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通行的中华书局出版的《史记》中，“太史公”出现156处(不含褚少孙所称)。但这不全是司马迁原文，有东方朔在评赞部分所署的“太史公曰”、有杨恽在《太史公自序》司马迁传部分所加的“太史公”。由于唐人张守节注《史记》之《正义》误注“太史公”为司马迁“自谓”“自号”^[1]，致使后人忽视了《史记》中对司马谈事迹的记述。分清《史记》中哪些“太史公”是司马迁对父亲的称呼，哪些是东方朔等对司马迁的称呼，不但对读懂《史记》是重要的，而且对了解《史记》的创作过程和司马谈对《史记》创作的贡献都有重要意义。

司马迁《史记》原文中的“太史公”，是司马迁对其父亲司马谈的称呼。“太史公”不是官职名，不是尊称，更不是司马迁自称。司马迁不仅在《自序》中为父亲司马谈立传，在其他篇章中，司马迁也多次提到父亲司马谈，亦称其为“太史公”，以“太史公曰”“议”“读”“推”等记叙了司马谈的事迹。《汉书》证实《武帝本纪》《封禅书》中的“太史公、祠官宽舒等议”之太史公为“太史令司马谈”。以此等14例为据，推论凡是文章开始、中间部分之“太史公曰”计16处，都是司马迁引用父亲的话，“太史公”指司马谈。再加《太史公自序》称司马谈为“太史公”的6处，《史记》中出现的156次“太史公”至少有36处为司马谈。

一 《孝武本纪》中的“太史公、祠官宽舒等议”与“曰” (一) 太史公议

“议”是建议的意思，太史公议有一例，记载于《孝武本纪》，重复于《封禅书》。

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议曰：“今上帝朕亲郊，而后土毋祠，则礼不答也。”有司与太史公、祠官宽舒等议：“天地牲角茧栗。今陛下亲祠后土，后土宜于泽中圆丘为五坛，坛一黄犊太牢具，已祠尽瘗，而从祠衣上黄。”于是天子遂东，始立后土祠汾阴脽上，如宽舒等议。^[2]461

汉武帝要亲自郊祠，郊祠是祭天，如果只祭天，不祭地，于礼则不相对应，所以说“礼不答也”。这就提出了“祭地”的问题。有司是分管祭祀的官员，应该是太常卿。太常卿与他的属下太史令司马谈，祠官宽舒一起研究祭地的具体方案：到汾阴的脽上那个地方设立后土，那里是汾水入河处，是冲击平原，可在泽中筑五个圆丘为坛，祭祀时每坛用一黄色的一岁牛犊为太牢作主要祭品，祭祀完毕后要把这牺牲都埋掉。跟随祭祀的官员都要穿上黄色的衣服。皇帝同意了太史公等提出的方案。汾阴脽上在今山西省万荣县，这里距汾河进入黄河的地方不远，脽土在汾河南，故曰汾阴。

这事在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孝武本纪》说：“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长星曰元光, 三元以郊得一角兽曰元狩云。其明年冬，天子郊雍。”^[2]460-461这说明，太史公建议祠后土的具体方案是在元狩元年之“明年冬”，即元狩二年，与《封禅书》的记载完全相同。这事比司马迁为太史令早13年，“太史公”自然是指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

《汉书·郊祀志上》载：

有司与太史令谈、祠官宽舒议：“天地牲，角茧栗。今陛下亲祠后土，后土宜于泽中圆丘为五坛，坛一黄犊牢具。已祠尽瘗，而从祠衣上黄。”于是天子东幸汾阴。汾阴男子公孙滂洋等见汾旁有光如绛，上遂立后土祠于汾阴脽上，如宽舒等议。^[3]1016

这段话显然是抄自《孝武本纪》或《封禅书》，只是增加了公孙滂洋见光如绛的内容，“议”的话一字未改。但是把《史记》中的“太史公、祠官宽舒议”改成了“太史令谈、祠官宽舒议”。颜师古注“谈即司马谈也”^[2]1016，非常明确地证明了《史记》中此段的“太史公”就是“太史令谈”。这也证明，“太史公”不是官名，“太史令”才是官名，“太史公”只是司马迁对其父亲的称呼，别人并不称司马谈为“太史公”。这同时证明，那些“太史公”是“官名”，是司马迁“自谓”“自号”的说法，不过是无稽之谈。

(二) 太史公曰

“太史公曰”在《史记》正文中出现过136次，既有指司马谈的，也有指司马迁的，情况比较复杂，须仔细辨识。这里先仅就司马谈与宽舒共同的进言作一举例。其他，另文专论。

《孝武本纪》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

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泰一。……太史公、祠官宽舒等曰：“神灵之休，佑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畤坛以明应。令太祝领，秋及腊间祠。三岁天子一郊见。”^[2]470

十一月初一冬至这天的夜间，太史公随汉武帝祭天神之后，他与祠官宽舒建议说：宜于在这个地方建立太畤坛作为祭天的固定场所，让太祝负责秋、冬的祭祀，天子三年亲自祭天一次。这次建议比司马迁为太史令早4年。《封禅书》对此有相同的记载。

《汉书·郊祀志上》载：

太史令谈、祠官宽舒等曰：“神灵之休，佑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畤坛以明应。令太祝领，秋及腊间祠。三岁天子壹郊见。”^[3]1022

《史记·孝武本纪》《封禅书》和《汉书·郊祀志上》中关于司马谈的这两件事情的记载说明，司马谈对祭祀天地的礼仪是熟悉的，他与同为史官出身的祠官宽舒的意见一致，他们的意见被采纳。这也表明，司马迁对父亲的重要事迹在《史记》中是有所记述的。本来，如果不是后人在一些篇章中增加“太史公曰”等文字，那么，司马谈的事迹在《史记》中是一目了然的。因为东方朔、杨恽在《史记》中添加了“太史公”，再加上后来一些注家的错注，使得我们今天要辨明哪些“太史公”是司马迁的原文，是指司马谈的；哪些是后人添加的，是指司马迁，而有些困难。但只要仔细阅读，有一些还是可以分辨出来的。

二 十表中的“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等四则

《孝武本纪》及《封禅书》中太史公与祠官宽舒关于祭天地的这一“议”一“曰”，实际是对太史令司马谈工作的记叙。这说明，在《史记》的相关篇章中司马迁记述了他父亲的一些有关事迹。司马谈对《史记》的创作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这些工作有不少是和司马迁共同完成的，只有司马迁自己知道，他在《史记》中记下父亲有关《史记》创作的一些具体工作和主张、言论等是自然的，也是应该的。后人不应抹杀前人的功绩，更不要说自己的父亲了。

有四则太史公读《史记》创作素材的记载，且均在十表序言中。首先看《十二诸侯年表》：

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呜呼，师挚见之矣！纣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及至厉王，以恶闻其过，公卿惧诛而祸作，厉王遂奔于彘，乱自京师始，而共和行政焉。^[2]509

司马谈是史学家，了解历史发展变化的进程，懂得事物的发展规律，能够见微知著，见一叶落而知秋，对一些具有表现了事物发展本质的具体事件特别敏感。所以，“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至周厉王”而叹其败亡。周厉王之败亡是从拒绝听不同意见，不准人民提意见开始的。《国语·邵公谏厉王弭谤》说：“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4]9-10周厉王是被臣下从王位赶下，从陕西跑到今山西霍县的。殷纣王的灭亡是从奢侈开始，从用象牙筷子开始，大臣谏而不听，以至“以酒为驰，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2]105。纣王的淫乐虽然比不上现代人的狂欢，但却因此而亡国自焚了。这些历史上典型的败亡事件，让司马谈感叹不已，让司马迁终生铭记不忘而写入了《史记》。

再看《六国年表》：

太史公读《秦记》，至犬戎败幽王，周东徙洛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见矣。《礼》曰：“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其域内名山大川。”今秦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义，位在藩臣而胪于郊祀，君子惧焉。^[2]685

从太史公与祠官宽舒提出祭祀天地的一些具体方案中我们知道，司马谈对祭祀是非常熟悉且敏感的。因此，他在读《秦记》秦襄公从封侯的第二年就祭祀上帝这件事上，看到了秦国的僭越，看到了秦国很早就有统一天下、取周而代之的行动。贾谊说秦国“奋六世之余烈”而夺取了天下，其实，早在秦襄公时就“祠上帝西畤”^[2]179，开始统一天下的行动了。

“太史公读《秦记》”是读秦国的史记，这是司马迁写《秦本纪》的基本资料。司马迁说：“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激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2]686司马谈读得就是这册“不载日月，文略不具”的《秦记》。他为什么读《秦记》？为创作《史记》作准备。司马迁继承了他父亲的工作，他说：“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讫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诸所闻兴坏之端。”^[2]687

以此补充了被秦始皇烧毁的那段历史资料。此处，从“太史公读《秦纪》”到下文的“余于是因《秦纪》，踵《春秋》之后”，两者区分明显，“太史公”指其父司马谈无疑。

第三，《秦楚之际月表第四》：

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2]759

这是对秦汉之际社会巨大变化的历史认识定位，是《史记》为陈涉作世家，为项羽立本纪的史实基础。这是司马谈的话，但很为司马迁所认可。这个定位是符合实际的，是符合汉人的历史认识的。陈涉死后，“高祖时为陈涉置守冢三十家砀，至今血食”^[2]1961，这也给《史记》中有关汉朝的人物传记一个明确的定位。班固没读懂这篇文章，《汉书·陈涉项籍传》赞说：“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这虽承认了陈涉首难，但却没提“号令三嬗”，无视陈涉曾经号令天下，亡秦的是“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的客观事实。

第四，《惠景间侯者年表》载：

太史公读列封至便侯，曰：有以也夫！长沙王者，著令甲，称其忠焉。昔高祖定天下，功臣非同姓疆土而王者八国。至孝惠时，唯独长沙全，禅五世，以无嗣绝，竟无过，为藩守职，信矣。故其泽流枝庶，无功而侯者数人。^[2]977

秦始皇彻底废黜封建制，子孙无寸土。秦朝灭亡后，很多人鼓动刘邦封王，但刘邦信从张良的意见，坚持不封王。仅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封了8家异姓王，齐王韩信是逼着刘邦封的，封其他几家也都是权宜之计。后来“非刘氏不得为王”，但其中有一家是特别情况，这就是长沙王吴芮，他的嫡长子吴臣袭为长沙王，到了汉惠帝七年，其他七家异姓王都灭绝，仅剩长沙王吴回(吴臣子)。这年孝惠帝又封吴芮的另一个儿子吴浅为便侯，食邑两千户。到了惠帝时期，非刘氏不王已是定制，要封吴浅这样一个无功的人为侯是很特殊的事，因此皇帝专门“著令甲称其忠焉”。司马贞的《索隐》说：“邓展曰：‘汉约，非刘氏不王。如芮王，故著令使特王。或曰以芮至忠，故著令也。’瓒曰：‘汉以芮忠，故特王之，以非制，故特著令。’”^[2]977应当指出，在吴浅封侯时，吴芮已死了13年，忠于职守的不仅是吴芮，还有他的儿子吴臣、孙子吴回，不然，吴浅也不会被封。从这件事看，汉家并不亏待忠于王室忠于职守的异姓王。在录制《惠景间侯者年表》时要根据档案，所谓“太史公读列封”就是读各个封侯的档案材料，当太史公读到吴浅封侯的有关材料时，他对此感触很深，所以才说了上面那些话。便侯吴浅正是吴芮“泽流枝庶，无功而侯者”之典型。

这四处文章中的“太史公”不会是后人所加，所以是《史记》原文，是写的司马谈的事迹。这四则“太史公读”有三个共同点：

首先这四则“太史公读”全部出自“十表”之《序言》。“十表”是以列表的形式记叙最基本的历史事实，是《史记》的基础材料，这些历史事实在《本纪》《世家》《列传》中都能找到。可以断定《世表》是最初写定的《史记》篇章，司马谈至少是参与了这些《表》的撰写。

其次“太史公读”的都是《史记》的基本素材。在《表》和其他篇章中都是重要内容。《十二诸侯年表》读的是《春秋历谱谍》，这不但是年表的主要内容，也是齐、鲁、楚、晋等世家的主要内容。《六国年表》读的是《秦记》，这是《六国年表》主要的材料来源，也是写《秦本纪》的主要依据。《秦楚之际月表》读的是秦汉之际的几乎全部史料，这是《史记》大部分篇章的依据。《惠景侯者年表》读的是汉室档案中封侯的文书。

第三, 这四处都是叙写太史公在读书过程中的感受。太史公或“废书而叹”，或“君子惧焉”，或据实论定天下变化之事实，或感叹忠臣之善终。特别是在“非刘氏不王”的制度下，还特别封了吴芮的儿子吴浅为“便侯”，这事不但后人很少注意，就是当时的司马谈都有些疑惑，所以当他看到有关的档案材料时才说“有以也夫”。

在整部《史记》中，凡是司马迁述说个人行为和表达自己意见的地方，他总是用第一人称“余”，或自称其名“迁”，如《五帝本纪》“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2]46；《三代世表》“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2]488；《吴太伯世家》“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2]1475。有的同一篇文章，前面写“太史公”如何，后面写“余”如何，更是直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臣迁谨记高祖以来至太初诸侯’”^[2]801-803，《六国年表》“太史公读《秦记》……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太史公”与“余”的不同运用，表明“太史公”指司马谈。

“余读”是司马迁用第一人称说“自己读”什么，“太史公读”是“太史公”读什么。司马迁不可能既用“余读”又用“太史公读”来记叙自己读什么。司马迁也不可能先自称“太史公”接着又自称“臣迁”，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以上所举四例，“太史公”为司马谈无疑。

从“太史公读”中我们看到了司马谈认真阅读历史资料并能抓住一些重要历史事件，作出自己的理解和判断，可以感受到他正确的历史观念。

三 《天官书》中的“太史公推古天变”

《天官书》载：

太史公推古天变, 未有可考于今者。盖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见，宋襄公时星陨如雨。天子微，诸侯力政，五伯代兴，更为主命。自是之后，众暴寡，大并小。秦、楚、吴、越，夷狄也，为强伯。田氏篡齐，三家分晋，并为战国。争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疫焦苦，臣主共忧患，其察吉祥候星气尤急。近世十二诸侯七国相王，言纵横者继踵，而皋、唐、甘、石因时务论其书传，故其占验凌杂米盐。^[2]1344

人生天地之间，时刻都受到大自然的影响，甚至毁灭性的打击。现代人天天看天气预报，更有重大自然灾害的预报，日食、月食，厄尔尼诺现象也有预报，所以有预防自然灾害的能力。这一切都是前人不断观察、研究、计算以了解天象等自然现象的成果。如果连年月的概念都没有的话，现代人将无法生活。而年月，正是古人观察、研究、计算太阳、月亮以及二十八宿等天体运行规律的结果。

中国很早就有负责观察、记录天象的官员。《春秋·桓公十七年》载：“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左传》的传解说：“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厎日，礼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5]92所谓“不失日”就是不把那天是朔日(初一) 弄错。月球绕地球一周29天多，确定哪个月29天，哪个月30天，应是日御的责任。日食对人有很大影响，至少在春秋前，就有日官专门记载，不然孔子也不可能在《春秋》中记下36次日食。日食如果和一些天灾人祸碰到一起，那就更引起人们的恐慌。《诗经·小雅·十月之交》就说：“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百川沸腾，山冢崩萃，高岸为谷，深谷为陵。”^[6]90描述了日食对天下人的影响。

后来，日官的职责由太史兼任，司马谈就曾“学天官于唐都”。唐都是当时最著名的星象学家，所以《天官书》说“星则唐都”。星象学家需要对一些重大天象作出预测、预报，如日食、月食等，这就是所谓“占验”。日食、月食是自然现象，是可以通过经验推算出来的。“太史公推古天变”，就是根据《春秋》的记载推算日食的周期，预测今后日食的年、月、日。直到今天，天文学家们仍以《春秋》为据推算历史年份是否准确。

古人是相信天人合一的，认为天变是对人的警告。在今人看来这是不科学的，甚至认为是迷信。事实上“天变”对人事确实是会有影响的。如陈胜起义，如果不是“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2]1950，大概陈胜不会起义。如果起义延缓，天下会有其他变化，历史改写是可能的。天气对人的情绪是很有影响的，有时会影响人的决策。直到今天，我们仍不应忽视大自然对人类生活的重大影响。“太史公推天变”是司马谈的本职工作，也是他为写《史记》所作的准备工作。司马谈父子是要“究天人之际”的，他们就是要研究天与人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天对人的影响，从而了解天对历史的影响。

四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等五则是引用司马谈的话

《武帝本纪》之评赞说：“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后面的话一转，说：“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2]46显然，这后面的话与前面一句非一人所言，“太史公”与“余”非一人。前面一句是司马迁引用父亲司马谈的话，后面是司马迁自己的话。

太史公的这句话翻译成白话是：“学者们多称说五帝，很久远了”。“尚矣”“很久远了”“那早了”一类话是长者对年轻人说的话，而不会是相反。“尚矣”这话很符合父亲司马谈与儿子司马迁谈话的口吻。司马谈死时，司马迁才26岁，说这些话时更早。他们谈论的是三皇五帝，是华夏文明社会的开始，父亲说“尚矣”这话是非常恰切的。这话，让我们仿佛听到了司马迁父子在探讨中国历史源头时的对话。

司马谈曾在不同的语境多次说过“尚矣”这话，司马迁也多次引用。如《三代世表》：“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记，尚矣。’”^[2]487《汉兴以来诸侯年表》：“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2]801《历书》：“太史公曰：‘神农以前尚矣。’”^[2]1256《平准书》：“太史公曰：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幤兴焉。所从来久远，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2]1442这四则谈话中的“尚矣”与《五帝本纪》之“学者多称五帝，尚矣”，其口吻相同，从内容上看，也是一个对历史，特别是对最古老的文明史或文字史有深入探讨和研究的长者所言。这些话只能是司马谈对儿子司马迁说的话，而不会是司马迁对别人而言，不会是司马迁用这样的口吻对读者所言。所以这五则“太史公曰”之“太史公”都是指司马谈。

五 开头、文中部分的“太史公曰”是引用司马谈的话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14处太史公中“本纪”3处，“十表”6处，“八书”5处。这些言行，都是对司马谈事迹的记述，使我们看到了司马谈在《史记》创作中“读”“推”“曰”等工作细节。

这说明，司马谈对十表、八书的影响比较大。而这14处，在文章开头部分的8处，中间部分的5处，结尾部分的仅1处。

就像我们今天写文章时引用别人的话一样，《史记》经常引用别人的话开篇。特别是引用孔子的话作为开始，如《酷吏列传》：“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3131《滑稽列传》：“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导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2]3197在文中的引用就更多了，这与我们今天的引用没有什么两样。

《史记》是“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2]3299-3300的纪传体史书，除了“十表”的“序言”和纪传的“论赞”这些作者以自己身份对“故事”的交代和看法外，是不允许作者自己掺入其中的，所以凡是文章中间出现的“太史公”都是司马谈。司马谈和汉朝的其他历史人物一样，是可以记入《史记》中任何篇章的，只要他与所记事情有关，如《孝武本纪》所记两事。不过，司马谈是司马迁的父亲，按照礼仪，司马迁不能称父名，所以称其为“太史公”。

据此，我们可以推知，文中凡开头和中间出现的“太史公”都是对司马谈事迹的记述或言语的引用。除上述分析的14例外，还有16处“太史公曰”是司马谈的话。

其中在开头的有7处：《高祖功臣侯者年表》^[2]877《建元以来侯者年表》^[2]1027《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2]1071《孟子荀卿列传》^[2]2343《循吏列传》^[2]3103《儒林列传》^[2]3115《龟策列传》^[2]3223。

中间的有9处：《礼书》^[2]1171《律书》^[2]1243《天官书》^[2]1342《管蔡世家》^[2]1570《外戚世家》^[2]1969《伯夷列传》^[2]2121《游侠列传》^[2]3182《滑稽列传》^[2]3197《货殖列传》^[2]3253。

司马迁除了在《太史公自序》中记载了父亲司马谈的事迹外，还在上述篇章中记载了司马谈的一些重要而具体的行为，这在文中是以太史公“议”“曰”“读”“推”等行为动词为标志叙写的。

总的来看，文章开头部分的“太史公读”“太史公曰”等15例既有对司马谈事迹的记述又有对其话语的引用，这些话可能是父亲对司马迁的口头语言，更可能是司马谈稿件中的话，就像是他的《论六家要指》一样。文中“太史公议”“太史公推”等是记叙司马谈事迹的，“太史公曰”是对司马谈话语的引用，这部分有14例。评赞部分仅涉及《五帝本纪》1例，《太史公自序》有6处是指司马谈，这样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史记》中有36处“太史公”是指司马谈的。

评赞中有一部分“太史公曰”是司马迁对父亲司马谈话语的引用，其余是东方朔所加。这部分“太史公曰”中哪是司马谈的引语，哪些是司马迁的话，有些比较难于分别，须另作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