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伟大的史学经典与文学名著，被誉为“国学根柢书”。自问世以来，治《史记》者，代不乏人，出现了数量繁富的《史记》选本。这些选本“不仅具有文学审美的功能，也具有思想文化的功能，更可以作为把握选文者思想观念的史料之一”^[1]13，在历史编撰学、文学批评史以及思想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时至明代，由于科举制义的热切需求、汹涌澎湃的文学复古大潮推动以及印刷技术的发展，“博取约存”的“史抄”“史评”风气大行其道，《史记》尤得文人学士青睐，《史记》选本蔚为大观。“评点”“评抄”成为明代《史记》选本重要形式。在多达30余种明代《史记》评点本中，尤以茅坤、归有光成绩最著，影响甚大。有学者高度评价茅坤、归有光等人的见解，认为其“成为品题《史记》的圭臬”^[2]357，洵为确论。茅坤的《史记抄》，选文广博，体例严谨，见解独特，评论精到，是明代具有代表性的《史记》选本、评点本之一。

一、茅坤《史记抄》编选、流传和性质

茅坤(1512-1601)，明代散文家。字顺甫，号鹿门，归安(今浙江湖州市)人。茅坤幼时即“好读《史记》”，善于摹拟《史记》，良好的文字功底颇得益于此。在给好友张王屋的信中，茅坤回忆道：“仆少尝读其书，辄摹拟为文辞，然不得也。已而忘食饮，废卧寝者久之，稍稍睥睨一二，然又辄罢去。久之，乃私自以或得其解，辄手注之，凡三易帙。”^[3]270他甚至在梦中“共太史公抽书石室中，面为指画”^[4]，痴迷态度可见一斑。

茅坤一生笃嗜《史记》，苦心研磨。嘉靖二十七、二十八年“移官南省”时, 他开始有系统地评点《史记》，且“颇喜自得其解”，但那时期的评抄本“稍稍诠次”，即被一些“好事者”拿走，故此其早期的《史记》评点未得存留，也足见其早期的《史记》评点受欢迎程度。嘉靖三十二年，茅坤被诬，解职罢官。乡居约50余年。此后在家中以《史记》为范本，“督训儿辈为文辞”, 重新进行《史记》选本的编撰、评点工作，明万历三年冬完成。

茅坤在《与唐凝庵礼部书》称“《史记抄》一百卷，亦仆手为镌评者”^[3]279，只是泛举成数，实际上只有92卷(包括首一卷)。《史记抄》首一卷包括《刻〈史记抄〉引》《〈史记抄〉凡例》《读〈史记抄〉法》。《史记抄》正文凡91卷，每篇作品皆施圈点和批评，体式与《唐宋八大家文钞》相类。《史记抄》的初刻本，分别存于北京国家图书馆和浙江图书馆。

茅坤的《史记抄》甫一完成，即受到关注，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吴兴著名出版商闵氏对之非常赏识，邀明末著名文学家陈继儒作序，出版了精心包装的《史记抄》朱墨套印本，后经多次增补。陈继儒在《史记抄》序文中说：“吴兴朱评书既出，无问贫富好丑，垂涎购之。”表明对套印本精美印刷水准和《史记抄》选本质量的认可。明代学者、雕版印刷家凌稚隆编撰的《史记评林》，收集了历代百余家对《史记》的评论，其中明代学者85位，不仅将茅坤评点大部收入，而且还专门邀请茅坤撰写《史记评林序》，可见对茅坤《史记》研究成果的肯定。

清代编撰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史记抄》被编入“史钞”类，属于“存目书”，对之仅抄存卷目，写出提要。提要曰：“《史记钞》65卷(两江总督采进本)。明茅坤编。坤有《徐海本末》，已著录。是编删削《史记》之文，亦略施评点。然坤虽好讲古文，恐未必能刊正司马迁也。”^[4]561

可以看出，一则，四库馆臣收纳的《史记抄》是地方采进本，是由地方主政官员进呈给朝廷图书，仅65卷，显然不是完帙。如前所述，《史记抄》于万历三年冬刻成，流播于世。至清季，过去200年，为何两江总督采进《史记抄》不是完整的本子呢？据学者李梦新考证，明清易代之后，因为受庄廷拢《明史》案牵连，茅氏后代，“因其孙元铭、次莱父子(系茅维之后)等因参阅编纂庄氏《明史辑略》一书而获罪，一门被杀七人，家属或为奴，或流徙，家产被抄没”^[5]130，曾兴盛一时的茅氏家族从此一蹶不振，飘零败落。此或可解释，搜罗《史记抄》完帙困难的原因。二则，在四库馆臣看来，“坤有《徐海本末》，已著录”，《徐海本末》是纪实性的历史作品，《四库提要》云：“坤好谈兵，罢官后值楼倭事方急，尝为胡宗宪招入幕，与共筹兵计。此编乃纪宗宪诱诛寇首徐海之事，皆所亲见，故叙述特详，与史所载亦多相合。”^[6]577馆臣们不加详察，望文生义地以为《史记抄》和《徐海本末》相类，故而将之归到“史钞”类。

再则，入清以后，茅坤《史记抄》转为陌生。著名学者章学诚等人对包括茅坤的明代文人《史记》评点加以讥责，认为只是“特其皮毛，而于古人深际，未之有见”^[7]286。这与当时清人不满于明代文人以“法度”概括《史记》文学特质普遍认识有关，带有明显主观性，不足为取。在此语境下，四库馆臣们有点想当然认为茅坤虽好评点唐宋古文，“未必能刊正司马迁”，将《史记抄》视之为毫无价值的删辑，评价甚低，也是必然。可以说，正是这种轻视，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史记抄》沈埋了400多年。

在《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序》中，林纾指出：“余谓先辈治《史记》者，厥有二派。甲派如钱竹汀之《考异》, 梁玉绳之《志疑》, 王怀祖之《杂志》, 均精核多所发明。而梁氏成书至三十六卷，论黄帝一事几千言，其下历举异同，良足以刊《史记》之误。乙派则归震川、方望溪及先生吴汝纶之读本，专论文章气脉，无尚考据。”^[8]489认为历代对《史记》研究主要从历史的方面和从文学的方面两方面进行的，学者可分为“考据家”和“文章家”两类。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史记》的文学价值的发现和定位是随时代发展而变化的。到了明代，《史记》“文”的性质研究到达了一个顶峰。有学者指出：“《史记》作为文章写作的典范，其文学价值是在明代古文辞派的倡导中被发现的。”^[9]89《史记》被奉为难以取代的文章范本，明人对《史记》文章写作技巧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热切的关注，对《史记》人物塑造、叙事修辞、谋篇布局、艺术风格等展开全面的探究和分析，茅坤《史记抄》也不例外。

在《〈史记抄〉凡例》中，茅坤明确提出选文的标准和原则：“凡非史迁原文与褚先生辈所补者，不录。间录一二段有情事相关者耳。凡不及录全文而间有文旨隽永者，亦为摘录。凡据愚见所及或与太史公相出入处亦必镌之，以质世之有识者。”^[4]认为不是太史公所写和褚先生等人所补的不予选取，仅“录一二段有情事相关者”；如果“不及录全文”的但对于其中“文旨隽永”的部分会摘录下来；凡自己观点和太史公不一致的地方也会批注出来，让“世之有识者”评断、研究。可见“文旨隽永”，即意旨深邃、言辞优美、引人入胜之佳构是作者编选的一个重要标准。

在《刻〈史记抄〉引》中，茅坤交代成书的经过，强调书中丰富的评点批注不是随意率性而为，皆是经过长时间的研习和思量的心得。从评点内容看，《史记抄》是典型的文章评点，发覆《史记》叙事艺术，抉发司马迁的写人艺术，揭橥《史记》艺术风格，旨在展示《史记》文辞所蕴的“神”，注重发现和阐释其中的文学魅力和价值。笔者已撰文对之进行专门分析，这里不再赘述。

可见，茅坤编撰、评点的《史记抄》，显然是从文学方面对《史记》进行研究的选本，属于林纾所论的“文章家”一派。

二、茅坤《史记》选本文学批评价值

在中国古代批评史上，选本是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方式之一。明代《史记》选本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前代，圈点、评点与《史记》选本文本的有机结合，成为明代《史记》选本的一个鲜明特征。茅坤的《史记抄》即为典型代表，具有重要的文学批评价值。

(一) 着意引导明代科举热潮下的读者不仅学习《史记》之“形”，更应领悟《史记》之“理”

明代对《史记》的接受，与科举和八股文写作紧密相关。据《明史·选举志一》记载：“国初举业有用六经语者，其后引《左传》《国语》矣，又引《史记》《汉书》矣。《史记》穷而用六子，六子穷而用百家。”^[10]1689《史记》成了科举制义中不可缺少的经史原典，是举业读书人必须苦心研读的典籍，对《史记》的摹拟、效法是许多学子赢得举业的有效训练方式。至明代中后期，以《史记》为文章范本和宗法对象的现象就比较普遍了。万历五年，徐中行《史记评林》序云：“历代之宗《汉书》，至宋尤盛。其宗《史记》者，乃盛于今日。”^[11]30

在这种科举应试大潮的推动下，《史记》身价倍增，《史记》的读者需求激增，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史记》热”。摘引和“法式”《史记》，评点诠释成为一种风尚，大量的《史记》选本、评点本应运而生。如茅坤《史记抄》、凌稚隆的《史记评林》、归有光的《归评史记》、钟惺《钟敬伯评史记》、唐顺之《荆川先生精选批点史记》等等。毋庸讳言，“中国古代的选本基本具有明显的实用目的。选者选编一些世所公认的佳作，其目的更多的是为创作者提供可以仿效的范本，这是大多数选本自觉承担的使命”^[12]32。明代出现这些《史记》评点本大多表现出明显的功用性目的，“大抵为举业而设”。其主旨从作八股文的章法出发而进行评点，是一种为时文写作而进行的功利性的阅读。对《史记》批评大多是率然而为，凭感性进行点评，它的评点主要是讲《史记》的篇章结构、章法技巧，目的是教人如何写好文章，为科举应试服务。

需明确指出的是，茅坤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法式”《史记》对学子举业之功。如前所述，其《史记抄》选文的标准“文旨隽永”，《史记抄》评点尤其注意从文章的叙事结构、中心旨意剖析文法的要义，随处可见的“时文”批语的点评等都可看出，为读书士子提供举业有益指导，也是茅坤编选《史记》选本的题中之意。

然而，在当时推尊甚或过度解读《史记》的热闹喧哗之下，茅坤发现，“数见缙绅学士摹画《史记》为文辞，往往专求之句字音响之间，而不得解”^[4]。对文人士子从《史记》中孜孜钻研科举制义之术，寻求应对科考的技巧和捷径，茅坤深感担忧。认为如此“譬之写像者”，“特于须、眉、颧、颊、耳、目、口、鼻、貌之外见者^[4]”，而其中之“神”，《史记》的精髓，未之及也，难以解悟，仅得“皮毛而已”。

茅坤认为，时人因心气浮躁只学习《史记》的表面文辞。学《史记》非一日之功，若不用心竭力，无法参透司马迁的文思，难以领悟《史记》的精髓。类似的看法，其在《谢陈五岳序文刻书》有很形象的表述：

他操觚者辄呼曰：“某，太史公也！某，班掾也！”世之借耳佣目者一时不察，共为道听途说而附和之；然要之，去古远矣。何则？孔氏读《易》犹三绝韦编也；达磨西来，犹面壁者十八年，而后者折芦东渡，首传宗旨也。文不本之六籍以求圣人之道，而顾沾沾焉浅心浮气，竞为拮据其间，譬之剪彩而花，其所炫耀熠爚者, 若或目弦而心掉，而要之于古作者之旨，或背而驰矣。^[3]321

可知茅坤反对的是对《史记》“皮毛”的功利式解析，强调“法式”《史记》目标不是辞章声句，而是从内在神理处领悟其神理意蕴，主张要花大力气沉潜其中，悟其神髓，并且最终要“随吾所之”“别自为调”，形成自己的为文风格和面目，避免“浮词为堂奥”之歧途。

综上所论，茅坤编选、点评《史记》选本的重要目的：希冀改变世人对《史记》粗浅的接受状况，引导文人学子不仅重《史记》之“形”，更须悟《史记》之“理”的。相较同时许多选本而言，茅坤的境界和认识要高一些。这也是其《史记抄》获得流布于世的生命力的一个原因吧。

(二) 以选本为武器，标举“得神理、求至情”的文学观念，丰富了唐宋派的散文理论

选本批评主要以“选”的批评方式来进行文学批评。“选”是一种强烈的主体行为，编选者实质上是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这“自己的意见”，即编选者的文学见解、文学观念。一般说来，选本作为一种独特的批评形态，就其批评元素而言，在理论层面上，包括选本的序跋、选本的评点和选者的选文。选本的序跋、选本的评点被称为选本的显性批评，以集中和分散方式表达编选者的文学思想、理念；与前两者不同，选者的选文属于无形的批评，“它是通过选者主观的选择行为来实践自己的文学批评”^[13]21。

而实际情况要复杂一些，大致有四种情形：序跋、评点、选文三者兼备；有序跋、选文而无评点；有评点、选文而无序跋；既没有序跋又无评点。最为困难的是第四种，既没有序跋又无评点仅有选文。这种“选而不评”的方式一方面是保留了读者阅读的自主权，一方面大大降低了文学选本的批评效能，只有在选家的选文上寻找“蛛丝马迹”。而第一种三者兼备形式更容易发挥批评职能，更容易发现或还原出编选者的文学批评观念。茅坤的《史记抄》即属于此类。

《史记抄》正文前有：《刻〈史记抄〉引》《〈史记抄〉凡例》《读〈史记〉法》，具有序跋的性质，茅坤在其中开宗明义地标明了自己文论主张、选录范围、选录标准以及阅读方法的指导。

《史记》130篇，10表、8书、12本纪、30世家、70列传，选什么，选多少，怎么编排, 编选者都是根据自己的眼光加以筛汰和选择，其过程必然融入着编选者的文学见解。从《史记抄》选文看，《史记抄》正文凡91卷，包括本纪7篇、书8篇、表1篇(《史记》10表各录其论，成《史记抄》卷之八)、世家16篇、列传58篇，太史公自叙一篇。基本收罗了《史记》十分之七的文章。入选作品可以说是内容广富；体例完备，五体兼有。

从《史记抄》评点看，在《史记抄》的凡例, 茅坤介绍了的评点方法、评点符号和选取标准。评点各种元素如圈点、批语(眉批、夹批、尾批)等在《史记抄》组合为一个整体，《史记抄》中的圈点几乎遍布全书，评语几乎每篇皆有。圈点与评语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在评点中零散地体现了选家的批评意识。

总之，茅坤《史记抄》采用包含了显性批评、隐性批评的序跋、评点、选文三者兼备的形式，进行了从宏观到微观、从抽象到具体的全景式的批评，使编选者的文学批评理念表现得完整、显豁、清晰。

(1) 遗“形”取“神”，主张领悟古文“神理”

茅坤所处的时代，正是诗文复古主义风靡文坛之时。先有弘治年间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高举“复古”旗帜，主张“文必秦汉”，被称为“秦汉派”；后有嘉靖年间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将复古运动推向了一个高潮。被称为“唐宋派”的茅坤、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等人，先后“振起于时风众势之中”^[14]18，对前后七子的复古文风进行反拨。表面上看，唐宋派与秦汉派异道而行之，实际上仍然走复古的路子，他们认为通过师法唐宋古文，一样可以探得秦汉古文的骊珠。主张博采众家之长, 全面取法先秦两汉和唐宋古文，显然要比秦汉派“文必秦汉”的刻意模拟要进步得多。

在前后七子，倡言“文称左迁，赋尚屈宋”，主张“自《六经》之下，于文则知有左迁、司马迁”，《史记》被奉为作文“法式”，从篇章、结构、修辞、音调“尺尺寸寸”刻意模拟。对之，茅坤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提出遗“形”取“神”，“形”指文字词汇句法之类，主张更自觉师法《史记》精神实质，尤为重视“神”“理”，发明《史记》文章之妙。有学者认为在《史记》接受史上，可以说是从“重文之法”到“重文之神”发展过程，是有一定道理的。而茅坤其间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在《史记抄》卷首《读〈史记〉法》，茅坤明确提出“神”的概念：

秦汉以来，文章之宗者何，惟以独其解云耳。每读二三千言之文，如堪舆家之千里来龙，到头来只求一穴。读其小论，或断言只简之文，如蜉蝣蠛蠓之生，种种形神，无所不备。读前段便可识后段结案处，读后段便可追前段起案处；于中欲损益一句一字处，便如于匹练中抽一缕，自难下手。此皆太史公所独得其至，非后人所及。风调之遒逸、摹写之玲珑、神髓之融液、情事之悲愤，则又千年以来所绝无者。即如班掾，便多崖堑矣。魏、晋、唐、宋以下，独欧阳永叔得其什之一二，虽韩昌黎之雄，亦由自开门户，到叙事变化，不能入其堂奥，惟《毛颖传》则几几耳。予于此不能无感。^[4]

在《史记抄》中，“神”可衍为“神理”“风神”“神色”之表述。涉及《史记》人物、叙事、艺术风格等方面。

在《读〈史记〉法》中，茅坤高度评价了《史记》写人艺术，认为司马迁刻画人物“摹画绝佳”“言人人殊”“各得其解”，譬如“善写生者春华秋卉，并中神理矣”^[4]。此处“神理”盖言写人生动传神，点画出人物的精气神。

如《齐太公世家》开头总评：“序管仲始末及桓公之子五公子争立处有生色；序崔杼之乱处亦可观；鲍牧之杀淖公以下，少神理矣。”^[4]129 “少神理”是针对叙事而言，认为此处叙述不够生动传神。

如《廉颇蔺相如传》叙写蔺相如奉璧入强秦，“怒发上冲冠”的一段文字, 评曰：“到此时非相如不能为此光景, 非太史公不能描写此神色。”^[4]323此“神色”指叙述对象的精神状态。

又如《刺客列传》燕太子丹易水送别荆轲，高渐离击筑，荆轲相和一节，旁批：“何等模写，何等风神。”^[4]323《平原君虞卿列传》平原君斩美人一节，批“有风神”“平原君好士，可记者众，独举斩美人一节，此割要领法。”^[4]294这两处“风神”皆指深得“叙事之道”，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在《史记抄》中，“风神”一词又概指《史记》的艺术风格。茅坤指出：“《史记》以风神胜，而《汉书》以矩矱胜”。认为《史记》“惟其以风神胜，故其遒逸疏宕如餐霞，如啮雪，往往自眉睫之所及，而指次心思之所不及，令人读之，解颐不已。”^[3]487同样在《唐宋八大家文钞·欧阳文忠公文钞引》中，茅坤用“风神”概称司马迁的文章风格：“西京以来，独称太史公迁，以其驰骤跌宕，悲慨呜咽；而风神所注，往往于点缀指次外，独得妙解，譬之览仙姬于潇湘洞庭之上，可望而不可近者。”^[3]825

作为茅坤重要的文论观点，“神”在茅坤的其他论文中也多次出现。如在《复唐荆川司谏书》中说：“为文不必马迁，不必韩愈，亦不必欧、曾；得其神理而随吾所之，譬提兵以捣中原，惟在乎形声相应，缓急相接，得古人操符致用之略耳。而至于伏险出奇，各有其用，何必尽同哉！”^[3]192强调了为文要抓住内在的神理。唯其有神，才能生动形象，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2) 为文主“情”，强调“必求万物之情而务得其至”

茅坤的文论思想经历了一个不断更正和重构的建设过程。起初，他取径同于秦汉派，推崇秦汉古文，模拟秦汉古文宗法。后来。受唐顺之等人的影响，反思以前比字拟句的训练方式，转而习尚唐宋古文。主张为文“必求万物之情而务得其至”，发现唐宋文和秦汉古文一样都能继承古“道”传统，二者自有其韵味，亦能各得其“情至”。认为司马迁等人的作品之所以能够感染至深的深层原因“固非区区字句之激射者”，而是“各得其物之情而肆于心”^[3]196，审美主体与客体达到心物相印，方能成就生动感人的美文佳构，“屈宋以来，浑浑噩噩，如长川大谷，探之不穷，揽之不竭，蕴藉百家，包括万代者，司马子长之文也”，这也是《史记》具有长久感人力量的原因。

情，是作品的命脉和灵魂，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指出：“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茅坤尤为注重文章的“情”，认为唯有作者主情重情，感情激发才能写出感人肺腑之文，读者阅读时才能引起强烈的心灵共鸣，取得“今人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力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3]196的接受效果。

据统计，《史记抄》批语中“情”字出现频繁，达45次。而茅坤另一古文选本《唐宋八大家文钞》评点中“情”字多达90余次。

如《秦始皇本纪》巨鹿之战中“及项羽虏秦将王离等钜鹿下”，评点曰：“以下叙事略，而情如画。”^[4]18

《项羽本纪》巨鹿之战前“相与共立羽为假上将军”一节，评点曰：“军中相与拥立情事如掌。”^[4]27

《项羽本纪》鸿门宴一节，评点曰：“以下序次情事如描画，今梨园子弟亦本此为传记，如目睹之。”^[4]28

《吕后本纪》解除吕禄的兵权一节，评点曰：“次倏忽情事如画。”^[4]56

《赵世家》程婴匿赵孤一节, 评点曰：“如面睹情事。”^[4]169

《伯夷传》开始大段赞论、咏叹，评点曰：“以下上下千古悲歌感慨之情。”^[4]241

《刺客传》荆轲刺秦王一节，评点曰：“写不尽之情，转入无穷之态。”^[4]352

《魏其武安侯列传》评点曰：“太史公小论，言质而情惨，可为实录。”^[4]448

《卫将军骠骑列传》叙及“自大将军围单于之后，十四年而卒”，评点曰：“太史公无限深情。”^[4]477

评点中出现的“情”有的指作家情感，有的指世态人情，有的指事物情态。在更多评点并未出现“情”字，其实都属于“情”的范畴。

如《乐毅传》评点曰：“读《乐毅传》令人顿生肘翼，为之愤咽而流涕云。”^[4]319

《魏其武安侯列传》评点曰：“摹写两人相结而相死处，悲愤呜咽。”^[4]445

《卫将军骠骑列传》李广自杀一节评点曰：“太史公无限悲愤处。”^[4]476

总之，茅坤强调“情”和“神”，确实抓住了为文的关键。主张遗“形”取“神”，唯其有神，才能叙事精工，文有生色，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唯力求至情，才能“醒人眼目”“烟波驰骤”，取得“怒而裂眦，喜而解颐，悲而疾首，思而服膺”^[4]的接受效果。作为唐宋派的后劲，茅坤提出得神理、求至情的“神理说”，建立古文正统论，促进了唐宋派文论体系建设。

茅坤的《史记》选本成书于明万历三年，其时他已经在乡间二十余年。作为一个早已脱离政坛的在野文人，其选本依旧能受追捧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选本》其自身魅力分不开。其古文选本批评的意义和价值不应被忽视和遮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