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笔下有一天下大势，他准确地把握了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特点和演进趋势，生动翔实地叙述出了从战国分立攻战而走向秦的统一，秦由强盛到骤亡的历史发展趋势。^[1]这种天下大势，寓于人物描写和叙事章法结构中。^[2]对于儒学发展大势来说，司马迁也有同样的认识。在《史记》一书中，司马迁突破著述体例的限制，置孔子于世家, 《孔子世家》与《仲尼弟子列传》《孟荀列传》《儒林列传》形成有机的整体，儒家创立者的功绩、众多弟子和儒家巨子的生平、秦汉以来以儒学显世的人物事迹，构成了最早的儒学史。^[3-4]现当代学者多引述《史记》来谈论儒学发展史^①，而有关司马迁儒学发展大势认识的揭示，学界于此研究似较薄弱，拙文试图补充之。

① 例如：杜金铭《中国儒学史纲要》(国立华北编译馆民国三十二年)、庞朴主编《中国儒学》(东方出版社，1997年)、姜林祥主编《中国儒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汤一介、李中华主编《中国儒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尚斌、任鹏、李明珠等《中国儒学发展史》(兰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等相关的分卷、章节对春秋至于汉武帝时期儒学发展史作了梳理。

一般认为，儒学最初尊显在汉武帝时代，而归功于董仲舒^②。刘向、刘歆、刘龚等三人曾对董仲舒有过评价，刘向认为董仲舒有王佐之才，“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刘歆以为其父王佐之才的评价过当，而肯定其在西汉儒学上的地位，以为：“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至向曾孙龚，笃论君子也，以歆之言为然。”^[5]2526刘氏三人的评价着重在董仲舒的政治事功与儒学学术。事实上，儒学最终被尊显，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对于西汉武帝之前儒学发展之大势，司马迁从儒学内在特质与外部政治生态环境两个方面准确地把握并描述出了儒学最终被尊显的过程，显示出司马迁笔下有一儒学发展大势。

② 董仲舒在其《天人三策》中建议：“《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这就是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参见班固《汉书》第八册《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523、2525页。

一、先秦时期：儒者生存命运与学术命运坚强与用世的品格

在先秦时期，儒学发展颇为曲折，司马迁作了简要的描述，这种描述是基于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激荡的大背景下的。

春秋时期：儒学的产生。司马迁指出，儒学诞生于春秋礼崩乐坏周天子权威全面下降之际，“夫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强国。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适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世以混浊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6]3115司马迁以为，孔子追修经术，以达王道，是通过对《六艺》的整理编纂来得到反映的。因此，《六艺》中蕴含着孔子的王道理想。这种王道理想，尤其寄寓在孔子所编撰的《春秋》中。孔子无疑是儒学的开山鼻祖，是先师。司马迁的这种思想，在《孔子世家》中有突出的体现。

战国时代：儒学延续。司马迁云：“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后陵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6]3116此“天下并争”之时代即韩非所云“争于气力”“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7]445之时代。例如孟子之时，天下的形势是“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气力的效用是眼前的实际的因而更富有吸引力。故而孟子所言之仁义道德，被认为“迂远而阔於事情”。“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6]2343，司马迁明确地指出孟子学说不被重视的原因，与此同时，司马迁也指出，战国时期儒学虽然不受统治者重视^①，但由于师弟相传者不衰，儒学并未废。

① 王钧林曾分析总结出先秦时期儒学官学化失败的原因：一、儒学的超前性。二、儒家人物对政治权势不肯苟合的态度。三、反对势力的排挤和攻击。参见王钧林《中国儒学史·先秦卷》第十章第三节(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秦朝：儒学遭一厄运。司马迁指出，秦始皇焚《诗》《书》，坑术士^②，《六艺》因而缺失。遭遇此厄运，内心的不满把儒者推向了时代抗争的漩涡：“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适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6]3116-3117司马迁通过孔甲的行为揭示了儒者生存命运与学术命运坚强与用世的品格。

② 据《秦始皇本纪》，焚《诗》《书》，是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坑杀儒生，则导火于诸生对秦始皇用人政策的不满言论(从侯生卢生“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等言看来，确实反映了博士们不满法家独霸政治实权的现实)。参见《史记·秦始皇本纪》第254-255、258页。

二、汉初至汉景帝时代：黄老主流意识形态下的儒学价值

司马迁指出，汉初之统治术总体倾向上是遵用黄老之术。在《史记·曹相国世家》中透露出明显的信息。曹参治理齐国，用的就是黄老之术，而儒家“安集百姓”之说，“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孝惠帝元年，除诸侯相国法，更以参为齐丞相。参之相齐，齐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于春秋，参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俗)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6] 2028-2029}汉惠帝二年，萧何卒。曹参调离齐国代萧何为汉相国时，还嘱咐其后相说：“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后相曰：“治无大于此者乎？”参曰：“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6] 2029}曹参代萧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这可以反映出曹参的治理思路与萧何是多么的一致。曹参理政，第一，择官“重厚长者”。“择郡国吏木诎于文辞，重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第二，行不干涉之政。“与人饮酒为乐。日夜饮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宾客见参不事事，来者皆欲有言。至者，参辄饮以醇酒，闲之，欲有所言，复饮之，醉而后去，终莫得开说，以为常。”“相舍后园近吏舍，吏舍日饮歌呼。从吏恶之，无如之何，乃请参游园中，闻吏醉歌呼，从吏幸相国召按之。乃反取酒张坐饮，亦歌呼与相应和。”第三，不究小过错。“参见人之有细过，专掩匿覆盖之，府中无事。”曹参的治理行为，甚至被汉惠帝以为不治事^[6]2030。曹参的治理理念很清楚，就是“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遵循的是道家精神，体现的就是黄老之术：“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6]3289所以太史公指出，“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6]2031

但与此同时，司马迁也揭示了汉高祖到文帝景帝期间，虽推崇黄老之术，但并不废儒术。司马迁指出，当高祖诛杀项籍，举兵围困鲁地时，“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司马迁感叹鲁地为“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以为“齐鲁之间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故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于是喟然叹兴于学。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6]3117司马迁指出，在鲁地，儒学已经形成一种文化传统，一直传承下来。但在高祖至于景帝期间，儒学处于边缘化的境地。尽管处于边缘化的境地，但司马迁还是揭示了儒学之最终受到重视，其实与统治者意识到儒学对于现实社会有重大利用价值紧密相关。

(一) 司马迁叙述了汉高祖对于儒学价值的认识过程

对于开国皇帝刘邦，司马迁揭示了其对儒学的认识过程。应该说刘邦是生活在秦朝的文化系统中的，他的思想意识符合秦朝之文化氛围。刘邦起事前期是瞧不起儒生的，甚至溺儒生冠中，一定程度上即是此种文化氛围的反映。刘邦麾下骑士曾述及其事：被认为狂生的郦食其，“好读书，家贫落魄，无以为衣食业，为里监门吏。”陈胜、项梁等起事后，郦食其听闻刘邦将兵略地陈留郊，其麾下骑士恰好是郦生里中子，且刘邦时时问其邑中贤士豪俊。“骑士归，郦生见谓之曰：‘吾闻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愿从游，莫为我先。若见沛公，谓曰“臣里中有郦生，年六十余，长八尺，人皆谓之狂生，生自谓我非狂生”。’骑士曰：‘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郦生曰：‘弟言之。’骑士从容言如郦生所诫者。”而接见郦食其，刘邦尽显其本色，甚至叫骂郦食其“竖儒”：“沛公至高阳传舍，使人召郦生。郦生至，入谒，沛公方倨床使两女子洗足，而见郦生。郦生入，则长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诸侯乎？且欲率诸侯破秦也？’沛公骂曰：‘竖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诸侯相率而攻秦，何谓助秦攻诸侯乎？’郦生曰：‘必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不宜倨见长者。’”但刘邦意识到郦食其真有谋略时，判若两人，竟“延郦生上坐”：“于是沛公辍洗，起摄衣，延郦生上坐，谢之。郦生因言六国从横时。沛公喜，赐郦生食，问曰：‘计将安出？’郦生曰：‘足下起纠合之众，收散乱之兵，不满万人，欲以径入强秦，此所谓探虎口者也。夫陈留，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也，今其城又多积粟。臣善其令，请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听，足下举兵攻之，臣为内应。’于是遣郦生行，沛公引兵随之，遂下陈留。号郦食其为广野君。”^[6]2691-2693从郦食其计刘邦“遂下陈留”，从“号郦食其为广野君”的行为上看，司马迁揭示了郦食其的言行让刘邦稍微改变了对儒者的印象^①。

① 司马迁观点的表达，顾炎武指出司马迁“于序事中寓论断”(见于《日知录》卷二六“《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条“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

司马迁载录了高祖祭祀孔子的行为，《孔子世家》云：“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祠焉。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6]1945-1946据《汉书·高帝纪下》云：“(十二年)十一月，行自淮南还。过鲁，以大牢祠孔子。”^[5]76汉高祖祭祀孔子在高祖十二年，此年汉高祖去世。为何刘邦祭祀孔子？刘邦之所以尊崇孔子，司马迁载录有三方面的相关事迹：

其一，楚汉相争过程中，鲁地为楚坚守的行为也许让刘邦意识到儒家忠节行为。陈涉起义称王后，“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见前引《史记·儒林列传》)作为起义队伍之一，处于乱世，高祖即使耳闻这样的死也可能不会注意，但楚汉相争中鲁地儒生的行为则不能不引起了汉高祖注意：汉高祖“五年，高祖与诸侯兵共击楚军，与项羽决胜垓下。……项羽卒闻汉军之楚歌，以为汉尽得楚地，项羽乃败而走，是以兵大败。使骑将灌婴追杀项羽东城，斩首八万，遂略定楚地。鲁为楚坚守不下。汉王引诸侯兵北，示鲁父老项羽头，鲁乃降。”^[6]378-379亲见儒生如此忠心，凭其精明，高祖应该会有所思考的。司马迁据具体史实揭示了儒家学说宣扬的忠节观念及其对忠节观念的践行行为。

其二，叔孙通定朝仪，让高祖刘邦认识到儒家学术讲究礼节秩序的价值。叔孙通作为儒生，知时变，并不迂腐。秦二世时陈胜起义，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叔孙通因能随机应变，虎口脱险。事项羽后又降汉。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汉王拜叔孙通为博士，号稷嗣君。”看来也有功劳。“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高帝曰：‘得无难乎？’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叔孙通依据旨意演习成礼。“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大行设九宾，胪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讙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由此可见叔孙通让汉高祖认识到礼仪的现实价值，于是高祖“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叔孙通顺势抓住机会，推荐了之前生怨意的随从诸儒生：“叔孙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叔孙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赐诸生。诸生乃皆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汉九年，高帝徙叔孙通为太子太傅。”^[6]2722-2724对于叔孙通的行为，太史公感叹道：“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6]2726司马迁揭示了儒家学说讲究礼节秩序于社会稳定的实用价值，而儒家讲究的礼节秩序对社会秩序的稳定与维护价值，这也就决定了其有发展壮大的潜力。

其三，儒家学术也得到高祖的称赞认可，《郦生陆贾列传》云：“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着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着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6]2699司马迁揭示了儒家学说对于得失天下之规律论述证明其有理论价值，这就是汉家得天下合法性的理论说明。

因此，司马迁明晰地载录了高祖对于儒家学说的接触与认识的过程，其“于序事中寓论断”，揭示了儒家学说对于现实社会巨大的实用价值与理论价值：其一为儒家学说宣扬忠节观念与躬身践履行为，其二为儒家学说讲究礼节秩序，其三是儒家学说对于得失天下之规律论述。司马迁由此揭示了儒家学说的发展潜力，因为随着社会的稳定，物质财富的丰富，儒家学说的价值就成为必需。

(二) 司马迁对汉景帝时期汤武取代桀纣事件之儒道争论作了经济政治上的说明

而在景帝时期，司马迁载录了一场很有意思的儒学与黄老学说的争论：清河王太傅齐人辕固生，以治《诗》做了孝景时的博士。与黄生争论于景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6] 3122-3123}。

在景帝面前的这场争论，实际上争论者黄生与辕固生的目的是一致，均是维护汉王朝政权地位，但是他们的出发点一样(汤武得政权的历史事实)，结论却不一样(“篡弑”“受命”)。显然，黄生强调了是政权的稳定性与权威性，强调的是大臣对汉朝的“忠”，辕固则强调了汉朝政权的合法性。但当时黄老势力还很盛，窦太后找了借口，差点要了辕固生的命：“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应手而倒。太后默然，无以复罪，罢之。”^{[6] 3123}

辕固生与黄生在景帝面前这场有关汤武是革命还是篡夺问题的争论，司马迁其实给予这种争论之所以产生的说明。司马迁指出，汉初奉行黄老学说适合了当时的政治形势需要，宽松的政策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增长，据《史记·平准书》：“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于是为秦钱重难用，一黄金一斤，约法省禁。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馀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6]1417物质至为匮乏。经过“文景之治”，至武帝时，物质财富极大丰富起来，“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6]1420同时，司马迁也指出，宽松的政策带来了负面的后果：“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於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6]1420总而言之，司马迁既看到了宽松的政策在汉初对于恢复经济创造物质财富的巨大作用，也看到了宽松的政策在物质财富丰富后出现的深刻的社会政治问题，甚至出现“室庐舆服僭于上”的问题。事实上，汉初百年间，社会叛乱不止，《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汉定百年之间，亲属益疏，诸侯或骄奢，忕邪臣计谋为淫乱，大者叛逆，小者不轨于法，以危其命，殒身亡国。”^[6]802《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汉兴，功臣受封者百有余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后数世，民咸归乡里，户益息，萧、曹、绛、灌之属或至四万，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孙骄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间，见侯五，馀皆坐法陨命亡国，秏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无兢兢于当世之禁云。”^[6]877-878

所以，一方面是社会财富的增长，一方面是社会叛乱不止，社会不稳定，这就对政治文化提出了越来越急切的要求，一方面是对于大臣，需要效忠中央政权(皇权)，一方面是汉政权的合法性(法理性)需要得到论证。这场争论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展开的，司马迁给出了产生这种争论的经济、政治上的说明。

三、汉武帝时代：司马迁揭示了儒学大盛时儒法并用的实情

司马迁指出，武帝初即位，黄老势力还较为强盛，儒学在争斗中处于劣势：武帝承缙绅之属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之望，“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会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人微伺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皆废”^[6]1384。但在窦太后之后，汉武帝在大力推行儒学的同时，很重视法术。

窦太后崩后，儒学大盛，其标志即是大量起用儒者，“公卿大夫士吏多文学之士”，很多儒者担任政府官员，标志性的事件有二：其一，田蚡起用数百文学儒者，儒者公孙弘封侯。武帝即位后，大臣赵绾、王臧等明儒学，武帝也倾向于此，于是招纳方正贤良文学之士，从而使得《诗》《书》《礼》《易》《春秋》均有系统传授。《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第六十一》云：“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6]3118至于窦太后崩后，武安侯田蚡做了丞相，起用了很多文学儒者：“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致使“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6]3118其二，公孙弘推动儒者入仕制度化：建立博士官置弟子教育制度，地方推选儒者入仕。公孙弘做了学官之后，担心儒学之道被阻滞而得不到传扬，顺应武帝“详延天下方正博闻之士，咸登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议，与博士弟子，崇乡里之化，以广贤材”之旨意，提出：“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弟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不称者罚。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不能究宣，无以明布谕下。治礼次治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经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若不足，乃择掌故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请著功令。佗如律令。”^[6]3119武帝同意了此建议。从此以后，公卿大夫和一般士吏就有许多彬彬文学之士了。

司马迁创立循吏、酷吏两列传，《循吏列传》中循吏无一人为汉代人，而《酷吏列传》中酷吏则尽为汉代官吏；《酷吏列传》中载酷吏十二人，武帝时代即有酷吏十人^①。这批酷吏，专以杀伐为事，但多得武帝肯定，比如赵禹“用法益刻”，但“上以为能，至太中大夫”。比如张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张汤尝病，但“天子至自视病，其隆贵如此”。比如王温舒，“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但“天子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司马迁云：“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为声。”^②司马迁于此有突出的用意，揭露了武帝统治之术综合运用了儒法两道：表面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骨子里运用的是法家之术^③。

① 高后时酷吏侯封，文景时酷吏郅都，武帝时酷吏宁成、周阳由、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减宣、杜周。

②《史记》(第十册，《酷吏列传》)，第3154页。从郅都至杜周计十一个酷吏，言十人是举其成数。一说杨仆酷行不足，未计在内(参见张大可《史记论赞辑释》，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43页)。

③ 徐复观以为，法家及法家思想所建立的暴秦，是反历史文化即反人性的，而儒家则代表了历史文化，势必随人性的复苏而自然兴起，汉武帝重视儒学是顺应文化发展之时势要求。见于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见于《儒家对中国历史运命挣扎之一例》一文，上海书店2004年版，第270-271页)。

四、结语

班固指出，刘向、扬雄都称赞司马迁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实录，应劭曰：“言其录事实。”^[5]2738司马迁撰写《史记》，首在求真。司马迁云其编撰《史记》，目的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如何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司马迁是通过“稽理”，即是通过“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而“稽其成败兴坏之理”^[5]2735。《说文》云：“稽，留止也。”《段注》曰：“凡稽留则有审慎求详之意。”“稽，计也。稽考则求其同异。”《说文》云：“理，治玉也。”《段注》曰：“《战国策》‘郑人谓玉之未理者为璞’，是理为剖析也。玉虽至坚，而治之得其 理以成器不难，谓之理。凡天下一事一物，必推其情至于无憾而后卽安，是之谓天理，是之谓善治。此引伸之义也。”^[7]275这里的“理”，即有“规律、原则、法则”之意。因此，司马迁所云“稽理”，即是在“放失旧闻”中探求、在“行事”中验证历史发展的规律、原则与法则，实际上也即是在“求真”，而“求真”实际上也是在“求善”^④。具体到司马迁对于儒学发展大势的认识，我们以为，有如下几点：

④ 刘家和先生指出：史学作为知识系统来说，其内容为过去的实际，其目的在于求真；而史学作为价值系统来说，其功能在于为今人的实际服务，其目的在于求善。参见《史学的求真与致用问题》一文，载于《史学、经学与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其一，揭示了儒学最终被尊显的历史选择的必然性。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司马迁作了《孔子世家》《管晏列传》《老子韩非列传》《司马穰苴列传》《孙子吴起列传》《仲尼弟子列传》《商君列传》《苏秦列传》《张仪列传》《孟子荀卿列传》^①等，反映了当时之思想状况。其中儒家大师们积极奔走，推广其学说，但最终不被认可，被视为迂阔。秦国用法家商君韩非之说，最终一统天下，建立了秦朝。秦国统一天下后，建立的秦朝继续用严刑峻法统治天下，最终导致了秦朝的覆亡。《史记》中全文载录了贾谊《过秦论》一文，司马迁认同文中对于秦朝灭亡原因的推论，以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统一后的秦朝继续实行秦国时期的严刑峻法即法家学说最终导致了秦朝的覆亡^[6]276-284。汉初百年，汉代君臣遵循着黄老学说与民休养生息，这种统治之术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果，物质财富因而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可是与此同时，其弊端也日渐明显，出现骄奢与淫乱、不轨于法与叛逆等社会现象。在上文所云《平准书》与《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的序言中，司马迁有明显的表述。尽管《今上本纪》已经亡佚，但《儒林列传》载录大量儒者入仕以及儒者入仕制度化之情形。故而我们以为，司马迁应该指出了儒家的“庶富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学说是顺应了汉武帝时代的需求^②。先秦时期儒学虽为显学，但并不被统治者重视，到秦朝时期儒学遭受厄运，从汉初高祖对儒学价值的认识到武帝尊显儒学，司马迁揭示了儒学之受到汉武帝重视的历史选择的必然性一面：在《秦本纪》《秦始皇本纪》等篇中，司马迁揭示了法家从诸家中被选择为国家统治思想，在《萧相国世家》《曹相国世家》等篇中，司马迁揭示了黄老之术被选择为国家主流统治思想，在《高祖本纪》《儒林列传》等篇中，司马迁揭示了儒学价值日渐被认识直至儒学被尊显的过程。

① 墨家附录于《孟子荀卿列传》之后，较为简略，其云“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二十四字。见于司马迁：《史记》(第七册)，第2350页。即《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传末。孙诒让曾批评史公疏略：“太史公述其父谈论六家之恉，尊儒而宗道，墨盖非其所憙。故《史记》攟采极博，于先秦诸子，自儒家外，老、庄、韩、吕、苏、张、孙、吴之伦，皆论列言行为传，唯于墨子则仅于《孟荀传》末附缀姓名，尚不能质定其时代，遑论行事？然则非徒世代绵邈，旧闻散佚，而《墨子》七十一篇其时具存，史公实未尝详事校覈，亦其疏也。”见于《墨子后语上·墨子传略第一》，载于孙诒让《墨子闲诂》，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82页。方授楚以为《孟子荀卿列传》有错简多缺略，《墨子传》已亡，《孟子荀卿列传》传末二十四字为后人所附益。见于方授楚：《墨学源流》，中华书局、上海书店联合出版1989年版，第201-202页。当代学者又有辨证，以为并不疏略，并未错简亡佚。见于曹顺庆、聂韬：《〈史记〉不立“墨子列传”之缘由》，《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1期。

② 从班固所撰《董仲舒传》所载录“天人三策”中可以看出，武帝关注的重大问题即是天人之际与古今之变的问题，即天命与王道的问题，儒家学说给予了较好的解释。

其二，揭示了儒学之品格即体现于儒者积极的人生态度上，即穷则独善其身达者兼济天下。《史记》之《孔子世家》《孟子荀卿列传》中反映，孔子孟子荀子积极用世，不被用时，则著书立说，教化子弟，故而儒家学说传者不衰。纵使在秦朝遭受恶阨，而儒生传授儒家学说并未中绝。《郦生陆贾列传》《刘敬叔孙通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儒林列传》等诸列传中，司马迁肯定汉代儒生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肯定其在社会秩序的建立与政权合法性的说明上，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其三，揭示儒家学说与现实政治的关系：能否解答现实问题成为是否受重视的关键。在《秦本纪》《秦始皇本纪》中，司马迁揭示法家之被重视，即是其解决了统治者现实关注的问题，实现了其理想，即富国强兵，奠定称霸天下之资本，直至于统一天下。一统天下之理念，儒家思想中也有突出鲜明的表述，但运用其方法并不能实现此目标，故而儒家学说被视为迂阔。汉初建立以来直至于武帝之前，叛乱几乎没有消停过，而儒家学说对社会秩序的重建，对政权合法性的说明，均体现出现实价值，具有现实意义。司马迁揭示了儒家学说之受到重视，即是其关注现实问题并提供了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并且取得了实效。

总而言之，司马迁笔下的儒学发展大势，是从历史选择性(社会实践性)、儒学品格(儒家学者品格的坚韧性)、儒家学说价值(儒学内容对解决现实问题的实效性)等方面作出了说明；也就是说，司马迁揭示了儒学之最终尊显是基于此三个方面的“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