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人类学学派的崛起毫无疑问是近三十年中国学术界的一个重要现象。陈寅恪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文学人类学产生于知识全球化时代，这正是其思想渊源所在。在知识全球化时代，文化人类学、比较文学的学术视野对于拥有无与伦比文献传统的中国学术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之一，就是文学人类学研究的勃兴。该学派先后倡导的三重证据法、四重证据法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并被运用在传统文化、古典文学、比较文学等研究中，取得了不少成果。文学人类学学派的代表人物叶舒宪教授后来又提出了“N级编码”理论，这是基于什么样的内在发展逻辑呢？

文学人类学的宗旨之一就是破除学科壁垒，其学科意义也在于对学科壁垒森严过犹不及的弊端提出警示和反思。叶舒宪在其第一部专门讨论文学人类学的著作《文学与人类学—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的“内容提要”中开篇就指出：“跨学科研究是20世纪国际比较文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发展迅猛而成就巨大的领域。本书从文学与人类学两大学科的相关与互动着眼，是国内国外第一部系统地专门研讨文学与人类学的跨学科关系的理论专题著述。”^[1]从语词构成看，“文学人类学”的命名涉及两个学科，文学与人类学，这两个学科如何“跨”，“跨”的逻辑是什么，正是文学人类学作为学科的理论价值所在。它的重点和意义不在于“文学的人类学研究”，也不是“借助文学的人类学”，而是“文学+人类学”，是从原有学科归属中剥离出来，用新观点看到的新对象，是文学与人类学的关系问题，进而重新把握文学的属性和解读方式，重新认识在学科壁垒下被误读的许多典籍，从而对文学、对相关学科发生连带性的新视野、新认识。但是，取消任何分类秩序的完全“破学科”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分类作为人类掌握世界的规则之一是非常有效和必要的。所以，文学人类学的“破学科”实际上是按另一种标准，即大传统视野下进行的重新分类。

从文学人类学作为理论对其自身作为学科的指导来看，有一个问题需要思考：所谓“破学科”是只能破文学与人类学，还是其他学科也可以打破？如果只能破文学与人类学，那文学与人类学的渊源、关系就成为该学科的重点理论突破口，并且在此二种学科的界限弥合处引出新分类的依据，从而使文学人类学理论的应用获得更广阔的空间。如果其他学科也可以破，那如何破，破成何种新秩序，形成何种新格局，也自是题中之义了。所以，如何“破学科”，正是三重证据法、四重证据法、N级编码理论先后提出的学术内驱力。

三重证据法形成于20世纪80—90年代，1984年三重证据法初露端倪：“对于史前的原始生活习俗的人类学考察，大致有三条主要途径。一是根据文字记载下来的古文献；二是从考古发掘入手；三是直接观察当代残存的原始部落。”^[2]叶舒宪明确地提出“三重证据法”：“指的是在纸上的文献材料和地下挖掘出的考古材料以外，利用跨文化的民族学与民俗学材料作为参照性的旁证，来阐释本土的文学和文化现象的研究方法。”^[3]随着研究和田野考察的进一步深入，叶舒宪越来越发现图像的文化考古功能，“四重证据法”应时而出：传世文献及传统文字训诂；考古发掘出土的甲骨文字及竹简帛书等书写文献；来自人类学、民俗学及神话学提供的多民族(本土的或跨文化的)口传叙事与仪式礼俗等民俗或民间文学资料；正式考古发掘的和民间传世的古代实物及图像。2013年，叶舒宪先生又提出了N级编码，即：一级编码是史前文物与图像，二级编码是汉字，三级编码是汉字书写的早期经典，N级编码是此后的相关主题写作。^[4]

那么，三重证据法、四重证据法、N级编码理论，三者是何种关系呢？不难看出，三重证据法是在王国维先生二重证据法基础上主要增加了跨文化材料，四重证据法又再增加了古代实物与图像，N级编码与四重证据法非常相似，N级编码的前三级是作为四重证据的所有材料，只不过四重的分法变成了三分：图、字、古代文本，N级中多了一级以“N”为符号的无限多当代相关文本。也可以说，四重证据中少了当代的无限多文本这一重证据材料。

四重证据法的提出深受王国维二重、三重证据法的影响，惯性非常明显，是在以往学者研究基础上继续增加了新的研究材料，由“三”而“四”。按照顾颉刚“古史层累说”指出的“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随着时代发展，必然会不断发现新的材料，这些材料自然是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所以由“二”到“三”到“四”是很自然的结果。叶舒宪自己是这样论证的：“一重证据”是“孤证不立”，“二重证据”是“二点成一线”，“三重证据”是“点—线—面”结合，“四重证据”是立体阐释。^[5]当然，新材料的发现则有赖于新理论、新视野的启发。他说：“提出四重证据法的理论依据，一方面，是呼应人类学的‘物质文化’研究潮流，另一方面也是顺应着新史学走出单一的文本资料限制，在权力叙事的霸权话语之外，重构人类文化史和俗民生活史的方法潮流。”^[6]四重证据法的价值是非常突出的，其突破了证据的文献传统，不再从文字到文字，从书本到书本，实地、实物的证据价值被凸显出来，被文字遮蔽的文化史实逐渐被发现。如果说，文学人类学主要是基于文学文本与文化文本的复杂关系而提出的一个破学科概念，其实际上确立了一种文学研究和国学研究的新视野。由于破学科视野，文学人类学学者在研究实践中，采用本不属于文学学科的新材料，做出了以往相关研究未能得到的许多新成果。可是，为什么只能到“四”呢？是时代的局限？我们这个时代发现的新材料只有第四重？人文社会科学不同学科习惯使用的证据在这里被返回到古人的语境中整合归类，然果真如此推论，则证据是不能穷尽的，四重证据法的价值也就大大降低。

这样看来，提出“N级编码”就是情理之中了。N级编码理论对于文学人类学学科的意义至少有以下几点：首先，“N”终结了由“二”到“三”到“四”到“……”的时间、数量逻辑惯性，以后不必再随着新材料的发现而提出五、六重等证据；其次，“N级编码”理顺了四重证据法不曾明确的材料逻辑问题，即一种“历时性的文化文本符号编码理论”^[4]，其层级分类标准十分明晰：第一级是物证(物)，第二级是古文字及其隐含的上古思维信息(字)，不仅是线性的，更突出了主体关联性。第三级是古代文本(文)，N级是近现代以至未来无法穷尽的文本(上古文化密码的延绎)。第三，“N级编码”理论既解决了文学人类学研究实绩中对文学研究用力较少的弊端，又与四重证据法对国学研究的重大成就兼容，亦能指导国学研究，还留出了广阔的未来研究空间。叶舒宪指出：“文学人类学的核心问题是文学文本与文化文本的复杂关系。”^[4]什么样的文本是文学文本，什么样的文本是文化文本，文化文本中有无文学性，文学文本中有无可资历史文化使用的真实性，影响我们做出取舍判断的是，以什么样的理论指导人们综合使用分属不同学科的文本亦或更广泛的材料？文学人类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学术方法恰恰在于其对繁杂材料的综合把握使用。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不断增加证据的简单的加法逻辑。但实际上并不如此。对于“三重证据法”，叶舒宪在后来的实践和文章中，不断强调的是其跨文化视野功能，而非简单的新材料功能，他认为使用跨文化材料重在超越“孤证”，不是数量上的“孤”，而是视野上的狭隘、封闭造成的“孤”，即孤立的异族、异文化例子。他说：“方法不是纯工具。方法是思维形式。有什么样的思维境界，就有什么样的方法形式。”^[7]所以“三重证据法”内在的精神实质是要通过跨文化材料所具有的新的时空新的视野发现某种人类文化的通则。^[6]从这个意义上，文学人类学学派后来提出的四重证据法与N级编码都是基于相信某种人类文化通则而不断修正的对众多证据、材料进行分类把握的新逻辑，是一种超越线性时间观、封闭文化观的新的文史观，形象地说，是相信“文化书写在大地上”，人类文明的秘密不仅存在于文史资料记载中，也遍布于物质载体上，还以“活态文化”的形式一代代传承在人类的生活习俗中，传统学者们最习惯的文本叙事也许并不总是那么可靠，为什么“人生识字糊涂始”呢？文本很可能是权力宰制下的片面叙事，我们还应该关注更大数量的物的叙事、图像叙事、民俗叙事。这既是文学人类学的学术方法，也鲜明地体现出文学人类学的学术伦理。

从文学学科看，文学人类学所追求和所表征的是一种更加鲜明的“大文学性”和文学的大语境关联性，这属于典型的后现代文学理论，是中西方当代文艺学“文化转向”的表现之一。将文学与文化“混搭”起来进行全新的研究，文学人类学—N级编码理论显然是一种后现代文论。与解构主义、狭义后现代理论、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批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生态文论等一样, 所追求和所表征的是一种更加鲜明的“大文学性”和文学的大语境关联性。如美国当代解构主义批评家J·希利斯·米勒所说：事实上, 自1979年以来, 文学研究的中心有了一个重大转移, 由文学“内在的”修辞学研究转向了文学“外在的”关系研究, 并且开始研究文学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语境中的位置。由于其着眼点是“所欲探寻”，思考的问题产生了位移, 这种转移使学者们从对阅读本身的兴趣, 从对语言的文学性的兴趣，即集中研究语言及其本质与能力, 转向各种各样的阐释性的解读方式, 其关注的中心在于语言与神话、社会、自然、历史、自我等诸如此类常常被认为属于语言之外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因此, 文化研究、马克思主义、福柯主义等, 就具有了一种空前的号召力。与此同时, 一些早于新批评、已经过时了的注重传记、主题、文学史的研究方式, 包括中国古代的知人论世也开始大规模的回潮。

这正是中西方当代文艺学的“文化转向”, 即文学弥漫为文化, 文艺学也转型为文化诗学的时代性状况。在此意义上, 文学性也自然演变为“文化诗性”—即与文化深度粘连胶着的大文学性。大文学性研究实际上可以视为对文学的大语境关联性的研究。对文学的语境关联性的重视，罗兰·巴尔特的互文理论表达得十分深刻甚至极端：我们现在知道文本不是一行释放单一的“神学”意义(从作者—上帝那里来的信息)的词, 而是一个多维的空间, 各种各样的写作(没有一种是起源性的)在其中交织着、冲突着。文本是来自文化的无数中心的引语构成的交织物。文本由多重写作构成, 来自许多文化, 进入会话、模仿、争执等相互关系。^[8]510-511他在这里着重指认的是文学作品成了互文性的文化编织物，就是指文本内含着语境的关联, 文学变成了不能自足的呈“网状物”的文本, 网格间互相依赖, 文本只有关联性, 而没有独立性。

后现代文论正是不约而同地、同时也是非常自觉自信地离开了传统的“文学”, 而把触角伸向了文学的后现代文化语境关联性。如解构主义的着眼点是能指之网或互文本性；新历史主义重视文本与历史、历史与文本的“书写性”关联；后殖民主义则关注文化帝国主义霸权结构中的“看与被看”关系；至于英美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 则更是明确强调话语表征的政治内涵、文本中的意识形态建构和压抑性质。依此推论，文学人类学—N级编码理论作为一种后现代文论，它的着眼点从字面看当然是文学与人类学的关联，按叶舒宪的说法是文学文本与文化文本的复杂关系，其理论的贯通能力似乎比起任何后现代理论、文化理论都非常强大，它将人类文化史上出现的所有符号和表达都能够纳入其中，并且认为在时间最早、最古老的文化符号与最现代的文学表达之间存在着类似于罗兰·巴尔特互文性的有着“网状”关联的文本密码，这些密码既可以直接从一级编码中拿来，也可以从二三级编码中拿来，那些有意、无意地对文学作品进行深层编码处理的作家才能够创作出最优秀的作品：“谁最善于调动程序中的前三级编码，尤其是程序底端的深层编码，谁就较容易获取深厚的文化蕴含，给作品带来巨大的意义张力空间，而不只停留在就事论事的描写上。”^[4]

不再局限于为一篇文学文本穷经皓首，研读其文字编排的技巧与魅力，而是以一种超长的历史观、超大的文化(学)观，试图从无字处、有字处、实物中、图像中、身体中，等等，凡人类表达符号处，以超常的智慧探索人类祖先的文化系统编码程序。所以，从更为广泛的文化角度，文学人类学建构了一种大传统视野，其所构想的文化编码新秩序就是文化的N级编码。只有这种大时空大文化视野下的文化编码探索，才能解释“为什么当真实的历史出土时我们会感到如此惊讶。”毫无疑问，“我们的惊讶代表一种认知断裂：我们认为在这么早的时期，蜀地不可能有如此高的文明存在(笔者注：指三星堆文化)。因此我们要问的是，这种知识理性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4]。文字文化和后世学科分类的遮蔽所造成的文化断裂、文化误读和文化失落既是无法想象的，也是人们容易承认的知识理性误区。在这个意义上，文学人类学-N级编码理论在文学观、文化观、学术范式上有重要的贡献，其有力地证明了文字藩篱对当代学人的桎梏，并且提出了文化研究的分级编码路径，其所构想的文化编码新秩序是非常令人鼓舞的。

文学作为使用编码进行的一种表述，可以按照不同文化分期的表达符号、所欲表达、表达内容和编码形式做一简单比较。人类的文化分期以文字为标志或可分为三个阶段：无文字时代、文字时代、新媒体时代。文学人类学由三重证据法到N级编码的推进与这三个阶段的演进是一致的。不同文化分期中最能体现出时代演进特征的仍然在工具层面，即表达符号和相应的编码形式。无文字时代人类留下来的文化遗产是史前文物、图像以及一些需要身体去传承、展演的如仪式、史诗、舞蹈等，这属于文学人类学认为的第一级符号，即“物证”。文字时代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第二、第三、N级符号，即“字证”“文证”和未来无法穷尽的文本。新媒体时代与文字时代大致相同，不同的是，“N级”中未来无法穷尽的文本中增加了大量以电子符号形式存在的文本，麦克卢汉提出的著名观点“媒介即人的延伸”正在迅速变成现实，他还说，“阿诺德·汤因比一点不了解媒介是如何塑造历史的”。^[9]23电子符号的技术、传播、阅读、载体等极具革命性的新特征使现代文本出现了与传统文字文本很大的差异，充满了探索性，人的阅读方式和阅读习惯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人类随着技术的进步不断丰富或异化着人之为人的人性，像本雅明指出的，现代媒介造成了人性的现代危机。但不同文化分期中人类所欲表达的东西从抽象层面来概括是基本不变的，无非都围绕着个体与群体、情感与事实、主观与客观、程式与随意等，人类在自由与秩序、欲望与理智等许多二元或多元对立之间的张力构成了所欲表达的边界，人性愈丰富，触摸到的边界就愈多愈远，但是这些自我寻找与发现并不一定用实际行动或物质化的对象来承载，很多时候，人性的探索往往率先由文学艺术表现了出来。同样，不同文化分期中人类表达的内容概括说，就是真实与虚构。所谓真实是指它可以以“眼见为实”的形式，通过具有艺术美的实物、被艺术化的了实物、图绘、某些特殊事物的特定人员的口耳相传等，最大程度地葆有其真实性。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带有虚构性，如口传中的记忆误差，口传者个人的志趣对某些内容传达的影响，素来有之的“文人画”以意取胜等对所谓真实的扬弃等。

应该说，人类所欲表达是充满主观性的，这种主观的所欲表达是不是“知识”？这涉及知识观问题。事实上，人类所欲表达的具体内容随着时代发展而千变万化，无法也没有必要进行一一的具象化研究，但人类所欲表达的事物在不同时代都可以分为个体性的或群体性的，这是不变的；人类根据需要的变化和工具的发展，创造了不同的表达符号，用以更加准确、细致、完满地表达自身和社会。所以对“所欲表达”与“编码形式”之间的关系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这才能在表达符号的单调、稀少与表达内容的丰富、庞杂之间，探索稀少的符号是通过怎样的编码形式传达了人们什么样的心声，这才是所谓“文化编码”，从而触摸到文本的本来蕴含，尽量减少对人类“秘史”(笔者注：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由于知识支援不够或过度阐释而造成的变异。然而，“对于真理的认识是同表达方式密切相连的。真理不能，也从来没有毫无修饰的存在。它必须穿着某种合适的外衣出现，否则就可能得不到承认，这也说明了‘真理’是一种文化偏见。一种文化认为用某种象征形式表达的真理是最真实的，而另一种文化却可能认为这样的象征形式是琐碎无聊的。”^[10]28-29这件“合适的外衣”就是“文化编码”。

从叶舒宪的表述看，N级编码理论着力要探讨的是文字时代以后的文学书写中蕴含何种上古密码，即元话语、原型。N级编码理论如果重在解决后世各种文学中潜在的主题支配密码，我们试图发现的可能是人类个体与群体情感性的东西，主观、虚构、再度加工是应有之义，同时还需要与原型理论做一辨析，可视为对原型理论的发展？如果重在解读上古文献的真实内涵、丰富信息与其在社会学语境中的作用地位，那后世各种相关文学主题写作就成了证据，则对国学、史学意义重大。国学、史学以求实为目标，文学为国学、史学作证据的可靠性往往被质疑。对文学而言，N级编码同时涉及到文学的内外部研究，而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能否同时被该理论各归其位，自洽其说，内外贯通一体呢？文学的“所欲表达”是庞杂丰富的，“编码形式”则是单调的。如果失去“文学”这一学科立足点，从宽泛的“编码形式”求索宽泛的“所欲表达”，很容易出现由于知识涉猎不够或过度阐释而造成的变异。所以以何种立场解读、使用材料或“四重证据”殊为重要？—这些分析仍然跳不出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之纠结，脱不掉学科壁垒的限制对“真相”的遮蔽。

毋宁说，文学人类学的N级编码理论是当代中国学者烂熟于中国特殊的文史历史、又广泛涉猎域外文学文化后产生的一种独具慧眼的判断力、洞察力，其试图抽绎出隐藏在纷繁表象之下的真相和规律，试图最大限度地避免盲人摸象式的局限所导致的错误，包括学科局限，也包括时间局限与空间局限，还包括“作者”局限；并试图最大限度地具有广泛持久的阐释力。叶舒宪想要揭示“被有限的文字记载所遮蔽和所遗忘的东西”，“对中国文化的两种不同研究路径：一种是传统史学的路子，从书本到书本，被古人用文字记下来的东西牵着走。另一种是我所希望的，从书本到实地和实物，到被文字记载所遮蔽和所遗忘的广阔天地中去探求。相比而言，后一种路子显然更具有探索—发现的乐趣”。^[11]11文学人类学学科越来越清晰的动机在于, 通过某种方法论获得探本逐源的能力，打破对文明源头传统研究中的桎梏甚至错误。在文化大传统视野下，知识的含义应该更加丰富，经验的、修辞的、道德的、审美的、知识与史实、自然物理的知识等等，都是人类不可或缺的知识种类，真理、知识的弹性、知识的心灵向度，知识在表述中被人性滋润所造成的丰富性，提醒我们对单一求实性确定性知识的警惕。我们尤其应该重视恢复感性知识的权力，这也是人文学科重要的学术伦理和其存在的本体论价值。人文知识绝不是理性知识的附庸，其不确定性、心灵特征，其与理性知识之间的互补性关联域是非常值得重视的。文学人类学从三重证据法到N级编码的方法论探索之路启示我们，最有趣的问题可能正在于，如何从确定性知识中发现知识的不确定性？又如何在不确定的、学科归属不同的、庞杂的、历史的文化符号的貌似无序中，发现某种清晰的、确定的知识编码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