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民俗生活丰富，民俗文献层出的国家，《史记》作为一部史学巨著，有大量的民俗资料记载，具有较高的民俗价值。曹晋《史记百年文学研究述评》一文中评论道：“司马迁通过塑造民间英雄人物而对现实进行批判，对民间文化、民间文学给予高度赞誉的内在思理逻辑，即象征着司马迁内心充溢着更替和更新的激情。”^[1]11李长之将司马迁归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2]232，而《史记》更是司马迁留给后人的一座百味俱存、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宝库。本文拟从民俗视角探寻《史记》的民间文化色彩，将微观民众生活与司马迁的民间关怀融入《史记》的民俗书写与表达，探索《史记》对不同阶层文化、不同时空语境中民俗事象的生活化个性化呈现，呈现《史记》在民族志、地方志与民俗志等方面的写作范式。

正如梁启超把史料分为“文字记录者”与“文字记录以外者”两种，前者指文献记录资料，后者指文献书写资料之外的相关史料，包括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及遗下之古物三种。^[3]57《史记》蕴含了丰富的民俗文化内容，这些民俗文化依附于人民的生活、习惯、情感与信仰而产生，是一个国家、民族、地区长久生活于其中的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文化，民俗文化活跃在普通民众群体之间，与中下层民众生活与精神紧密相连。具体在《史记》的创作中，司马迁将这些神话、传说、寓言、歌谣、谚语等民间语言讲述的民间文学题材，将下层群体鲜活的生活具象与人物形象，将实地考察的现存之实迹，将这些从民间搜集来的口传资料与奇闻逸事，将探寻过的遗下之古物与古迹，将这些“生活实录”而得的田野作业等等统统融入《史记》的民俗书写中，不去过多探究与辨别这些资料的真实与虚构。

《史记》中民俗内涵得力于丰富的民俗史料，这些史料既来源于司马迁大量的文献阅读，也来源于他亲自进行的民间调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对司马迁知识所得的真实验证。

司马迁家族世代为史官，在他为史官之前或之后的人生中，阅读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其中包括许多民间文献资料。梁启超根据司马迁在《史记》中自述其取材的文献，考证有六类材料：六艺、秦史记、牒记(或即《世本》)、现存的诸子著书、功令官书、方士言等。^[4]1-2李长之认为，司马迁民间精神之来源有两个：一是读书，二是走访调查。其中“司马迁之读书”一节中，谈及司马迁所读之书有《管子》《晏子》《庄子》《韩非子》《山海经》等^[2]184-186，这些书多富含神话传说、寓言等民间文学题材。郭院林总结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文献资料来源有：《诗经》《尚书》《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易经》《礼》《春秋》《左传》《吕氏春秋》《禹本纪》《庄子》《孟子》《离骚》等。日本人泷川资言考证《史记》资材来源更有76种典籍之多。^[5]195中国早期巫史不分，虽后来史与巫渐趋分离，但作为家族世代为史官的要求，司马迁有意识地去接触这些包含民间素材的文献资料，这些正史文献中的民间文化元素亦对司马迁的“民俗”思想有一定的影响。

“以史别俗”“采俗补史”“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是司马迁《史记》实录原则的内涵之一，也是《史记》这部史书巨著中可贵的民俗体现。司马迁走向民间，不是出于官方委派行为，不是“陈诗问政”，也不是“观风补制”，而是史家的自觉行为。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言：“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终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太史公自序》详述了自己年少时的游历：“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其不同游历地域在《史记》中也多有提及。宋代马存曾论司马迁游历对《史记》的重要影响：“予谓欲学子长之文，先学其游可也。不知学游以求奇而欲操觚弄墨，纫缀腐熟者，乃其常常耳。”^[6]90强调了游历对民间生活写作与作者社会情感表达的重要性。梁启超亦指出，“史公史料，多就地采访”，并指出各篇中都有司马迁亲身经历的见闻，并举例论证，这些资料“多取诸载籍以外之证也”^[4]2-3。张鹏一在其《太史公年谱》序中亦谓：

史公之学于家学经籍掌故外得之游历为多。耕牧河山、迁徙茂陵、宦学京师，二十岁以后，浮沅、湘，游淮、泗，遍及梁、楚、会稽间矣。三十岁以后，西征巴蜀、邛、笮，滇黔风土悉知矣。其后官太史令，出入侍从，见之于《封禅》《河渠》《平准》诸书，《报任安书》，知中年以后，武帝巡幸所至，史公悉与之俱。崇高既登，南浮江汉、浔阳，东下天柱、彭蠡，屡巡海岱、琅邪、之罘，祠神观礼，海山缥缈，云水苍茫，碣石观铭，恒山望秩，北临边塞，九原朔方，长城直道，单于台上，受降城旁，极望沙漠，留连毡帐，不仅五岳四渎供其游览矣。然则谱史公事必详序武帝巡视所至，而后史公平生事实可以互证矣。^[7]33

郭必恒《〈史记〉民俗学探索与发现》指出司马迁重视民间文化，“他(司马迁)到民间去已经不再单纯地为了采集民间的风俗资料来观察统治的效果，或是寻找民间的‘野礼’，而是为了发现蕴藏在民间社会生活中的文化成就”^[8]35。

遍览《史记》，处处可见民俗文化的影踪，这与司马迁世代为史官的家世与职责密切相关。史官的职责集占卜、编史与书君王言行与政务得失于一身。“殷人卜辞皆以‘史’为‘事’”^[9]3295，“从史之本义为事，文史之史，乃引申之义”^[10]113。《礼记·玉藻》中言：“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11]1022作为近皇帝左右的史官，随时需将君臣之语记录下来，如《史记·孟尝君列传》载“孟尝君待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侍史，主记君所与客语”^[12]1847，即进行现场言行记录，类同当今进行的人类学家语音记录。司马迁的家族世代都是史官，虽则近皇帝左右，亦可在朝议事，但实则地位低贱，常为皇帝及其他官员所轻视，正如司马迁自己所述太史官之职责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类“倡优畜之”，常为流俗所轻视。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也看到了司马迁艰难的处境：“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13]435司马迁的史官家世决定了其不可能完全融入上层精英文化群体的行列，更多是作为社会中间阶层而存在，这也使他具有仰能观上，俯能视下的广阔视野，从而使多层民俗文化共同记录并书写于他的《史记》巨著中。

文本书写与书写主体的情感和个人命运相关，司马迁对底层人物与命运的关怀，与其自身的经历与人生遭际分不开。也与司马迁生活的社会背景中民间力量上升有关。当时出身于下层的人物可以凭借自己的才能与智慧进入上层政治圈，而他们的言行和成长经历更乐于被人们所关注，也成为史籍载述中不可缺少的内容。随着中下层人物的上升，民间的思想与道德也进入汉代的上层社会，并对上层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除此之外，史书不再仅是置之庙堂供人祭奉之“圣物”，也成为治国理政、获取人生经验的书籍。《史记》中丰富的生活细节与人物形象刻画，使其增添了更多的人文情趣与文学色彩，获得社会大众的阅读接受。

司马迁的家庭背景、社会经历及生活时代境况，使《史记》写作明显区别于后来的《汉书》创作。《史记》兼顾民间，而《汉书》倾向上层，其差别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家庭背景，二是社会经验。司马迁的祖父仅仅是一位有爵无禄的五大夫，幼年时的司马迁生活贫穷，有“耕牧”的劳作经验^[14]47，能够深切体会下层民众生活。司马迁除了阅读大量的案头文献外，曾到民间游历，遍访各地，有更多的机会体察民情。^[14]48正是文献与游历的双重记录与书写，司马迁为我们呈现了一部丰富而全面的社会生活史巨著--《史记》。

对汉代及汉前历史的了解，除了正史与上层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所记史料以外，《史记》为我们保存了大量社会生活史料，而这些过去“活态”存在的生活史料恰是对历史最为真实的表现，也为后来的历史书写与民族志、地方志创作提供了很好的思考与借鉴。现今对于历史上的民俗知识的了解，很大程度要依靠这些记录保存下来的史料。司马迁伟大之处就在于用其丰富的史料和自己从民间得来的宝贵资料，来记录、审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民众生活，用自己的耳闻目睹，用自己的学识，用太史公的笔触，向人们展示相对真实的社会生活语境。

现实生活中民俗事象的活态过程，在历史上同样以活态形式存在着。古代的民俗志或民俗理论是那个时期的民俗事象记录，是那时人们的民俗描述，其中许多民俗事象和民俗观念得以传承，并在后来时代经历着“变与不变”的动态发展过程。我们可以从这些“不变”中追寻历史发展的痕迹，从这些“变”中探讨时代发展的特点。

不同时空语境下的民俗，既包括民俗的历时纵向的延续，也包括民俗文化在空间上的伸展。这种纵向的传承和横向的扩布彼此结合，从而形成多元民俗文化的撞击与吸收、融合与发展。《史记》的民俗文化书写与表达既有历史纵向的展示，也是文化空间的横向再现，如《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划分了一些区域，其中风俗即是其划分的主要依据。俗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些风俗是世代生活于其地的“人民所喜好”，因气候、土壤等自然环境不同，各地物产皆有特色；因土地广狭、民众多寡及边境处境等因素，许多地区“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地域不同，风尚也各有差异，即使处于同一个行政区划，其相邻区划的风气对相接地区也会产生影响，由此可见区域风俗既经历了历史的传承与变迁，也在同一时期发生着某些细微的变化，出现不同区域“相类”“同俗”或“大不同”现象。

民俗是一个历史积淀的过程，不是一时形成的，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有补充与修改，有淘汰与发展。民俗在承续历史中，又有一定的变异。许多民俗古今掺杂，形成若干历史层次。同时，由于民俗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传承过程中，在民众的接受过程中，也会因地制宜发生某些变化。具体而言，影响风俗变迁的因素有自然环境、历史传统、政治变迁、人口迁移、地缘关系、交通贸易等，正是这些主客观因素形成《史记》中不同时空语境下的民俗风貌。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文化，体现了文化在不同时空的传承与变迁。《史记》所记“北至燕、代，南至儋耳”，“各地有各地的环境”，这是司马迁认真思考了“地理与人文的相互生发及其沿革关系”^[15]30。《货殖列传》在描述齐、鲁、秦、楚等风俗区时，既有“前俗遗风”的纵向观照，又有“风俗差异”的横向比较，同时又有“风俗变迁”的动态陈述。可以说《史记》中的民风民俗是不同时空语境下的，是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和民俗生活事象的难能可贵的记录与评说，是不同地域特殊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下形成的独特民俗风貌。民俗是一种动态的文化过程，贸易交通、人口迁移等加快了文化的传播过程，从而形成各地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相似与差别，即使是某一地域的民俗风貌，也不是即时形成的，而是由深厚的历史积淀而成，民俗风貌的背后是特定地域的风土、人情和文化内涵蕴藏其中。因此，《史记》中的民俗观及民俗事象是不同时空语境下的，体现了历时性、共时性与多样性的统一。

民俗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中广大民众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适应了民众生活需要。每一阶层的生活文化共同构筑了中国文化的整体。钟敬文先生曾说中国传统文化有三个干流，即上层文化、中层文化和下层文化。上层文化与中下层文化互动和影响，过去、现在、未来，历史文化和社会存在都是作为一个社会整体而存在，没有无民间的官方，也没有无上层的中下层存在，层与层之间不是完全隔绝的，而是既有张力又渐趋交流融合。我们通过对《史记》文献内容解读，力图呈现文献蕴藏的深层社会文化、民众思想和生活观念等整体生活世界。社会整体世界的民俗是包含了生活事实的活态民俗，是当时生活语境中的民俗，是有些传承至今的生活民俗，是民俗主体参与其中并深有感受的民俗。司马迁出于其史官之责，且有主动自觉走向民间的情怀，从而使《史记》写作不仅有上层精英文化内涵，而且有中层及底层民间文化内涵。《史记》载录了大量“三皇五帝”的神话传说，使正史人物身上注入更多民间元素，为高大的历史人物形象增添更多生活色彩。关于圣人孔子，《孔子世家》中关于“纥与颜氏野合而生孔子”的记载，并非是司马迁对圣贤的有意丑化。从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角度讲，这“恰恰是民间沿用描述英雄或伟人出生时常用的叙事模式，将孔子的出生传奇化”^[16]114。

《史记》既有上层统治阶级的文化生活描写，又有民间广阔视野下的普通人物形象，许多民间歌谣谚语、民间故事传说、民间信仰、普通民众的风俗习制等都走进了《史记》的书写记录范围，这些民间话语浸染着浓厚的生活色彩，凝聚着民间的智慧和力量。司马迁塑造了众多鲜活而生动的中下层人物形象，如刺客(聂政、荆轲等)、游侠(朱家、郭解等)、医者(扁鹊、仓公)、滑稽者(优孟)、商人(寡妇清、白圭等)及下层出身的英雄人物(陈涉、彭越、英布等)，许多人物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其类型化的影像。有人曾评司马迁对待上层人物“不是谄媚的态度，不是趴着向上看，而是以史家的精神，进行观察和审评”^[14]60-61。写君主，写出其喜怒哀乐，有褒有贬，有歌颂有讽刺，君主不再是人们眼中神圣化的存在，更多表现了生活化个性化的细节，能贴近普通人的心理，更能引人入胜。就连班固也赞美司马迁行文“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7]2377。司马迁超出了同情下层人民的情感，更多是出于史官严肃的责任感，寻求整个社会整个时代历史的融会贯通，这就使私家撰书的司马迁不同于后来官方撰书的班固，在史书书写上表现出鲜明个性特征。

《史记》的民俗书写有丰富的时代背景和生活语境再现，体现了当时生动的生活情境，不同民众在民俗生活中呈现出鲜活的生命力，许多人物成为历史发展中不可忽视的形象代表。

《史记》是一部正史和逸史相结合的史书，从而使《史记》既富含宝贵的参政鉴史的历史学价值，也使它具有珍贵的民俗学价值，是历史民俗学研究都要追溯并借鉴的重要资料来源。《史记》既有对先前史的概述，也有当时的民风实况记录，更有对后来传承变迁的深远影响。对民俗学研究者来说，可从《史记》中挖掘出大量的民俗资料，正如“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先生所说“汉代民俗现象是一个应该值得关注的领域”^[18]，我们研究汉代民俗离不开《史记》《汉书》等方面的资料，张亮采《中国风俗史》一书亦对《史记》的民俗价值进行充分肯定，认为以《货殖列传》为代表的《史记》作品生动将汉时风俗面貌记述下来，为后人提供了一部难得的“人类学”范本，“以后人述古代风俗，不如当时人自述之切也。汉人自述当时风俗，以《史记·货殖传》为最确。《汉书·地理志》微有增益，然究不离《史记》范围”^[19]42。《史记》中的民俗价值历来得到诸多专家学者的肯定和探索，并影响了后来关于史书、民族志、地方志与民俗志等的书写与创作。

司马迁是有史记载的第一位有目的从事社会调查的人，在调查过程中许多材料是其第一手所得，其中包括许多向当地民众征询和听来的民间故事和传说。这些材料丰富了正史记录的不足，也使民众的声音得以借助这部历史文献表达出来，在众多正史文献中将普通民众的智慧展现出来，在浩瀚的古籍文献中使民间话语获得表达的权力，如《龟策列传》中载：“余至江南，观其行事，问其长老，云龟千岁乃游莲叶之上，蓍百茎共一根。”“江傍家人常畜龟饮食之，以为能导引致气，有益于助衰养老，岂不信哉！”将现场采集的信息或经验纳入书写范围，既具有生活气息，又学习民间知识，至今读来生动依旧。其他诸如：“吾闻之周生”(《项羽本纪》)；“吾闻冯王孙”(《赵世家》)；“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言曰”(《魏世家》)；“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淮阴侯列传》)；“余与他广游，为言高祖功臣之兴时若此云”(《樊郦绛滕列传》)等，通过交代信息来源，“闻之”于谁，谁“为余言”，谁言曰等，将访谈内容记录下来，其中包含访谈对象、访谈人、访谈地点与访谈时间，恰似现代人类学田野作业。通过这些亲身经历，一方面增加了《史记》所记资料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司马迁通过这种实践精神指导下的社会调查，能深入而近距离地体察民风世情，饱含民间情怀来描述和塑造民间生活和下层人物形象。

除了汉民族史料及风俗资料外，《史记》还包含丰富的民族史料，从事少数民族研究及边疆区域研究的学者都要从《史记》汲取丰富的营养资料，这与司马迁曾有过少数民族地区的经历有关，其中包含了他对这些民族风情与特点的仔细观察与有意思考，并将其融入《史记》书写中。司马迁曾奉命出使西南夷，“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报任安书》)，许多经历和见闻在《史记》中有所呈现。《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等记载了许多民族疆域风俗，记录了这些地区极为珍贵的民族史料，进行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解读，如《匈奴列传》载：“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子。”匈奴实行族内转房婚，其原因可能是“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恶种姓之失也”，这是一种解释。此外，转房婚亦可能是出于财富和劳动人手考虑的。并叙“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饮水，随时转移。故其急则人习骑射，宽则人乐无事，其约束轻，易行也”，展现了匈奴傍水转移、骑射轻便的民族习俗。匈奴“贵壮贱老”，即“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同汉族的“尊老敬老”风俗不同。此俗缘于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其游牧生活。“匈奴明以战攻为事，其老弱不能斗，故以其肥美饮食壮健者，盖以自为守卫，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轻老也？”由此可见其“贵壮贱老”是有其现实考虑的，并不是以此诘责匈奴“轻老”。如果说《货殖列传》开启了地理民俗志书写的典范，成为后来地域文化研究的追溯根源，那么《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则是民族志书写的典范，为了解古代民族知识及民族发展，处理现代民族事件及制定民族政策等提供了可贵史料借鉴与思考。

从语言上来说，《史记》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了汉代与汉前的“故事”，这些语言生动流畅，是源于民众生活的地道的口语，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认为：“司马迁的精神已经浸润在民间生活的内层了！所以他的文字也有着民间语言--白话--的生动和有力。”^[2]213认为《史记》中的许多篇章洋溢着民间语言的气息，这些白话不是纸上的白话，是地地道道的民间口语。来自民间的俗谚蕴含着许多民间智慧，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利令智昏；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等。张仪在遭遇了官场的种种不得志后，其妻取笑他“读书无用”时，张仪用看一句毫不相干的问话“看吾舌尚在乎”，其妻只好苦笑着回答“在。”张仪也只用了两个字发表感慨“足矣”，这种俏皮而幽默的夫妻对白，增添了平凡的生活色彩。此外，《史记》中有大量取自民间的故事，丰富了正史记录的不足，贯彻了司马迁“采俗补史”，“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又如《史记》中的上古神话传说，词约而意丰，文短而时长，探索了神话传说与历史真实的关系，兼顾了实录原则和文学修饰的优长，既填补了上古历史的空白，又开了《史记》五种体例的范式。用民间语言讲述民众生活，不愧为一部“民间口语”的“史记”。侯外庐指出：“司马迁在他的著作中，大量地记录了普通人民的生活，这正表现了司马迁是把人民的生活作为历史主体和研究对象的。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贡献。”^[20]103用老百姓喜欢的语言讲老百姓听得懂的故事，是民间叙事的特点和要求，也是民间文学鲜活存在的根基。

《史记》作为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化史上一部巨著，对其民俗文化的探析也是永无止境的，在民俗学的广阔视域下，有许多可探索空间，如对《史记》记载的资料进行现代田野调查，搜集历史传承和时代变迁的纵横两方面的珍贵民俗史料，稳中有变，变中有持，采取动态和静态的双重视角；不同历史的纵向和同一时期的横向，或不同地域的影响和关联等多方面深入调查了解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采用现代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观古论今，尽可能还原历史风貌中的“生活世界”。正如现在生活中的民俗真实，在古代也是一种民俗真实。文献与田野共同构筑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变迁，并为现实生活提供文化关照与思考。注重民俗文化主体的研究。民众既是民俗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民俗文化的参与者和享受者，并在一定程度上为民俗文化所指导和规范。包括创作者在内的民俗活动主体，在不同时空的民俗活动中有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信仰、不同的生活观念等，民众主体既是民俗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民俗文化的推动者。对《史记》民俗文化的关注，可结合历史学、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文学等多学科专业视角，既从各自学科单方面角度深入，又以交叉学科的视角去完整关注和研究，从而较为完整而具体地了解这部史书的民俗风貌。如采用社会学分析方法，剥离《史记》附加的象征意义和后世的注疏，解读《史记》这一原典文献，从文献出发研究先秦到《史记》成书前的社会生活。注重《史记》笔法对后世史书书写的影响。司马迁“采俗补史”、“放失天下旧闻”的书写特点，对后来的史书创作产生重要的影响。如《新唐书》《新五代史》等。对此，我们要从两方面展开：一是对《史记》这种书写笔法进行历史价值评估，首先要考察是否混淆了历史真实？历史价值真实与否，取决于采录资料的严谨程度，并辅以其他文献资料佐证；二是这种书写笔法怎样丰富了史书的文化内涵，如何体现丰富的社会历史和社会生活，怎样使不同文化共同呈现，从而构成人类文化整体。民俗是《史记》丰富文化宝库中盛开的一朵灿烂之花，随着《史记》民俗研究逐步展开并走向深入，将会有更多民俗发现蕴藏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