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史记》在写人上的破天荒

《史记》写人，写的不只三十五十，三百五百，更不限于哪个阶层、哪个职业、哪个民族，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实践上，它所写的，都是中华民族的代表，而并不排除任何一个部分。

从时间上说，自人文始祖黄帝起，五帝、三王 (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历朝历代都包括在内；从空间说，涵盖了中华大地上从中原到周边地区，乃至域外一些地方；从范围上说，上自帝王将相，下到贩夫走卒，士、农、工、商，医、卜、星、相等各行各业、各个阶层，连同各个民族，无所不包。

当然，由于历史发展使然，每个阶层、每个民族、每种职业，在历史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不同，所占据的地位不同，因而获得传列和记载的机会也并不相同，它是以活跃于历史舞台，并且是以其重要性和所具有的代表性为标准的。根据这样的标准，很自然地形成了以“本纪”(载帝王君主)、“世家”(载诸侯世胄)、“列传”(载公卿大夫，庶民百姓) 这样一个人物系列。

在一部书内，光写到有名有姓的人物就有三千七百多个，单独立传 (包括单传、合传、类传) 的不下一二百人，在一部书里，便刻画和塑造出偌大一批至今仍然活在广大人民心目中，活在艺术天地里的中国古代人物形象，这些形象足可构成一座中华民族古代历史人物的长廊。

这种眼光，这种气魄，称得起是人类文化史上破天荒的伟大创造！

二、 这一伟大创造出现的因缘与价值 (一) 这一伟大创造出现的因缘

这一伟大创造，为什么出现在世界的东方，出现在司马迁手里？其历史背景和因缘主要有二：一曰中国自古就有重人传统；二曰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在司马迁的时代达到了高峰。

中国自古便有重人传统，《尚书·泰誓上》关于人为万物之灵的定位，“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1]141流传至今。梁启超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史记》中关于“历史由环境构成耶，由人物构成耶？此为史界累世聚讼之问题。以吾侪所见，虽两方势力俱不可蔑，而人类心力发展之功能，固当畸重”^[2]4629的回答，钱穆关于中国重人观念的概括与强调的“历史讲人事，人事该以人为主，事为副。非有人生何来人事？中国人一向看清楚这一点，西方人看法便和我们不同，似乎把事为主，倒过来了”^[3]298，都是讲这个问题。

近年莫励锋在这个问题上又有新的阐发，他说：“中华民族是最先认识到自身创造力量的民族。火是人类最早掌握的自然力，古希腊人认为火种是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来馈赠给人类的，而中华民族先民却认为这是他们中的一员——燧人氏自己发明的。西方人把崇拜的目光对着天庭，中华民族却对自身的力量充满自信。希腊神话的诸神，高居天庭，俯视人间，有时还任意惩罚人类，而中华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却大公无私，为救民厄难而英勇献身。其他一些民族把人生目标设定为进入天国以求永生，或以宗教感情获取灵魂的净化或愉悦，中华先民却以‘立德、立功、立言’这种生前建树以求不朽，从日常人伦生活中追求爱心和幸福，或追求超越现实环境的精神自由……在中华文化中，人不是匍匐在诸神脚下的可怜虫，不是生来就负有‘原罪’的天国弃儿，人的智慧也并非来自神示，相反，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人的道德准则并非来自的神的诫命，而是源于人的本性，源于人的内心……”^[4]凡此，可见在中国重人意识、重人传统之久远与强固。

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远古时代生产力低下，人类智力还不足以认识周围强大的自然界。先民处在万物有灵的观念支配下，“由于自然力被人格化，最初的神产生了”^[5]220，而对于人的自身意识，对人的自身力量的确认，则是以幻想的方式，在神话里曲折体现出来。这无论中外，都不例外。中国的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等神话，就具有这种性质。

很长历史时期内，在人类的观念里，一切都是由神力默默地支配。在中国，直到殷商时代，还尊神重巫，保持着强烈的神本主义，所谓“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礼记·表记》)，事事要占卜，向神请求。

经过商周之际的社会大变动，周人实行文化维新，制礼作乐，表明人们的目光，开始由对天、神的关注，转移到对社会人事的关切上。周初的统治者提出“敬德”(《尚书·召诰》)、“保民”(《尚书·康诰》) 的口号，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 的观点，认为天也应尊重人民的意志。《尚书·泰誓》中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1]147人们的观念，慢慢从天神的笼罩和天神合一的历史中剥离出来。

春秋战国时代，周天子权威失坠，诸侯争霸，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天命神学的敬天尊神观念动摇，思想意识由神本向人本转化，出现了重人轻神的思想。《左传·桓公六年》，隋季梁有“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6]67的说法。《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虢太史嚚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6]170在天人关系上，冲破天命神学的思想束缚，出现了人事与天命无关，天命不能影响人事的思想，其最有标志性的事件，就是郑国神官裨灶请求子产祭神禳灾，《左传·昭公十八年》中而子产以“天道远，人道迩”^[6]1087的道理加以拒绝。在《左传·僖公十六年》中周内史也强调“吉凶由人”^[6]247的观点。

随着社会斗争的日趋激烈，处在历史前台的那些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上的人物所起的作用日益突出，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个人在社会生活、社会斗争、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因而把实现人生价值作为追求的目标。这种自觉的一个标志，就是鲁国叔孙豹提出的“三不朽”说，把“立德”“立功”“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作为人生价值的标准。

战国时代，张仪、苏秦、范雎等策士，不计一切地追求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毛遂、冯谖等门客，也充分表现出对自己价值的自信、自豪和自重。颜斶更喊出“士贵耳”的高音，为士阶层吐气。

在人的自觉意识上，孔子和孟子代表了春秋战国时代的高峰。孔子和孟子都有坚强定自信和高昂的担当意识。孔子言：“文王既没, 文不在兹乎？”^[7]87以易天下无道为有道自任，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7]71是何等气概！孟子“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8]300所表现出的尊严、自信；“舜，人也；我亦人也”^[8]164，“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8]86所表现出的“人皆可以为尧舜”^[8]235的思想；“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8]261所表现出的自尊自主意识；“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8]83的担当意识，你可以感觉得到，在他们心目中，人在社会上、历史上占有何等重要而崇高的地位。

在天人关系上，荀子天人相分、人能胜天的观点，达到了先秦哲学思想的最高水平。荀子提出了唯物主义的天道观，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9]345，自然界有它自身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更进一步指出，天人两者之间，人是有意识的主动者，天是无意识的客体；不是天支配人类社会，而是人类可以利用和主宰世界，所谓“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9]358。

秦并六国的大统一，秦末农民大起义和汉帝国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空前的社会大动荡、大分裂、大改组的时代。在这几场真正称得起是翻天覆地的变局中，豪杰辈出，人的力量、人的历史作用得到了空前展示的机会。

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过秦论》) 其鲸呑六国，统一天下的功业，真不愧“功过五帝，地广三王”(《史记·秦始皇本纪》)。李斯，凭着一己非凡的才华，先是辅佐秦始皇成就统一全中国的大业；随后上了赵高阴谋废立的贼船，不仅葬送掉自己的身家性命，也葬送掉他亲手参与缔造的秦帝国。统观其一生，无论是功是罪，都使人深刻地感觉到，一个人影响历史进程的能量有多大。

陈胜大泽乡一声呐喊，宣告了秦帝国统治大厦的崩塌；项羽以拔山盖世的狂飙之力，破釜沉舟，成就了灭秦主力之功；而布衣皇帝刘邦，团结一批草根将相，建立起自己的封建大帝国，泥腿子取代了历来的宗法贵族，成了执掌政权的新的统治者。还有，韩信为“饿隶”之时，已为自己营“万家”墓地，陈平宰社肉之时，即相信自己能“宰天下”，娄敬 (刘敬) 以一个戍卒而提出定都、和匈奴这样的大计。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人的自觉，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已经从少数精英普及、泛化到了中下层，形成了一个民众的大觉醒。

司马迁出身于世代相传的史官世家，是阅尽“百年之间遗文古事”，学养深厚的历史家，对于中国自古便有的重人意识和重人传统，自然了然于胸；司马迁又是生活于汉初，这个人的自我意识觉醒达到新的高峰时代敏感的思想家，并且是人的自我意识觉醒的传承者和书写者，是对人的历史地位、历史作用有着深切感受和明确认知的学者。司马迁在写人上破天荒的创造，是中国自古重人传统和人的自我意识觉醒达到高峰相激荡、相结合的产物；而《史记》所开创的纪传体——特别是它的人物传记，恰好为中国传统的重人意识、重人传统和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找到了一种最切实、最经典的体现形式。

(二) 这一伟大创造出现的价值：传人

纪传体的出现，使人走上历史舞台，占据了历史的中心，成为历史的主体，鲜明地体现出人是历史的主人，历史的创造者，左右着历史前进的历程这一天经地义的事实和真理。

当然，这一伟大创造，不独是个单纯的写人问题，因为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乃是一个全新的具有整体性的历史体例和史学体系——即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综合的述史体系，其中包含了人物传记。不过，这占据全书压倒篇幅的大批人物传记，不仅是全书的组成部分，而具有更大的特殊价值和意义。

《史记》开创的纪传体，与在它之前的先秦史著相比，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于把它的叙事由以事件的中心转到了以人物为中心——尤其是人物传记部分。《史记》之前的那些史著，《尚书》是以记言为主的记言体或纪事本末体，《春秋》《左传》是“以事系年”的编年体，《国语》《战国策》是分国记事的国别体 (实多记言)。这些史著的一个共同之处是以事件为中心来记事、叙事。虽然其中也写到人，但总是“因事见人”，人是从属于事的，而且是“附事间出”的：即某一事件涉及哪个人，哪个人才出场。故而其人物形象是分散的、片断的 (或由时间——年月分割；或由空间——国别隔断)，既不集中，也不连贯，更难完整，读者所见到的，往往只是与事件有关的人物性格的某一侧面或某几个侧面，很难看到完整的人。

《史记》转到以人物为中心，虽有“本纪”“世家”“列传”之别，但其叙事，大都以人物为核心，以人系事，事是从属于人的。每篇传记，一般都要写传主的一生，写出传主的整个生命历程，虽然对于传主一生的事迹，会因人不同而有所详、略，取、舍，但在作者的观念里，作者的心目中，每一个传主都是一个完整的活人，都有其独立的价值。

司马迁之所以要这样写，是和他整个撰史的宗旨和目的相联系，由其撰史的宗旨和目的决定的。

司马迁撰史的宗旨和目的，首先，第一位的，是他在《报任少卿书》和《太史公自序》所讲，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是“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总结历史发展规律，吸取历史经验教训，这是纲领性的，总的目的。其次，他还有另一方面的宗旨和目的，也是他和他父亲所一再阐明的。司马谈说：“今汉兴，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明确包括社会各阶层人物。司马迁继承这个遗志，表明：“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所以要“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以三十世家记载“辅拂股肱之臣”的事迹，以七十列传传列那些“扶义倜傥，不令已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豪杰人物——即为有史以来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那些代表性人物立传、塑像，这是司马迁父子所共同确定的不容忽视的另一重要宗旨和目的。

如果说前者的宗旨和目的，主要是“述史”，那么，后者的宗旨和目的，则重在“传人”——如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所概括的“传畸人于千秋”，或如当代学人张新科所表述的“让传主的生命走向永恒的时间和无穷的空间”。所以，《史记》的宗旨和目的，有两个而不止一个。

这两者的关系上，“述史”是总的，具有统摄性，它可以涵盖、包括后者；但它不能也无法取代后者，“传人”在某种意义上有与“述史”并列和独立的价值。“述史”，教人吸取历史教训，学会怎样治国平天下，固然重要，但“传人”，彰显人的价值、地位和作用，展现人性光辉，教人学会怎样做人，更根本。

三、 《史记》写人的几个显著特点 (一) 《史记》写人既为全民立传塑像，又全面探究人情人性

《史记》写人，是为全民立传塑像，与《新旧约全书》之只写先觉、圣徒，《希腊罗马名人传》只写英雄、名人，《元朝秘史》主要写一个家族者不同。司马迁在撰史、著史的过程中，既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无论是现实中的今人还是历史上的古人，他都以同样的真诚去接触他们、亲近他们、了解他们、观察他们、考量他们、琢磨他们，在人物心灵的大海遨游。在《史记》里，我们看到，他为历代帝王写心，打开了他们的心灵之门：尧为什么不把至高无上的权力传给儿子丹朱而传给舜？因为他心里装着天下苍生，他知道“子丹朱不肖，不足以授天下”，他心里权衡的是:“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10]30为什么正是雄才大略的秦始皇、汉武帝痴迷于求长生、成神仙？司马迁写出了这荒诞背后的必然：正是已经享尽了人世间所有荣华富贵，拥有人世间所有威权的雄主，他们更进一步的追求，更高一层的向往，当然就是神仙、长生了。

将相大臣是帝王的左膀右臂，国家的栋梁。历朝历代有数不清的像伊尹、傅说、管仲、晏婴这类名臣；有像廉颇、蔺相如这样，一个有“负荆请罪”勇于改过的亮节，一个有“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高风；张释之“守法不阿”，为维护法的尊严不惜“顶撞”“教诫”皇帝，汲黯“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谀承意，陷主于不义乎？且已在其位，纵爱身，奈辱朝廷何”一番话所表现出的职守意识，当得起“社稷臣”的称号。

在帝王将相占据历史舞台主要角色的同时，司马迁并没忘记更没排斥其他阶层——尤其是底层人物。陈涉、吴广，都是雇农出身，他们说话行事、气质、作风都农民味十足——不过是有觉悟、觉醒了的农民。刘邦手下的骨干人物，樊哙、周勃、夏侯婴、灌婴，就是屠狗、织薄曲和车夫、布贩出身，《史记》还写到一名矿工窦广国，写他被人略卖，为人作炭 (挖煤)，大难不死与姐姐窦太后悲欢离合的传奇故事。

司马迁也为圣贤、诗人、作家、学者作传，像孔子、屈原等人，触摸他们的仁心、诗魂，把握各家自有的风神。他为游侠刺客作传，为这两种人讨回公道，他们在当权者眼里虽“不轨于正义”，然而却实实在在能够利民惠民，为弱势群体所欢迎、所需要，他特别赞美荆轲那种勇毅深沉，为反抗暴秦、伸张正义、慷慨献身、气贯长虹的行刺壮举。他还为滑稽人物立传，看重的是他们“言谈微中、亦可以解纷”背后的智慧和那颗炽热的救世之心。

当然，既是为全民立传塑像，就少不了反面人物，像夏桀、殷纣之类荒淫暴虐的君主，和那些助纣为虐、残民以逞的官员，如殷纣时期的蜚廉、恶来，汉武帝时期的酷吏张汤、杜周等；还有最遭人痛恨和鄙弃的馋贼小人骊姬、费无忌、伯嚭; 嫉贤妒能之辈，像挖掉孙膑膝盖骨的庞涓，送毒药逼韩非自杀的李斯等等，这里就不再多讲了。

不止此也，在为一个个人物立传塑像的基础上，他还对人情人性发生兴趣，进行深入的考察和探究，获得了许多宝贵认识。

其一，研究普遍的人性。

譬如，在《货殖列传》里，他对“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求富乃人之本性的论述和大力肯定；在《孟尝君列传》等篇对人情冷暖，世世态炎凉的关注与探讨，认为“富贵多士，贫贱寡友，事之固然”，有它必然的客观性，并非都是情义问题；《外戚世家》对于偶然性在人的命运中的作用问题；《田单列传》对于主观能动性可以发挥到怎样的高度问题等等。

其二，解剖个体人物。

这方面最典型的莫如《李斯列传》。李斯本来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当时社会，“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邹阳《报梁孝王书》就有“李斯竭忠，胡亥极刑”的说法)，迫使司马迁在写李斯传时，不得不进行一番艰巨而严肃的“察其本”的工作，把他一生言行和他根本的人生观和处世哲学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把他关键性的言行和他自己写下的白纸黑字的文章相对照，特别是通过“五叹”，通过与赵高“六个回合”的对答，刀刀见血地进行解剖，令人信服地揭示出李斯原本是一个极端自私的利己主义者，因为“重爵禄”，不惜出卖灵魂，上了赵高的贼船，参与废立阴谋。最终不但葬送了自己的身家性命，也葬送掉他亲手参与缔造的大秦帝国，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此外，《淮南衡山列传》解剖刘长、刘安——特别是刘安的谋反心理，也很见功力，这里从略。

其三，捕捉和锁定特定情势下人物的心理心态。

了解人物，吃透人物，最难也最要紧的，是你要知道你所写这个人在特定的时间地点，特定的情势下的所思所想、心理心态，确定他在特定的情境中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楚霸王项羽，在垓下突围之后，一路南逃，原是想逃回江南老家他的根据地的。然而逃到乌江，听了船长的一番劝告，他却“不肯渡江东”了，这是为什么？项羽为什么突然做出这个看似反常的决定呢？《淮阴侯列传》写韩信受袴下之辱：“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众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于是信孰视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10]2610这当中，信“孰视之”——盯住那个无赖打量了好一阵这一细节具有怎样的作用？两传的描写都既出人意表又极其精彩，你越是玩味、咀嚼就越感受到它们的真实和深刻。这类的例子，不胜枚举！

其四，对民族性格劣根性根源的剖析与曝光。

司马迁在考察和研究人情人性的过程中，以一个思想家的敏感，满怀悲悯地发现我们民族性格中潜藏有劣根性的癌源。为写《万石张叔列传》，司马迁考察了汉初至文、景、武帝时代曾风光一时的“万石君家风”整个的发展历程，他发现，原本被表彰、被肯定，作为社会美德的一种家风，为什么所陶冶、所培育出来的竟是一批草包、庸才、窝囊废?其末流竟至结出了“微巧”“处谄”“近于佞”的孽果！

论说，就万石君家风的内容说，好多确属社会美德：“恭谨”“孝谨”“醇谨”“审谨”难道不好？对皇上一片忠心，对父母一片孝心，做事尽心竭力，兢兢业业，难道不好？敦厚、诚朴、“讷于言而敏于行”，不争功、不贪财、不受贿，循规蹈矩，难道不好？

然而认真地追究和分辨起来，在以石奋为代表的这些人忠孝诚笃的美德之中，包涵了愚 (愚忠)、迂 (迂腐) 和奴性的成分。这帮人与皇帝的关系，名为君臣，实则奴仆，他们把皇帝奉为神明，一切以皇帝的意志为转移，以把皇帝侍奉得称心如意为最高天职，他们没有独立的见解，也丧失了自我，灵魂深处被可悲的奴性盘踞。“恭谨”“孝谨”“醇谨”“审谨”，谨小慎微到了极点，谨慎就变了味，试想，一个连写字差了一笔都怕得要死的人，一个连套了几匹马都得数过之后才敢报告的人，你还能指望他有什么真正的作为吗？一个人在这种作风和空气的濡染和浸润下，他的智慧、他的勇气、他的活力，就无怪乎被扼杀、被消磨、被窒息了！

对于人性，分清好坏、态度鲜明的予以评判，也许并不很难，难的是在看起来貌似善良、美好的品性里，看出它消极、有害，甚至是致癌的一面，从而加以掘发，加以披露，以引起人们的警觉，这才是最了不起的地方！

这篇作品警醒、警示作用是不凡的，可惜长期以来没得到正确的解读和足够的重视。

类似的问题还有晋太子申生和卫太子伋的愚忠、愚孝。他们把对君亲的“孝”与“顺”视为绝对的，不察来由、不辨横逆，不问一个是否合理，都逆来顺受，任人宰割，结果造成惨痛悲剧。此种性格弱点，既可悲、复可怜，司马迁也持明显的批判态度。

(二) 《史记》写人，既重“功业”，又重“为人”；《史记》写出的人，既是历史的人，又是人性的人

纪传体的创立，司马迁第一次以人类自身为主角，为主人公，写出大批人物传记，把他们从历来处于从属地位的历史著作中，推上历史前台，占据了历史的主位 (本来该有的地位)。但怎样写人，仍然有一个是以事迹功业为主，还是以为人品德为主，还是两者并重的问题。因为，人的社会表现，他们从事各项事业的成败功罪，与人的为人品德，性格个性，固然是相互关联，密不可分的，然而两者并不是一回事，在有些人身上，两者并不统一，更不同步。

本来，人类的存在和人的认识，大体可分成两个方面：一是宇宙、世界与社会；一是人的本身，人的自我。前者是外在的客观对象，后者是内在的自身主体。

人们参与社会生活，从事各项事业，有种种不同的人生经历，种种荣辱成败的表现，这些构成人的外在方面，成为历史的载体，是谓历史的人；而人的主体，人的自身，人的内质，人的内心情感，人的精神生活等等，这些构成人的内在方面，作为人的性情为人，人的性格个性，是谓人性的人。

《史记》写人，外在、内在，历史的人与人性的人两者并重。一方面写人的生平经历，功业成败，历史贡献和历史评价；一方面写人的品德为人，性格气质，道德表现和人性评价。“历史的人”与“人性的人”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方是《史记》所写完整意义上的人。

司马迁对人物的“为人”特别关注，不知你是否注意到，《史记》纪传当中写到人物“为人”的地方特别多，不说篇篇都有吧，起码三分之二都有，有的一篇之中还不止一句。据我们统计，《史记》中谈到人物为人的共有89例。而凡是论及人物的“为人”，总是与人物的“功业”相对而言的，“功业”侧重于对人物一生的功绩和贡献的政治和历史的评价，“为人”则侧重对人物品德操守方面的道德评价和对人物性格特点的把握。

正是由于重视和关注人物的“为人”，《史记》当中描写、刻画人物性情为人，为人物明心见性的心理描写才显著增加。例如《高祖本纪》和《留侯世家》写刘邦的两次情感风暴——过沛还乡和废立太子。过沛还乡为大家所熟知，我们就不说了，单说废立太子。当刘邦意识到大势所趋，附保太子的势力难以动摇，决定放弃废立的打算之后，他把戚夫人找来，将四皓指示给戚夫人看，对她说：“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吕后真尔主矣！”(《留侯世家》) 这个话，感慨万端、凄其哀伤，特别是“吕后真尔主矣”一句，揪心揪肺，的是人间至情——因为吕后之狠毒刘邦心里最清楚，废立不成，戚姬和如意母子，将有怎样悲惨可怕的下场，他完全想象得到。刘邦这场情感波涛告诉人们：一个一向擅长驾驭局势的政治家，身为一国之尊的皇帝，想遂个人意愿，也有行不通且重重碰壁的时候。再如《刺客列传》写的荆轲的好友高渐离，本是一位击筑高手，在荆轲行刺秦王失败后，被牵连避难逃亡，“变名姓，为人庸保，匿作于宋子。久之，作苦，闻其家堂上客击筑，彷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从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窃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击筑，一坐称善，赐酒。而高渐离念久隐畏约无穷时，乃退。出其装匣中筑与其善衣，更容貌而前。举坐客皆惊，下与抗礼，以为上客。使击筑而歌，客无不流涕而去者”^{[10]2536-2537}。这里，把不甘默默的壮士心理，揭示得多么真切、淋漓！

《史记》写“为人”，写人性，在一些篇章，看来纯是为写人性，有其独立意义。例如《张耳陈余列传》，张耳本是当时名士，刘邦的故交，又是刘邦亲封的重要王侯，论资格，甚至是可以与萧、曹、周勃、留侯同上《世家》的，至少也应是独传。现在因与陈余一起合传，被入《列传》，更为特别的是，还拉来贯高、赵午等与之同传，这是为什么？

不为别的，只因张耳、陈余原本结为“刎颈交”，后因权力之争，“刎颈交”变成了反目仇。而贯高、赵午，本是张耳儿子张敖手下的门客。张敖这时早已被封为赵王，娶了刘邦的女儿做妻子，这次刘邦从平城过赵，“赵王朝夕袒韝蔽 (脱去外衣，戴上皮套袖)，自上食，礼甚卑，有子婿礼”，而“高祖箕踞詈 (叉着双腿骂街)，甚慢易之”。贯高等看不惯刘邦这套流氓作风，更愤恨于对赵王的侮慢，出主意要杀掉刘邦，张敖不同意，咬破手指加以阻止。贯高等议定：“令事成归王，事败独身坐。”不幸，事情被怨家上变告发，赵王张敖被牵连遭逮捕。为明张敖不曾参与谋反，贯高等“皆自髡钳”，跟随到长安。贯高对狱，“吏治榜笞数千，刺剟，身无可击者”，终不改口。真相大白之后，刘邦欣赏贯高的义气，要赦免贯高，贯高说：“所以不死一身无余者，白张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责已塞，死无恨矣。”他“乃仰绝肮”而死。

只为“白张王不反”，甘愿赴死，不管受多么惨烈的酷刑，这种侠烈精神，与始为“刎颈交”，终成反目仇的张耳、陈余，其品格相差，何啻千里！这篇传记，其宗旨所在，不就是指点给读者看：世上竟有这样两种不同的人！

又如，在写越国历史的《越世家》里，为什么不仅给范蠡立了传，而且还不惜篇幅地加了一个范蠡营救中子的故事？这个故事写的完全是人情世态、人性之理，连范蠡的功绩都算不上的。《史记》里写进这样一些东西，足见司马迁对人性的重视。

出于对“为人”的深切关注，《史记》除军国大事之外，也写了不少日常细节，生活琐事，像《外戚世家》所写管夫人，赵子儿两位美人的一番玩笑话 (“两美人相与笑薄姬初时约”)，窦皇后与弟弟窦广国相认的故事。这样的内容，看似无关宏旨，但是，这样的笔墨，写的是人，是人生，方写出了人生的真实，真实的人生！

总之，《史记》写人，努力向人的心灵深处进发，触及深层人性的地方随处可见，《史记》传记当中，呈现一片人的世界，情感世界，人性世界。这些，已经超越单纯的史学而进入“人学”领域，具有“人学”的质性了。

(三) 《史记》写人，所依靠的主要方法和手段是“选择”，但有些人物有些地方，确实使用了“虚构”

《史记》进入“人学”领域，具有“人学”质性，意义重大。

人们常说，“文学”是人学，这是说文学在性质和范畴上与“人学”有其交叉、重合之处。

的确，就文学写人，主要是写人心、人性，人的情感世界、精神世界，文学是人的灵魂的鸣奏这方面说，确实如此。不过，就其表现方式讲，文学又有自己的特性，诸如形象性、典型性、审美性等等。

对于《史记》的文学创作特性，懂得最深的还是鲁迅，他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司马迁是“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意思是司马迁是满怀激情，出于要“传人”的崇高目的而写，并且寄托着他全部的人生理想，因此写作当中便不仅仅是“实录”，同时灌注进了自己的理想和愿望。正是因为这样，写出来的，才既是“史家之绝唱”，又是“无韵之《离骚》”！

基于《史记》所写人物，都是历史和现实当中存在过的真人真事，这样一种特定对象决定了它发挥艺术创作的主要天地是“选择”，不但传主要选择，事迹要选择，就是细节也要选择。司马迁作为一个历史家，深知“历史真实”的重要，他恪守史家准则，在写人当中，总体上没有使用虚构手段，而是在既有史实和人物事迹范围内，充分运用选择，运用详、略、取、舍和“互见法”来达到目的。而这，使《史记》保证了历史的真实性，称得上是信史。

不要轻视“选择”，不要轻视详、略、取、舍和“互见法”，选择有巨大而神奇的效用。《管晏列传》写管仲，突出了“管鲍知己”而把管仲辅齐的种种功劳和贡献，放到《齐世家》去写了。这是为什么？因为“管鲍知己”所体现的透心的友情和人间真情千古难觅，这篇传记的主题就在于讴歌和赞美这种难得的友情。《田单列传》写田单，围绕抗燕，着重写的是火牛阵一系列奇谋，因为在司马迁看来，使田单永垂不朽的是火牛阵而不是什么脱下皮袍给过淄水的老人穿、举荐毁谤过自己的貂勃以及还当过齐国、赵国的宰相等等。

司马迁为人作传，每篇传记都有一个鲜明主题，每个人物都有一个统一性格，他写人，是“先将其人衡当，然后量而汇事”(清·杨琪光《史汉求是·吕太后本纪条》)。就如《魏公子列传》，为了把信陵君塑造成一个可钦可敬，好奇为国的贵公子形象，主要选择了迎侯生、访朱亥、夺晋鄙军救赵等几件事，而把一些关系不大，像《战国策》所记信陵君攻菅、谏魏王勿亲伐秦，以及有碍性格统一，如不敢收留魏齐避难的事情，或弃而不取，或写进其他传记——写进其他传记，这就是所谓“互见法”。

《史记》写人，在总体上不靠虚构，但在有的篇章，有的人物身上，出于性格、逻辑上的必然，出于要表现更本质的真实，在极其必要的情况下，他又确实运用了“虚构”。像《伍子胥列传》，原来在《左传》，拒捕的事，是由伍尚出面应付的，主张是伍尚拿的，决定是伍尚作的，伍子胥连话都没讲，到《伍》传，主角变了，改由伍子胥拿主张、作决定；还把原来的“挞墓”(《谷梁传·定四年》)、“鞭坟”(《吕氏春秋·首时》) 改为“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再，吴王夫差赐剑逼伍子胥自杀，伍子胥负剑自杀前，加了一段仰天长叹的话，这段话，原作是没有的，司马迁“以意敷衍”(泷川资言语，见《史记会注考证》)，代发心声，不折不扣属于想象和虚构。

《史记》不止具有人学和文学的质性，还应该说是一部形象的中华民族心灵史。

从什么意义上这么说呢？第一，前面说过，《史记》为中华全民立传塑像，写性写心，其范围之广，人数之多，举世无双。而在中华民族发皇、发展，开拓、昌盛的长期奋斗历程中，涌现过多少英雄豪杰，志士仁人，创造过多少人间奇迹，迸发出过怎样的人性光辉！他们的思想观念、志向追求，他们的所思所想，所忧所虑，他们的心态心绪，一句话，中华民族的整个心灵，都沉淀、凝结、附着、寄寓在《史记》这一个个这有血有肉有灵性的代表人物身上，读《史记》这些人物时，可以读出中华民族的真魂！

第二，作为一部最早的通史，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眼，它起自人文始祖黄帝，历经五帝、三王 (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以至作者当代，历朝历代都包含其中。由于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化，不同朝代不同时期所面临的问题、面对的局势、需要回答和思考的课题各不相同，人们的命运际遇也各异，因而人们的生活状态，思想面貌，关注焦点乃至风俗好尚也自然不同，呈现出时代差异和演进轨迹。这些，在那一个个人物身上，都已鲜活的、自在的存在，只是到现在还没人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科学的说明。

第三，在“中华民族心灵史”前面，我们要加一个“形象的”定语，意在表明，从看重和强调的意义上说，即使还只是以形象的形式呈现，它也具有心灵史的价值。

(四) 《史记》写人，不止刻画人物形象，而且对人物给予褒贬品评，处处指向怎样做人

司马迁写人，不只刻画和塑造人物，而且怀着鲜明的爱憎，对所写人物给予褒贬品评，表明自己肯定什么，否定什么，崇仰什么，鄙恨什么，喜爱什么，厌恶什么，从而告诉读者，他期望人们怎样做人，做怎样的人。

司马迁评价人物的标准，是“功业”与“为人”两者并重，或者说是“才”“德”并重。

为什么要两者并重？因为在有些人身上，“功业”与“为人”，“才”与“德”两者之间是并不统一，更不相等的。才固然重要，没有才华，缺少才智和才干，就干不成大事，成就不了大的“功业”；可是有些人，才很高、德不行，尽管才华再高，能耐再大，但人品不好，心术不好，心想歪了，路走邪了，干的事业再大，立的“功业”再高，也很可能酿成大祸，造成大害。“功业”与“为人”，“才”与“德”两者相较，“德”是把握方向的，归根结底是“为人”决定“功业”，所以在两者的关系上，才更看重“为人”。

在这点上，《李斯列传》最具警醒意义。李斯是辅佐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的第一功臣，又是在秦国推行郡县制的设计师和战略家，论功业之宏伟，除秦始皇外，没有第二个可与伦比。然而，《史记》为李斯立传，却并没把他的功业作为重点，作品着力着笔的，在于揭示出他原来是一个极端自私的唯我主义者，是一个贪恋爵禄、贪恋荣华富贵，在关键时刻不惜出卖灵魂的小人，是一个终于葬送掉他亲手参与缔造的大秦帝国，也葬送掉自己身家性命的罪人，是一个足为千秋鉴戒的反面典型。

又如叔孙通和公孙弘这两个人物，前者被称为“汉家儒宗”，后者是武帝时代儒家的风云人物，论他们的功业贡献，不说别的，就以叔孙通为汉高祖“起朝仪”，公孙弘提请汉武帝“广厉学官之路”，兴办京师大学，招收博士弟子这些事而论，便不可谓不大，不可谓不重要。然而这两个人，在《史记》里，却明显地被列于批判之列的反面人物，为什么呢？实在是因为这两个人在“为人”上有缺，人品过次。

叔孙通本是秦国的博士，他为逢迎秦二世的心意以免祸，不惜违背事实，看风使舵，把陈胜吴广起义大军的攻城略地，说成是“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入汉，他本穿儒服，见刘邦讨厌儒服，便改穿楚制短衣，以讨皇上欢心。他之所以“起朝仪”，很大成分是由于观察到汉并天下之后，“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刘邦为此很伤脑筋。他是揣摩到刘邦讨厌这种情况而自告奋勇讨得这个差使的。所以司马迁在论赞里给了他个“希世度务”的考语。

公孙弘论说也是个不乏才能并颇有建树的人物，班固便首录其“厉学官”之功和“率身行俭”之事。整个西汉，公孙弘都保持正面形象 (这从汉平帝时王太后还下诏对其表彰可以看出)，甚至汉武帝都被他骗过，一生都没识破他的诈伪而对其信任有加。那么，司马迁为什么非把他作为一个反面人物，非把他的心术不正抖搂给人们看呢？这是因为司马迁看透了此人的本质，他不容许这类人物欺世盗名！

公孙弘有一套阿上的高招，这就是“开陈其端，令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让别人先说，自己推其后，“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倍其约以顺上旨”。

公孙弘还有一套“曲学阿世”的奸诈本领，所谓“外示宽俭、内怀嫉妒”，“意忌内深”，“排董仲舒，足见其儒之伪；杀主父偃，又苏张相倾之遗”。公孙弘凭着这种能耐得宠，飞黄腾达，以丞相终，开汉代巧宦之风。

还有对李广与卫青、霍去病的评价。若论“功业”，飞将军李广再怎么受到大众的热爱，与横扫匈奴北庭的卫青、霍去病相比，无论从实绩还是从作用上说，都是不成比例的；然而正像黄震在《黄氏日钞》所说：“卫、霍深入二千里，声振华夏，今看其传，不值一钱。李广每战辄北，困踬终身，今看其传，英风犹在。史公抑扬予夺之妙，岂常手可望哉！”评价上所以出现这种出乎意料的情况，固然有作者主观爱憎和“抑扬予夺”手法的作用，但其根本关键在于评价标准。

在这里，我们看到，司马迁的评价标准，显然不是一个，即不止看“功业”，而是两个，还看“为人”，而且是更为看重“为人”——人格和人品。

在《将军骠骑列传》里，作者对于卫青、霍去病在对匈奴的战争中所立下的赫赫战功和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是如实记载了的，并没因主观爱憎而打折扣，对于霍去病“匈奴未灭，无以家为”的英雄气概，也有所表现，但说到和写到两人的“为人”、人品，就实在令人不敢恭维了。

卫青在“为人”、人品上的问题，或说污点，主要是在作战用人上阿意徇私、排挤、迫害李广致死。元狩四年大出击匈奴之战，李广本为前将军，很有做先锋、立首功的机会。可作为主帅的卫青，“捕虏知单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原为前将军的李广，“并于右将军，出东道”。所以这样安排，一者是“是时公孙敖 (按：卫青的生死交) 新失侯，为中军将军从大将军，大将军亦欲使敖俱当单于，故徙前将军广”——即为徇私；二者，“大将军青亦阴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即阿上意。

对于这种无理与歧视性的调动，李广曾激烈地予以抗议、声辩，而卫青却蛮横地予以压服——令长史封书与广之幕府，曰：“急诣部、如书。”

更为可恨和可恶的是，当李广被迫出东道又因“军失导、或失道，后大将军 (按：后期乃大罪)”之后，卫青又是派长史专门去调查，又是“急责李广之幕府对薄 (受审对质)”，李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愤而自杀的。

霍去病则仗恃既是皇戚，又属爱将的势焰，挟嫌报复，借在甘泉陪武帝射猎之机，下黑手射杀李广的儿子，时为郎中令的李敢 (武帝为之掩盖，讳云“鹿触杀之”)。

司马迁在李广传里揭开这两桩隐情，除了暴露卫、霍二人在人品上某些真相之外，还有为受屈含冤者讨回公道的用意在。

司马迁对人物的评判，固然代表着他个人的认识，但又绝不限于个人，因为一者他秉承了孔子修《春秋》寓褒贬、别善恶的传统和古史官“秉笔直书”的崇高使命精神；二者他已经形成自己的历史哲学，能够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俯视历史长河，从而考量和确定每一历史人物的地位；三者，作为人的自我意识觉醒的传承者、书写者，他具有进步的人本和民本意识，故而，他所做出的评判，实际上就凝结和代表了社会良知，民众意愿，是体现着历史的公正、人间的公正和时代进步的方向的！

他把中国精神界两大领袖、两大圣哲——孔子和屈原，一个颂为“至圣”，一个誉为“可与日光争光”，还有什么别的定位或头衔，能比这两个更贴切的么？在《秦楚之际月表》里，他对陈涉、项羽、刘邦三位风云人物所给的评价和历史定位是“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10]759，这一评定确切无移，真如板上钉钉！

他对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的态度，他重德、崇义、尚智，他真诚褒彰尧舜禅让所昭示的天下为公的品德，倾力歌颂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所展现的为民造福的献身精神；对于澎湃于民气中的反抗精神、革新气概，职守意识，像陈胜、吴广，赵武灵王，张释之，汲黯等，他衷心给予礼赞；他还特别钟情于不屈不挠追求实现人生价值的人，为他们写出了“隐忍以就功名”的人物系列。至于对恶德恶行者们的揭露、鞭挞、讽杀，更不待言。

这样一种情感氛围，弥漫于全书，附着、跃动在每一传主——他所写的每一人物的生命里，等待着感染、感动乃至感化它们的读者的机会。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在这里说一下。《史记》所写人物，属于现当代——反秦大起义之后的人物，都是司马迁自己搜集史料素材写成，为人物定型之权自然属于他们自己，这无须多说。而凡此之上的大批先秦人物，则多是根据原有的史书典籍，有关文献、传说改写改编而成，即根据第二手材料撰写，具有再创作性质。这样写成的传记，大多补充了内容，较原作更充实、更丰富、更提高了，有的还有重要的改动和改造，像虞舜孝亲、重耳走国，《伍子胥列传》《田单列传》等等。

这些经过司马迁加工再创作之后的作品，得到历代广大读者的认可，尔后再有人谈论或征引到这些人物时，便以《史记》为根据、为权威、为经典，这样，《史记》再创作，就起了给历史人物定型的作用。《史记》为先秦人物定型，其实也是为中华民族塑造民族性格、陶铸民族精神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 《史记》在为中华民族塑像铸魂上的伟大作用和不朽功勋

《史记》为中华全民立传塑像，更为中华民族塑像铸魂。《史记》成功了，自从问世两千多年来，历朝历代都得到广大民众和读者的广泛认可，它所刻画和塑造的一个个历史人物，以蓬勃的生命力，活在世代人民的心目中，活在全民族亿万人民的记忆里。

李广死了没有？唐人吟咏“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出塞》) 的诗歌，《水浒传》里小李广花荣的形象，说明他还活着，被纪念着、传播着，并且活得威武，活得招人喜爱。

项羽死了没有？楚霸王的故事代代流传，《霸王别姬》的悲剧，深沉得至今令人荡气回肠！

张良死了没有？他圯桥纳履的故事以及在诸葛亮、刘伯温这些谋士、军师型人物身上，都依稀有着他的身影，启人神智。

中华后人有幸，一来到这个世上，就有历代先人陪伴，只要你愿意，随时可以与他们神交、亲近、晤谈。在林林总总的人物中，可能有你讨厌、反感的人物，但总有契合于你，你所倾心的对象，或者更多你所钦仰所追慕的偶像！在他们当中，既可以找到榜样，又可以照到镜子。

《史记》是一道中国古代历史人物的长廊，也是一座中华人性的展厅，亲近它，可以加深对人生的认识，也可以加深对人性的理解，这是一部永远打开的人生的教科书，也是一所永远开放的人生大课堂！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性格，有自己的精神，这是他们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

一个伟大的民族，她的性格，她的精神，是由她所有成员的言行活动之总和，经无数年代的积累、沉淀、竞争、甄选、陶冶、锻铸，不断发酵，不断升华而一步一步形成的。

在这个过程中，到一定阶段，加以总结，用文字将其记录下来，把一个个人物写出来，让它成为历史与文献的存在，这在整个民族发展史上有重大意义。

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史上，那些出类拔萃的古圣先贤，率先提出各种思想、观念，特别是关于人性的见解，成为我们塑造民族性格，陶铸民族精神的先导；而把它形成文字，写成一篇篇人物传记，就把塑造民族性格、陶铸民族精神的事业给活生生地落实了，这个功劳该有多大？这一功劳，古圣先贤所贡献的是思想理论，《史记》贡献的是具体形象。

若论《史记》为中华民族塑像铸魂的伟大功劳，至少有三：一是开辟鸿蒙的创辟之功；二是写出那么多，那么广，那么长时期的人物，为塑像铸魂奠定了强固基础；三是为塑像铸魂指示了正确方向。

方向问题干系重大，因为肯定什么，否定什么，倡扬什么，反对什么，崇仰什么，鄙弃什么，喜欢什么，厌恶什么，无论对于个人、国家和民族，都直接关系着发展的前途和命运，假使出现错误，有时差之毫厘，结果会谬以千里。正因为司马迁为我们把准了方向，才使我中华民族在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发展上，健康向上，向德向善，一直向着更高境界迈进。

今天，我们的民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面临民族复兴的伟大机遇与全新的挑战，譬如，我们以农耕民族为主的民族性格、民族精神，是否需要融入更多海洋民族的质素？在这方面，我们是否应该从《史记》的经验和深厚的资源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