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积淀了社会历史发展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涵盖城市选址、规划、建设和管理等各项内容。创制于先秦时代的《周礼·考工记》被视为中国古典城市营建的圭臬，其中关于“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径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1]3478的记载是后世长久以来尊奉的经典。隋唐时期，城市建设继承前人并有所创新，经过长期实践，积累了丰富营造思想与管理经验，不乏精彩与闪光之处。

后周重臣杨坚夺取帝位，定都长安，开创新的大一统王朝。然而，汉代以来，历经百年战火的长安逐渐破败，年久失修，宫室形制狭小，难以适应统一国家都城的需要。加之几百年来城市污水沉淀，壅底难泄，饮水供应亦成问题。隋文帝决定放弃龙首原以北的故长安城，于龙首原以南汉长安城东南选择新址，命宇文恺主持新建工作。宇文恺按照古代都城营建基本典章制度，结合大兴城所处地形、环境、河流走向等多种因素，巧妙利用地形，将宫殿和官衙等政权机构置于制高点，以此为中心构筑全城规划布局，突出皇权的至高无上。宇文恺营建大兴城的设计思想规避了非均质平原带来的皇权于城市空间的遮蔽，利用地形有意强调皇权，为后世都城营建提供了极好制度规范。

大兴城营建有意创设官民分离，奠定中国古典城市空间的转型与定制。隋以前，都城营建虽皆以皇宫为中心，体现皇权权威与尊严，并未刻意在城市空间中加以具体区分，至魏晋时期的城市均是处于杂处状态。普遍体现“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卫民”的思想。以至有学者指出，秦汉以来，虽然众多官署机构发展完善，大量官署建筑在皇宫四围布局，总体而言，为方便生活，官民区分并未有明显分野。《长安志》载：“自两汉以后，至于晋、齐、梁、陈、并有人家在宫阙之间，隋文帝以为不便于民，于是皇城之内，唯列府寺，不使杂人居止，公私有便，风俗齐肃，实隋文新意也。”^[2]33隋文帝指令宇文恺在另起炉灶的新长安城营建中刻意将官民隔离，设计和建设时将官府集中于封闭式的皇城，与市民区分隔开。

受此思想影响，大兴城修筑，先建宫城，再建皇城，后建郭城^[3]169，通过由内而外的修建延伸，整个城市形成以朱雀大街为纵贯南北的中轴线，从北至南遵循内朝-朱明门-中朝-承天门-外朝-皇城-朱雀门-居民里坊-明德门，顺着宫城-皇城-郭城，天子居高、百官朝贺、万民臣服、三朝制度内涵和外延空间得以强化。隋文帝之意不仅在于城市空间上将官民隔离，将皇宫、官衙与市民生活区域分割，而且要使皇宫与官员活动区域区分，从而使国家权力中枢保持独立性、权威性与尊严性，加强对权力中枢的护卫。依据这一规划思想建设的大兴城，规模宏大、布局严整，逐步形成一套古典时期中国城市营建制度，并在东都洛阳营建上进一步得以实践。

隋代二世以后兴建东都洛阳，一方面与加强对关东和江南地区控制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与中国经济重心自西北向东南转移有所关联。洛阳地处大运河南北交汇点，地理位置尤为重要，特别是经历多年开发以后，关中地区土地逐渐贫瘠，自然生态变迁叠加气候条件变化，使整个关中地区无力负担日益扩大的都市非农人口。较之长安，洛阳拥有便利运河交通，江南粮草供应充足。仁寿四年(604)十一月，炀帝巡幸洛阳时下诏，洛阳“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今可于伊、洛营建东京，便即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也”^[4]61。《隋书·炀帝纪》载，大业元年(605)三月，炀帝“诏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京，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实之”^[5]105。《资治通鉴》载：“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徙洛州郭内居民及诸州富商大贾数万户以实之。”^[6]248大业二年(606)春正月，“东京成”^[7]。

洛阳依然遵循长安大兴城的营建制度。由宫城、皇城、郭城三部分组成。先修宫城、皇城，再建郭城。最初欲建一个与大兴城相似，以宫城为中心对称布局的新城市，建了东半部后，却未再向西部发展，因而东都洛阳宫城和皇城不是位于全城中轴线上，而是在西北隅。规模亦小于大兴城。外郭城东墙长7312米，西墙长6776米，南墙长7290米，北墙长6183米。东西南三面各开3个城门，北面开2门。南上鼎门与皇城端门、宫城承天门相对。洛水横贯洛阳城东西，将城分为南北两部分。河上建有三座桥连接南北。南半城主要为居住区和商业区，北半城东部为居住区。西部是宫城和皇城，地势较高，南面正对伊阙，使宫城和皇城显得磅礴宏伟。南半城有南北大街12条，东西大街6条，洛水以北有南北街道4条，东西街道3条。街道成直角平面相交，将郭城划分为132坊，洛水以南96坊，以北36坊。多数坊成正方形，边长一里，坊内有十字形街，四面开门。郭城建有3市：大同市(南市)、丰都市(东市)、通远市(西市)。丰都为最，“居二坊之地，周八里，通十二门，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市四壁四百余店”^[8]520。综观大兴城和东都洛阳，城市建设改变了秦汉时期宫殿、官署占据城市一半以上面积，而手工业者、商人和一般市民仅分布于城市外围空间的分布格局。宫殿官署建设占据的城市空间更加集中，形成宫城、皇城、外廓城相套的格局。城市营建制度凸显王权至高无上和中央集权专制地位。

隋末农民起义使得大一统的隋朝二世而亡，兴兵太原的李渊经过系列征伐，建立新的全国性政权，继续定都长安。都城选址关系王权巩固与国家发展，并受地理环境、政治形势、经济状况、军事防御、文化传承多方影响，“定鼎之基永固，无穷之业在斯”^[9]17是为此意。唐都长安的选址，除隋大兴城保存尚好、选址符合关陇集团利益诉求之外，依据城市规划设计，旨在体现上天应命思想，亦隐含诸多科学因素，如长安城东北隅的龙首高地修建大明宫，即是借龙首原起伏地势，使得整座宫殿凉爽干燥。正是利用这一地形，从东西两面引水，解决城市用水问题。^[10]13

数年战乱使东西二都破坏严重，唐初开始修复重建。都城复建仍然延续隋长安营建制度。据程大昌《雍录》记载：“唐都城三重，外一重名京城，内一重名皇城，又内一重名宫城，亦名子城。”^[11]50“京城皇城宫城俱因隋旧，其京城直十一街，横十四街。南北九里一百七十五步。纵十二街，各广百步。城之南横街十，各广四十七步。其皇城左右各横街四，街各广六十步。一街直安福、延喜门，广百步。夹城玄宗以隆庆坊为兴庆宫，附外郭复道，自大明宫潜通此宫及曲江芙蓉园又十宅。皇太子令中官押之于夹城，起居西外郭庑。”^[12]558杜牧之诗“六龙南幸芙蓉苑，十里飘香入夹城”^[13]118，亦为当时都城规制的真实写照。

第一重京城。贞观八年(634)，太宗命在大兴城原有城市空间布局上增置大明宫，封建王权至高无上威严更加凸显，大明宫作为长安中轴权力核心地位形成。紫辰殿-紫辰门-宣政殿-宣政门-含元殿-丹凤门组成的三朝巍然耸立于东北高台。王维咏叹其宏大规模：“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14]349第二重皇城为中央官署和宗庙所在。南面有三门，东西门各有二，南面正中的朱雀门是皇城正门。皇城内有东西向横街5条，南北向纵街7条，“各广百步”的街道共12条。街道间分布着中央宫署及其附属机构。以承天门至朱雀门大街为界，左有太庙，右设太社。韩愈诗“绿槐十二街，涣散驰轮蹄”^[15]3834即为例证。第三重京城亦为外郭，为官吏、百姓居住区。形制呈规整长方形，东西南三面环抱皇城和宫城。共设城门13个，北面开4门，东西南三面各开3门。南城墙正中的明德门为外郭城正门，考古推测其有五个门道。最外侧两个门道可通车辆。内侧两个门道通行人。中间一门道皇帝专用。^[16]33其余各门均为3个门道。京城内南北纵街11条，东西横街14条，最宽街道约350~355米，两边有宽约3米的水沟。

唐长安城市空间布局受到礼制规范影响。“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17]52，其所包含的儒家文化思想对长安规划影响极大。太庙和社稷坛分列左右，符合周礼。郭城东西两面各三门相对，形成三条横街，北面至少有三条街由南面的三门向北延伸，形成九经九纬。^[18]525宫城、皇城在全城中轴线上，祖、社、市、坊以此为核心对称分布。体现“择中立宫”规划思想，契合传统文化。可以看出唐前期的长安城形成宫城、皇城即城市政治中心区，位于城市北部正中，与外郭城形成三城相叠，并以朱雀门大街为中轴线左右对称。

洛阳城筑于隋大业元年(605)。关于洛阳城市营建制度的记载多见于唐代典籍。《新唐书·地理志》载：“皇城长千八百一十七步，广千三百七十八步，周四千九百三十步，其崇三丈七尺。皇城北为宫城，长千六百二十步，广八百有五步，周四千九百二十一步，其崇四丈八尺。上阳宫在禁苑之东，东接皇城之西南隅，上元中置，高宗之季常居以听政。都城前直伊阙，后据中山，左瀍右涧，洛水贯其中。东西五千六百一十步，南北五千四百七十步，西连苑，北自东城而东二千五百四十步，周二万五千五十步，其崇丈有八尺。”^[19]156除西城墙没有开门外，其余三面城墙共开8门。作为正门的定鼎门有三个门道，中间门道宽约8米，两侧各宽7米左右。全城以定鼎门内大街为中轴线。^[20]127洛阳城与长安城类似，均呈棋盘格布局，又略有不同。依据上述记载，洛阳亦为三重城，即外城、皇城和宫城。皇城、宫城位于地势较高的西北隅。皇城在宫城东、西、南三面。^[21]983宫城两侧有东、西隔城，隔城外侧有东、西夹城。显然，唐洛阳城布局与长安城不同之处在于，其宫城和皇城位于整个城市西北部，而非位于城市北部正中。

隋唐两代先后对长安和洛阳进行规模不等的重建和扩建，总体遵从中国古典城市形制的基本规则，以皇权为中心，突出政治权力在整个城市空间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东西二都以其宏大规模、合理规划、突出权力中心、严整形制等特点著称世界。中国古都营建制度出现大的转型，对中国和世界都城规划和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隋唐都城营建制度对中国古代城市营建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尤其是确立并实施了以皇权为中心的城市空间布局。长安与洛阳的规划和建设集科学性与艺术性于一体，宏大规模与细部精巧布局相统一，继承与发展相统一。两京形制中，象征封建王权的宫城、皇城是建设的主体，形成宫城、皇城、郭城三城环套格局，体现丰富礼制特征与风水学说。毕沅《长安志》说：皇城前面四行坊，象征四季。九排象征周礼王畿九辅，十三排象征十二月加闰月。显然，“风水”“八卦”观念对城市、建筑布局是有影响的。^[22]53宋代张礼记载：“即横岗之第五爻也，今谓之草场坡，古场存焉。宇文恺城大兴，以城中有大土岗，东西横互，象乾之六交，故于九二置帝王之居，九三置百司，以应君子之数，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元都观、大兴善寺以镇之，元都观在荣业坊，大兴善寺在靖善坊，其岗与永乐坊东西相宜。”^[23]2这种格局一直被宋元明清时期的京城所沿用。“盛唐宫城内殿配置所表达的‘五门三朝’制和‘前朝后寝’理念，朝殿、祖庙、社稷坛三位一体和‘左祖右社’空间表现形式，则给中国古代都城的建造结构框定了遵循不改的礼制；城市规划强调南北轴线，‘T’字形宫廷广场与对称布局原则，更给中国地方城市点拨出营造法式的传统。”^[24]264

东西二都改变了秦汉时期宫殿、官署等建筑占据城市一半以上城市空间，而手工业者、商人和市民仅占据城市外围的格局。宫殿衙署建筑所占城市空间缩小，却更加集中，中央集权专制统治在城市建设中更加突出，政治对城市建设的干预作用进一步加强^[25]96；外郭城坊里居民住宅区扩大，都城经济文化功能增强。从长安城各部分建筑面积比例看，宫城面积4.2平方公里，约占全城总面积的5%。皇城面积5.2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6.19%，其余74.6平方公里为外郭城的坊里住宅区和道路、河渠等，约占全城总面积的88.8%，比汉长安城宫殿区占全城面积2/3以上，居民住宅区占全城面积不到1/3，有了很大发展。^[26]76

隋唐东西二都营建确立的中国古代城市营建制度，对地方性城市营建产生较大影响，众多地方城市营建过程纷纷以此为蓝本，将官衙建筑置于城市空间核心位置，以突出国家权力在地方行政中的权威性。隋唐时期随着运河的通畅、经济的繁荣和人口的增多，扬州城规模扩大，在蜀岗平原另建新城“罗城”，形成连贯蜀岗上下的双城局面。杜荀鹤《送蜀客游维扬》咏道：“见说西川景物繁，维扬景物胜西川。青春花柳树临水，白日绮罗人上船。夹岸画楼难惜醉，数桥明月不教眠。送君懒问君回日，才子风流正少年。”^[27]3946依据诗句描述，唐时的扬州城犹如一座美丽的大花园；姚合“园林多是宅，车马少于船”^[28]1330的诗句，亦可想见当时居住建筑与园林结合已蔚然成风。

自秦代修筑龟城，成都长时间维持大城和小城的城市格局。随着唐代社会经济发展，尤其商品经济不断繁荣，原有城市格局已然不适应需求。唐末西川节度使高骈，以墙垣湫隘、城小难守，上表请筑罗城以御敌保民^[29]8428，并详细道出增筑原委，“臣当道山河虽险，城垒未宁。秦张仪拔蜀之时，已曾版筑。隋杨守藩之日，亦更增筑。坚牢虽壮于一时，周匝不过八里。自咸通十年(689)以后，两遭蛮寇攻围，数万户人，填咽共处，池泉皆竭，热气相蒸，其苦可畏，斯敞可恤。……臣今欲与民防患，为国图远，广筑罗城，以示雄阃。将谋永逸，岂惮暂劳”^[30]717。唐罗城始筑于乾符三年(876)，至十一月成，“每日一十万夫，分筑四十三里，皆施广厦，又砌长砖……役徒九百六十万工，计钱一百五十万贯”^[29]911，其周长25里，外砌包砖，上修“楼檐廓庞”五千余间，并有马面、瓮城等。罗城正式名称为“太玄城”，因其环绕于秦旧城之外，亦称大城。王徽《创筑罗城纪》对城墙有详细记载：“凡二十五里，拥门却敌之制复八里。其高下盖二丈有六尺，其下广又如是，其上袤丈焉。陴四尺……而瓷甓涂鋦，既丽且坚。……其上建楼橹廊庑，凡五千六百八间，蓖柖栉比，闉阇鳞次。”^[31]869《资治通鉴·唐纪》载唐成都罗城7道门的名称：南为万里桥门、笮桥门，东为大东门、小东门，西为大西门、小西门，北为太玄门。

唐亡后，后起朝代仍将其筑城思想精髓运用在城市营建中，宋代东京汴梁、金朝中都为明显例证。时至元明清三代，随着北方少数民族的进入，国家政权中心北移而奠都北京，北京城经过三代不断兴建和扩建，城市规模日益增大，但以突显皇权为中心的城市空间布局仍未改变，逐渐形成以紫禁城为中心的对称格局。另外，作为东方古典城市营建制度的典范，隋唐长安与洛阳形态布局对周边民族地区和中华文化圈的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隋唐时期，朝鲜半岛与中原地区联系紧密，多次派遣唐使学习中华文化，城市营建打上深深的中原文化烙印。高句丽平壤城时期，中国都城制度的影响进一步增强，采用方格网道路体系，开设南北大道，城内出现普通居民区，宫城配置在居民区之北等法，但仍然未筑造外城。高句丽政权再次迁都长安城(586)后，城廓体系发生很大变化，同时筑造外城、中城、内城和北城数重城墙。高句丽开京亦采用五部制和里坊制管理外城居民区。开京外城内区域，被划分为东、南、西、北、中五部，各部包括若干坊，各坊划分为若干里。

与其类似，1394年李朝设立的首都汉城，市中心建设有起商业作用的“市廛行廊”。行廊密集在当时汉城的几何中心--今日之钟路、景福宫南大门到钟路一带，敦化门、南大门等干线道路的两侧。几乎所有主要道路两旁都建成了行廊，规模远较高丽开京为大。商业行廊的建设除了以这种形态取代集中的“市”以外，还有界定干道宽度、避免民宅侵占，区分干线道路和行廊背后建筑的意图，形成朝鲜时代汉城城市空间布局。^[32]31汉城模仿古代中国的模式，以行政中心的方式布局：由王室官僚统治，四周有城墙围绕。^[33]19延续500多年的时间里，用两个朝鲜历史学家的话来说，是“田园式的中国首都”。

日本主要城市大阪、藤原京和奈良皆从中国皇城长安有意借鉴而来。公元前794年，日本人在平安(京都)建造永久性新都城，城市以皇室为中心，人口超过10万。作为日本正式首都沿用一千多年。都城发展深深烙下隋唐长安与洛阳影响的痕迹。如日本藤原、平安、长冈、平城诸京，外城一般近似方形，宫城位于全城中央偏北，宫城殿堂沿中轴线对称分布，南北中轴线将全城分为东西两部分，城东南、西南各布置一个市场，井田式网状道路、街区环绕官城分布，无不是对中国都城制度的移植和嫁接，甚至连中心大路和宫城正门的名称朱雀路、朱雀门也直接为其所用。公元8世纪的日本都城“平城京”，由外城和宫城等组成，平面成长方形。外城南北长约4800米，东西宽约4300米。城东侧有一个东西宽约1600米，南北长约2100米的外京。全城面积约为唐长安城的1/4。宫城位于全城北部正中，由宫城而南至南郭城，正中有一条南北大道朱雀大街，宽约85米，是城内最宽的街道，以朱雀大街为中轴线，将全城分为东西两区。宫城与城郭之间，大小纵横街道将全城分成许多小区，内设里坊。朱雀大街东西两侧设东西两市。宫城内正中偏东南，有举行大典的朝堂院等宫廷建筑。宫城南部置有兵部、大藏、宫内各省及弹正台、卫门府等官署。整个城市布局，除增加一个外京之外，其他平面布局、里坊设计与隋唐长安相仿。

隋唐时代边远及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受中原王朝影响，开始采取新确立起来的城市营建制度。高昌、北庭、交河等城即按照既定形制修筑。高昌故城在吐鲁番东约25公里，胜金口以南二堡和三堡之间，胜金口流出的木头沟水经过二堡流入故城。高昌城分外城、内城及北面宫城三部分。宫城遗址在全城的北部，呈长方形，宫城北墙就是外城的北城垣，宫城南墙为内城的北垣，城内殿基很多。外城东南大寺附近的坊保存完整，寺东南的坊有两排很整齐的建筑遗址，与今天天山以南居民纵券顶长筒形房屋相同。北庭古城南依天山，北望沙漠，与高昌、交河遥望。形制分宫城、内城、外城。外城包括羊马城属于一个系统。内城、宫城是一个系统。外城形制带有强烈军事性。内城、宫廷形制彰显高昌回鹘时期陪都性质。唐代交河城在吐鲁番城西10公里，两边有两条宽而深的河流，城址处于两条河床之间的狭长地带。高大庙宇均在城市中部，建筑形式多不一致。

除以上隋唐二代直接管控下修建的城市外，当时仍属版图范围之外的“外服”亦受中原城市营建制度影响。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城形制，皇城、宫城位置，道、里、巷、市布局，与唐长安城极为相似。全城呈横长方形，分宫城、皇城、外郭城三部分。宫城、皇城位于外郭城北部中央，官城之内，南北分布五座宫殿，属前朝后寝之制。皇城在宫城前，为官衙所在。外郭城周长16296米，设10个城门，由纵横街道分成若干居民里坊。各里坊四周筑墙。城制和布局明显仿照唐长安城。

隋唐时期，中国城市规划师对传统城市布局原则加以传承并有所创新，城市营造制度逐步臻于成熟和完善。大兴城营建奠定中国古典城市空间的转型与定制。新长安城规划刻意将官民隔离，设计和建设注意将官府集中于封闭式的皇城，与市民区分隔开。整个城市形成以朱雀大街为纵贯南北的中轴线。三朝制度内涵和外延空间得以强化。洛阳依然遵循长安大兴城营建制度。由宫城、皇城、郭城三部分组成。宫城、皇城虽然不完全位于全城中轴线，整个规划仍属方正、整齐。大兴、洛阳城市建设改变秦汉时期宫殿、官署占据城市总体面积过大，下层民众仅居于城市外围的分布格局。宫殿、官署占据城市空间更加集中。凸显王权至高无上和中央集权专制地位。

唐初东西二都修复重建，仍然延续隋长安营建制度。长安形成宫城、皇城位于整个城市北部正中，与外郭城形成三城相叠，并形成以直通宫城、皇城及外郭城正门的朱雀门大街为中轴线的左右对称布局。洛阳宫城、皇城不是居于城的北部正中。皇城从东、西、南三面拱卫宫城，而不是二城用直线相隔。轴线偏于全城西部。隋唐长安、洛阳及其影响下的地方城市营造制度，空间布局均受礼制影响。城市规划主张“择中立宫”“天人合一”，中轴对称。体现帝王独尊，等级分层，严整有序等王权精神内涵。这种将强化等级统治和秩序构建相结合的城市规划思想，集象征意义与使用效能于一体，对周边民族和中华文化圈国家城市建设起到导向性作用。益州城、幽州城、云州城、渤海国上京龙泉府、绛州城，以及西域碎叶城，朝鲜平壤城，日本藤原京、平城京、长冈京、平安京等城市格局皆以其为蓝本，由此成为东方古典城市营建制度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