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本纪、世家、列传、表一样，“书”也是《史记》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和重要的写作体例之一。关于《史记》中“书”的含义，尽管《正义》说：“天地位，日月明，四时序，阴阳和，风雨节，群品滋茂，万物宰制，君臣朝廷尊卑贵贱有序，咸谓之礼。五经六籍，咸谓之书。故《曲礼》云‘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1]1157但从《史记》分类著史的做法及其本纪、世家、列传、表、书的体例、内容与形式来看，《正义》的说法还有待商榷。作为不同的著史体例，《史记》中的本纪、世家、列传、表、书各有所重，“本纪”是为帝王立传，“世家”是为诸侯立传，“列传”是为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立传，“表”是以表格的形式简明地记录重大事件，“书”则专门记述有关礼乐、律历、天文、地理、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历史。显而易见，在《史记》中，本纪、世家、列传、表、书的内容与形式虽各不相同，但在语义学的层面上，其都有“记录”之义。故而，八书之“书”并不同于五经六籍之“书”，前者为动词，有“书写”“记录”之义，后者为名词，其义为“成套的书籍”。《史记》中的“书”与司马迁之后史书中的“志”有相同的含义，在《汉书》中，班固改“书”为“志”，“志”与“誌”在古代通用，皆为“记录”之义，如《索引》曰：“书者，五经六籍总名也。此之八书，记国家大体。班氏谓之志，志，记也。”^[1]1157今天，人们对八书之“书”的含义及“书”作为《史记》组成部分的正当性虽然已有广泛的认同，但由“书”所引发的争议依旧不少，甚至有些争论不仅比较激烈而且在短期内可能还难以达成共识，如《史记》“书”体及《礼书》的来源问题。

作为一种特定的著史体例，“书”体虽首见于司马迁《史记》中的“八书”，亦即《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等篇目，但这种著史体例的来源，学界却有不同的看法，甚至还存在一定的争议。当前，关于《史记》“书”体的来源问题主要有以下四种看法：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认为，无论是司马迁《史记》之“书”，还是班固《汉书》之“志”都是仿自《礼经》，如《史通·书志》云：

夫刑法、礼乐、风土、山川，求诸文籍，出于《三礼》。及班、马著史，别裁书志。考其所记，多效《礼经》。且纪传之外，有所不尽，只字片文，于斯备录。语其通博，信作者之渊海也。原夫司马迁曰书，班固曰志，蔡邕曰意，华峤曰典，张勃曰录，何法盛曰说。名目虽异，体统不殊。^[2]136

在刘知几看来，司马迁所说的“书”、班固所说的“志”、蔡邕所说的“意”、华峤所说的“典”、张勃所说的“录”、何法盛所谓的“说”，虽名称不同，变化也比较大，但若探本溯源，就不难发现它们都是由司马迁之“书”演化而来的，而司马迁之“书”又仿自《礼经》，故而各种说法大同小异，其体例与宗旨是一致的。

与刘知几相似，宋代史学家郑樵也认为司马迁所说的“书”、班固所说的“志”、蔡邕所说的“意”、华峤所说的“典”、张勃所说的“录”、何法盛所谓的“说”大同小异，其实质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不过，在“书”“志”来源问题上，郑樵的看法与刘知几截然不同。郑樵不仅认为“书”、“志”是史书体例中最难把握的部分，而且还认为“书”“志”“意”“典”“录”“说”既根源于《尔雅》，也未能超越《尔雅》，如《通志二十略·总序》云：

江淹有言，修史之难，无出于志。诚以志者，宪章之所系，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也，不比纪、传，纪则以年包事，传则以事系人，儒学之士皆能为之。惟有志难，其次莫如表。所以范晔、陈寿之徒，能为纪传，而不敢作表、志。志之大原，起于《尔雅》。司马迁曰书，班固曰志，蔡邕曰意，华峤曰典，张勃曰录，何法盛曰说，余史并承班固谓之志，皆详于浮言，略于事实，不足以尽《尔雅》之义。^[3]5

在郑樵看来，班固的《汉书》虽将司马迁《史记》之“书”更名为“志”，后世各史又均承袭班固曰“志”，但往往只是泛泛而谈，在语言辞藻上花费的笔墨很多，在具体事实的陈述上花费的笔墨却比较少，故而，班固及其之后的“志”还不足以充分体现《尔雅》的求实宗旨。在著史方面，郑樵非常反感堆砌繁杂琐碎的文辞，而不注重具体事实陈述的做法，他认为：“夫史者，国之大典也，而当职之人，不知留意于宪章，徒相尚于言语，正犹当家之妇，不事饔飧，专鼓唇舌，纵然得胜，岂能肥家？此臣之所深耻也。”^[3]4从《通志二十略·总序》全文来看，郑樵之所以对司马迁《史记》及其“书”“表”大加赞扬，对班固《汉书》及其“志”不无指责，原因无非是司马迁重视具体史实的陈述，并关心历朝典章制度的沿袭与变化，而班固不但未能继承司氏著史的优良传统，而且有反其道而行之的嫌疑——长于言辞，却略于事实。

清代杰出史学家章学诚虽对刘知几的看法持肯定态度，认为司马迁《史记》之“书”与班固《汉书》之“志”可能源自《礼经》，但对郑樵的看法持否定的态度，认为“书”“志”源自《尔雅》的说法不太靠谱，如《文史通义·亳州志掌故例义上》云：

司马迁氏绍法《春秋》，著为十二本纪，其年表列传，次第为篇，足以备其事之本末；而于典章制度，所以经纬人伦，纲维世宙之具，别为八书，以讨论之。班氏广为十志，后史因之，互有损益，遂为史家一定法矣。昔韩宣子见《易象》《春秋》，以谓周《礼》在鲁。左氏综纪《春秋》，多称礼经。书志之原，盖出官《礼》。《天官》未改天文，《平准》未改食货，犹存《汉书》一二名义，可想见也。郑樵乃云“志之大原，出于《尔雅》”，非其质矣。然迁、固书志，采其纲领，讨论大凡，使诵习者可以推验一朝梗概，得与纪传互相发明，足矣。^[4]811

尽管章学诚并不否定“书”“志”源自《礼经》的说法，但他的看法与刘知几的观点也不完全相同，章学诚说：

自沈、范以降，讨论之旨渐微，器数之加渐广。至欧阳《新唐》之志，以十三名目，成书至五十卷，官府簿书，泉货注记，分门别类，惟恐不详。《宋》《金》《元史》繁猥愈甚，盈床叠几，难窥统要。是殆欲以《周官》职事，经礼容仪，尽入《春秋》，始称全体。则夫子删述《礼》《乐》《诗》《书》，不必分经为六矣。夫马、班书志，当其创始，略存诸子之遗。《管子》《吕览》《鸿烈》诸家，所述天文地圆官图乐制之篇，采掇制数，运以心裁，勒成一家之言，其所仿也。马、班岂不知名数器物，不容忽略，盖谓各有成书，不容于一家之言，曲折求备耳。^[4]811-812

在章学诚看来，司马迁《史记》之“书”与班固《汉书》之“志”是在继承战国诸子百家传统的基础上自创并成为一家之言。章诚学之后，也有不少人认为《史记》的旨趣与诸子百家相近，如高步灜的论文《史记太史公自笺证》云：“故其旨趣，与子家相近，而非若后世之史，沾沾于簿记之者。”^[5]30程金造《史记管窥》云：“始余入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常向高先生请问《史记》中事。先生一日尝言：‘大约《太史公书》，是借史事为题材，其性质与诸子务治之者相近。’”^[6]1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云：“司马迁用一生精力所写成的伟大著作《太史公书》，即后人所称的编于廿四史首部的《史记》。这是一部继承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传统的私人著述。”^[7]127阮芝生的博士论文《司马迁的史学与历史思想》云：“先秦诸子，各名一家，西汉去战国未远，司马迁承战国诸子遗风，其所著书亦‘成一家之言’，故《史记》虽是史书，而带有子书性质，它不是官书的‘记注’，而是私人的‘撰述’，所以才说‘藏诸名山’，‘传之其人’。”^[8]406高步灜、侯外庐与阮芝生的观点基本相同，即《史记》的旨趣与诸子百家相近，程金造的回忆也间接证实了高步灜在此问题上的立场。

关于司马迁《史记》之“书”的起源问题，除上述三种说法之外，现代学者程金造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程先生认为，司马迁《史记》之“书”是由《尚书》扩充而成的。《史记管窥》云：“然《史记》八书之名，太史公之前，实已有之，则《尚书》是矣。八书类列之叙述，盖因《尚书》之篇扩而充之……太史公之著史，绍法《春秋》，估其八书之体例，当仿自《尚书》。其名目同，其类列之书事亦同。如《河渠书》之篇，以河为经，诸渠为纬，从禹之治水叙起，迄于战国、秦、汉水利渠田之事，则固为继《尚书·禹贡》之后，而仿自《禹贡》者也。《尚书·典尧》所言律历、祭祀、巡狩、谷殖之事，太史公著八书则皆为之专，扩而广之。”^[9]20在此基础上，程先生还通过引言与列举事例，以证明他的判断，在引证《尚书·典尧》中有关天文历象之事的语句后，还引用尚镕《史记辨正》中的句子，以支持其判断，程先生说：“故尚镕《持雅堂集·史记辩证》卷三曰：‘《天官书》，原出《典尧》’，此说是也，盖八书中《律书》、《历书》、《天官书》，可谓均仿自《典尧》中天文历象之事。”^[9]21与此同时，程先生还通过列举具体的例证，以证明《礼书》《乐书》《封禅书》均仿自《尚书·典尧》，程先生说：“《典尧》所述巡省柴祀之事，则是《史记·封禅书》之所由仿也……《典尧》所言天地人之礼，则是《史记·礼书》之所由仿也……《典尧》所言为乐之事，则是《史记·乐书》之所由仿也……《典尧》所言食货之事，则是《史记·平淮书》之所由仿也”^[9]21-22他又说：“又《史记》八书中之《礼》《乐》《律》三书乃后人所补。太史公原书真象虽不可知，然以其它五书及今所补者推之，要为仿之《尚书》也。”^[9]22从程先生列举的事例及其解说来看，他的判断主要来自于对《史记》八书所写之事与《尚书》所记之事的对比分析，而这种对比分析又是基于二者内容的相似性。

有关《史记》之“书”的来源问题，除上述说法之外，刘知几在《史通·书志》中还提到了洪饴荪的“源于《世本》说”，章学诚的“源于《周礼》说”，陈汉章的“断从《史通》的说法”，刘知几说：“郑樵《通志略》认为《史》《汉》的《书》《志》，其体例源出于《尔疋》；洪饴荪《史目表》说是源出于《世本》；章学诚《礼教》《丙辰劄记》又以为源出于官礼，即《周礼》；陈汉章《史通补释》则断从《史通》的说法。”^[2]137此外，有关褚少孙补写《史记》的说法也是对《史记》之“书”来源问题的一种回答。在《史记》之“书”的来源问题上，之所以有如此众多的说法，主要是因为各人的关注点及其依据不同，其说法难免就会有所不同。从上文所引的有关语句来看，刘知几的《史通·书志》是从著史体例与宗旨的角度，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司马迁《史记》之‘书’仿自《礼经》”的说法；郑樵《通志二十略·总序》是从著史的文体风格与宗旨的角度，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司马迁《史记》之‘书’出于《尔雅》”的说法；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卷七·亳州志掌故例义上》是从著史的旨趣与风格的角度，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司马迁《史记》之‘书’源于诸子百家”的说法；程金造《史记管窥·〈史记〉体例溯源》是从内容对比的角度，在论证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司马迁《史记》之‘书’始于《尚书》”的说法。《史记》之“书”来源问题上的诸说并存，一方面，这种现象说明学界在此问题上还没有达成共识，另一方面，众说并存本身也意味着对此问题的研究还有继续开展的必要性，相关说法还有待深入分析。当前，在谈到《史记》之“书”来源问题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遇到褚少孙补写《史记》的问题。尽管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还不尽相同，甚至还存在争议，但由于这一问题与《史记》之“书”来源问题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就有必要去讨论一下褚少孙是以何种方式补写《史记》的。

关于褚少孙补写《史记》的情况，赵翼曾明确指出，除了班固提到的十篇之外，褚少孙还给《史记》中的不少篇目增添了新的内容，赵翼说：“然细按之，十篇之外尚有少孙增入者。”^[10]7由于褚少孙的补写也是《史记》之“书”的来源之一，故而，在谈到《史记》之“书”来源问题的时候，人们往往免不了要论及褚少孙补写《史记》的问题。从相关资料来看，褚少孙补写《史记》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给司马迁的原著增添故事情节或事件；二是在司马迁原著的基础上，顺着历史事件的发展趋势继续往下写；三是摘录现有的文献补写《史记》的篇目。

直接给司马迁的原著增添新的故事情节或事件是褚少孙补写《史记》的一种比较常见的方式，增添部分常缀于各传之后，并以“褚先生曰”或正文之下空一字再列举补写内容的方式，以明显区别于司马迁的原著，如：

如《外戚世家》增尹、邢二夫人相避不相见，及钩弋夫人生子，武帝将立为太子，而先赐钩弋死。又卫青本平阳公主骑奴，后贵为大将军，而平阳公主寡居，遂以青为夫等事。《田仁传》后，增仁与任安皆由卫青舍人选入见帝，二人互相举荐，帝遂拔用之等事。又《张苍》、《申屠嘉传》后，增记征和以后为相者，车千秋之外，有韦贤、魏相、丙吉、黄霸，皆宣帝时也；韦元成、匡衡则元帝时也。此皆少孙别有传闻，缀于各传之后，今《史记》内各有‘褚先生曰’以别之。其无‘褚先生曰’者，则于正文之下另空一字，以为识别。此少孙所补显然可见者也。^[10]7

这种做法除了顺着原来的情节或事理逻辑往下写之外，有时甚至会把发生在司马迁身后的事情也会补写进《史记》，如：“又有就史迁原文而增改者。《楚元王世家》后叙其子孙有至地节二年者，则宣帝年号也。《齐悼惠王世家》后，叙朱虚侯子孙有至建始三年者，则成帝年号也。此亦皆在迁后，而迁书内见之，则亦少孙所增入也。”^[10]7由于这种方式补写的内容与原著的区别不太明显，故而若不仔细推敲就不容易识别补写的部分。因此，读者容易产生《史记》中何以有司马迁身之事的疑问。不仅如此，《史记》中的某些错讹之处，也是由褚少孙补写中的失误导致的，如：

《史记·匈奴传》，太初四年，且鞮侯单于立。其明年，浞野侯亡归。又明年，汉使李广利击右贤王于天山，又使李陵出居延，陵败，降匈奴，则天汉二年也。又二年，汉使广利出朔方，与匈奴连战十余日，广利闻家已族灭，遂降匈奴，则应是天汉四年事。然《汉书·武帝纪》，天汉二年，李陵降匈奴，与此传同。而广利之降则在征和三年，距天汉四年尚隔七年，殊属歧互。不知者必以史迁为及身亲见，与班固事后追书者不同，自应以《史记》为准。然征和元年巫蛊事起，二年太子斩江充，战败自杀，而广利之降，则以太子既死之明年。广利出击匈奴，丞相刘屈氂饯于郊外，广利以太子既死，属屈氂劝上立昌邑王为太子。昌邑王者，广利妹李夫人所生子，广利甥也。此语为人所告发，帝遂诛其家，广利闻之，乃降匈奴。是广利之降在卫太子死后，而太子之死实在征和二年。此等大事，《汉书》本纪编年记载，断无差误，则广利之降必不在天汉四年明矣。再以《汉书·匈奴传》核对，则李陵降匈奴以前，皆与《史记·匈奴传》同。陵降后二年，广利出兵，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无所得，乃引还，并未降匈奴也。又明年，匈奴且鞮侯单于死，狐鹿姑单于立，是为汉太始元年。狐鹿姑立六年，遣兵入寇上谷、五原、酒泉，汉乃又遣广利出塞，战胜追北，至范夫人城，闻妻子坐巫蛊事被收，乃降匈奴。计其岁年，正是征和三年之事，与《武帝纪》相合。则知《史记·匈奴传》末所云天汉四年广利降匈奴者，非迁原本也。迁是时目击其事，岂有错误年岁至此！盖迁所作传，仅至李陵降后二年，广利出塞，不利引还，便止。(迁《自叙》谓讫于太初，则并在陵降匈奴之前。)而褚少孙于数十年后，但知广利降匈奴之事，不复细考年代，即以系于天汉四年出兵之下，故年代错误也。可知史记十篇之外，多有少孙所窜入者。”^[10]7-8

除了上述两种补写方式之外，赵翼还提到了褚少孙补写《史记》的第三种方式，即利用《史记》的“互见法”特征，摘取《史记》的原文补写其他篇目或另立篇目，如：

又案史公自序作《武帝纪》，谓：“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举封禅，改正朔，易服色，故作《今上本纪》。”是迁所作《武纪》，凡征匈奴，平两越，收朝鲜，开西南夷，以及修儒术，改夏正等事，必按年编入，非仅侈陈封禅一事也。今少孙所补，则系全取《封禅书》下半篇所叙武帝事，遂以作《武帝本纪》。凡《封禅书》中所云今上，皆改曰武帝。(中尚有一“今上”字未改。)其文字稍异者，惟亳人谬忌，《武纪》改云“薄诱忌”；少翁以书置牛腹中，天子识其手书，《武纪》改云“天子疑之，有识其手书者”而已。《武纪赞》亦全用史公《封禅书》后文，无一字改易。因思少孙所补，大概多钞录旧文，不必自作。如《龟策传》内，宋元王与卫平论龟之文，皆是韵语，此必掌故中本有此文字。其后所云“首仰、首俛，足开、肣开”之类，亦是当时龟卜成法，特少孙钞入以补缺耳。至《扁鹊仓公传》，虽非少孙所补，然淳于意答文帝诏问之语，所治何人，所疗何症，自成一篇，亦必当时有此现成文字而钞入者，使史迁为之，必不如此琐屑。窃意《扁鹊传》史迁原文也，《仓公传》亦少孙钞入者也。^[10]9

在赵翼看来，褚少孙补写的《武帝本纪》《仓公传》《龟策传》都不是其独创，《武帝本纪》与《仓公传》分别摘录于司马迁的《封禅书》与《扁鹊传》，《龟策传》则是摘录当时的龟卜成法而成。

赵翼列举并分析褚少孙补写《田仁列传》《张苍列传》《申屠嘉列传》《楚元王世家》《齐悼惠王世家》《匈奴列传》《武帝本纪》《仓公列传》《龟策列传》的例子，无非是想证明其“褚少孙补史记不止十篇”的观点。不仅如此，在赵翼看来，褚少孙补写《史记》应该是众人皆知的事情，即使班固在《汉书》中只说《史记》有十个“有录无书”的篇目，而不言及褚少孙补写《史记》之事，但从《汉书》中的一些篇目来看，褚少孙补写《史记》的情况，班固也应该是了解的，且班固采用褚少孙补写资料的事情，还有具体的例证：“按史公《自叙》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是史公已订成全书，其十篇之缺乃后人所遗失，非史公未及成，而有待于后人补之也。班固作《迁传》，但云十篇有录无书，而不言少孙所补。然班书内燕王旦等封策及平阳公主以卫青为夫等事，皆采少孙语入列传，则知少孙所补久附《史记》并传矣。”^[10]8-9

褚少孙补写《史记》的说法虽然也存在一定的合理之处，但即使这种说法合理也不能否定其他人介入《史记》补写、完善之事的可能性。今天，每当提及《史记》补写之事的时候，人们仍会不由自主地想到褚少孙。如若褚少孙补写《史记》的说法为真，那么就不可否认，褚少孙的补写无疑是对《史记》的再创造，其意义无疑是重大的，其影响无疑是深远的。故而，在其影响下，别人介入《史记》的补写与完善之事也不是没有可能。因此，《史记》作为一部流芳百世的史学巨著，后世对它的完善与再创造绝不止一人一时。在此问题上，赵翼也有相似的看法。他认为，《史记》中的有些篇目既非出自司马迁之手，也非出自于褚少孙的补写，而是其他人补写或改写的结果，如：

《史记·田儋传赞》，忽言蒯通辨士，著书八十一篇，项羽欲封之而不受，此事与儋何涉而赞及之？《司马相如传赞》谓“相如虽多虚词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讽一，犹驰骋郑卫之音，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余采其语可论者著于篇”云云。按雄乃哀、平、王莽时人，史迁何由预引其语？此并非少孙所补，而后人窜入者也。《汉书·相如传赞》正同，岂本是班固引雄言作赞，而后人反移作《史记》传赞耶？《外戚世家》叙卫子夫得幸之处，不曰今上而曰武帝，此或是少孙所改耳。^[10]10

显而易见，在赵翼看来，对《史记》的补写绝非褚少孙一人。总之，无论是《史记》中“八书”的来源问题，还是“八书”之外，《史记》其他篇目的补写问题，其答案可能都不是唯一的。因此，在众说并存的情况下，为了深入理解《史记》，我们不仅了解各种说法及其实质与依据，而且又要把《史记》看作一个整体，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看待这一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地走近《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