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是语言学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一般认为最早提出其概念的学者是法国语言学家Meillet，通常是指语言中意义实在的词转化为无实在意义、表语法功能的成分这样一种过程或现象^[1]。从其定义观之，语法化具有双层涵义：其一，语法化作为用来解释语言现象的一种研究框架，其主要内涵是指关于语言演变研究的部分。其二，语法化作为一种实际语言现象本身的解释术语，其主要内涵是指凭借特殊项因时间的推移而转变为更具语法性的演变步骤及过程。一般而言，语法化的研究在西方研究相对较早，而作为东方的日本和中国的语法化研究主要来源于西方的研究，其概念、理论、方法论大多初始于欧美，主要表现在英语的语法化研究。日语语法化研究主要是日本学者研究欧美语言的时候引进到日本的学术领域。比较早将英语语法化的理论引入日本的学者有山梨正明、松本曜等^①。后经不断地吸收和发展，渐渐运用到日语语法化的研究中来，就逐步形成了日语语法化研究重要构架之一。特别是近20年来，运用语法化理论对日语进行研究的热潮方兴未艾，比较典型的学者有大堀寿夫、金水敏和三宅知宏等^②。相对于日本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中国学者也在该方面进行了相应的探索，并结合日语和汉语的异同，借鉴汉语语法化的研究成果，站在不同的研究视角，采用各异的研究方法，呈现出中国学者在日语语法化研究方面的特色。

①山梨正明在其著述《認知文法論》(日本：ひつじ書房，1995)、松本曜的“類型論Ⅱ：文法化”(森岡ハインツ、加藤泰彦，海外言語学情報，1996，(8)：93-101)，川口顺二、阿部宏的“文法化”(フランス語学研究，1996，(30)：51-58)分别介绍了语法化理论。其后还可见秋元実治的“文法化とは”(《文法化——研究と課題》，東京：英潮社，2001)。

②如大堀寿夫“日本語の文法化研究にあたってーー概観と理論的な課題”(日本語の研究，2005, 1(3):1-17)、三宅知宏“現代日本語における文法化-内容語と機能語の連続性をめぐって-”(日本語の研究，2005, (3):61-76)、金水敏“日本語の敬語の歴史と文法化”(言語，2004，33(4):34-41)等。

随着日语语法研究的进展和深入，借鉴英语语法化研究的成果，参照日本学者日语语法化研究的经验，同时利用汉语语法化研究的优势，中国学者在日语语法化研究的领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和提升。近年来中国学者在日语语法化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无论是从研究成果的数量上，还是从研究论文的质量上，都有了新的进步。

中国学者的日语语法化相关研究最早可见在日中国学者卢涛的系列成果中。其继《「むかう」と「むける」の文法化について》之后，发表了《文法化理論について》，对来自欧美的各家语法化学说进行了介绍，还结合日语及汉语的特点进行了分析说明。文中指出，语法化是由具体性(词汇项目)向抽象性(语法形式)的转化，要求原词汇必须具备意义高度抽象、使用频率高的两个特点，前者最为重要。如“いく”“くる”可以语法化，“歩く”“走る”却不行，这种现象是英、日、汉三种语言所共有的。文中还进一步从语言类型学和普遍语法的角度说明了日汉两种语言和英语的不同之处，如“with”可表示共同格和工具格，日汉语皆无此现象。在介绍隐喻为引发语法化的重要动机时，以汉语的“向”和日语的“向けて”的共同之处举例说明了隐喻由具体到抽象的认知途径。其后又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专著《中国語における「空間動詞」の文法化研究-日本語と英語との関連で》，提出中日动词语法化的相同点之一为连动结构是动词语法化产生的句法条件。^[3]21-22

提到日语的语法化，必须厘清后置词和复合辞这两个概念。^①后置词(postposition)是与英语的前置词(preposition)相对而言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后置词并不包括现代日语的助词。如“について”这一表现形式，复合辞观点认定整个形式为复合辞中的复合格助词，后置词观点则认为“ついて”是后置词，而「に」则为其前面名词的后缀。这就是复合辞和后置词在形式认定方面的不同之处。复合辞的认定范围较后置词宽泛，后置词大部分就是复合辞中的复合助词，且由动词的活用形和抽象名词与助词组合而成，如“について”“を中心に”，助词的组合如“からには”则不在后置词的范围内。复合辞的定义是基于组合要素的复合这一形态特征，后置词则是根据其在句子中的位置来定义的，但无论名称和范围的界定如何不同，研究内容基本上都属于语法化研究的范畴。然而，日语语法化的研究内容之广泛，完全超出了这两个概念所定义的范围。

①复合辞的概念最早由永野贤(1953)提出，同时提出了认定标准。此后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直至松木正恵《複合辞の認定基準尺度設定の試み》(早稲田大学日本語教育センター紀要，1990，(2)：27-52)将这一认定标准进一步细化，从而在日本学术界掀起了对复合辞的研究热潮。后置词这一名称源于松下大三郎(1901)，后由铃木重幸(日本語文法形態論[M].東京：むぎ書房，1972)再度提出。铃木将其定义为“単独では文の部分とはならず、名詞の格の形(およびその他の単語の名詞相当の形式)と組み合わさってその名詞の他の単語に対する関係をあらわすために発達した補助的な単語である。(pp.499-500)(单独不能成为句子的一部分，而是与名词的格形式(及其他单词相当于名词的形式)组合在一起，为表示该名词与其他单词的关系而发展起来的辅助性单词：笔者译)”。后置词(postposition)是与英语的前置词(preposition)相对而言的概念。

在中国的日语教育界，后置词较为陌生，复合辞的概念则较为普及。复合辞的表达形式在中国的日语教学和研究中，多被冠以“惯用形”，作为句型学习的要点得到重视，如胡振平《复合辞》一书将复合辞分为复合助词和复合助动词。早期个案研究论文有戴宝玉《从“にしろ”看命令形与接续形式》、马小兵的专著《日语复合格助词和汉语介词的比较研究》等。这一时期还未见从语法化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戴宝玉《语法化与日语的复合助辞研究》简要回顾了日语复合助词研究的历史，以“うえ”“にしろ”为例，分析了名词和动词语法化的过程，强调可运用语法化理论解决复合助词研究中的难题。^[4]15-27复合辞、后置词都是“内容词(即实词)+@”，其实还有一种内容词自身在形态不变的情况下发生的语法化，如“うえ”“ところ”等形式名词。为此，毛文伟提出了机能辞概念，并根据语法化程度的高低，将日语词汇划分为自立词、机能辞和传统意义上的助词助动词，认为随着时代的变迁，在这三类词之间不断发生着相互转化。之后，毛文伟利用语料库、计算机词频统计来进行语法化研究，进一步分析了助词性机能辞的语法化过程，并提出了评判标准。^[5]

对由动词到补助动词的语法化进行研究的主要有以下研究成果：林璋《“てしまう”的语法化分析》从语义演化的角度分析了“しまう”到“てしまう”的语法化历程^[6]; 许贞《从语法化角度反思日语中的「テアル」表达方式》从语法化的角度考察了实词“アル”到“テアル”的虚化历程^[7]；夏海燕《日语补助动词「テミル」的语法化》利用语料库，从历时的角度分析了从动词“見る”到补助动词“テミル”的语法化过程^[8]；须军《日语存在型体形式的语法化机制》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探讨了以存在动词“ある/いる”为词汇资源形成“动词テ形+ある/いる”这一表示进行、结果状态、完成、反复或习惯等体的意义的句法形义分类法式的语法化过程及其成因^[9]。陈文君《补助动词「テヤル」语法化过程的语义指向及相关问题》通过考察日语“テヤル”语法化过程义素滞留情况的不同导致语义指向出现的差异，跳出传统的语用义——恩惠与非恩惠分类法，对“テヤル”句进行四分法分类^[10]。以上论文的共同点是，从语义演变的过程来考察动词到补助动词的由实到虚的语法化现象，重视原动词的语义滞留对语法功能的形成所造成的影响。

日语名词的语法化主要体现在基本名词的词类语法化、基本名词的形式名词化、基本名词的词缀化、基本名词的复合辞化。其中基本名词的词类语法化按照汉语的概念主要是指实词虚化，也就是说出现基本名词(如表示方位、处所的名词等实词)转化为助词或表示其他语法功能的形式。基本名词的形式名词化，比较常见的名词词汇, 如“こと”“もの”“上”“ところ”等。此类名词用于形式名词化时，如前述毛文伟所提出的机能辞概念，大多只起到表示语法作用的功能。基本名词的词缀化，主要有前缀和后缀之分，而日语中比较常见的是后缀，如“上”作为后缀使用的“仕事上”。基本名词的复合辞化，主要表现形式是名词与助词、助动词结合使用的情况，如“ところが”“ところを”“ ところに”“ところへ”等。而名词语法化考察的热点是“トコロ”一词，以陈燕青的系列研究为代表，如陈燕青《トコロヲの文法化》^[11]《从语法化角度看トコロガ的句法功能变化》^[12]《トコロヲ小句的句法功能及ヲ的性质——从语法化角度看》^[13]138-153。陈文的特色是从共时的角度重点考察“トコロヲ”和“トコロガ”的句法功能的演变，应属于语法化研究的句法化研究。此类研究还可见黄小丽《日语基本名词的语法化特征》^[14]及《日语方位词“上”的语法化考察》^[15]，洪洁《日语形式名词「もの」的语法化现象研究》^[16]等。

情态表达语法化研究成果较少, 蒋家义《日语情态表达的语法化路径——常见语法化路径的反例》在黑滝真理子的研究基础上，分析了日语情态表达的10多种语法化路径，得出日语中的情态表达存在着不同于Heline & Kuteva提出的400余种语法化路径的反例^[17]。杨文江《日语示证标记的去语法化现象》归纳了日语中5个助动词“ゲ”“ソウ”“ラシイ”“ミタイ”“ポイ”(文中称为“示证标记”)的历时演变规律，并利用Norde提出的去语法化参数分析了它们的演变过程在多个语言层面的具体体现^[18]。吴卫平《日语特提助词「も」的语法化和主观化》考察了提示助词“も”的语法化，并运用Langacker^[19]“识解”的三种模式理论验证了其主观化历程。

由于中日两国同属汉字文化圈，且日语早期受到了汉语极大的影响，因语言接触而导致的语法结构的借用现象也不少见。在日中国学者陈君慧《文法化と借用——日本語における動詞の中止形を含んだ後置詞を例に——》提出了“翻译借用”这一观点，指出由于汉文训读体的关系，日语中从动词中止形派生的后置词有些并不因语法化而来，而是从汉语中直接借用了其语法化的表现形式^[20]。黄燕青《「加える」の文法化——中国語との関連性から》对此观点进行了补充，认为除了借用外，还有日语自身语法化的可能性存在。文中参照汉语中的“加”及“加以”的语法化历程，分析了“加える”的连用形“加えて”在句子中通过再分析和类推，最后变化为语法功能词的过程。^[21]

中国学者根据日语和汉语的特点，在日语语法化的研究上，从不同的视角进行摸索。如卢涛的“具体性向抽象性的转化”；戴宝玉的“语法化与日语的复合助辞的研究”；林璋、许贞等人的“由动词到补助动词的语法化研究”；陈燕青等人的“名词语法化考察”；蒋家义、吴卫平等人的“情态表达语法化研究”；陈君慧等人的“语法化与借用研究”等等。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学者在该研究领域的特色。

除上述之外，还有不少硕博学位论文以语法化研究为对象。如对动词语法化进行研究的有池哲梅《日语移动动词的认知研究——以「行く」为中心》、陶友公《从语法化理论的角度解析日语句型——以「言う」相关句型为中心》、万洪英《日语动词语法化的认知》。日汉对比研究有黄旻婧《汉语的“那么”和日语的“それでは”的语法化对比研究》、李晓坤《日语动词型复合格助词与相应的汉语介词的对比研究——从语法化和借用角度》。其他还有，赵治《共时视角下日语“所”字的语法化》指出“トコロ”的语法化主要是指语义扩展的过程，即从具体的空间含义到抽象的空间含义再到时间含义的变化过程。郑敏《日语道义情态表达的多义性与语法化》以“なければならない”为例，考察了日语道义情态表达的多义性和语法化。龚丽芬《モノダ的语法化》利用语法化理论及语义扩张模式的原理，对现代日语中的“モノダ”的语法化过程进行了考察。这些研究后备军的成长给中国的日语语法化研究带来了新的气象。

上述将中国学者对日语语法化研究的成果进行了粗略的概述。纵观以上研究成果，可以发现日语的语法化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极大程度上揭示了日语发展的源流，丰富和发展了当代语法化理论。综合近几年中国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状况，笔者认为有如下的特征。

第一，中国学者研究日语的语法化，通常会参考汉语的语法化的研究成果。这大概出于中国学者先天性具有研究汉语语法化优势的缘故。再者，通过日语和汉语各自语法化的比较，有利于对日语语法化的深入认知。而鉴于汉语中的“词汇化(lexicalization)现象，即汉语中功能词进一步语法化的结果一般不是形成屈折词缀，而是形成意义难以分析的词内成分，陈访泽、苏鹰《日语“それ+功能词”结构的词汇化趋势——以“それが”的接续词化为例》分析了日语中以“それが”为代表的“それ+功能词”结构的词汇化现象，指出“それが”从“X のが Y”句式转化而来，是一个完成了词汇化过程的、具有相对固定意义的接续词^[23]。汉语语法化的研究成果极为丰富，且已初步形成汉语的语法化研究理论，可以为有着共同汉字的日语语法化研究提供独特的角度和便利的条件。

第二，日语语法化的个案研究比较多，而理论总结相对少见，并没有形成日语语法化的研究理论体系。中国学者在日语语法化的研究上比较注重个案研究。从不同的研究视角观之，可以分为“语法化与日语的复合助辞的研究”“由动词到补助动词的语法化研究”“名词语法化考察”“情态表达语法化研究”“语法化与借用研究”等不同分野，从研究内容的多寡析之，可以看出中国学者的研究内容逐渐丰富起来，研究的深度有了一定的提升。但是在理论总结方面，中国学者的研究非常少见。比较有学术价值成果的是中国学者卢涛的“文法化理論について”(《鹿儿岛经大论集》，1998, 39(1)：81-144)，鲜见其他中国学者对该理论的研究。很明显，中国学者在日语语法化的理论研究上还处于初级阶段，研究的形式比较集中个案研究，缺乏日语语法化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第三，语义演变的研究涉猎比较多，而语法化动因和机制的研究相对偏少。中国学者在日语语法化研究中的词义研究方面，不论是研究的内涵，还是研究的视角，其研究的内容十分丰富。如上述关于动词到补助动词的语法化研究，形式名词、方位名词的语法化研究，动词的某个形态的语法化研究等等。可以看出语义演变的研究内容比较充实，但是语法化动因和机制的研究就相对比较缺失。而日语语法化的动因和机制的研究能够更为深刻更为全面揭示日语词义的深层次内涵。

第四，日语的主观化与去语法化研究才刚刚起步，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如前所述，比较典型的研究日语主观化与去语法化研究的学者有杨文江及吴卫平，除此之外，有关日语主观化与去语法化研究的论文在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并不多见，特别是现代日语口语的进一步去语法化现象的研究，对中国学者来说是一大空白。可见，日语的主观化与去语法化研究的成果比较薄弱，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均不够，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究。

综上所述，中国学者在日语语法化的研究方面相对于日本学者来看，由于自身研究条件的制约，无论从研究的广度，还是从研究的深度，都比较逊色。但是，中国学者汉语的语法化成果斐然，基本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语法化理论。再加上中日两国文字历史之悠久, 文献资料之丰富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不可比拟的, 这为语法化研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语料来源。而且中日两国的书面语言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和相同的语法化规律，如词内成分的词汇化现象、语法结构的借用等。因此，中国学者可以借鉴汉语语法化的研究成果，从语言接触、认知规律、演化机制、语用推理、主观化等方面进行日汉语语法化的对比研究，不仅能为丰富语言类型学的研究作出贡献，还可为日语教学提供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