谷孙在仁寿本《史记》跋语中说“世间乙部必以此为弟一善本”^[12]，并非虚夸。因此，《史记》修订工作即以仁寿本作为最主要的《集解》单注本的通校本。我们在校勘记中通称“景祐本”，但《修订前言》中对此本特别作了说明，注明是“二十五史编刊馆影印台北傅斯年图书馆藏本”^[11]10，也即仁寿本，如此处理读者当不致混淆。

如前所述，仁寿本《史记》用景祐本的南宋覆刻本配补了十五卷，而一百一十五卷景祐本原本亦有原刻与补刻之分，但我们认为，这都属于同一版本系统。而我们的校勘记不以校勘景祐本为目的，因此，也就没有如龙良栋《景祐本史记校勘记》那样区别原刻与南宋覆刻。在校勘记中，我们统称“景祐本”，这应当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