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是对生命最为虔敬的作家，他的所有作品，几乎都在思考着、言说着生命。他对生命问题的反思和追问，已经远远越过对生命朦胧地体验和简单化地言说的“生命意识”的境域，已建构为体系化的、具有本体论地位的生命哲学。莫言的创作历程，正是这种生命哲学建构的过程。其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在书写苦难的同时，也写出了生命的强大、坚韧、神秘和美好。之后的《红高粱家族》，是以礼赞和膜拜式的姿态，对先辈们的生命强力和民族的血性之根，加以发掘和显现的力作。其后的《食草家族》，以神秘的气息、瑰丽的肉欲、泥沙俱下的品格，摹写自洪荒而来，伴生暴力、丑陋与迷失的生命强力。这两部“家族”小说虽致力于赞美，但也隐含着批判。例如《红高粱家族》以“我爷爷”“我奶奶”“杂种”我父亲--作家莫言“我”构成的代际“矮化”，来批判生命强力弱化、血性被软化的现实；《食草家族》则把批判矛头指向伴随生命洪流、隐含在民族集体无意识深处的恶因。但此时，批判的色彩被盛大的礼赞掩盖，尚没有直指人心的力量和气势。从紧贴现实的《天堂蒜薹之歌》开始，源于生命立场而对逼迫、侮辱、戕害生命的生存现实的批判，转而激烈深重。其后的《十三步》《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蛙》，以不同的历史情境、不同的生命处境、不同的事态，书写生命的种种遭际和被逼迫、被侮辱、被戕害的情状和事实，直到《蛙》以“生命救赎”问题收束。莫言以其创作历程，逐步完成了包括生命礼赞、生命追问、生命批判、生命救赎等诸多环节在内的生命哲学体系的建构。不过，莫言不仅是以生命为反思对象，以生命为小说批判的立场，他还“将书写的各个层面，如语言，叙事，图景和意象，意境和情节，都以丰沛的生命力加以灌注，使文本从局部到整体，从表层到深层，都闪耀着生命的辉光，体现着对超越人类一切价值的生命之尊崇”^[1]27。汪洋恣肆地调动视、听、味、触、意诸感觉的，具有肉身经验参与性的语言；肉身化、情绪情感化的叙述节奏；情绪化的意识流手法；生命化的隐喻；生命冲突化的“复调”叙述；由生命意义缺失导致的荒诞狂放的文本风格：共同缔造了生命化的小说文本。可以说，莫言的文学叙写，不是仅以生命为对象的书写，而是以生命为逻辑原点而展开的全方位的书写。

这种全方位的书写，是将生命作为人类一切价值的前提和基石的哲学态度投射到文学领域后，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学书写范式，可以名之为“生命书写”。没有足够的材料证明，莫言受到了尼采生命哲学的决定性影响，虽然从《酒国》中，能看到莫言对尼采“酒神精神”精准的理解；但莫言的确是在尼采的高度上，理解和看待生命的。在尼采那里，“生命的价值是不能被评估的”^[2]14，相反，“当我们谈论价值的时候，我们是在生命的激励之下、通过生命的镜头谈论的：生命迫使我们制定价值；当我们制定价值的时候，是生命本身通过我们进行评价”^[2]36。一切价值皆由生命本身出发而制定，生命是人类一切价值的逻辑前提，生命先于也高于人类的一切价值。生命是超越了“善”“恶”的，处于包括伦理价值在内的一切价值的彼岸，所以生命不能被评价；一切对生命的评价，都是将生命纳入价值体系之内，实际上否定了生命的前提性和先在性。生命也不在人类的目的论框架之内，它是人类目的性的逻辑原点，生命本身不是目的，更不是实现目的之工具；但生命却往往在历史处境中，被当作目的，被当作工具，所以就产生了极端利己的、为活着而活着的虚无主义，以及对生命的侮辱、贬损、戕害。尼采揭示了这样的生命事实，“生命实际上是人类的逻辑原点，从这个原点出发，人的一切行为和追求才获得价值和意义”^[3]20，而这样的事实，同样为莫言所发现，并且在他的小说文本中，不停地被强化，被演绎。莫言在礼赞生命强力的同时，并不以善恶去框定其人物，他从不写完全高大的英雄或者完全负面的恶棍，而总是以“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的方式，使其人物超越善恶范畴。《红高粱家族》中的余占鳌、戴凤莲；《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鲁氏；《蛙》中的“姑姑”等等，都是超越了善恶范畴、“最好汉也最王八蛋”的人物。同时，莫言还经常在作品开头，设置一个巨大的语境，以凸显从生命出发的批判立场。如《丰乳肥臀》中将上官鲁氏一个人在堂屋生娃，无人关心，与厢房里黑驴要生骡子，公公、婆婆、丈夫紧张期待地伺候，形成张力巨大的语境，凸显“人不如驴”的生存事态；《生死疲劳》中以勤俭致富、仁义行世的地主西门闹，在阎王前的血泪控诉，凸显以“革命”和“阶级”的名义，蕴藏暴力的、不把人当人的，普遍化、统一化的社会规训力量，对生命的侮辱与戕害；《蛙》中，以一群饿极了的小学生吃煤场面，与学校小食堂里专门为校长服务的厨师，“两手沾满面粉”出来驱赶孩子们，形成反讽性的语境，以提醒注意，在强大的生殖欲望，与社会对生命的尊重、对孩子真正的关心之间，存在着的巨大反差，以之透视中国人的生育观和生命态度，意味深长。莫言不仅通过设置的巨大张力场来凸显生命高于一切价值的先在性和前提性；通过叙事，来完成深刻的生命思考；甚至还会通过国人对西方思想，尤其是生命精神的歪曲，来雕刻时代的精神图景，把时代情绪的混乱，思想进程的歧途与社会进程的绝境浓缩在恢谲诡怪的荒唐言中。《酒国》就是这样独特的文本，它的批判是针对时代精神状况与思想进展的，是针对当下的，是针对国人经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思想大潮洗礼过后，充满歧途、迷误的生存选择的。清晰地分析和披露《酒国》如何从生命出发，完成了它的批判的过程，就能抵达莫言生命思考的最深层。

尼采是公认的20世纪对中国影响最大的西方思想家之一，从1902年梁启超首次在国内谈尼采，到20世纪末，国内一共掀起三波“尼采热”：第一波是1918-1925年，当时关注尼采的文人与哲学家中，有几位成了五四时期和五四运动之后现代中国思想的奠基人，鲁迅、矛盾、郭沫若、郁达夫、白采、李石岑，都是此阶段的尼采主义者；第二波始于1937年抗战伊始，终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其中1940-1941年达到顶点，代表是“重估历史”以唤醒民族精神的“战国策”派；第三波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未退。^[4]5尼采的思想，经由这三波热潮，沉淀在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的记忆深处，甚至内化于中国本土现代思想之中。总体来说，这三次热潮的作用都是正面的，对中国现代思想进程，起着建设性的作用。第一波尼采热，以“价值重估”顺应了对既往文化传统批判的需要，的确有助于“打破铁屋，再造寰宇”。虽然一方面存在着对尼采思想的严重误读，另一方面重估的思路也不清晰，再造的思路更是模糊，但赋予了这批新文化的先行者热血的战斗精神，激励了他们的战斗意志和决心，使其以“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勇力，直面积重难返的“老大帝国”。第二波热潮，在民族危亡之秋，以重估历史的方式高扬民族精神，凝聚群力，鼓舞斗志，以御外辱，其作用是明显的。第三波热潮，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历史的大背景中，基于对个体性、主体性、自由的强烈渴盼，涌起带有生存愿景希求的思想浪潮，并且与存在主义思潮合流，共同缔造了20世纪80年代的人文景观。但是，随着社会意识形态从统一到异质化的演变，规训性的意识形态逐渐失去其约束力，价值观渐趋多元化，思想解放希求的个人主体性、生命自由，是否真正实现了？还是流于放任自流、无引导无方向的地步？同时，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的深入，物质主义弥漫，极大地压缩了精神求索的空间。躁动的物欲不仅腐化了社会生活和社会法则，也极大地腐化了精神层面的思想推进，甚至导致了思想的畸变和异化。尼采的思想在这样的社会处境中，究竟是在向更深处推进，还是已经畸变和异化？究竟是作为一种引导性的力量存在，还是作为一种腐化现实的苟且力量或者一种假意的精神装扮？这正是《酒国》的思想起点。

《酒国》的核心意象是“酒”，但莫言意不在替“酒”做传，而是借“酒”，审视时代的精神状况和生命态度。“酒”此时成为透视的视角。文中多次提到“酒神精神”，“狂欢”等，如李一斗的小说《猿酒》中说：“古代希腊人拥有自己的酒神，他的名字叫狄奥尼苏斯(Dio-ny-sus)，是奥林匹克诸神中专与酒打交道的圣仙。他象征着狂欢，象征着多重枷锁的纷纷落地，象征着自由精神的飞扬跋扈。” ^[5]264但在莫言自由想象和狂欢化叙事缔造的文本中，“酒神精神”是外在的精神之镜，映照出了酒国诸人诸事诸态之中，所蕴藏的精神内核，构成富于张力的、差异性的反讽。尼采的“酒神精神”，是就叔本华无法解决的生命痛苦问题而提出的。叔本华认为，世界的本质，是作为“物自体”的“意志”，是一种没有目的、无始无终、盲目的生命冲动。世界对主体的呈现之“现象”，他名之为“表象”，是受时间、空间、因果律等认识的先天形式，也就是充足理由律所支配的，他称之为“个体化原则”。作为表象的生命个体，困于个体化原则认识不到意志的整全、无目的、无意义，从而无法否定生命意志，无法借由涅槃归于欲望的寂灭，而只能是痛苦与无聊之间的钟摆，或者借助审美而来的短暂“自失”，片刻忘掉生命的痛苦。尼采借由对古希腊酒神密仪和悲剧的考察，寻找生命痛苦的救赎之道。他在酒神密仪及酒神剧中，发现了生命意志在其牺牲中，为复归到永恒的生命之流而欢欣鼓舞；个体化原则毁灭，倒向混沌的生命整体之大地，超越了个体毁灭的恐惧，获得了生命永恒生成的欢乐。世界意志，是永远创造着也毁灭着的永恒的生命之流，在玩着个体生命建造和毁灭的宇宙游戏，没有任何目的，所以也谈不上无意义，世界不以人类之眼，不以人类的目的而具有意义；相反，人类以在生命洪流中的个人创造和自我超越，以及在千年轮回之环上留下烙印而具有意义。此时，“现实的痛苦就化作了审美的快乐，人生的悲剧就化作了世界的喜剧”^[6]41。酒神剧或者酒神密仪中的“醉”，是为了解除个体化原则加诸生命之上的痛苦，其快乐和狂欢，是体味到生命洪流中既包含着痛苦和毁灭，又孕育着永恒的生成之快乐，是体味到人不过是永恒轮回的生命之环上的一个片段之快乐，是体味到自我生命满溢增长，有益于永恒的生命之流的增长之快乐。包括伦理道德价值在内的、一切加诸个体化原理之上的东西，相较于游戏着的、永恒回归的生命之流，都是次要的，一旦对生命构成压抑，就应该被冲决和毁坏；人生的意义，不在于个体化原理之上建造的一切价值，而在于自身的生命超越，对永恒回归的生命之流的增益。尼采在其酒神精神之上，提生命自我超越的超人，提“重估一切价值”，提蕴含斗争的“权力意志”，其旨归都在个体生命的提高和增益，并进而达致永恒生命之流的增益。尼采并不提倡个体的“自由”，而是主张将加诸生命个体化原理之上一切束缚生命的价值剥离；尼采并不提倡利己的“自我”，而是主张通过权力意志和超人，将自我之生命力最大化最后归于永恒回归的生命之流；尼采更不提享乐和纵欲，而是主张摒弃束缚生命本能的一切价值，增益生命活力，超克痛苦，在向整体生命之流的回归中，尽享挥洒生命、永恒生成的快乐；尼采更不提“权力”统治，而是主张以“权力意志”，冲决羁绊、解放生命、恢复生命强力、实现生命自我超克的生命扩张和增益之途。生命在尼采这里，具有前提性和先在性，高于一切价值。

反观《酒国》，充满了生命异化的叙述。酒带来的狂欢，不是解放生命个体，摆脱痛苦，而是在冲决一切价值和社会规则之后，彻底走向了对生命的压抑、毁损和戕害，走向了利己主义，走向了享乐主义，走向了生存的虚无主义。本来要伸张正义的高级侦查员丁钩儿，在矿山被灌得酩酊大醉，失去了清明的判断和冷静地思考，稀里糊涂地吃了“红烧婴儿”，做了“吃人”者的同道，最后死狗一样被拖回房间。法律的尊严，生命的尊严，神圣的职责，被亵渎、被戏弄。他的纵欲，又导致他掉入金刚钻罗织的女色陷阱之中；而出于对女司机和侏儒奸情的怒不可遏，开枪杀了两人，彻底由一个执法者沦为杀人犯。他身上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的缺陷，使他无法彻查吃人案，捍卫生命尊严、捍卫人道正义，最后龌龊地淹死在肮脏的茅坑里。酒国人为酒为色为享乐，种种对生命的戕害，震撼人心。矿山砍骡子蹄的场面，吃红烧婴儿的场面，烹饪课上烹调鸭嘴兽和肉孩的场面，吃全驴宴及“龙凤呈祥”的场面，采燕窝的悲惨故事，杀驴的场景，无不具有震撼人心的残酷与残忍；与酒的喜庆的、狂欢的、迷离的叙述一起，共同完成了对酒神精神的解构。纵欲、享乐，为满足身体的欲望，不惜伤害自身，不惜伤害家庭；不仅残忍地虐杀动物，最后也残忍地虐杀人。在尼采那里，对本能和欲望的释放，是为了冲决束缚，提升生命的强力，以增益永恒的生命之流。但在《酒国》中，处处是出于利己主义的个人享乐，是醉生梦死的狂欢，为满足肉体欲望，可以毁损和戕害生命、甚至虐杀未来生命(婴儿)，带有强烈的末世意味。此时，人不仅在欺骗人、利用人、伤害人，人还在吃人。这种社会景观，与以酒所代表的“酒神精神”的狂欢归置在一起，构成巨大的反讽。

《酒国》以对“元小说”的戏仿来结构故事。“元小说”致力于打破虚构所带来的逼真感，莫言反其道而用之，以“元小说”来冲淡故事本身的荒诞离奇，赋予它一种现实感与逼真感。叙事按照三条线来完成，第一条线是莫言写的丁钩儿彻查“吃人”案子，在第九章，丁钩儿掉入茅坑绝望死去。第二条线是酒博士、文学爱好者李一斗，以各种现实主义风格创作的9篇小说，《酒精》《肉孩》《神童》《驴街》《一尺英豪》《烹饪课》《采燕》《猿酒》《酒城》，以“酒”开头、以“酒”结尾，写酒国人物，同时将“吃驴”“吃燕”“吃人”镶嵌进去。应该说，这条线才是《酒国》的主要部分。第三条线从莫言与李一斗的书信往来谈创作，答应给余一尺作传记，到最后莫言来酒国参加“猿酒节”，这是一条现实叙述线。在第十章，让莫言将自己写的以“丁钩儿”为主人翁的《酒国》，与李一斗创作的9篇小说，和真实的酒国见闻及人物结合起来，打破了莫言和李一斗小说中的荒诞和诡奇，赋予小说的虚幻以高度的逼真感。以酒为媒，将“吃人”的荒诞隐喻现实化，使之更具有强烈的批判色彩。

“吃人”隐喻，具有明显的“文本间性”，指涉着鲁迅的《狂人日记》。鲁迅从“立人”的任务出发，展开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以期唤醒麻木的灵魂，引起疗救的希望。他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造成国民麻木、愚昧的传统礼教及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以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思路，以热血的战斗意志，揭示其对生命个体的压抑、矮化和奴化，直斥其“吃人”的本质，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为五四时期的知识人，树立了“启蒙-立人-改造社会-救亡图存”的思想使命和任务导向。尼采的思想虽然是被拿来为这个目的服务的，但是作为思想武器，的确深入推进了“启蒙-立人”的思想运动。一批受尼采思想影响的知识人，以决绝的勇气、强烈的批判精神，抨击封建礼教，开拓着新风尚、展望着未来。五四的丰功伟绩，离不开知识人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启蒙者的道义担当、批判精神及战斗勇气。而《酒国》中，通过“吃人”线索而勾勒出的知识人群像，与五四知识人相对比、相参照，构成了反讽的两极。本来担有重大责任，被上级寄寓厚望的高级侦查员丁钩儿，带有原罪式的缺陷，虚荣不禁吹捧，意志软弱不禁诱惑，纵欲好色为情所惑，自我易迷失，冲动不理性，他看上去刚正不阿，但实际上却是带钩的钉子，钉不进现实的铜墙铁壁，不仅无法接近事实的核心，自身也一步步踏入陷阱而无法自拔，最后龌龊死去。丁钩儿身上，带有当代社会改良者宿命式的隐喻。酒博士李一斗，虽熟悉底层不堪的、黑暗的现实，但是也只是以小说这样虚幻的文体影射一下，其自身无时不在讨好、谄媚、趋附、苟且。在他的自我形象定位中，他灵魂洁净、很有正义感、很有批判精神，他愤世嫉俗、怀才不遇、恃才傲物、清高自持。但在现实中，他在莫言面前攀附、钻营，在余一尺面前谄媚巴结，与岳母苟且，以公款行私，善于搞关系，善于走后门，最后把自己弄进了宣传部，再也不以酒、不以文学来粉饰自己。作家莫言同样是一个熟悉社会法则，善于苟且并不拒私利，饱含欲望，善于逢迎，以清高伪饰，缺乏直面现实、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并缺失批判精神的知识人的代表。他只审视，只静观，现实的丑恶似乎离自己很远，最多不过是作为写作的素材，他并没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余一尺对他的评价是“邪恶的天才”，“一爱女人，二嗜烟酒，三缺钱花，四喜搜罗妖魔鬼怪、奇闻逸事装点他的小说”^[5]173，粗俗地一如饮食男女，是“狗屁不通的混账王八羔子”^[5]177。金刚钻是知识人出身的官僚的代表，以知识和技能极力为自己谋福利，沉迷于权力的追逐和权术阴谋之中，行动不遵循任何法律、伦常、情义，只有利己主义的目的。爱人可以是牺牲品，孩子可以是牺牲品，一切道德、律法等都可以是自己的牺牲品，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不仅缺乏社会责任，也缺乏道德良知。这是彻底的利己主义者，享乐主义者，虚无主义者。余一尺，饱读诗书，精于世道，却是一个彻底的虚无主义者，他利用人的弱点，发财，享乐，混世，“肏遍酒国美女”，他虽然能看透人心，但却没看到一丝美好与温暖，他是混世魔王式的“邪恶的英雄”，身上充满了对人的诅咒。岳母，虽出身于采燕世家，见惯生命的艰辛与悲怆，却没有对待生命的一丝“不忍仁”之心，不仅是动物，包括人，都可以是她的食材，她在宰杀婴儿时没有丝毫情感。她反复告诫学生：“我们即将宰杀、烹制的婴儿其实并不是人，它们仅仅是一些根据严格的、两相情愿的合同，为满足发展经济、繁荣酒国的特殊需要而生产出来的人形小兽^[5]212”。她以其技术理性驱逐了人文理性，以经济或发展的名义，戕害着生命，以技术作恶，枉顾法律和伦理。而沉迷于造酒的袁教授，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以酒为妻”，从家庭和社会中逃避出去，虽不染俗尘，但没有任何家庭和社会责任感，更谈不上思想使命和道义担当，实际上也失去了是非判断，成为社会腐败、享乐横行的共谋与助推者，间接做了恶。

《酒国》中，知识人群体性的堕落，责任感与使命感的缺失，批判性精神与战斗勇气的弱化，不仅使知识人群体矮化，沦为绵羊式的群畜，更有甚者沦为彻底的利己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沦为社会罪恶的同谋和缔造者；也使社会彻底失去了引导性的力量、失去了希望。鲁迅尚可以向同行者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吁，尚能引起回应。《酒国》中却已丧失了“救救孩子”的声音，唯一的可能是孩子的自救。所以，《酒国》中唯一的“吃人”的反抗者，就是穿红衣服的小妖精，虽然他逃脱了，但身为孩子的他，又能逃到哪里去呢？这个唯一的希望，不禁使人绝望。

莫言以戏仿的“元小说”手法，构成的三条叙述线索，呈示了光怪陆离的社会景观，以之摹写当代的精神图景。以“酒”为媒，呈现了“酒国”的物质至上，金钱至上，享乐主义、利己主义、虚无主义横行的价值态势；与尼采的“酒神精神”及其生命哲学，构成了巨大的反讽空间。此时，被众口谈论的“酒神精神”已经畸变和异化，已不复为一种引导性的力量存在，而是作为一种腐化现实的苟且力量或者一种假意的精神装扮，是通往虚无主义、享乐主义、彻底的利己目的的由头和借口；已不复是精神，而成为一个物质主义的遮羞布，一个幌子，或者一个实现目的之工具。余一尺说，“酒是昂扬的精神。屁！”“酒是国家机器的润滑剂，没有它，机器就不能运转！”^[5]173酒已经不复是生命困苦的解除者，而沦为交际的工具、享乐的工具，权力的同谋；酒变成了戕害生命之物，变成了滋生腐败的温床。“吃人”隐喻，在与鲁迅精神构成的互文性的反讽中，揭示知识人群体性的堕落。这比社会意识中“酒神精神”的异化更为严重，作为启蒙者、批判者、引导者的知识人，沦为群畜，彻底矮化，放弃精神操守，失去批判精神，与社会意识苟且，沦为虚无主义、享乐主义、彻底的利己主义的同谋，使整个社会意识被黑暗的本能和欲望笼罩，不复有拨云见日的可能。生命的捍卫者堕落了，生命的呐喊者缺席了，生命不再成为一切价值的前提和根基，反而成了被践踏、被损害、被侮辱、被戕害的对象，生命的当下处境隐伏着深重的危机。

莫言以《酒国》这样恢谲诡怪的文本，针对国人20世纪80年代经西方思想大潮洗礼过后的充满歧途、迷误的生存选择而展开批判。尼采思想的三波热潮，并未能重塑国人的生命观和价值观；西方思想的洗礼，并未真正完成“启蒙”的重任，也并未真正将“主体性”等现代性观念深植人心。相反，市场经济的发展，却导致了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虚无主义等价值观的流行。这些都在贬损、戕害着生命自身。莫言是从生命作为人类一切价值的前提这样的生命立场出发，展开批判的，他不仅批判生命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生存现实，也批判时代精神中生命态度的异化。他以振聋发聩之音，讲述了一个生命异化的悲剧；以强烈的批判，希图唤起时人对生命至高无上地位的觉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