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文化史领域，有关传统曲艺的研究一直以来未受到重视。然而，艺术起源于生活，同中国一样，在现代艺术和娱乐产业发生前，传统曲艺深受一般民众喜爱。且演出内容平易、风趣，最贴近普通百姓的内心，符合他们的精神需求，是中下层民众闲暇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传统曲艺往往与现实关系密切，所以历史风向的变化势必波及、影响到传统曲艺的发展。日本经由1868年明治维新，成为亚洲首个进行现代化改革并取得成功的国家。在明治大正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期，政治结构、经济体制都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各种新思潮迸发且激烈涤荡着社会的方方面面。本文将重点考察这些新兴的思潮对传统曲艺产生了哪些影响，传统曲艺又是如何回应新的社会形势和思想变化，从而管中窥豹，为深入认知日本的近代化历程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日本传统曲艺主要包括落语、讲谈、浪曲等说唱艺术，其源头与佛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传统曲艺一般源于街头表演, 最初并不能登大雅之堂，后成立专门的演出场所(日语称“寄席”)后，逐渐正规化。通常在曲艺场中，白天演出讲谈，晚上演出落语。传承至今的落语和讲谈在江户时期已然形成气候，深受平民百姓喜爱，而且当时城市当中每条街道几乎都有一个曲艺场，成为庶民休憩放松的“绿洲”，说明了传统曲艺在江户时期的繁荣。浪曲(又称浪花节)在明治三十年代兴起后，取代了盛极一时的讲谈的地位。

社会思潮最能敏锐地反映社会变化。明治维新后，日本大规模推行的文明开化运动成为明治前期最主要的新兴思想。作为明治维新目标之一的“文明开化”，概括之即推行欧化主义。具体内容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衣食住行模仿西洋风俗，二是植入西方的价值观。

在衣食住行方面，随着开化思想在社会中的普及，日本人对西方饮食、服饰、生活方式的追求与日俱增，食牛肉、喝牛奶、剪新式发型、穿洋装成为文明开化最表面的标志。在具体措施方面，1869年天皇和明治维新政府迁都东京，1871年废藩置县，岩仓使节团出访欧美，邮政业开始运营，允许百姓不梳发髻，武士无须佩刀，以破除旧习；1872年颁布学制，宣布四民平等，火车开始出现，废除阴历改用阳历等等，这些政策让全社会真切感受到了新时代的到来。因此，“可以推断，大致在明治四年(1871)左右，国内的百姓意识到了文明开化的全面展开”^[1]4。在艺术与休闲娱乐领域也呈现出欧化的倾向，西洋的音乐、绘画、美术、戏剧、乐器逐渐普及。此外，东京于明治二十六年(1893)，大阪、京都于明治三十年(1897)首次上映电影，此后到影院观影受到大众热烈追捧，成为娱乐生活的主流。

在移植西方思想方面，必须提及明六社及《明六杂志》，他们是宣传文明开化思想的先锋。从美国归来的森有礼(1847-1889)于明治六年(1873)与加藤弘之、福泽渝吉、西周、津田真道等结成明六社，通过发行《明六杂志》，介绍、宣传欧美的政治、文化，内容涉及诸多方面，其中这些启蒙思想家宣传的“民权思想”对明治维新开始后不久的自由民权运动造成了一定的政治影响。

要之，“明治初期的启蒙思想家们以西洋思想为蓝本，把日本文化传统作为一个整体文化模式而加以否定，有强烈的为改造国民性而全盘西化的倾向”^[2]85。即推进文明开化的过程伴随着对传统的怀疑和否定，传统艺术诸如歌舞伎、花道、茶道受到巨大冲击，近乎绝迹；在美术、音乐领域也弥漫着改良的主张，日本的传统文化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而此时的传统曲艺境遇如何呢？

在明治维新前的江户时期，利用劳动空闲参加娱乐活动还被视为“享乐”，而“享乐”在封建时代是不被肯定的。去曲艺场观看演出这种正常的心理、精神需要也会被认为不合“常理”。到了明治时代，在“文明开化”大潮熏陶下，受封建时代禁锢的思想逐渐解放，心灵的觉醒引导人们追求内心和行动的自由，自然去曲艺场也由“见不得人”变为“人之常情”。剧场数量较之以前增多，现代交通方式的建立也使得出行更加便捷，人们可以乘坐交通工具去更远的地方看演出，不再局限于自己生活的区域，这是新思潮给传统曲艺带来的积极影响。然而如上所述，在文明开化期，受到欧化思潮的影响，日本的旧体制逐渐被打破，一切传统的东西遭到质疑甚至抛弃，即使“幸存”下来也至少需要经过改造才能存续。譬如兴起于江户时期的歌舞伎在新时代到来后便进行了“演剧改良”，使之更符合现代社会标准。而急速推行近代化的明治政府加强了对休闲娱乐的控制，譬如禁止曲艺场、剧场上演扰乱风俗的内容，并且禁止剧场关灯使观众席漆黑一片。如此一来，需要在灯光昏暗条件下演出的幽灵鬼怪节目受到很大限制。不仅如此，政府还对曲艺人收取特别税金。

面对前所未有之变局，曲艺人意识到今世已非彼时，不适应社会的巨变势必会遭到淘汰。松林伯圆(1812-1855)和三游亭圆朝(1839-1900)作为讲谈和落语的领军人物，对明治时期传统曲艺的改革与传承贡献最大。以松林伯圆为例，在听到福泽渝吉的启蒙演讲后，他一改传统，不仅剪新式发型，偶尔也会穿洋装演出。据当时的报纸报道：“军谈师松林伯圆，于东京中桥(今中央区京桥一丁目)名为松川的曲艺场，于正月十九夜，身着洋装演出杂话谈。此人真正具备自由豁达的性情。”另外，伯圆首倡讲谈的改良，使之更符合时代的变化和要求。松林伯圆成名之初擅长讲盗贼类讲谈，为此得绰号为“小偷伯圆”。维新后受到明治政府干涉，因为官方担心此类题材会导致有人效仿偷盗而造成社会问题，于是松林伯圆改变演出风格，转而演出与社会实情相关的内容。此外，以松林伯圆为代表，明治初年日本出现了很多“开化讲谈师”, 他们配合新思潮，宣传日本与欧美的落差及文明开化思想，为此伯圆被誉为“文明社会大先达”。

上述中提到明治初年的启蒙思潮唤醒了有识之士的政治改革意识，板垣退助等于明治七年(1874)，向政府提交了要求建立民选议院的建议书，主旨是反对有司专制，要求官民一体，开设国会。自此，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蓬勃开展。当时自由民权运动越激烈的地方，民权讲谈越盛行。本为《高知新闻》记者的坂崎斌，为支持自由民权运动转而成为讲谈师，为自己取名马鹿林钝翁，演出《通俗民权百家传》等民权类讲谈。此外，松林伯圆也曾演出过《东洋民权百家传》中农民起义领袖的故事；松林伯知曾演出《板垣退助君凶变始末》等民权类讲谈，不一而足。

而与松林伯圆同时代的落语界泰斗三游亭圆朝看到伯圆灵活应对时事的表现后受到启发，也开始着手变革。他放弃传统的“戏曲落语”的演出形式，尝试只用扇子这一种道具进行表演，并进行实地调查和采风，力图创作出更接近社会现实的作品。^[3]127-128明治九年(1876)在他倡导下还进行了落语改良：譬如为抑制行业内的奢侈风，限制穿着短外褂及乘坐人力车；次年又纠正五音的清浊、废除方言俗语、剔除落语中猥亵的话语等。可以看出，曲艺表演家均敏锐察觉到了时代风云的变化，并据此进行了改良，从而使传统曲艺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故而依然受到民众广泛喜爱。

传统曲艺之所以在明治时期受到欢迎，迎来发展的高峰，除上述领军人物的努力外，明治二十年代的“保存国粹”思潮也给传统曲艺复归带来了极大刺激与活力。“保存国粹”思潮是针对明治初期文明开化思潮逐渐呈现出偏激、狂热的欧化倾向而兴起的。“1888年，三宅雪岭与井上圆了等人结成‘政教社’，创刊《日本人》。以这一年为分界线，日本国粹学派登上舞台。1900年，井上哲次郎刊《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1905年又刊《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日本的国粹思潮天皇首肯，政府支持，日益澎湃。”^[4]41

可以肯定的是，“文明开化”是当时推动社会进步的思潮，代表着主流价值观，但又过于激进和极端，尤以“鹿鸣馆外交”为甚。过分崇拜西洋文化也意味着对本国传统的轻视和自卑，所以强调日本本土传统文化优越性的“保存国粹”思潮有其历史必然性。“文明开化”和“保存国粹”思潮在明治前期先后继起，进一步说明了现代与传统的矛盾，这是在输入外来文化时不能避免的问题。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文明开化”大潮涌动下，有诸多矛盾需要解决，其中就有“保持固有文化传统与移植欧美文明的矛盾”^[5]94。

“保存国粹”的目的就是重新思考日本传统及文化的优势和魅力，并给予其积极有力的评价。受此影响，之前受到冲击的传统艺术也逐渐恢复元气，传统艺术和文化重新受到重视，古典文献、传统美术等再次受到青睐，具体变化也体现在能乐界、茶道、花道方面。研究指出：“实际上，已经渗透到江户都市及共同体中的落语、讲谈等曲艺，抑或歌舞伎、戏曲等，虽然处于危险状况，但维新后依旧没有绝迹而是继续存在下去。……然而，拥有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曲艺及艺术重新获得巨大新生，不能否定的是国粹主义高涨的背景，其应该称作启蒙主义思想批判性思潮。”^[6]366因此保存国粹运动可谓日本的“文艺复兴”。

不可否认的是，国粹主义同时加大了日本对本国文化的盲目自大、对亚洲其他国家的傲慢与歧视，后成为极端民族主义扩张蔓延的“软力量”，是日本企图称霸亚洲、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重要原因之一。加之明治维新后，日本崇尚西方文明，盛行“脱亚入欧论”，而中国却在与西方列强的交涉中“节节败退”。这些因素被日本右翼所利用，导致日本国内逐渐形成蔑视中国的风潮。这种倾向在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愈演愈烈，当时日本国内充斥着作为战胜者的狂妄气焰，甚嚣尘上的蔑华思想同样也反映到了讲谈中。讲谈师美当一调(1847-1928)出身九州，是明治后期著名军事讲谈家，他的足迹遍布日本全国。当时以美当一调为代表的军事讲谈师大肆宣传、鼓噪日本近代对外战争，对中国、中国士兵、中国人多持有鄙视的否定态度。例如，他认为日本是“文明国家”，而中国是未开化的“野蛮国家”，因此对清战争也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甚而甲午战争中日军的旅顺口大屠杀行为竟然被美当一调认为：“于是，此后紧接下来就是乃木旅团攻打盖平城。此次战役可以说是日清战争中，文明战争的最文明一战。此战的确是一场出色的战争，是一场雪中之战。”^[7]183-184如此暴行难道称得上是所谓“文明国家”应有的作为吗！而且美当一调歌颂日本为“文明”而战以及将士们的勇敢献身精神，称他们为“豪杰”。而对中国士兵和中国人则大肆贬低，有时甚至不顾事实真相。

关于日本近代对外战争对国民品格的塑造和社会影响，日本研究者指出：“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全面投降以前, 对于大多数日本人来说, 日清战争、义和团战争和日俄战争并不是研究的对象。这三个战争只是证明了明治国家的伟大和日本近代走过的道路的正确, 它是使日本民族的英勇善战精神和自尊心得到满足的起点。大日本帝国是这样告诉日本国民的, 日本国民也是这样相信的。”^[8]92国内研究也指出：“一举确立了国性的蔑华意识。”^[9]103可见战争也深深影响了曲艺的内容与品格。日本的传统曲艺凭借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在当时的社会潮流和政治环境作用下，为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恶劣影响推波助澜。

明治维新后，身份制度被取消，社会上人员流动加大，很多地方上的年轻人涌入东京，寻求工作机会，于是明治后期新兴的浪花节因为有三味线伴奏，与纯粹口头表演的讲谈相比，这种轻松愉快的演出形式更能让人接受，因此明治后期发展迅速，超越了逐渐衰退的讲谈。然而，浪花节鼓吹忠臣孝子、武士道思想，“在此名义下利用甲午中日战争及日俄战争中日本高昂的斗志，使云右卫门、美当一调(作者注：云右卫门，明治时期浪花节代表性人物，以演出军事题材为主)等势力抬头”^[10]152，因此浪花节又被学者称为“民众娱乐的最右翼”^[11]129，而蕴含着极端“右翼”思想的浪花节却深受当时的日本人喜爱。因此，文化思潮对传统曲艺的恶劣影响，值得我们深入反思传统文化在日本近代的价值和历史意义。同时，虽然当时日本国内整体的政治、文化氛围充斥着蔑华思想，但也提示我们这种社会现象不是单向发生的，百姓作为文化接受的主体也应承担一定的历史责任。

以甲午战争为转折点，到了明治末年、大正时代时，新的社会思潮又出现了。

甲午中日战争后，社会主义思想登上日本历史舞台。19世纪70、80年代，日本成为“亚洲地区社会主义思潮的中心和基地”^[12]。

1901年5月，日本最早的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成立。幸德秋水、片山潜等人作为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者和先驱者，在全国各地召开讲演会，宣传社会主义思想。1906年，幸德秋水和堺利彦二人重译的《共产党宣言》问世，此为《共产党宣言》的第一部日文译本，自此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的传播达到了顶峰。俄国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思想在日本得到进一步深化。其中，讲谈对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也起到了积极的宣传作用。

1919年, 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堺利彦(1871-1933)、白柳秀湖(1884-1950)等试图利用讲谈引导大众思想。他们在《改造》杂志上，提倡“社会讲谈”，旨在由知识分子对一直以来作为平民百姓的娱乐、看似卑微的讲谈进行改造，使之具有社会性，以“致力于形式上及思想上适应新时代”。他们并非通过口头表演进行宣传，而是以写作的形式，尝试在讲谈书籍中加入社会主义思想，以图向民众宣传新思想与反抗精神。正所谓“知识应该是为现实服务的，它必须满足现实的需要”^[13]104。

堺利彦作为《共产党宣言》日译第一人，积极向日本介绍欧美的社会主义思想，领导社会主义运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堺利彦著有《社会讲谈大盐骚动》(发表在《改造》大正十年四月)一书，他假借日本江户时期天保八年的暴动，暗指1918年日本米粮暴动(米骚动)。在讲谈《一休和尚》中，堺利彦亦借用一休和尚的话，抨击“兑换商人的金银财宝仓库皆悉数沾满了他人的血汗”。堺利彦还通过讲谈慨叹世间全由“富人支配”，对资本主义经济剥削表达了不满，希望据此唤起民众的觉醒。荒畑寒村(1887-1981)是日本的社会主义者、作家、工人运动家，他在《纪伊国屋文左卫门》一书中借用江户元禄时期商人经商暴富的故事来抨击当下资本主义经济及资本家购买工人劳动力，榨取剩余价值的事实。在日本政府对社会主义思想传播严酷打压的现实下，社会主义运动家也只能借古讽今了。白柳秀湖自大学时代起受到堺利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后成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先驱。曾出版《社会讲谈选集》(大镫阁，1925年)，致力于讲谈的改造。在《序言》中，他认为文艺是统治阶级的教化手段。而且无产阶级文学既非只取材于社会问题，也不仅是阶级斗争的武器，更非把难懂的知识通俗易懂地讲解出来，他主张把讲谈作为连接纯文艺与纯粹科学性知识的结合点, 以此强调“社会讲谈”之“新”。

从以上社会主义思想家改造、利用讲谈来达到宣传思想的目的来看，讲谈在社会发展中，从最初的纯文艺娱乐形式，逐渐变得与社会思潮积极互动，更被赋予了诸多意识形态因素后被运用到了民众教化中。因此，传统曲艺在反映民众喜好的同时，亦成为教育民众新思想的武器。然而, 日本政府不断对社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残酷镇压，社会思想传播遭遇低潮期。

到了大正末年，经济发展、世风变换，电影和其他更为现代的艺术形式取代了传统曲艺，成为民众娱乐生活的主流。

在社会变革期，思想作为一种方法，站立在历史潮头，深刻引领和影响着方方面面。笔者注意到以老百姓最喜闻乐见、最易接受的传统曲艺入手，通过解读其与日本近代社会激荡时期下各种社会思潮的关系，无疑对把握、认知近代日本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普通民众的思想动态及价值取向等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日本的传统曲艺深受明治、大正时期主流思潮影响，明治初期的文明开化思潮虽然撼动了传统曲艺的地位，但传统曲艺为了自身的发展，做出了迎合了时代要求、紧跟时代步伐的改革。在曲艺界泰斗、精英的主观努力和保存国粹思潮外部条件推动下，凭借良好群众基础的传统曲艺反而焕发出新的活力，不仅成为明治三大娱乐形式之一(其他是戏剧和电影)，而且作为文明开化、自由民权、社会主义思潮的宣传工具之一起到了积极的社会作用，是进步思想的启蒙、宣传者。日本的传统曲艺在进入现代社会后的境遇说明，民众艺术形式除了自身天然的娱乐性质外，亦是对社会生活和现实的反映，折射出百姓心态与心声。因此，在社会思潮影响下凸显了文化所特有的社会功用，对民众心理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然而，传统曲艺虽然抵御住了现代化的冲击，但又太过于随波逐流，加之政府导向，以至到了明治时代末期，传统曲艺为日本近代对外战争宣传、鼓噪，成为拥护明治国家外交政策、与军国主义步调一致的重要力量，这一方面说明新思潮对“传统”既有促进效果又有一定的摧毁作用，另一方面亦反映出传统曲艺历经无奈与挣扎后失去自我的一面。分析明治大正时代日本传统曲艺的消长便能窥探出传统文化与社会思潮的必然联系。通过考察日本传统文化在明治、大正时期的命运与价值，可以加深对日本现代化历程的认知，对构建健康、向上的现代文化体系亦有启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