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来，社会经济、文化有了长足发展，党的十八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伴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些国家极力鼓噪“中国威胁论”，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展，也是中国人民从近代史以来从苦难遭遇中得出的必然结论。”面对新的形势，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思想，展示了正在崛起的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表达了中国人民追求和平发展的美好愿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新问题，集全党之智慧，充分汲取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和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合理因素，科学判断，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倡导在各国平等、相互尊重与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论证了这一思想的内涵。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提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与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在2017年新年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诚恳地告诉全世界：“我真诚希望，国际社会携起手来，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把我们这个星球建设得更加和平、更加繁荣。”^[1]党的十八大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断发展完善，日臻成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包含四层含义：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合作与共赢是核心；责任共担与利益共享是基本原则；包容与可持续发展是目标。这一思想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核心理念，对当今世界产生了积极而深刻的影响。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中国梦的实现开辟了新境界，提供了新动力。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平等相待、相互谅解的伙伴关系；真正促进多国家、多民族和多文明的交流沟通，全方位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种族、文化、国家与意识形态的界限，深深地根植于底蕴深厚而丰富的中国文化；这一理念是对当今中国和世界科学准确认知，为思考人类未来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给出了一个理性的合理的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产物，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征，体现了正义性、和平性和包容性。在世界日渐走向一体化的今天，中国以开放、合作、共赢的姿态走向世界，也会以更加宽广的胸怀拥抱世界，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中外优秀思想文化的融会贯通，增进中国同世界的沟通认知，与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追求进步、发展的国家和民族一起建设美丽、富庶的家园。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崛起，不会对其他国家和民族构成威胁。中国人民自古就有“天下大同，美美与共”的博大胸襟，习近平总书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深深植根于五千年中华文明智慧的土壤，是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和追求天下大同的民族文化的深刻体现。

中国的“和”文化源远流长。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儒家以和平、和谐为主要内容的文化产生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发展于纵横捭阖的战国时代，又经过了2 000多年的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在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文化意识，这种文化积淀于民族的心灵深处，成为具有中华民族标志性的文化特征。

儒家文化的奠基人, 我国伟大的思想家孔子生活在诸侯争霸、战争频发的春秋末期，面对战争给社会带来的灾难，他极力主张以德感化外邦，反对轻易地诉诸武力。孔子强烈反对以战争的方法解决社会问题和国家之间的问题。春秋时期周天子势力衰微，诸侯争霸，战争纷乱，孔子认为诸侯之间的争霸战争都是不义之战，争霸战争的结果必然是“天下无道”。孔子对卫灵公请教的战争之事，表现出非常蔑视的态度，直言“军旅之事，未尝闻也。”﹙《论语·卫灵公》﹚即使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孔子也是“不语怪、力、乱、神”，不宣扬暴力和战争。而对于以和平方式辅佐齐桓公联合各国诸侯、共同维持周天子地位的齐国宰相管仲，孔子发出了由衷的赞赏，“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论语·宪问》﹚孔子对春秋时期的战乱状况，表示担忧，并指出了战争的性质和危害。对管仲发展经济而致国富民强以及齐桓公用和平手段纠合诸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和平主义的思想家，其思想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是中国“和”平文化的渊源，对中国的政治、外交、民风民俗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进入战国时期，战国七雄之间的战争更加频繁和剧烈，亚圣孟子发展了儒家文化中的和平思想。孟子尖锐指出：“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死”。(《孟子·离娄上》)痛斥“春秋无义战”。他认为，诸侯之间的争霸战争，不是正义战争，目的在于争夺土地和城池，且造成民群的大量伤亡。孟子主张“以德服人”，极力倡导利用和平的手段和方法，建立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信任；反对以武力做后盾，处理国内和国际关系。孟子明确提出那些鼓吹“耕战”政策的人，特别是善于进行战争的人应当“服上刑”。(《孟子·离娄上》)同时孟子又指出：“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孟子·尽心下》)战争的结果必然是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相互杀戮，怨怨相报，永无尽头。所以，用战争的方法并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统一，天下的和平。孟子对于因为战争造成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进行了猛烈抨击，明确指出了战争的危害，强调对于发动战争的人要严厉惩治。孟子激烈反对战争的同时，不遗余力的推崇仁政。他认为在国内推行仁政，可以发展经济，解决百姓生存难题，使百姓安居乐业，从而实现国泰民安，统治长久。在国际关系上倡导仁义之道，可提高国家的威望，扩大国家影响，从而实现国家的发展与强大，立于不败之地。产生于礼崩乐坏时代的孔子“和”思想，经过大国争雄时代的孟子的阐释和发展，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对中国社会和民心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特别是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其影响已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民众内心深处对和平的渴望和期盼，对中华民族和平的性格塑造起到了引导、熏陶的作用，居功至伟，惠泽后世。

儒家提出“以和为贵”，反对战争，特别是反对不义战争的思想，反映了中华民族渴望天下和平、公平、正义，同其他民族、国家友好相处的美好愿望，表现出与人为善、共同发展和进步的宏大情怀。这种情怀表明了中华民族对人类命运的独特思考，即民族、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只有在各国携手共进、和睦相处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各个国家通过仁义教化，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并感化、影响其他民族、国家，才能达到世界和平进步的目的。这种态度使中华各民族保持着持久的亲和力以及对其他民族、国家巨大的感召力。中国自古以来就奉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的处事原则，反对通过侵略、掠夺来谋求自己利益的战争行为。正如国学大师辜鸿铭所说：“自从2 500年以前孔子的时代开始，我们中国人就没有发生过像今天在欧洲所看到的那种军国主义。在中国，战争是一种意外事故(accident)，可是在欧洲，战争则是一种必需(necessity)。我们中国人是会打仗的，但是我们并不指望生活在战争中”^[2]22。马克斯·韦伯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指出：“中国尽管战事频仍，但进入历史时代后，即逐渐成为和平化的世界帝国”^[3]30。

儒家“和”文化的另一个特征是“贵和”。“仁爱”是孔子思想的核心，“礼”是整合人际关系的方式，其目标是“和”。儒家“贵和”文化不仅强调处理自己国家内部事务的和谐、协调，而且也注重与周边国家和民族的和睦友好相处。儒家在政教制度上强调礼乐的作用，而制礼作乐是为了致和，即“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中国历代对“和”有很多论述，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所谓“人和”，就是内部团结、步调一致。《中庸》 “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4]22。可见，强调协调与和谐的“和”文化是儒家处理人际人关系的最高原则。“和”是我国独特的文化理念，是我们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部分。“和”是从古至今许多思想家、政治家追求的目标和理想，为达到这样的目标，他们千方百计对制度和政策进行调整、变革，以求缓解和协调社会矛盾，实现和平与和谐。政通人和历来就是中国社会和人民的理想，政通的标志是人和，政通的基础是人和。崇尚人和，主张和为贵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价值观念和民族心理，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根基和灵魂。这种文化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行为和观念，融入到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和睦友邻”“协和万邦”^[5]12也成为中国人解决国与国之间冲突的原则，是中国“和”文化在民族、国家、文化层面上的重要体现和实践。“和睦友邻”“协和万邦”体现着中国古代先贤建立在道德准则基础上的国家观念、世界理念。即以德治实现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以和平友好的方式建立一种理想的国际关系，进而实现国家的稳定与世界的和谐、和平，也即天下大同。这是一种底蕴深厚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中国古代奉行“以和为贵”“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睦邻政策，与周边国家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建立，一方面向邻国展示了中华文化的魅力，使中华文化成为古代东方文化的中心，另一方面也实现了“四方来朝”，使中华民族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发展壮大。

作为东方文明古国和儒家文化发祥地，和平主义思想在中国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儒家文化在中国的影响极其广泛而深远。

在新中国成立不久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和平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五项原则概括了国与国之间和平发展的基本准则，其出发点是，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不论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和发展道路的异同，彼此都一律平等。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导下，我国与世界各国及周边国家建立起和平、友好、和睦的国际关系，同世界多数国家建立和发展了外交关系，开展了经贸、科技、文化交流与合作；同绝大多数邻国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了边界问题，维护了周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增进了同这些国家的友谊。“睦邻”“友好”外交就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亲仁善邻”“以和为贵”的思想精华，与周边国家和睦相处，共筑本地区和世界范围稳定、和谐的国际关系。可以认为，中国这种外交指导思想，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传统文化，是以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为基础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半个世纪的外交实践，已为许多国家的政府所认同，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政治、经济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外交原则，实乃是中国儒家人“贵和”文化的杰作。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两大主题。冷战结束以后，我国政府从稳定国际关系的大局出发，主张在联合国框架内，用和平手段，通过谈判、对话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坚决反对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当今在多极化的国际背景下，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坚决反对战争，主张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谈判解决国与国之间存在的分歧和争端，通过平等参与、协商一致的合作方式，解决国际与地区安全问题。我国政府积极支持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努力，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安理会等多边领域积极推动中东和平进程，致力于伊拉克、科索沃、巴以、车臣等地区热点问题的和平解决，并积极参与了联合国开展的维和行动。中国政府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做法，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

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高瞻远瞩，提出和平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倡导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的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利益。中国的声音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中国的声音是和平的声音、友好的声音，也是合作共赢的声音。中国的方案将推动世界进入和平、合作、共享、共赢的时代。特别是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中美关系，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为处理大国间关系提供了新思路，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承认世界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并在此基础上追求世界的统一性，体现的是一种“和而不同”的价值追求与殊途同归的理性判断。儒家的“贵和”文化，崇尚和谐、统一、协调，但是，这决不是泯灭个性的完全统一，也不是无原则的盲从。孔子主张“和而不同”，把“和”视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准则，强调社会的和谐。儒家“和”最初的含义是多样性的统一，是不同思想、文化结合在一起而达到的协调。他们认为“和”并不等于放弃自己独立的人格和见解。“和而不同”是一种多元开放的文化观，它承认事物的差异性，又主张多样性事物之间要平等相处，和谐互补。《周易》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6]87，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在进步中保持着差异和特色，在差异中又相互沟通和借鉴，因此，要相互尊重照顾彼此的个性，又要寻求共同点。儒家的多元包容开放的文化理念成为支配中国文化发展的主导性原则，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文化政策。由此有魏晋以后中国文化对印度佛教的大规模吸收，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使之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实现了佛教与儒、道的融合，这种融合成为世界历史上异质文化交融的典范。

就中国历史来说，儒家文化把50多个民族成功地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和谐共处，在中国土地上共求进步和发展。这就是儒家所说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4]53，实质就是“和而不同”，就是中华文化的协调与和谐精神。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和而不同”，这体现着中国人的大智慧^[7]。由于“和而不同”，使中国56个民族友好团结，形成了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也正是由于“和而不同”，使中华文明既是统一的，又是多样的。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人类社会是一个多民族、多国别、多文明的异彩纷呈的世界，儒家多样性文化观是推动世界文明对话的重要精神力量。在多极化的今天，我们纵观当今世界200多个国家、60多亿人，其历史条件、社会制度、发展水平、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千差万别。面对世界的一体化与文明的差异和冲突，“和而不同”为世界各国提供了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价值取向，提供了体现人类共同智慧的思维方式，同样也提供了人类共同向往的世界和平图景。当今世界不可能也不应该只有一个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一种社会制度，各国都有选择符合自己国情的社会制度、发展战略和生活方式的权利。在此条件下，更感到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的重要价值，中国“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闪烁着理性的光辉，是多极化、多元文化条件下，处理国家、民族、文化、宗教、意识形态冲突的良药。如林语堂所说：“我认为宽容是中国文化最伟大的品质，它也将成为成熟后的世界文化的最伟大的品质”^[8]43。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和而不同”的思想对于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以及中国的稳定与发展，对于全球化的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21世纪世界的一体化进程大大加速，各种思想文化、生活方式，包括民族文化、心理、习惯，都会发生碰撞和交融，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和而不同”的哲学思维具有恒久的魅力。它对于我们认识和处理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明的协调、和谐、并存、共生问题，对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文化的多元化和国际政治的多元化问题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影响。只有把握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多元化的特点，以我们民族“和而不同”的精神，以“求同存异”的博大胸怀，才能共同促进世界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推动世界和平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在新的国际国内条件下，习近平总书记对世界和平进步事业的深刻思考和伟大贡献。

中国传统文化从儒家仁爱的精神出发，主张社会和平与人际和谐，追求国家和民族的稳定、团结及民众的安居乐业，既反对国家之间的不义战争和霸道，也不赞成国家内部的压迫和争夺。这种文化深深影响了中国的外交方针，中国一方面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用“和而不同”的观点观察处理问题，化解国际社会矛盾；另一方面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建立和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平等互利关系，维护了国家利益和世界和平。为我国赢得了广泛的国际赞誉和良好的国际环境，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国家利益与世界和平。“和而不同”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在对待战争、人与人关系以及在处理国与国关系方面的思想精髓，是我国人民爱好和平、反对战争、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文化心理的反映。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的思想和实践是立足于中国文化对当今中国和世界局势做出的科学构想，在世界一体化深入推进，环境、能源、局部战争这些全球性问题存在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升华共识，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化解矛盾和纠纷，共同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为人类寻求一个健康和谐的世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是告别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对立，追求人类共同价值观^[9]，是中华文明智慧的创新和发展，是中华文化“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自觉。中国传统文化的“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思想文化是中国人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源泉，将滋润中华儿女实现天下大同的理想，对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实现伟大中国梦和中国的和平崛起事业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