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既济撰写《任氏传》的着眼点并不是要反映男女之间爱的有无、爱的深浅以及爱的长短，而在于宣示男女双方在爱情婚姻关系中应该遵守的道德与准则。缘于此，将其称之为爱情婚姻关系中两性道德与准则小说，或简称为爱情道德小说，会更贴近小说的实际内容。把握住小说的内容的关节点，理解到小说思想主题所在，小说的思想价值也势必会有新的显现。

小说开创了爱情道德主题先河，确立了唐代爱情或涉及两性关系小说贬男褒女的基本走向。唐代与整个封建社会一样，是一个以道德为价值核心的社会，是在道德的构建与瓦解，恪守与背离的矛盾中建立、发展与灭亡的，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唐代爱情题材小说也如同其他题材小说一样几乎都将涉及与道德的关系，如《李章武传》《霍小玉传》《莺莺传》《飞烟传》《崔护》(《本事诗》) 等名篇佳作莫不以探讨两性道德为重要内容，准确地说，这些小说都应该叫作“爱情道德小说”，而不应只泛泛称为“爱情小说”。爱情题材在唐初小说中即已出现，爱情道德主题也早有端倪。《游仙窟》包含一些两性道德的内容，但并不是以宣示两性道德为目的。《补江总白猿传》是丈夫以德为武器最终战胜白猿精夺回娇妻的故事，向人们揭示了德行高下对女人爱与不爱的影响。^[2]但《白猿传》所涉及的道德是全方位的，不止限于两性关系，如嗜酒、贪财、滥杀已远远超出于爱情范畴，简言之，它关心和回答的是如何在广泛的社会关系中做一个好“男人”而不是如何在男女两性关系中做一个好“丈夫”。唐代小说真正清晰而自觉地以爱情道德为主要内容和思想主题就始自沈既济撰于建中二年的这篇《任氏传》。中唐以至晚唐的爱情题材小说尽管不一定都是爱情或爱情道德主题，但绝大部分都是围绕着两性关系而展开故事情节，以评述两性关系现状或表达两性关系理想为其中重要内容，如《李章武传》重在赞美“两心克谐，情好弥切”，《霍小玉传》重在批判“丈夫之心不宜如此”，《莺莺传》重在提出“知者不为，为之者不惑”的主张，《飞烟传》重在谴责“自窜于江浙间”的自私自利，《崔护》(《本事诗》) 重在揭示“君杀吾女”的命题等，这些小说具有一个鲜明的共性特征，即都对女主角持肯定和赞美态度，对男主角持否定和批判立场，呈现出贬男褒女的思想与情感倾向，而这个脉系走向的起点显然就是《任氏传》。首先，《任氏传》是唐人小说纯以两性关系为叙事内容的开山之作。小说把主要人物关系严格限制在两性关系范围内，不旁及其他社会关系。即使中间插入了一个重要的第三者作为皇亲国戚的“信安王袆之外孙”韦崟，同时又安排了一些社会底层人物，如张十五娘、刁缅宠奴、韦崟家童、市人张大等，但着力展示的始终是男女两性的情与性关系，牵入这些人物的目的皆是为了更充分地说明男女双方对待爱情的态度及由各自态度所决定的两性关系状况与特征。在唐人小说迈向成熟的大历至贞元之际，像《任氏传》这样内容的小说目前还找不到第二篇。《任氏传》突出审视爱情关系中的个体道德问题。男女两性的爱情关系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现象，总是要受到一定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深刻影响和制约，特别是常常与多种道德因素相纠结，而小说排除了道德层面上政治、经济、文化、家庭等诸因素的影响，专注于个人道德素质在爱情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郑六与任氏之间能否建立爱情关系，彼此的政治与社会地位不是问题，家庭出身不是问题，贫穷也不是问题，甚至相貌丑陋都不是问题，但个人道德修养却是一个大问题。正是郑六对待两性关系的道德缺陷才导致他与任氏同床异梦并最终酿成悲剧。爱情虽然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但它总是以个体 (一男一女) 为存在的唯一形式。男女之间的爱恋说到底是当事双方的个人行为，不是国家、阶级、阶层以及家庭在爱恋，而是具体的人在爱恋，不管期间会受到何种力量与因素的制约，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当户对等等，但爱与不爱、从与不从的最终决定权始终在当事双方。这就是为什么在封建专制时代可以偶有自由婚姻，在自由民主时代也可以偶有包办婚姻出现的根本原因所在。小说对个体道德因素在爱情关系中地位与作用的强调，突出了当事人在爱情婚姻中的主体地位，使个人不因政治、经济、文化、家庭等影响爱情婚姻因素的存在而把一切爱情婚姻悲剧都归罪于时代、社会与家庭，从而逃避和淡化个人应负的责任。《任氏传》作为一个原点，以其创作上的巨大成功，形成了唐代小说特别注重审视爱情婚姻关系中个体道德问题的显著特征，如《李娃传》因娼女李娃在道德上的自赎与自觉演绎了一段千古传诵的爱情佳话，《飞烟传》则因飞烟至死不悔与赵象逃避自保之间的道德反差而使人们刻骨铭心。《任氏传》把道德批判的锋芒专门指向男性，以郑六为始渐次形成了《霍小玉传》的李益、《莺莺传》的张生、《飞烟传》的赵象等唐人小说的坏男人系列，贬斥男主角由此成为唐代反映爱情关系小说的一个基本走向。受其影响，即使那些对男性总体持肯定立场的小说也都包含着不同程度的批判味道，如《李章武传》《崔护》(《本事诗》)。在男尊女卑的封建时代，两性关系实际上是不平等的从属关系，男女爱情的建立、巩固、发展与最终成败，起主导和决定作用的总是在男性一方，对于女性而言充其量只是“跟不跟”(即《任氏传》所谓“徇”)，对于男性而言则是“要不要”，而整个封建社会的爱情婚姻悲剧几乎都发生在男方“要不要”的环节而非女方“跟不跟”的环节上。《任氏传》《霍小玉传》《莺莺传》《飞烟传》等小说把道德批判的靶点圈定在男性一方，既抓住了要害，也体现了唐代男性作家的自我反省和历史担当精神。

小说塑造人物善恶兼书，反映了中唐人对人性的认识水平和对人的包容态度。仅从美学角度认识，任何一部小说史都可称之为人物塑造史。如果我们以道德为评价基点，中国古代小说塑造出的人物形象虽然灿若星河，但自明清开始大体上主要是两种人物居多，一种是有德的好人，一种是失德的坏人，只是在何谓“有德”何谓“无德”的理解与认定上，官府与百姓、作家与社会之间有时还存在着巨大分歧而已。比如《金瓶梅》《欢喜冤家》等被当时和后来官府与社会视为五德俱丧的“淫书”而予以封杀和唾弃，而在作家实际上却是以欣赏的态度、赞美的笔调去塑造西门庆和任三官等人物的。一部分明清小说对“完人”形象的追求意在发挥文学对社会的教化作用，其历史意义固不可低估，即使在今天，作为传统道德的一个重要贮存与传播载体，其对社会和人心的积极导引功能也同样不可否认。但这种非善即恶相对简单的人物塑造方法从根本上偏离了古代小说最初确立的善恶兼书方法，是一种历史退步，从而使其时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形象虽可以教育人，却不足以感动人。如《水浒传》《三言二拍》等皆有此明显缺陷。《任氏传》作为中国小说步入成熟期的一篇重要作品，其中人物只有被肯定与被否定的不同，而没有善与恶的区别。任氏和韦崟是小说所肯定的人物，但任氏既有“遇暴不失节，徇人以至死”所谓“今妇人有不如”的光彩一面，同时也有“多诱男子偶宿”不如“今妇人”的污秽一面；韦崟号称“豪俊有义烈”，却又居然做出强暴以及奸污他人妻女的丑行。郑六是小说所否定的人物，但也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如他不嫌弃任氏出身经历的污秽丑陋，不畏惧狐妖害人，亦并非人人皆可做到。人性存在的普遍形式只能是善恶交织、魔佛同在，差别只在于哪一方面占据了绝对优势或相对优势。对此，我国古代思想家早有深刻认识，扬雄《法言·修身》曰：“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任氏传》这种善恶兼书的人物塑造方法，为人们形象具体地揭示了人性及其存在形式的复杂性，其认识上承汉代扬雄等人的思想，下开唐代其他小说作品的内容。《李娃传》就是继承和发展了沈既济塑造人物善恶兼书的方法，运用文学语言对人性复杂性进一步作出了深刻而生动的阐释，与本篇小说一同反映了中唐时期知识阶层对人性的认识水平。

善恶兼书，是我国古代编撰史籍的一个主要原则和方法，是二十四史的重要精髓所在。唐高宗时代任率更令的郭瑜曾为皇太子揭示春秋大义云：“孔子修《春秋》，义存褒贬，故善恶必书。褒善以示代，贬恶以诫后，故使商臣之恶，显于千载。”^[3]2828同时代的著名史学家刘知几为“实录”所作定义是：“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史通·惑经》) 作为史学家的沈既济把善恶兼书的史笔引入小说写作，其重要思想意义在于它表达了对现实中人的宽容态度。相对而言，历史是总结经验教训的地方，而小说则主要是抒发理想的地方，其中的人和事多半都寄寓着作者的人生与社会理想。我国历史上很早就在理性和理论上确立了不求全责备的识人用人思想，西周杰出政治家周公就提出：“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论语·微子》) 但在感性和实践上几千年来人们更乐于追求尽善尽美的完人，历史上没有完人，现实中找不到完人，于是就在可以尽情驰骋理想的文学艺术领域用超越现实的想象与虚构去创造脱离实际的完人。流风所及，至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由来已久的完人理想被推向极致，一时间的文艺舞台尽是“高大全”式的超人形象，而较少有血有肉活生生的真人形象。把本不能实现的完人理想运用于现实，对现实中的人而言就是一种刻薄，甚至是残酷和灾难，宋明理学肆虐时如此，“文革”高压政治时也是如此。《任氏传》的历史进步意义恰在于它所体现出的尊重现实，尊重人性的现实存在的历史与唯物色彩，对人所存在的缺点和不足表现出一定的理解与包容，比如它不反对“好色”而只反对“徒悦其色”，也不因曾经有过的污秽苟且之行而否定后来的纯洁高尚之举，这种全面认识人性，宽容人性在向善进程中的一定失误或错误的胆略与气度，在历史上只可能出现在经济社会总体向上的泱泱大唐时代。贞元时期宰相陆贽曾指出德宗皇帝在用人问题上存在“七患”，其中之一“患”就是“嫉恶太甚”，即对人过于苛责，提出“珠玉不以瑕颣而不珍，髦彦不以过失而不用”，主张朝廷用人要遵循“登进以懋庸，黜退以惩过，二者迭用，理如循环”^[4]698-702的原则，正是全面认识人性的时代思潮在当时政治领域的必然反映。

小说以男女依附关系隐喻官场上的座主门生关系，对杨炎为相聚揽人才的成败作了深刻总结。唐代，特别是安史之乱后大到三省六部的主官小到州县吏的选拔使用权实际掌握在宰相手中，实行的是中书门下 (宰相班子) 具名奏进制度，即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凡有缺员皆需宰相提名人选，由皇帝任命或批准。即唐人所谓“国朝之制：庶官五品以上，制敕命之；六品已下，则并旨授。制敕所命者，盖宰相商议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盖吏部铨才署职，然后上言，诏旨但画闻以从之，而不可否者也”^[4]538。陆贽给德宗的奏议有云：“每有阙官须补，或缘将命藉才，宰司慎择上闻，必极当时妙选。圣情未惬，复命别求，执奏既不见从，则又降择其次。如是至于再，至于三，所选渐高，所得转下。”^[4]700孟棨《本事诗·情感》载：“留邸状报制诰阙人，中书两进名，御笔不点出，又请之，且求圣旨所与，德宗批曰：与韩翃。时有与翃同名者，为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进，御笔复批曰：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又批曰：与此韩翃。”由此两条史料可知，当时即便是贵为至高无上的皇帝，要实现其用人意图也必须假手于宰相。这种由宰相操控的选官制度决定了唐代政治实质上是一种以宰相为最高宗主和权力核心的座主政治体制或门生政治体制。从宰相放眼望去，普天之下大小掌权者皆是门生故吏，从最下级官吏放眼望去，普天之下大小上司皆是座主恩师，从位居台辅者到九品下僚，一切官场中人几乎皆同时兼有双重身份，既是举荐者的门生，又是被举荐者的座主。游离于体制之外者一则很难进入仕途，二则进入仕途也很难升迁。唐代的许多历史现象莫不根源于此，这是迄今为止文史学界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的。比如，“十官九贬”现象。从中唐始，为官从政者几乎都有被贬谪的经历，有人一生被贬几次，十几次，甚至几十次。座主门生政治体制是由上级对下级提携庇佑与下级对上级忠诚维护构成的派系人情网，上下左右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害关系，由于网布设太宽泛太纵深，致使出事几率极高，任何一个网结出现问题都会给整个关系网带来灾难性的破坏。加之封建社会一贯实行内外表里、上下左右的株连制度，由此很容易便促成一官罪百官同罪，一官贬百官同贬的现象。又比如，党争现象。由于宰相非一人，少时数人，多时十几人，同时尚有前任宰相和后任宰相以及前朝宰相和当朝宰相，这决定了座主门生政治体制又是一个多中心的政治体制。不同座主之间，特别是宰相之间的个人恩怨极易演化为不同派系之间的矛盾斗争，相互排斥相互打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化解不开，冤冤相报，愈演愈烈。史学界谓“牛李党争”为士庶之争未免过于片面，牛党之中不乏士族，李党之中亦多有庶族，仅用“士庶”的利益冲突或政见不同难以解释“牛李党争”的实质。唐代的党争现象实乃长时期实行多宰相多中心选官制度结出的恶果。再比如，“行卷”“温卷”之风。德宗皇帝在经历泾原兵变与李怀光之叛后于贞元初年曾系统总结其为政的经验教训，其中对当时的选人用人状况甚为不满，指出：“选部礼闱，不稽实行，学非为己，官必徇人，法且非精，弊将安救？”^[4]61-62“学非为己，官必徇人”可谓切中要害。所谓“学非为己”，是说参加科举考试的读书士子不是为修身励行而学习，而是专为取悦考官或有权势有影响力的人而学习；所谓“官必徇人”(此“徇”与小说“徇人以至死”用法完全相同)，就是从政者要升迁提拔必须要有靠山、座主的举荐。因“官必徇人”而不得不“学非为己”，因“学非为己”又必须去寻找有权有势有影响的伯乐，与当时科举制度及选官制度一同兴起的“行卷”“温卷”之风不过是干谒座主，寻求派系归属的一种形式和载体而已。

在唐代，缙绅士子一入官场就等于把自身命运交给了大大小小的座主，一生的穷通利达无不与座主的兴衰沉浮相关，这与当时以夫为纲，把一生荣辱系于一个男人的妇女有着极其相似的境况。因此，有人很自然地把座主与门生的关系比作女子与丈夫或情郎的关系，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就是朱庆馀《闺意献张水部》(一题《近试上张水部》)：“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诗人自喻为新妇，把赏识他的张籍比作以身相许的夫婿，实际上是认时任水部员外郎的张籍为座主。但追根溯源，朱庆馀并非作此比喻的第一人，至少沈既济《任氏传》就已开始以男女依附关系比喻官场上的座主门生关系，只是因过于隐讳，而未被人们充分注意而已。《任氏传》写于杨炎集团覆灭的特定时间节点，任氏与郑六的故事显然是因杨炎的失败而讲述的。《旧唐书·杨炎传》载：“炎有风仪，博以文学，早负时称，天下翕然，望为贤相。”^[3]3419杨炎在当时主要是三个方面颇负美名。一是文章之名，“文藻雄丽，汧陇之间，号为‘小杨山人’”。“与常衮并掌纶诰，衮长于除书，炎善为德音，自开元以来，言诏制之美者，时称‘常杨’焉。”二是孝亲之名。“丁忧，庐于墓前，号泣不绝声，有紫芝白雀之祥，又表其门闾”。受到过朝廷隆重表彰，也因此而得以平交王侯，直取卿相，“服阕久之，起为司勋员外郎，改兵部，转礼部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三是爱才之名。“乐贤下士，以汲引为己任，人士归之。”^[3]3419德宗所以对他一贬再贬并最终赐死的缘由就是他名气太大，“虽谪居荒服，而虚称犹存” ^[3]3425。沈既济“经学该明”“有良史才”^[5]4538，很早就因一篇上代宗皇帝的《论则天不宜称本纪议》而为当世史家称道，享誉一时，“事虽不行，而史氏称之”^[3]4036。杨炎最初对沈既济的赏识和“汲引”当在此事之后，“吏部侍郎杨炎见而称之”^[3]4034，具体时间应在大历九年至十二年之间。杨炎因本身有才有名，故而他也乐于“汲引”那些有才有名的当代青年才俊，沈既济即因此而进入其视野并纳入其麾下，形成了座主与门生关系。“建中初，炎为宰相，荐既济才堪史任，召拜左拾遗、史馆修撰。”^[3]4034直到建中二年坐贬处州，沈既济始终是在这个职位上，也就是说他第一位的本职工作是修史而非谏言。小说《任氏传》所谓“揉变化之理，察神人之际，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说的恰是史官之事。司马迁《报任安书》述其《史记》撰写目的云：“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沈既济《论则天不宜称本纪议》言史官职责云：“史氏之作，本乎惩劝，以正君臣，以维邦家。前端千古，后法万代，使其生不敢差，死不忘惧。纬人伦而经世道，为百王准的，不止属辞比事，以日系月而已。故善恶之道，在乎劝诫，劝诫之柄，存乎褒贬。是以《春秋》之义，尊卑轻重升降，几微仿佛，虽一字二字，必有微旨存焉。”^[6]“察神人之际”就是“究天人之际”，即通过研究历史上的天人关系以发现符合天意的“善恶之道”；“揉变化之理”就是“通古今之变”，即通过分析王朝兴替原因以总结“纬人伦而经世道，为百王准的”的历史发展规律；“传要妙之情”就是“几微仿佛，虽一字二字，必有微旨存焉”，即体现于微言大义中的“以正君臣，以维家邦”的惩劝意图；“著文章之美”就是“成一家之言”，即写出足成卷帙的“史氏之作”。“著文章之美”本应是“著美之文章”，因上下句式限制乃有此改变。如同后来朱庆馀以新妇姿容比作自己的应试文章一样，沈既济乃是以狐女任氏的绝世之色隐喻自己的盖代才名，以其一诺徇人，至死不悔而隐喻他与杨炎的座主门生关系。小说确有“自喻”意味，但这个任氏不但指其自己，也包括其他同门弟子在内，如小说所列之同贬诸君子；小说同时更有“他喻”含义，以郑六象征座主杨炎，在杨炎失败之际通过讲述任氏与郑六的故事对其用人方面的失误作了比较深刻的反思和批判。郑六对任氏“徒悦其色而不征其情性”，不能通过与任氏的交往、生活而有所成就，并因过于贪色而最终害死了任氏；杨炎“以汲引为己任”，聚揽人才而不能使用重用人才，不能使人才发挥应有作用，沽名钓誉，徒树爱才之名，不仅使自己一生在文学上碌碌无为 (《全唐文》仅存18篇官样文章)，最终因有“虚称”而死于非命，并且使其门生弟子也为之牵累，下场不佳。沈既济虽在专职史官任上长达两年之久，却竟无片言史学著述传世，直到后来不做史官时才撰成《建中实录》。其原因，显然不是他不努力不作为，而是身为宰相的杨炎没有能够让他尽到史官应尽的职责。其他同贬东南的四位杨炎集团成员想来情况也大同小异，故而当他们认清被杨炎为沽名而利用的事实后，难免因偶像的瞬间坍塌而产生如梦方醒的震撼与惊惧。《任氏传》在终篇论赞中大发痛惜的感慨，既是为自己的遭遇而惋惜，更是为杨炎的败局而惋惜。

自表面观之，小说的主题似乎是讲述爱情道德与行为准则，但透过纷繁的表象深加寻绎，小说的深层目的是要回答门生该如何做门生，座主该如何为座主的问题，揭示的是封建社会座主门生政治中应该遵循的道德与准则。门生对座主可以心怀不满但不能背叛，座主对门生不能只是为我所用，也要让门生能够有所作为。这才是小说要着意表达的深刻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