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马迁的史学巨著《史记》中，音乐文化史料记载颇丰，除《乐书》《律书》两个音乐专篇外，散见于其他篇章中的有关乐器史料约占音乐史料的三分之一还多，涉及的乐器大凡30余种。因此，对《史记》中所记乐器之演奏情况进行研究，进而对西汉以前的相关社会问题展开分析，具有一定的社会学和文化学意义。在《史记》所记各种乐器中，司马迁并未对各种乐器的演奏进行单独记载，而是将其置于各阶层人物多种形式的音乐演奏活动之中，从《史记》所载大量的乐器演奏相关史料来看，其中所涉及的演奏者包括帝王、王侯将相、文人志士、音乐专业人士、民间艺人、平民百姓等。演奏的活动形式与应用范围包括祭祀活动、丧葬礼仪、国君盟会、政治交流、个人抒怀、娱乐宴飨、音乐教育活动等，时间跨度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3000余年。

一、有关帝王的乐器演奏

在《史记》所记载的关于乐器演奏的史料中，有关帝王演奏乐器的不在少数，其中《五帝本纪》《高祖本纪》《田敬仲完世家》《廉颇蔺相如列传》等皆有记载。这些记载上自尧帝，下至秦汉。记载有详有略，其主要原因是看其在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而定。

(一) 尧舜与琴

《五帝本纪》云：“尧乃赐舜絺衣，与琴，为筑仓廪，予牛羊。”^[1]40这是说尧帝充分信任舜帝，有感于他的美德，想把帝位传让给舜帝，于是赐予他四样东西，那就是能够表现出高贵地位的精致衣服，能够奏出美妙乐曲的琴，为他建造能够保证给养的粮仓，同时给他显示身份地位和权力的牛羊。这里除了说明早在尧帝时代，中华民族的文明就很发达，有了服饰美学思想，开始了定居时代，会储存各种食品，已经出现了家养的牲畜以外，而且已经创造了丰富的音乐文化及音乐审美思想。这里，尧帝赐予舜“絺衣”“琴”“仓廪”“牛羊”四样东西，并将两样具有审美价值的东西排在前两位，说明尧帝时代人们的审美观念已相当成熟，尤其是“琴”，不光是一个人身份地位的象征，而且也代表一个人的文明程度，可见音乐在人们社会政治生活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不仅如此，古人看重音乐，甚至神化音乐的政治隐喻功能，如《乐书》中就有“故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1]1465的说法，“琴治天下”也可以说是司马迁对音乐的至高评价。

(二) 高祖击筑

先秦两汉时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尤其是上层人物的生活中，一般而言，每有酒会宴飨，音乐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在酒酣人醉之际，更需要音乐助兴，这说明音乐对营造氛围、激发情感具有别的艺术形式无法替代的功能。如《高祖本纪》记载：“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1]489文中的“筑”是西汉时期盛行的乐器，起初有5弦，后发展到13弦，演奏时，左手按住弦的一端，右手用竹尺打击弦而发声。相传它起源于先秦时期的楚地，至宋而失传。“筑”发出来的声音悲亢而激越，甚能鼓舞士气，所以汉高祖刘邦便用“筑”来激起沛中儿郎的激情。

(三) 齐威王鼓琴

《田敬仲完世家》有记载：“驺忌子以鼓琴见威王，威王说而舍之右室。须臾，王鼓琴，驺忌子推户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说，去琴按剑曰：‘夫子见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王又勃然不说曰：‘若夫语五音之纪，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国家而弭人民，又何为乎丝桐之间？’……故曰琴音调而天下治。夫治国家而弭人民者，无若乎五音者。’王曰：‘善。’”^[1]2290文中记载了齐威王身为国君，却弹得一手好琴，驺忌子很善于谈琴，音乐才能也绝非一般。由此看来，音乐确实具有象征或者隐喻社会的功能。这里，驺忌子以音乐的协调来劝说齐威王要治理天下，须投入更多精力到国家管理事务中去。

(四) 赵王鼓瑟、秦王击缶

《廉颇蔺相如列传》也有关于赵王鼓瑟、秦王击缶的翔实记载：“秦王使使者告赵王，欲与王为好，会于西河外渑池。……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奉盆缶秦王，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于是相如前进缶，因跪请秦王。……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缶。”^[1]2960-2961这里主要记载了两种乐器在国君政治会盟中的演奏情况。一为“瑟”，是类似于琴的一种乐器，一般分25根弦和16根弦，一般都是由专业的乐器演奏者演奏；而“缶”则是古代一种腹大口小的用于盛酒浆的器皿，并非什么乐器，但秦人也常常在宴会上一边击缶，一边喝酒，表现出一种非正规、随意的状态，也是一般酒会所用。这两件具有地域文化特征的乐器，反映了秦赵两地的音乐文化风格的差异，这其中也反映了古代乐器演奏者地位低下的社会现实状况，以至于即便是国君演奏乐器，也被视为是一件羞耻的事。但同时，音乐演奏在政治生活中无可替代的功能也尽显无疑，这是很矛盾的。因此，比较以上两种演奏，显然是一场政治角力。表面上看是秦王首先发难于赵王，而赵国弱小，赵王不得不按照秦王的要求为秦王“鼓瑟”，秦国的御史马上予以记录羞辱赵王；但赵国随行大臣蔺相如立即予以反击，顺手奉上一缶，请秦王按照秦国的民俗击缶，尽管秦王怒，但蔺相如很执意，且表现出诚恳的样子，上前“跪请秦王”，无奈之下秦王不得不为之“一击缶”，更大程度上羞辱了秦王。这是政治的角力，更是赵国外交上的胜利。“一鼓”“一击”，看似平常，实际上政治隐喻深刻，表现出一雅一俗、一高一低，从而展示出了蔺相如非凡的政治智慧和外交才能。

帝王是古代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和领导者。由于受“君权神授”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古代帝王被人们赋予了不可侵犯的尊贵身份和至高无上的权威。司马迁在《史记》中能够“忠于史实，坚持‘实录’的精神”^[2]126，既歌颂了古代帝王的丰功伟绩，肯定其在历史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同时，又以讥讽的笔锋揭露了他们的种种丑恶行径。“载其恶以诫世，书其善以劝后。”^[3]75-76《史记》中以上有关帝王乐器演奏史实的记载，其本意虽不在音乐，但是，古代帝王对音乐文化的喜好与重视，“琴”“筑”“瑟”“缶”等古老的乐器在帝王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音乐文化素养在人全面发展中的重要意义，这些乐器在当时的广泛应用与发展状况，以及古代乐器的社会文化功能等等均得以充分彰显。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二、有关王侯将相、文人志士的乐器演奏

《史记》关于王侯将相、文人志士乐器演奏记载的篇章有《吴太伯世家》《卫康叔世家》《宋微子世家》《田敬仲完世家》《绛侯周勃世家》《孙子吴起列传》《范雎蔡泽列传》《司马相如列传》《淮南衡山列传》等。

(一) 孙林父鼓钟、击磬

孙林父，姬姓，孙氏，名林父，谥号为“文”，故史料中多称其孙文子，春秋中期卫国卿大夫，是个杰出的外交人才。《吴太伯世家》记载：“(季札)自卫如晋，将舍于宿，闻钟声，曰：‘异哉！吾闻之，辩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获罪于君以在此，惧犹不足，而又可以畔乎？夫子之在此，犹燕之巢于幕也。君在殡而可以乐乎？’遂去之。文子闻之，终身不听琴瑟。”^[1]1762这是季札对孙文子在卫献公刚去世、丧礼尚未进行的情况下反而敲钟作乐的评论，说明乐器的演奏应该有时、有度、有节，不应该随性而为，要不然要么是有失礼仪，要么甚至会招致杀身之祸。钟即编钟，起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甚为盛行。但一般而言，编钟是上层社会的专用乐器，是等级和权力的象征。因此，编钟的使用只有宫廷一定阶层具有重大事件的时候方可使用，一般不允许大臣个人随意使用。孙文子显然违背了常规，背着国君鼓钟作乐，那是要冒杀头危险的。幸亏季札对人说了他的看法，才使孙文子幸免于难，所以有感于此，孙文子终生再不听音乐，当然这则是走向另一个极端了。

《卫康叔世家》也有类似的记载：“三年，吴延陵季子使过卫，见蘧伯玉、史，曰：‘卫多君子，其国无故。’过宿，孙林父为击磬，曰：‘不乐，音大悲，使卫乱乃此矣。’是年，献公卒，子襄公恶立。”^[1]1932“磬”是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起源于石器时代，为古代“八音”之一。这种乐器是用玉或石头做成的，最早在先民乐舞活动中使用，其声而哀，往往象征一种身份和地位，只有在非常严肃的场合才使用。季札来了，孙林父特地为他演奏磬这种乐器，季札听了以后，感觉到其声音很悲哀，由此联想到卫国社会动乱的根源，因而，当年卫献公就去世了，卫襄公继位，卫国的社会不安定也就开始了。在这里，充分肯定了音乐的社会象征作用。

(二) 箕子鼓琴

箕子，名胥余，因封国于箕(今山西太谷县东北)，爵为子，故称箕子。箕子与纣同姓，是殷商贵族，性耿直，有才能，在纣朝内任太师，辅朝政。《宋微子世家》有一段记载：“纣为淫泆，箕子谏，不听。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说于民，吾不忍为也。’乃被发详狂而为奴。遂隐而鼓琴以自悲，故传之曰箕子操。”^[1]1946这里所说的“琴”当指古琴。古琴有七根弦，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其声音悠扬，是最能表现人心情的古代乐器之一。商纣王荒淫无耻，受妲己迷惑，不理朝政，滥杀无辜，箕子的忠善之言，他当然听不进去了。箕子很苦闷，遂隐居山林，鼓琴以宣泄心中的愤懑。后人将他演奏的这些情真意切的琴乐谓之曰《箕子操》，这里面隐含着对他忠心耿耿情怀的一种高度评价和赞赏。也可以说，他的名字与琴齐名。

(三) 周勃吹箫

周勃是西汉开国功臣，名将，被封为绛侯。《绛侯周勃世家》有这样一段记载：“绛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徙沛。勃以织薄曲为生，常为人吹箫给丧事，材官引强。”^[1]2509周勃是汉高祖时期膂力过人的人，曾帮助刘邦消灭秦朝。但周勃的出身低下，家境不好，所以除了以编织养蚕器具为生以外，甚至经常为人吹箫办丧事，以补家用。箫声幽咽，是最能表现悲哀心情的一种乐器。这也说明箫这种乐器演奏确实能够烘托气氛，给人某种情感上的催动或慰藉。同时也说明箫这种乐器在秦汉之际已在民间广为流传，深受普通百姓喜爱。

(四) 孙子击鼓

孙子即孙武，吴国将领，春秋时期著名军事家、政治家。在《孙子吴起列传》中有这样一段：“于是鼓之右，妇人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复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妇人复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斩左右队长。……用其次为队长，于是复鼓之。”^[1]2631-2632这是记载孙子击鼓操练宫女的故事，孙子的严明帮助了吴王的成功。“鼓”是我国最古老的打击乐器之一，相传早在黄帝时期就已出现，其声音激越雄壮，传送甚远，所以相传在黄帝征服蚩尤的涿鹿之战中，“黄帝杀夔，以其皮为鼓，声闻五百”，最后终于将蚩尤击败，其中鼓舞士气的“鼓”功不可没。可见“鼓”这种乐器在古代主要是用于操练部队和与敌方对阵进攻鼓舞士气之用。在近代考古发现中，“鼓多发现于随葬品丰富的大型墓葬，表现出拥有者较高的社会等级”^[4]44。

(五) 伍子胥吹篪

伍子胥，名员(一作芸)，字子胥，春秋末期吴国大夫、军事家。《范雎蔡泽列传》记载：“伍子胥橐载而出昭关，夜行昼伏，至于陵水，无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食于吴市，卒兴吴国，阖闾为伯。”^[1]2921“篪”属于单管吹奏的气鸣乐器。是我国古代很早就出现的一种竹制管乐器，携带方便，演奏随意，不需要什么外部条件。所以伍子胥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怕人认出自己，夜行昼伏，吹篪乞讨，最后帮助吴王阖闾实现了霸业。这也许是我国有书记载的比较早的音乐商业演出活动。

(六) 司马相如鼓琴

司马相如，西汉大辞赋家，是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上杰出的代表，是西汉盛世汉武帝时期伟大的文学家、杰出的政治家，景帝时为武骑常侍。《司马相如列传》中记载：“酒酣，临邛令前奏琴曰：‘窃闻长卿好之，原以自娱。’相如辞谢，为鼓一再行。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1]3638文中临邛令言说司马相如精于弹琴，请司马相如弹奏一曲来助兴。司马相如仰慕文君，便暗中寄情于琴音之中，借琴音向卓文君倾诉心曲。这段史实也成为古今人们谈论才子佳人时的爱情佳话。

(七) 淮南王鼓琴

淮南王刘安，西汉皇族，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厉王刘长之子。孝文帝八年(前172)，封为阜陵侯。孝文帝十六年(前164)，封为淮南王。他也是西汉的思想家、文学家。《淮南衡山列传》记载：“淮南王安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誉天下。”^[1]3746文中记述淮南王安喜好读书鼓琴，不喜欢嬉游打猎，很想多行阴德来抚慰百姓，以此提高百姓的人文素养，被天下广为传颂。

如上记载说明，王侯将相、文人志士演奏的乐器主要有“钟”“鼓”“磬”“琴”“箫”“篪”等，其或是为了作乐休闲的，或是表达内心悲苦的，或是表达某种政治诉求的，或是承办丧事表达悲哀之情的，或是操演军队的，或是为生计而进行的商业演出，或是表现出某种感触的，或是表达某种爱慕之意的，或是教化抚慰百姓等等。由此可见当时乐器使用的多样性以及乐器应用的广泛性。这种应用的广泛性说明：一是原来只用于宫廷的乐器，开始走向民间，说明社会文明进步的快速发展；二是乐器演奏走向各个领域，说明音乐活动与人民生活的密切关系；三是乐器的大量生产，说明社会制作工艺的进步与发展；四是大量演奏活动的出现，说明音乐演奏作为一种职业已经广为普及；五是商业演出的出现，说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繁荣；六是器乐被用于军事活动，说明音乐在战争中的作用不容小觑。当然，在汉代以前，战争是相当频繁的，尤其是战国时代，有关史料证明这一时期我国死于战争的人数达5000万之巨。

三、有关音乐专业人士的乐器演奏

《史记》有关音乐专业人士演奏乐器的记载有《五帝本纪》《卫康叔世家》《孔子世家》《刺客列传》等。

(一) 乐官夔击石

《五帝本纪》有记载：“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1]46“石”是古代八音之一，其声音脆亮悦耳，《史记》记载说夔是舜帝手下一名很有名气的音乐人，他更善于演奏各种乐器，而且他的演奏很能感动人，甚至连鸟兽等动物都会跟着舞蹈，这说明“石”这种古代乐器确实有它的独到之处，而且能够给人以独有的音乐享受。

(二) 孔子鼓琴、击磬

孔子是中华文化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同时“也是一位音乐家，热爱并精通传统音乐，用音乐作为教育课程六艺之一”^[5]210。司马迁对孔子给予极高的评价，尊其为“至圣”，确立了孔子“万世之师”的历史地位。《孔子世家》有一段孔子学琴的经典记载：“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1]2332文中记载了孔子跟师襄学琴的刻苦、认真及深入程度。由“习其曲”“得其数”“得其志”“得其为人”逐步深入，多方面探索音乐的深刻内涵，令师襄子大为敬佩而“辟席再拜”。“孔子学习鼓琴对乐曲艺术境界的高标准追求，成为当时琴乐学习的典范。”^[6]47

《孔子世家》又记载到：“孔子击磬。有荷蒉而过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硁硁乎，莫己知也夫而已矣！”^[1]2332这里，孔子击磬实际上是一个隐喻。孔子为了实现其“仁德礼治”之政治理想，他深深认识到作为的政治家必须具有很高的道德修养和人生修养，并据此“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它表现了孔子人生价值中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很自然成为当时为政者和士人的准则。然而，令孔子始料未及的是，他于此击磬的良苦用心并未达到“博施于民”的效果。敲磬隐喻着孔子的政治诉求和仁治理念，也表达着他的内心苦闷。可见“磬”这种乐器是有专门用途的。《史记》中还有很多关于孔子其他音乐活动事迹的记载，从司马迁的笔下，我们可以认识到“孔子确实是历史上第一个对艺术的作用发表了系统的见解，而且是超越前人并启迪后人的中国艺术理论的主要奠基者”^[7]109。他不光身体力行，认真学习乐器演奏，而且他的那些关于音乐艺术社会功能的阐述与观点，在我国的音乐艺术发展史上影响深远。

(三) 高渐离击筑

高渐离，战国末燕国人，荆轲的好友，很擅长击筑。高渐离虽然在历史上是个无名小卒，但由于其在“筑”这件古代乐器的演奏上技艺超群，所以说，高渐离是位非常出色的音乐专业人，其名也被载入《中国音乐词典》。《史记》中有多处高渐离极富感染力的击筑场面的记载。《刺客列传》中记载：“荆轲既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1]3067

《刺客列传》又有记载：“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1]3074《刺客列传》另有文记载：“高渐离变名姓为人庸保，匿作于宋子。……使击筑而歌，客无不流涕而去者。……秦皇帝惜其善击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击筑，未尝不称善。”^[1]3077司马迁在文中主要是为了极力褒扬高渐离重情义、为朋友效忠而复仇的独特的刺客形象。但其中对高渐离击筑的非凡技艺与音乐感染力的翔实描述，使我们深刻认识了高渐离的音乐才能，以及其在中国古代乐器发展史，乃至音乐史上的贡献。

(四) 师曹、师襄子的琴乐教习活动

师曹是春秋时期卫献公的著名琴师。《卫康叔世家》有言：“献公十三年，公令师曹教宫妾鼓琴，妾不善，曹笞之。妾以幸恶曹于公，公亦笞曹三百。”^[1]1931当然，这只是关于训练宫女鼓琴的一个小故事，撇开其政治层面的东西姑且不论，它也说明琴这种乐器在秦汉之际已相当普及，而且一般宫女都必须具备这一方面的能力，可见古人多么看重音乐的价值，也说明操琴弄瑟其实是一般女性应该具备的一种能力。

师襄子是春秋时鲁国的乐官。《孔子世家》记载了孔子师从师襄子学习弹琴的翔实教学过程(具体文献原文见上文)。这一琴乐教习活动，也是“宫廷乐师传授音乐知识于文士成员的代表性史料”^[8]33。史料不仅说明了作为专业音乐人的师襄子卓越的音乐才能，也体现了孔子的乐教思想。孔子是儒家乐教传统的开创者，“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1]2347。孔子非常重视音乐对人的教化功能，主张以乐教成就完美人格。《论语·泰伯》篇：“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从中可以看到，孔子已经认识到“音乐的作用正在于使人快乐的同时使人的思想行为符合社会规范，并使这快乐本身成为人生的最高理想和人格的最终实现”^[9]264。所以，孔子对自己的音乐学习过程要求非常严格，层次、标准很高。史料不仅栩栩如生地描述了孔子虚心好学的精神，也充分体现了孔子对音乐内涵及其教化功能的深度认知。

《五帝本纪》记载舜时的乐官夔“击石拊石，百兽率舞”^[1]46，是描写原始社会时期演奏石磬这种乐器的情景和场面，它实际上表现的是一种轻松愉快的演出活动，说明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也说明人类驾驭自然的能力及其理想。《卫康叔世家》记载春秋时期卫献公的著名琴师师曹教献公“宫妾鼓琴”的盛况，可见音乐演出广为诸侯宫廷所重视，这一是说明社会的稳定与贵族们的安居乐业，二是说明诸侯生活的相对独立，三是说明诸侯生活的奢侈与浪费，四是隐含说明社会潜在的危机。《孔子世家》中记载大教育家孔子“击磬”、孔子“学鼓琴”，说明音乐演奏已经自然被列入到教育的环节中去，说明音乐在陶冶人的性情、提高人的审美能力方面的作用。

四、有关平民百姓、民间艺人的乐器演奏

《史记》关于平民百姓、民间艺人乐器演奏的记载有《苏秦列传》《万石张叔列传》《货殖列传》等篇。

《苏秦列传》记载：“临菑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1]2741文中通过苏秦之口，描述了战国末期齐郡临淄的繁荣富庶景象，那里的人民生活优越，无人不喜欢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方面的乐器演奏活动。其中的乐器演奏不仅是一种普通百姓所能及之事，而且也说明古人精神生活的日益丰富与活跃。《万石张叔列传》记载：“奋独有母，不幸失明。家贫。有姊，能鼓琴。”^[1]3345文中记述了石奋回答汉高祖的话时，谈到自己的姐姐能鼓琴的事件。《万石张叔列传》中还记载了石奋的姐姐由于“能鼓琴”，而被高祖召为美人。后来给石奋的官职升迁，以及家族地位的提升带来了很大的便利。《货殖列传》记载了中山一带“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1]3960。还记载：“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1]3969文中记载涉及身为平民百姓的古代女子的乐器演奏，不论是中山一带的女子还是赵女郑姬，均是以姿色和音乐才能攀附权贵富豪的社会历史史实。以上史料记载说明了在等级森严、尊卑分明的古代社会，演奏乐器乃至具备一定的音乐才能成为女性改变命运的方式之一，也是当时女性社会流动的途径之一。乐器演奏对于民间艺人来说，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这其中隐含了民间艺人的社会流动和角色转变等复杂的问题，同时较早地说明了音乐的商业价值。

总体而言，《史记》中所记载的乐器演奏，其中囊括了社会各阶层人物，足见音乐乃至乐器演奏活动在古人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向我们展现了音乐在当时人们各方面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及其应用的广泛性。在古代社会等级划分中官民界限鲜明，国家对各阶层人物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严格而明确的规定。为官者位高权重，但居少数，平民百姓、民间艺人的社会地位虽比较低下，但数量可观。因此，从音乐文化的发展来看，只有从帝王到平民百姓的音乐喜好形成合力，才能造就出多样化的音乐文化形式与风格的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