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于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要求，不仅囊括了我们党对领导干部的所有要求，而且体现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要求。“三严三实”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有着深厚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内涵，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三严三实”的第一个要求便是“严以修身”。“修身”是儒家传统文化的根基，是砥砺人性的基石。孟子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在孔孟思想的长期影响下，“洁身”“省身”“正身”“修身”等成为中国历代文人不懈的追求；在儒家修身思想的影响下，“先有修身，再有信仰”已经成为国人千百年共同的精神追求。“三严三实”将“严以修身”作为党员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正是抓住了引导其坚定理想信念的基础和思想根源，是儒家“存心养性”修身思想的体现。

当下，国人信仰的缺失，已成为阻碍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块绊脚石，与此同时，党员干部共产主义信仰的缺失亦成为人们焦虑的话题。如何建构新时期的信仰，一度困扰着无数的人。“三严三实”正是基于此背景而产生。“三严三实”从广袤、深厚的传统文化深处，寻找构建党员干部共产主义信仰的内核。“信仰”一词最早源于西方，指的是人应该确立一个目标并不惜用生命和一生为之奋斗；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特别是儒家思想中，认为信仰主要是日常生活中如何做人的问题。古代圣贤认为只有通过修身及其不断的实践才能明确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在此基础上才能解决个人信仰的问题。“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1]21“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2]43；“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3]67。儒家文化特别强调要成为“仁人”，必先“修己”；其次再“安人”，强调将修身视为安身立命的根基。因此，孔子忧虑的是“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1]45。他强调君子当“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孟子发展了孔子的这一学说，提出了“修身为本”的论点：“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他将“修身”与“平天下”并论，将“修身”视为万物之本。类似的观点在儒家文化中俯拾皆是，例如：“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必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必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必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3]36可见，儒家的信仰之道是把“内圣外王”和“修齐治平”作为基础的；而要实现“内圣外王”之道和“修齐治平”之方，则必须以“修身”“齐家”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因而“自天子以至庶人是皆以修身为本”。其后的儒学者也在不断发展着这一主张和观点。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颢提出了“动息皆有所养”的主张，强调将“养”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之中，将“存心”“养心”和“养性”结合起来。由此可见，儒家思想认为，要公正客观地对待一切事情，唯有修养好自己的品性；若想使自己心安，使家人康乐，社会才能安定、和谐；若想实现天下大治的宏愿和抱负，必须修养高尚的品德。

“三严三实”之“严以修身”汲取了儒家传统文化的精华，赋予了其新的时代内涵，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作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想成为党和国家的骨干力量，成为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带头人，就必须时时修其身、养其性，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要努力用自己的言行去树立党的形象，成就人民的事业，带动身边的每一个人。只有具备了良好的品德和作风，才能坚定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很难想象一个道德水准低下、只顾个人吃喝玩乐的人，能够具备高尚的精神追求，能够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道德水准低下的人，不可能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与党的事业。因此，新的历史时期，共产党员必须要将“修身”作为第一要务，而且要“严”字当头，不断加强党性修养，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道德情操，必须坚定共产党人应有的理想信念，追求高于一般群众的高尚情操，抵制歪风邪气，远离低级趣味。共产党员只有时刻约束自身言行，规范自己，要求自己，才有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工作中把握住小节，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良好的形象，也才能“挡得住诱惑，耐得住清贫，经得起考验”。

“仁义”学说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核。“仁”与“义”紧密联系，不可分割。仁者的所作所为必须符合“义”的要求，“义”是仁者为人处世的必要选择。“三严三实”中“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要求，植根于儒家“仁爱重义”的思想。

儒家“仁爱重义”思想在儒家的典籍中记述较多，《论语》中，孔子讲“仁”多达百次。如《论语·颜渊》中，“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雍也》提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三句话都在围绕“爱人”这一个主题而展开。具体而言，就是克制自己的私心，使自己的言行受礼节的约束。也就是要尊重他人，所以是“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立人”“达人”都是自己主动为之，也是一种“爱人”的表现。所以说孔子所谓的“仁”其本质就是“爱人”。“仁”其实并不难做到，《论语·述而》中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就是说“仁”离我们并不遥远，只要我们去主动追求，它就会来到。

儒家之“义”指的是“正义”“大义”。基于其“爱人”思想，提倡每个人多做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他人的事情，可谓之“行义”，反之则为“不义”。做“不义”之事的人乃为“不义之徒”。《孟子》所言：“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4]27孟子是一个性格高傲的君子，当生和义矛盾时，孟子选择的是舍生而取义。这一思想影响了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仁人志士，他们为了心中的“义”，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文天祥发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决绝之叹；夏明翰写出“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诗句。这一代代“舍生取义”的豪杰在不断诠释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高贵精神，使其在中华民族代代传扬。可见，“义”应当是人性中最为高贵的品质，应该是一种美好的品德。“义”的真正意义与被后世曲解演变的狭隘的“义气”是截然不同的，而所谓的“义气”，是从心底深处所发出的催促行动的感觉。

纵观历史，“仁义”是修身的目标之一，也是报国的思想基础。能达于“仁义”者，方能为国家民族作贡献。君子为政能惠泽于民，小人为政则国乱民殃。正所谓“昔者先圣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5]56。由此可见，“仁爱重义”思想的内核是“实”，即不违于心，不违于理，不违于情，不违于义，实实在在谋事，踏踏实实做事。只有灵魂深处真正做到“实”，方能“舍生取义”“舍生就义”。

“三严三实”之“谋事要实”和“做人要实”深植于儒家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时代价值。只有胸怀“仁爱”之心，才能谋事实、创业实、做人实；只有谋事实、创业实、做人实，方能真正做到“义”。谋事要实，就是要从实际出发，了解本地本单位和本行业的实际，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谋划事业和工作，使决策符合客观规律，更为科学，更经得起时间和现实的考验。创业要实，就是要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中，踏踏实实，从小处着眼，注重细节，真抓实干；善于发现矛盾，敢于担当责任，不推诿不扯皮，能积极解决问题，工作实绩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无论是谋事还是创业，“实”是核心，是对一个人作风的基本要求。当今社会，常常有人喜欢搭花架子、胡吹自擂、做表面文章；甚至有些所谓的“官油子”，对上阳奉阴违，对下吆三喝四、颐指气使、不办实事。这些现象都是不以实立身，不以实为守，不以实行事，是与“三严三实”要求相违背的。“三严三实”要求党员干部必须有一颗仁爱之心，必须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必须坚实、会通、创新。“三严三实”将党对干部的要求提升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儒家的德育思想是关于道德上“学”的思想与修养的学问，这里的“学”实际上体现的是道德认知与实践的统一，也就是“知行合一”的思想。“三严三实”中“严以用权”和“创业要实”的要求，植根于儒家“知行合一”的思想。

儒家典籍中关于“知行合一”的阐释很多，“欲知之者，必当行之；欲行之者，必当知之”，就是说要修身者，必先学习；要做事者，必先养成好的品德。《论语》中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习有助于通向完美的心灵，达到人格的完善。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提出“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学而知之”(《论语·季氏》)，“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强调“学”的重要性；同时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言必行，行必果”(《论语·子路》)，“巧言令色，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也在不断强调“行”的重要性。不仅在个人的日常要求上，而且在家庭伦理的修养上也在不断强调“行”的基本要求：“弟子入则孝，出则悌”，“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

不仅先秦儒家主张“知行合一”，在后世的继承和发展中，“知行合一”、学以致用也一直被儒学者所论述。在宋明儒学思想中，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都是“知”与“行”的阐述者(虽然在知行关系的论述上有明显对立)，他们都强调了“知”和“行”的重要性。朱熹主张“知行相须”“知为先”(《朱子语类辑略》)，也强调“行”的层面：“学之以博，未若知之以要；知之以要，未若行之以实”^[6]49；王阳明的观点是“知行合一”“致良知”。可见，在知行关系的统一的方面远远大于其对立的方面，“知行相须”“知行合一”和“知行并进”等诸多学说的共性远远大于差异性--对于道德知行统一关系的强调是其共性。儒家思想认为，道德既是认知，也是实践。张岱年说：“认为致知方法与德行涵养有相依不离的关系，这是中国哲学的特点之一。”^[7]89由孔子创始一直到汉代及宋明的儒家伦理，都主张知行合一论。关于“知”，指的是道德认知。儒家伦理也一以贯之地主张知与行的统一。爱尔维修曾说：“美德有许多说教者，但少有殉道者。”^[8]98这里所强调的，正是知行合一，强调更重于行。

纵观历史上的各个思想学说，可以说，道德知识与践行的统一，是任何时代伦理学家与道德生活的基本诉求。在现代社会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拜金主义喧嚣一时，甚至有些人为了利益不顾一切地欺诈、牟利，传统文化和儒家所提倡的知行合一思想和要求就更显得弥足珍贵。“三严三实”是新时期党对干部的新要求，源于儒家“知行合一”的思想。新的历史时期，对于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而言，在用权和日常工作中，更应以德行为本，坚持“知行合一”。在学习和正确认知的基础上，坚持用权为民，不以权谋私、不乱搞特权，时刻敬畏人民赋予的权力。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国家富裕了，一部分人富起来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所掌握的资源也多了。但在信仰缺失、“一切向钱看”的思想蔓延的形势下，党的建设显得更为必要和重要，党员个人的修养和行为将直接影响到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这些年来，人们对“表哥”“房叔”的愤慨，对一些“拼爹”现象的焦虑，必须引起我们的警觉。面对这一严峻形势，一是靠制度，但最根本的还是要靠思想的引领和认知的把控。要用传统的道德要求、核心价值观和共产党员应有的信念来构筑信仰的防线，从而从思想源头让领导干部做到“知行合一”，对权力心生敬畏。

儒家文化一直倡导着“克己”“自省”和“慎独”的道德要求。《论语》所述的“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1]71等，都强调遇问题时要先找自身的原因。当前对于党员领导干部关于“严以修身”“严于律己”的要求，是共产党员党性的必然要求，也是儒家“克己慎独”修身思想的现实体现。

克己慎独，既强调宽人严己，同时更强调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也能用“慎独”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能够严于律己，时刻提醒自己，谨慎自己的言行，防止有违道德的欲望及其行为发生；强调道德时时相随。孔子说“一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就是要不断地剖析自己。“慎独”最早出现在《大学》里：“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独也。”^[3]31《礼记·中庸》云：“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2]26孟子也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4]91，“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这些儒家言论和学说都是主张时时处处要严格要自己，遇到问题先从自身找原因，不埋怨别人。唐代韩愈进一步论述道：“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以轻以约。重以周，则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韩愈同样在强调处理自己和他人关系的时候，要宽以待人，严于律己。这里贯穿着这样一种处理人己关系的意识：宽则得众，和则同心，与人为善，人亦与己为善。《淮南子·说山训》说：“兰生幽谷，不为莫服而不芳；舟行江海，不为莫乘而不浮；君子行义，不为莫知而止休。”这里突出的正是自觉性的品格。故程蒙端曰：“幽隐细微，必慎其几，是曰慎独。”^[9]12唐代著名思想家李翱曾指出：“不睹之睹，见莫大焉；不闻之闻，闻莫甚焉。其心一动，是不睹之睹、不闻之闻也，其复之也远矣，故君子慎其独也。”^[10]63朱熹说：“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言欲自修者，知为恶以去其恶，则当实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恶恶如恶臭；好善则如好色，皆务决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于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为人也，然其实与不实，盖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者，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焉。”^[2]78这里对于“克己慎独”的要求就说得更明确了：必须在无人看管时坚持自己的道德要求，按道德要求行事，并注重细节，“言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2]56，不管事情大小，都须严格要求自己，从微小处着眼，可防患于未然。如此防微杜渐，既能积善成德，又能避免“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在儒家思想的长期影响和浸润下，我国古代“克己慎独”的典范也不少，如东汉的杨震。他在赴荆州任刺史途中，道经昌邑。昌邑令王密欲以厚礼报答杨震知遇之恩(王密任昌邑令，乃由杨震举荐)，深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杨震以此得名“四知先生”，其事迹在历史上传为佳话。由此可见，唯有“克己慎独”，方能抵御贪欲滋生，堂堂正正地做人为官。清康熙朝，张英(时任礼部尚书)的家属为宅基地打官司，写信向张英求助，希望他能给地方官打打招呼给予关照，张英写诗规劝道：“千里捎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其家属收到回信后主动退让三尺，对方受此感召，也主动退让三尺，留下了六尺巷的美谈。历史上流传的唾面自干、暮夜却金、六尺巷的故事，让我们领略了“克己慎独”的深刻内涵。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我们不难发现，“克己慎独”是儒家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华传统美德之一。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更加通俗地表达和阐释了儒家的这一学说和要求，认为一个人在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时，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而做不做坏事，能否做到“慎独”，以及坚持“慎独”所能达到的程度，是衡量人们是否坚持自我修身以及在修身中取得成绩大小的重要标尺。胡锦涛也要求道：“各级干部都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永葆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习近平提出的“三严”要求，正是对儒家这一思想和共产党员根本要求的发展和概括，对于现阶段加强党的建设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由此可见，党员干部要做到“克己慎独”，就是要在远离组织、个人独处、无人监督的情况下，能自觉坚持党性原则，高度自觉地按照党性原则、党规党纪去处理问题，严格对自己的约束，不放任自己。“克己慎独”既是党员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表现，也是党员保持和守护自我道德本性、对自我负责也对他人负责的表现。党员干部要做到“克己慎独”，须谨言慎行，珍重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既不盲目尊大，也不妄自菲薄，待人处事一定要与共产党员的身份相符；须时刻用党章国法约束言行，严于律己，以身作则；须知法懂法守法，永远“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革命精神，把革命工作进行到底”；须始终保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依靠勤劳和汗水换取富足的生活。

从以上对“三严三实”理论内涵及其与儒家“存心养性”“仁爱重义”“知行合一”“克己慎独”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中，可以看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严三实”的要求，体现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要求，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要求一脉相承，是儒家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创新、发展和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