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点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基本形式之一，其体式奠基于南宋吕祖谦评点的《古文关键》。在《古文关键》中，评点由三个部分构成：读法、点抹和评语，这就形成后世评点的惯习，而更重要的是吕祖谦也同时提供了后世评点所使用的概念系统。虽然吕祖谦以古文为评点对象，但其目的无疑与南宋科举制度有关，《古文关键》依旧是科场选本，评点因此也是以迎合科场衡文为前提的。明初完成了科举改制，吕祖谦的评点之法被施之于时文。明清时文评点必然随科场风气变化而转变，但因为时文与古文持续处于相互渗透又相互背离的状态，时文评点的形式从明中叶开始也逐步被引入古文批评的领域，进而引入通俗小说戏曲批评之中，由此形成蔚为大观的明清评点批评。在这种背景中，《史记》评点的特殊性在于它从两个方面成为明清评点批评的标识，一方面与时文评点有密集的互动，另外一面又持续影响对小说戏曲的评点。在和时文评点的密集互动中，《史记》评点对明清时文风气之转变有重要影响。要理解这种影响，就需要从时文体制的形成和演化、科场风气的变易、时文选政之争等方面追踪明清时期时文风气转换的历史轨迹，从中搜索《史记》评点所发挥的作用。

黄宗羲有一种观念，国可亡而史不可亡，在其晚年，编辑《明文海》，亦有因文存史之意。《明文海》稿有黄宗羲批语，在王守仁《谏迎佛疏》篇里，他写道：“有明之文统始于宋(濂)、方(孝孺)，东里(杨士奇)嗣之，东里之后，北归西涯(李东阳)，南归震泽(王鏊)、匏庵(吴宽)。震泽昭穆虽存，渐沦杞宋，至阳明而中兴，为之一振。”^[1]45黄宗羲在此对明文统做出描述，如果返回到明初的历史现场，他所谓一代文统的内涵应该与时文的成熟有密切关系。时文文体的成熟是在成弘年间，其关键性人物是李东阳、吴宽、王鏊等，如作为晚明时文名家的钱禧所说：“论文者首成、弘，而当时前后典文者如徐时用(溥)、丘仲深(濬) 、吴原博(宽)、李宾之(东阳)、谢于乔(迁)、王济之(鏊)、张廷祥(元祯)诸公，有厌古喜新、生心害政之忧。故其取士刊文，必以明经合传为主。所传诸程墨，凡理学题必平正通达，事实题必典则浑厚。明体达用，文质得中，彬彬称绝盛者，诸君子挽回之力也。”^[2]57从钱禧的叙述看，他正是从黄宗羲设定的杨士奇之后观察时文风气的变化，这种变化明显是在延续台阁文章雍容典雅的风格追求，而成熟的时文文体应该正是台阁文章风格追求的终结形态。在明代制度的整体格局中，台阁始终承担着整顿文风的职能，同时是一代文统的符号象征，因此，虽然台阁文人从宋濂始就有复古的倾向，但最终一代文统只能寄托在时文文体之中。

对于这种状况，黄宗羲已经意识到它可能存在的局限性，因而有“震泽昭穆虽存，渐沦杞宋”的感慨。在时文的演化过程中，王鏊是一个标志性的存在，其时文制作被称之为“理至守溪而实，气至守溪而舒，神至守溪而完，法至守溪而备”^[2]56，然而，与黄宗羲同时的王夫之则对王鏊有极其严厉的批评，他说：“论经义者以推王守溪为大家之宗。守溪止能排当停匀，为三间五架，一衙官廨宇耳；但令依仿，即得不甚相远；大意微言，皆所不遑研究。此正束缚天下文人学者一徽纆而已。陋儒喜其有墙可循以走，翕然以大家归之，三百余年，如出一口，能不令后人笑一代无有眼人呼？”^[3]844王夫之的批评与黄宗羲的立场不同，黄宗羲的叙述是历史性的，王夫之则是从自己的诗学价值出发给出一种判断，但两者之间隐然是相互支持的。

黄宗羲以王守仁为台阁体之后文统中兴的象征，其寓意正与王夫之的价值判断相仿。也许文统概念本身就隐含着历史本质化的装置，作为有自觉历史意识的黄宗羲在自己的历史叙述中留下了裂隙，他说：“第自宋以来，文与道分为二，故阳明之门人不欲奉其师为文人，遂使此论不明，可为太息者也。”^[1]45阳明门人不欲奉其师为文人，有更复杂的原因。嘉靖二年(1523)会试策问隐约指斥阳明学为“伪学”，而其弟子多直发师旨而得中式，这意味着阳明学的影响越来越大。在此背景中，唐宋派与前后七子先后形成，而且两者之间形成某种程度的紧张关系。唐宋派和前后七子都以复古为旗帜，但前者延续台阁体的文章追求，恪守唐宋古文师法，后者提出“文必秦汉”的口号。两者之间的紧张在现实层面上有台阁与郎署的职能差异及其对各自文章追求的影响^[4]50，但其背后则隐蕴着更丰富的文化内涵。前后七子在复古向度上以秦汉对抗唐宋，首先来源于明代士人的文化压力，“明代文章学受宋人影响之大，时常令明人自身感到不满”，因此“明人的文学复古思潮本质上是企望借助复古理论来实现对宋代学术强大影响的对抗，进而树立富于时代气息和自我意识的文学品格”^[5]156。其次，与唐宋古文传统并行的是古代士人群体的文士化，前后七子位居郎署，有强烈的忧世和经世意识，因此，他们内心也积淀出一种抵抗文士化的角色意识。

唐宋派和前后七子的紧张显示出明文统的正变之争，但它以秦汉对抗唐宋，显然有利于提升《史记》的文章学地位，同时，也形成理解《史记》的两种不同格局，前后七子更倾向于整体把握，而唐宋派则沉溺于评点之学。

明初科举改制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确立不为君用之罚，其后果是社会空间不断缩小和以隐逸为通道的逃逸机制的丧失，因此，士人进入科场就带有某种程度的强制性，他们选择生存空间的自由度也越来越小。同时，科举作为一种身份分配制度，其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它内设有种种激励机制诱使士人更加积极地进入科场，但归根到底，必须在士人精神层面确立他们进入科场的动机，或者说必须塑造士人的精神气质。乾隆时期，山东巡抚杨迎琚受命审理“丁文斌逆词案”这桩近乎无聊也无趣的文字狱，他对其主人公的种种臆想的缘起有一个解释，“丁文彬乃一至贫极贱之人，一旦稍习陈言，遂自诩奇才异能无出其右，因而幻想富贵、女色，痴心日炽，结为幻影，牢不可破，辄肆其枭獍之心，狼号狗吠，无所不至。”^[6]17杨迎琚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明清科举制度背景下士人群体隐秘的精神世界的把握，他们被安置在怀才不遇的集体性幻象空间，但又时时保持着逃离这种幻象空间的意欲。这正是他们积极进入科场的深层精神动机，也是经由制度重新塑造出的士人精神气质。在这种动机和精神气质的驱使下，科场风气到正德、嘉靖间就出现新变，在士人眼里，“‘所谓道德，功名而已；所为功名，富贵而已。’而八股文，至少他们用以猎取功名的手段而已。‘修于己者不力，而侥幸于名位之得’，‘为师者之教徒以得进士为期，为弟子者之学，徒欲举进士而止。于是有剽掇记录已陈之言，以希合乎主词之意，侥幸其捷则弃之’”^[7]312。这种新变的本质是士人精神气质的极端功利主义取向和时文文体的庸俗化，因此，唐顺之开始积极倡导“以古文为时文”。

“以古文为时文”并非由唐顺之首倡，他的贡献在于把古文的修辞形式融入时文制作，进而形成文必有法的观念，要求时文制作应该取法于古文。正是基于此，唐顺之大规模选录批点古文，先后有《荆川先生精选批点〈史记〉》十二卷、《荆川先生精选批点〈汉书〉》六卷、《唐会元精选批点唐宋名贤策论文粹》八卷和《唐荆川批点文章正宗》二十四卷等。在这些选本里，他更进一步把评点之法格式化了，如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卷首载有“大明唐顺之批点法”，指明了唐顺之所使用的各种批点符号的具体内涵，如长圈和长点(精华)、短圈和短点(字眼)、长虚抹(敝)、短虚抹(故事)、抹(处置)、撇(转换)、截(分段)等等。^[8]372其后，茅坤有《史记抄》和《唐宋八大家文抄》，归有光则数十次反复揣摩，留下自己的《史记》评点，而且其批点符号更加细密，“将三种符号(圈、点、掷)与四种颜色(墨、硃、黄、青，其中，青只和掷有搭配)搭配使用，功能区分相当细致”^[9]49。

唐宋派三家的《史记》评点影响巨大，虽然贯穿始终的是对文法的重视，但三家依然有明显不同的侧重点，与唐顺之相比，茅坤和归有光的《史记》评点有更突出的个性色彩，因此，其评点文字往往是一种媒介，借助这一媒介把《史记》的本文空间转化为评点主体精神世界的映像。这种变化应该与他们的科场经历有关。茅坤乡、会试都是第二次才中式。而归有光就更是蹉跎科场四十年，他弱冠即通五经三史，二十岁以第一名补苏州府生员，此后十五年间，五次参加乡试，直到嘉靖十九年(1540)才举应顺天府乡试第二名，再以后，八上春官，屡试不第，迄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举进士，也仅名列三甲。这种状况不能仅仅理解为个人事件，它意味着明正德、嘉靖年间的科场评价系统处于一种极不稳定的状态，因此有某种普遍性，如略早于他们的唐皋也是少负才名，但十考乡试而不中，屡败屡战，终于正德九年(1514)会试高中状元。不稳定的科场评价系统不仅能够强化个体怀才不遇的感慨，也能激发个体对命运和偶然性的反省，因此，《史记》的“爱奇”就被重新理解，如王鏊所说：“《史记》不必人人立传，《孟子传》及三邹子，《荀卿传》间及公孙龙、剧子、尸子、吁子之属，卫青、霍去病同传，窦婴、田蚡、灌夫三人为一传，其间叙事合而离，离而复合，文最奇，而始末备。”^[10]1646

唐宋派有较强的台阁意识，而前后七子则自觉地抵抗士人群体的文士化，在这种差异背后，明中叶的文化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其标志之一就是文统之争的消歇。

在历史叙述中严嵩已经被彻底污名化，而之所以如此的原因之一应该是某种文化传统突然走向末路，他却不幸成为该文化传统的象征。严嵩于弘治十八年(1505)举进士，以二甲第二名得授庶吉士，正德二年(1507)授翰林院编修，几经沉浮，迁为阁臣，嘉靖二十一年(1542)任武英殿大学士，开始其长达20年的首辅生涯。从宋濂开始，经过杨士奇、李东阳，“台阁要员主导文坛，这是明代前期形成的一个传统。”^[11]65这种传统受到前后七子的反叛，而严嵩在任首辅前后，确然有复兴该传统的意愿，他“以文坛领袖自期和自居，并处心积虑地造舆论、造声势，做了大量铺垫。比如，他的《钤山堂集》，就先后请了若干文坛名流为之作序。今所见《钤山堂集》序，以‘正德乙亥(1515)冬十一月十日，中顺大夫、鹤庆知府、前工部郎中，鹭沙孙伟’之《钤山堂诗序》为最早，其次为唐龙序，署‘嘉靖辛卯仲秋既望，资善大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兰溪唐龙’。嗣后陆续有‘嘉靖壬辰(1532)冬十二月朔’刘节序、‘嘉靖癸巳(1533)夏至前二日’黄绾序、‘嘉靖十二年(1533)岁在癸巳五月庚戌’王廷相序、‘嘉靖己亥(1539)孟秋日’崔铣序、‘嘉靖乙巳(1545)三月之望’张治序、‘嘉靖丙午(1546)三月望’王维桢序、‘嘉靖丙午(1546)夏五月望’杨慎序、‘嘉靖三十年(1551)岁在辛亥夏四月二十一日’湛若水序、‘嘉靖己未(1559)三月望’赵贞吉序等。皇甫汸序年月不详。孙伟至崔铣诸序均作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八月严嵩任武英殿大学士、入阁预机务之前。后五序则作于严嵩专国政期间。”^[11]65在个人文集卷首安置一定数量由他人所做序言，是明代文人的习惯，但如严嵩《钤山堂集》这样夸张的例子并不多见，而他之所以邀有如此之多的名流序言应该与他的危机感有关，如王世贞叙述七子结社始终后所说，“分宜氏当国，自谓得旁采风雅权，谗者间之，耽耽虎视，俱不免矣”^[12]1068，严嵩迫不得已要用政治权力维护自己文坛领袖的地位。在这种较量中，无论前后七子如何努力，他们终究没有能够超出自己的文士身份。因此，嘉靖之后的时文乱象就已经在夹杂着权力斗争的文统之争中凸现出来，隆万之际的时文“易方为圆，渐趋圆熟，崇尚机巧，专使凌驾，轻剽促隘，务为灵巧”，与此相应，“普遍以佛经、《道藏》、‘坊刻纂辑饾饤之经、子、史、汉、六朝、唐、宋诸杂文绮语’，甚至市井里巷之语入文。”^[7]394-400在这种情况下，时文与古文已经融为一体，其核心在于文章制作的游戏化。

张居正隆庆末入阁，万历初年为首辅，在政治改革的同时也着力改革文风。隆庆五年(1571)会试，时为辅臣的张居正任主考，要求考生能“综”览古今，直抒胸臆，是年，邓以赞举会试第一，廷试第三，授编修。张居正令刊刻其墨卷颁示天下为士子作文范本。在某种程度上，张居正个人完成了前后七子的价值祈向，超出了文士身份，也最后终结了明文统之争，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隆万之际的时文风气。

作为张居正的门生，邓以赞与座师之间时时会发生矛盾，因此，他入仕二十余年，而实际在职仅有六年时间。邓以赞在思想上私淑阳明后学王畿和张元忭，而张元忭与邓以赞同科举进士，曾与王畿论学说：“学问须求自得，天也不做他，地也不做他，圣人也不做他。”^[13]567张元忭以为惊骇世人之听，这种思想也全面影响到邓以赞的《史记》评点。邓以赞的《史记》评点虽然也偶然有对叙事内容的辩证，但从整体上看，他尤其重视传达自己的阅读感受，一方面不断用“有味”“有致”等概念提点《史记》叙事的好处，另一面则在整体上肯定《史记》叙事的演述特质，说司马迁是兼扮兼说，而且能够作某人传即能做某人状。邓以赞的《史记》评点以求自得并不是孤例，因为时文风气变化，《史记》评点也逐步以个人怡情为主要目的。

万历十七年(1589)，焦竑得中状元，陶望龄与之同科为探花，他们相与交往，在思想上追随李贽，如《四库全书总目》别集类存目五《李温陵集》提要所说：“贽非圣无法，敢为异论。虽以妖言逮治，惧而自刭，而焦竑等盛相推重，颇荧众听，遂使乡塾陋儒，翕然尊信，至今为人心风俗之害。”^[14]1599焦竑始终被看作晚明学风转型的关键性人物之一，原因在于他的双重身份--心学家和考据家--及其差异性，然而双重身份的差异性未必就是矛盾的。李贽身后，焦竑相继整理出版了《李氏遗书》《焚书》《续焚书》等著作，使之对晚明风气的影响达到顶点。以李贽为核心，晚明文人的世俗化追求全面展开，如梁启超所说：“晚明学风之敝，流为狂禅，满街皆是圣人，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15]101这种学风也影响到其时文观念，李贽在其《童心说》中指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记》，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16]272李贽以时文可以列入“古今至文”之列者，应该如王夫之所说，“背戾以浸淫于异端”^[17]175。万历二十五年(1597)，焦竑任顺天府乡试副主考，复查落卷而得徐光启并拔置为第一名，因此被同僚以收取贿赂、取士非人、所取试卷语涉险诞不敬等罪名弹劾。经礼部核查覆议，弹劾者所列罪名多无所据，但依旧以试卷文体险诞的罪名将其贬职，不久又改谪福建宁州同知。这一事件对焦竑影响巨大，两年以后，他就离开官场。即使焦竑一再强调这一事件是朝廷权臣构陷的结果，但徐光启乡试卷应该具有“文体险诞”的特征，而它恰好符合焦竑的时文趣味。从时文观念看，焦竑的确是晚明学风的象征，但未必是转型的关键。

焦竑所代表的晚明时文状况在政治危亡之际引发部分士人的反省。艾南英，字千子，与陈际泰、罗万藻、章世纯结豫章社，以主持时文选政而知名于时，他先后完成《今文定》和《今文待》，张扬“以古文为时文”的唐宋派传统。约在崇祯六年(1633)，张自烈编选《国朝今文辩》，因此引发与艾南英的争议。艾南英与张自烈的时文之争是晚明文坛的重要事件之一。张自烈背后有复社文人的支持，从表面上看，这场争论显示出时文的自我反省的不同立场，谢国桢指出：“艾千子的主张是‘其书一主曾欧程朱，其法一宗成弘’。而张天如却是要‘文必《六经》，诗必六朝’的。换句话说，艾千子是开今派，张天如是复古派。”^[18]109这种原则的差异从一开始就存在，而艾南英与复社的争论也从崇祯元年(1628)就开始，他与陈子龙会于娄江，年轻气盛的陈子龙竟以手批其颊。此后以张溥为首，复社领袖大多已成进士，并且三次举行大会，以壮大声威，时文选政逐步为复社所把持。艾南英与张自烈之争的确把豫章社与复社的矛盾给公开化了，但其文化内涵显然并不局限于时文选政。争论由个人引发，最终成为两个社团的较量，而原则的差异同时就被遗忘。这种争论方式意味着在文统之争终结之后士人扎根于地理空间的党社意识开始勃兴，而与此相应，在其思维上则是类型学视野代替了历史系谱的建构。

在时文的自我反省过程中，焦竑、张溥、黄淳耀和朱东观等都介入到《史记》评点活动之中，他们的评点之作在整体上都带有集评的性质，如焦竑的《史记综芬评林》和朱东观的《史记集评善本》等，都是在前人评点《史记》的基础上汇集诸家之说，而断以己意。当然，不是说《史记》集评到这个时候才出现，此前就有凌约言和凌稚隆父子的《史记评抄》和《史记评林》，而晚明的《史记》集评则体现为一种内在的思维习惯，如焦竑的《焦氏笔乘》也有大量关于《史记》的关目，这些关目的内容的确有焦竑于考据学上的独得之见，但正如明亡之后许多学人的批评，焦竑也往往有抄袭他人而没其所出的缺陷。

出于对明亡的反省，清初形成一种批评时文的潮流，如魏禧所说：“余甲申遘烈皇帝之变，窃叹制科负朝廷如此。”^[19]377顾炎武也说：“(时文)败坏天下之人才，而至于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将不成将，夫然后寇贼奸党得而乘之，敌国外侮得而胜之。”^[20]71然而，另外一面，以康熙皇帝和朝中文臣为核心，重提“以古文为时文”的口号，以期时文制作归于醇正。康熙二十四年(1685)，他选编《古文渊鉴》，并率领徐乾学等臣僚逐篇评论所选文章。后来，乾隆也有《御选唐宋文醇》。在此影响下，张伯行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编选《古文载道编》，蔡世远于雍正元年(1723)刊刻其所评选的《古文雅正》十四卷。与此同时，康熙四十一年(1702)将《御敕士子文》颁行直省各学以供士子揣摩学习。这两个方面相互促进，奠定清代时文“清真雅正”的基本格局，其具体内涵在文章学上体现为两个方面，“‘清真’即‘理之是’，理一定是宋元大儒阐发的义理，不能是别的。义理洞彻无荫翳才能‘清’，否则就不‘真’。……‘雅’即‘辞之是’，辞要以《左传》《史记》、唐宋八大家文等为文章语言的典范。只有这样，语言才能典雅、朴实、简约，无枝蔓芜杂。只有这样的文风才是符合封建统治者所规定的与程朱理学相一致的文风，即‘正统’”^[21]185。在此背景下，方苞逐步确立一代文宗的地位。而在他的影响之下，《史记》评点依然保持着某种程度的繁荣，在体例上也延续明人的传统，重视文法的梳理。

与时文归正同时出现的则是清代士人的分层。戴震指出：“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义理，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22]189理学、考据训诂和辞章的分途是清代士人分层的标识，在这一过程中，清代理学家往往在舆论意义上被伪道学化了，从而也就边缘化了，因此，清代思想史的基本线索是考据学与辞章学的对立。在考据家眼里，时文已经糟糠化了，如俞樾所说：“凡人欲立言传后，不必作八股文字；凡作八股文字，不过乡、会两试借作敲门砖耳。”^[23]44作为乡、会试敲门砖的时文在清人的理解中并不足以当立言之名，他们往往有另外的选择，如以今文经学知名的常州庄氏家族子弟基本上都有一个从文士到经生的转变过程，他们在获取功名之前，都用力于时文，而后则吐弃之。同时，他们所理解的古文如钱大昕所说：“古文之体，奇正、浓淡、详略，本无定法，要其为文之旨有四：曰明道，曰经世，曰阐幽，曰正俗。有是四者，而后以法律约之，夫然后可以羽翼经史，而传之天下后世。”^[24]576这种古文意识其实质是要克服经典文本文学化接受泛滥的倾向。在某种程度上，因为作为一代文宗的象征意义，方苞及其古文就成为考据家集中批评的对象。这种批评给予辞章家群体以巨大的压力，原因在于时文制作的惯习，辞章家不由自主地会在写作中引入时文的定式，即所谓“排比有定式”。因此，方苞之后，刘大櫆和姚鼐对古文的理解就呈现一种更加开放的姿态。

清中叶以下，考据学和辞章学的对立也促使《史记》研究的分化，考据家及其著作如梁玉绳的《史记志疑》、钱大昕的《史记考异》、王念孙的《史记杂志》着眼于史事的考据和文字训释，在当时及后世都有巨大影响，而属于辞章家的《史记》评点则成为科举时代的通俗文化之组成部分，钱大昕即以此看待方苞，他说：“以此论文，其与孙鑛、林云铭、金人瑞之徒何异!”^[24]607在考据学压力和古文观念变化的双重影响之下，清中叶之后，《史记》评点相对被边缘化了，影响也逐步位移到下层士子群体。

从整体上看，处于清代学术夹缝之中的《史记》评点还是做出了某种程度的调整，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评点之作的编排方式，如蒋善的《史记会纂》，在编目上就有意识地引入义理学观念，分类辑录《史记》文章并集录前人评语；其次是评点倾向于某种整体把握，如方苞有《史记评语》和《读史记》，其性质类似于评点的总论，用以统领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