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前，天灾人祸通常都会引发流民问题，不过，学界对于这一时期关注最多的当属灾害引发 的灾民流动。近代以来，由于战争引发的大规模人 口流动，其时也伴随这些流民的生计困顿，“难民” 一词因而专指因人祸尤其是战争影响之下之流离失所、生活无着落的人。灾难发生之后，官府和民 间的救济也并不鲜见。传统救济之法，多是散给一 些诸如食物、医药等物质援助。明清以来慈善组织 开始设立临时性质的难民收容所，将难民暂时收容 并供给饮食和住宿，免去其流离失所之境，但还是 重在“养”。晚清以降，难民教养事业开始迈向近 代化，教养兼施或教养并重，甚至“以教代养”逐渐兴起。抗战时期的难民教养问题，因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及积极教养之举的创办，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问题之一。

抗战时期的难民教养事业，是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重要主题。孙艳魁指出，抗战时期国统区对难民的教养活动，包括收容、教养、遣送、垦殖等内容，但由于缺乏一致的宗旨和有序的组织，难民教养事业呈现“多样性和分散性”“规模较小”“经费困难”^[1]等特点。王春英对战时难民收容所的数量与规模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其时难民收容所的特点和社会影响。^[2]而抗战时期各地区难民教养问题的研究，以政府救济为重点。高冬梅对陕甘宁边区政府在难民教养方面积极而有效的措施进行了研究，保育所的活动为其研究的重心。周术槐对贵州官方性质的贵州省赈济会的难民教养事业进行了分析，包括组织难民服役，建立难民农场与难民工厂，成立难民职业介绍所，对难民进行医疗救治等活动。^[3]滕兰花对抗战时期难童保育工作进行评析，尤其是难童救济机构的设置等情况进行了研究。分析已有研究成果可知，抗战时期难民教养事业的研究，以各级政府为重点，从救济的视觉进行探讨，或多以某地区重要救济机构的教养事业为重点进行剖析。

中国的难民教养问题，在全民抗战时期更加突出。其时随着战争的延长，战区的扩大，难民日渐增多，加以战乱之余物价高涨，一般人员生活艰难，难民之数量激增，多达百十万计，仅上海一地就有100多个难民收容所。^[4]抗战时期的难民教养，既延续传统，开展针对难民的救养，提供衣食维持其生计，侧重于解决难民的生存问题。同时采用更为积极之法，提高被救济者自主生活的能力，提升难民的教育水平，为社会培养健全的劳动者，呈现出诸多积极而进步的特征。

一、积极的生产性教养实践

抗战时期，难民的教养问题成为整个国家和社会关注的问题，虽然教养难民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让难民能够存活，但抗战时期特殊的社会背景影响到难民教养的内容。其时，单纯的救养问题诸多。在难民数量急剧增加的情况之下，各种救济机构都收养有大量难民，这暂时解决了难民的生存问题，但无力解决难民的根本问题，也不为长远之计，更与当时抗战的整体形势不相协调。因此，在救养的同时，探索积极的教养措施也在不断进行，生产性救济为典型代表，这种工作主要分为工业生产和农业垦殖两种。

就工业救济难民来说，有两种途径：一是选取在短时间内能达到及时救济难民的简易工业；二是举办工矿等大型企业。工业的发展能满足短时间内难民的救济工作，尤其那些简易工业更能达到对难民进行及时救济的目的。抗战以来，日用品短缺，难民人数众多，救济组织兴办各种小规模的简易手工业是解决难民生存问题的可行办法。这种简易工艺主要指各种小工艺品的生产和推销，包括如纺纱、织毛巾、织袜、制革、造纸、文具(以纸为材料，制作信纸、信封等各种文书上应用物品)、肥皂等。^[5]成都市立救济院就有棉纺织、肥皂等简易工业品的生产。^①简易工艺的开展,其目的是解决难民的基本生存状况，工矿等大型工业的发展，对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和抗战的扶助作用最为明显。

①参见成都市档案馆(民政类)第38-2-1711号。

1938年我国各种工业集中的上海被日本占领，全国重要的工业部门几乎都陷入停顿。在此背景下，利用抗日战争的机会，学习日本在欧战时期工业迅猛发展的例子，组织难民发展内地工业成为可选之举，尤其是采矿工业的发展。采矿业可以安插大量的难民，并且开发资源，为工业发展提供资源支持。就开矿的地区选定，主要在西南和后方两处。西南各省包括贵州、广西等地，可开发的天然资源很多，可是这些地区，在以往由于生产技术落后的缘故资源少有开发。在这些地区安置难民，一方面利用较为低廉的劳动力进行开矿，解决难民的生产问题，另一方面又发展了矿业地的经济，提升当地民众的经济水平，而且“后方各省矿业的逐渐开采，对国防建设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6]。

农业垦殖也是难民教养事业的重要举措。抗战时期，各难民救济团体供养的难民数量非常庞大，如此众多的难民群体，仅靠供养无法长时间维系。如何长期救济灾民是一项急需考虑的问题，社会上和舆论界针对这一问题发表言论，提出“按照技能把难民分别计划地遣送到内地或边疆，迅速从事生产和开垦的工作”^[7]，并认为这一做法“不但可以救济难民，藉免流离失所的痛苦，并且可以开垦荒地，从事生产，增加粮食”^[8]。1938年前后，包括河南、陕西、江西、云南等十多省均开展起垦殖工作。具体而言，以四川为例，在1938年仅民间组织所开展的垦荒就呈现“垦社林立”的局面，垦荒之风盛极一时。^[9]90

农业垦殖是一项综合性的复杂工程，首先需要劳动力保障。垦殖是一项艰苦的事业，在此过程中，需要开辟草叶，斩断荆棘，兴修水利，防备旱涝，播种耕耘，这些工作都需要富有健壮的体魄，并且能够吃苦耐劳的真正农民。抗战时期，就各地的难民而论，这种健康身体的农民为数不少。据1938年上海失业难民职业统计，在所有难民中农民是人数相对最多的人群。其中农夫共8477 人，工厂工人共3974人，手工业工人共1673人，其他劳动者共1279人，商店及雇员共740 人，自由职业及其他服务部门共369人，小贩及其他职业共595人。^[10]如此众多的农民，必然为各教养组织农垦事业的开展提供人力保障。

其次，难民垦荒的地区选择。抗战初期，难民移垦地区选择集中于江西前“赤区”及安徽灾区，这主要基于九一八事变之后，上海及沪杭甬线战区一带难民迁移至江西，“京沪线接近战区一带难民迁移安徽”，较利于“分批从事集团垦殖”^[11]。后垦荒扩展及中国边疆各地，包括西南、东北和西北各省，均进行了有组织有计划的移垦。而之所以选定这些地区，往往遵循的是地廉和有无军事关系的标准，例如广西成为难民教养机构举办生产性教养的重要区域，就在于一方面由于该地土地代价之低廉无以复加。以二百元可以得到二万亩地，平均一分钱可得一亩。另一方面，广西的自然环境也适宜于农业发展，该省土地可以从事农业种植，又能发展畜牧，还可种植其他经济作物，如甘蔗、草棉、花桐、油松、杉树木等。至于安全，“广西离海较远，所以无战事的恐慌”，近数年来该省办理民团成绩也很卓著，“向无抢劫等事发生，所以最为相宜”^[6]。

再次，垦荒经费的筹集。政府垦荒费用多由地方财政解决。按照《非常时期救济难民办法大纲》《难民垦荒实施办法大纲》《难民移民垦荒规则》等规定，国民政府在中央设立难民救济总会，各地设分会，“救济总会费用系动用中央救灾准备金及指拨专款或募捐，分会费用系动用原有救济机关与善团基金及地方救灾基金并得募捐”^[12]，各费不足时，得动用“谷款”或地方“积谷”。民间社会团体的经费筹集则多元化，有的向“各银行、钱庄先行贷款20万元公债押款，作为第一次移民基金，向公债委员会先行贷款二十万元公债押款，作为荒地人民应担负之公债，将来由荒区人民各自负担陆续摊还，由上海慈善联合救济委员会向国内外各慈善团体或个人，募集基金、牛羊、谷物、衣被及各种日常用品等以作辅助”^[11]；有的集中“各地方救济机关和慈善团体的经费”；还有的“联合各地方军政和社会人士的力量”，动用各地方“积谷谷款”和“救灾准备金”，并请求“中央拨款救助”。^[13]

基于抗日战争的背景，难民教养事业多为通过发展工业或移民垦殖，满足难民物质生活需求，同时为抗战积蓄力量。自抗战军事发生以来，难民成为一种比较长期的现象，对于难民的救济，在注重难民进行生产训练的同时，还要重视难民精神上的教育，注意物质和精神的并重。

二、突出的难民教育事业

抗战爆发后，难民人数与日俱增，动荡年代中的他们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有的甚至死于沟壑。战争是残酷的，不仅造成大量人员的死亡、流徙和社会经济的破坏，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大量难民拥挤在城市各处，流离失所无以依靠，除去饥饿、疾病缠身这些问题外，烦闷、悲观的消极生活态度成为流民和难民的基本选择。为了生存，男的“为奸为盗，女的可以自杀或为娼”^[14]，众多教养机构和组织为了救助难民，将其大量收留，但长期的流浪生活使得很多难民养成了不愿从事生产的习气。难民的构成相对复杂，他们的心态也随着战争的推进更趋消极。长期的流亡生活，也“使他们的力量不能得到适当的发展，在他们的心中长期保留着愁苦、烦闷、伤感、悲哀”^[15]，因此如何去帮助他们，“如何有计划地教育若干的苦难同胞，这问题在当前不容忽视”^[15]。作为一项改善国民素质的计划，难民教育的实现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即公民素养的训练、政治意识的灌输和难民的生产职业教育。

(1) 注重公民观的训练

难民的公民观训练是基础问题。难民流亡在外，养成了懒惰、紊乱、自私不爱群等很多不良的生活习惯。长时期的流亡生活也造成了心理上的问题，在大规模的收容所里，难民之间争吵、打骂问题严重，甚至于因生活穷困而有种种不良的行为，而颓废、堕落者更不在少数。公民训练的目的，便是要培养难民的各种基本知识，尤其是教授公民知识，从而提高其文化道德修养。

难民的公民训练，首要的是解决难民的识字问题。抗战时期，受救济的难民，几乎95%以上都是不识字的，即使识字的也是略识几个，因此，要教给难民一些日常应用的汉字，或重新编制适合于一般难民实际需要的识字课本。为了增加难民学习汉字的兴趣，有些难民教养机构在教授汉字过程中，把汉字分成若干组若干课，用浅显有趣的话句或故事表现出来，以便于难民不至于感到枯燥。并且在教育过程中按照难民文化层次的不同进行分类，把难民“分成各种等级或班次，讲演或传授的人则按照各级或各班的程度深浅去讲演或教授”^[15]。难民尤其是妇女，多半没有受过学校教育，因此在教育难民过程中，通过谈话提高他们识字的兴趣也是常采用的方法，“以报上的标题或以最近出版的抗战常识、战争读本等书作课本，并把本题上的内容详细地分析给他们听”^[16]。这样一方面灌输了抗战的理念，另一方面也为难民识字提供了机会。

难民公民观的训练，重点是要给难民进行一些常识的普及和国民理念的教育。抗战时期的难民，大多数没有接受过教育，自然没有包括地理知识、历史知识、自然知识、卫生知识等科学的常识，所以在难民收容所中，做各种简单常识的灌输也是十分必要的。国民理念的培养则贯穿于教养的全过程中。抗战初期，难民大规模存在，如此多的难民仅仅依靠单纯“养”，无法解决实质问题。但在生产性教养实践中，众多的难民在心理方面存在诸多缺陷。当时很多难民教养机构的救养方式让被救济的难民养成了依赖心，比如有些怜惜难民的好心人士，将一些厂内出品的丝线等轻便手工业给难民做，难民却因工资太低都不愿意做，“提高工资还是无效”，因此必须培养难民基本的公民意识，从而“担负起国民应负的责任”^[17]。难民公民训练的内容也离不开为抗战服务的内容，“对于抗战有关的各种技术技能，亦应尽可能学习使用，如武器、交通运输、看护以及防空防毒等”^[15]。以上这些基本知识的传授，其实质的目的是提高难民的文化修养，从而为生产性救济打下基础，就是要使难民成为“在战时仍然可以从事生产，仍然是国家生产上的一种生产力”^[18]的国家和民族的生产者。

(2) 难民的政治训练

政治训练是难民教养的根本。抗战时期，教养组织所实施的救助活动，多为单纯的收养举措。这种事业往往满足于让难民应付当前的苦难生活，与整个国家抗战的形势不相融洽，使国家失却了成千成万的民力，抗战缺失了巨大的斗争力量，因此难民问题的解决，不能仅仅保障难民自己身体的存活，更重要的是“提高他们对抗战的信任，抗战的热情，对于民族与个人前途的希望，并养成参加抗战的各种能力，成为帮助抗战的一种力量”^[19]，政治训练的目的便是把难民教育融入培植抗战民力的教育中去，配合前方的抗战。

为了培养抗战的后备力量，难民政治训练的重要内容是对抗战时事问题的宣扬，和抗战理论问题的宣讲。这些内容主要有“我们为什么和日本人打仗”“日本有些什么条件不如我们等问题”^[15]；或“怎样支持抗战到底，支持抗战到底的条件是什么，国际的情形怎样，人们怎样实行参加抗战等等”^[19]。而政治训练的方式，又分为与难民谈论时事和讲演传授两种方式。有的教养机构，“从个别谈话和团体训话两方面去教育难民，灌输抗战情绪及政治意识”^[16]，并报告他们所要知道的“日本的国势，与国际间对我们的帮助”^[20]，向难民解释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原因，以及中国抗战的必要，并且在抗战中人民所遭受灾祸和无数痛苦的不可避免性；或采用讲演和传授的方法，将抗战的各种根本问题和策略联系起来，对难民讲述国际政治状况，强调各列强间的关系以及和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关系，并应同时将各国对于我们抗战的根本态度及我们对于各国采取的态度指出。在重庆赈济委员会所属的妇女辅导院中，多次聘请专业人员进行讲演等内容的活动，内容多以抗战为议题。^①在讲演或教授时，还组织难民对所授的内容进行讨论和批评，以达到对抗战深入而全面的认知。可见，对难民进行政治训练的目的，就是通过各种形式诱发难民的抗战主动性，“让受教育者自动提出问题，予以详尽的解答，以引起受教育者的兴趣”^[15]，尽可能地提高难民的政治水平，从而为抗战的胜利积蓄力量。

①参见《赈济委员会战区内迁妇女辅导院 1943 年 4 月份工作报告》，重庆市档案馆第0103-2-26号。

(3) 难民的生产职业教育

难民的生产职业教育是主导。抗战初期，随着难民的增多，各地社会机构和组织纷纷以各种形式展开对难民的救助，而通过生产等方式实现积极的难民救助呼声很高，但实际操作中问题颇多。救济组织所开办的生产性救助，效果却并不显著，主要原因就在于，难民中的大部分人，其受教育机会极少，教育的水准非常低，职业教育的素养更是缺乏。虽然在难民中，有些难民从事过各种职业，如有农业的耕种、工业的技工、商业的贩卖等，但还有很多本来无业的难民。就难民的平均水平而言，“知识极为浅薄，并且职业的技能亦很缺乏”^[21]，因此，各教养机构对难民进行生产技能的教育比较普遍。

难民生产职业教育就是要“教育难民应付苦难生活的方针”^[22]。上海社会活动家虞洽卿、袁履登等人建议，应尽力向难民宣传自力更生，纠正他们依赖救助而苟安的错误思想。他们的宣扬方法主要有四：其一，奖赏那些努力生产工作的难民；其二，对那些不愿去工作的难民，将介绍职业成就者的工作状况和进益情形向他们报告，使难民都感到就业以后能自食其力的光荣；其三，用鲜明的标语布贴各收容所，像有能力技艺的人应当为社会国家生产，人生的意义应当劳动等等；其四，时常请社会名流学者到各收容所去讲演，“使每个难民都想找工作做，都想做一个生产者”^[17]。当时，各救济机构教养的生产职业技能多为两种：一是军工技术，如修理枪械、挖掘战壕、筑造堡垒等事的训练。二是职业素能的训练，如后方军需工业的制造，如“各种手工业及农业生产等”^[21]，以便引导难民应付流亡生活。还有的以“农村工业为训练之主体”^[23]，如编织地毯、草席以及木工等能力。生产职业教育，目的是要达到难民具有“生产的知识和技能；能参加劳动服役；能参加政府制定的生产工作；有吃苦耐劳的习惯”^[24]。这些能力的教育，可以让难民有技能去自谋职业，从而改善其生活状态，养成其自力更生的能力和信念，这具有积极意义。

三、进步的难童教养事业

难童的教养基本上也采用通过生产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自养，同时开展教育运动。外国教会的难民救济组织，如天主教的难民收容所，除收难民外，还预备办有难民小学^[25]，教授难童读书、识字。有的难童教养院设有劳作间，在劳作间难童进行织袜和制作医药方面用的玻璃管。^[26]有的难童收容所，难童到酒家打扇、擦鞋、卖香烟等工作，或贩售面包和替药房宣传，还有的孩子“学习制造竹笤帚，鸡毛帚，香糊等用品，制得优良的就向镇内店户劝销”^[27]。从总体上来说，难童的教养事业以教养兼施为主，这种办法一方面可以满足难童的生活所需，另一方面也为教养机关换取经费，以应开支。

对于难童的救济，其出发点是对于苦难人类的帮助，让饱受战争蹂躏的难童得到适当的养护，但从难童教养的角度来说，难童教育更要给予难童完美的教育和圆满的发展。这种发展最重要的是要免除难童心理上的阴影。由于抗战的原因，难童生活的环境发生很大变化，其身心受到严重的影响，“从原先幸福的家庭环境堕入困苦的流离生活；由安全的和平环境，陷入恐怖的战争环境；从由父母珍爱到遭受别人冷落的境地”^[28]。这种转变对于那些身心发展未全、能力薄弱的儿童，很容易患上心理疾病，教养难童的组织和机构，多采用家庭和学校教育合一的方法对难童开展教育，“不独要在教室里教育儿童，而且要在儿童日常生活中，在各种活动中引导儿童”^[28]，尽可能在集团中“保存家庭风味”，让难童们彼此间容易养成“兄弟姐妹的感情”^[29]。可见，难童教育担负起了家庭和学校双重的责任，对难童实施全面的教育。

抗战时期的难童教养,也注重抗战教育的内容，这种教育的完成也采用学校与家庭合二为一的教育模式。抗战时期的难童教育有其特殊性，这些孩子的智力、兴趣和以前的生活环境，都有极大的差异，同时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养成了不一样的习惯和行为特征。让这些不同的孩子能尽快适应新环境，逐渐养成抗战的理念，必须寓抗战教育于生活中。为了让儿童受到良好的和真正意义上的抗战教育，难童在每日规定的时间举行各种活动，如音乐、游戏、常识、故事、儿歌和工作，这些活动的中心范围以抗战为主题。这种主题也表明抗战教育要达到“锻炼儿童的健全体魄；增进儿童的民族意识；灌输儿童的抗战知识；培养儿童的科学头脑；训练儿童的抗战活动；培植儿童的生产技能；谋求儿童的均衡发展”^[30]的目标。慈善性质的难童教养，就是要通过家庭与学校合二为一的抗战教育，把儿童的身体武装起来，用政治的、公民的、人格的训练让难童身心健康成长，从而为抗战培植所需的知识和技能。

四、抗战时期难民教养问题评析

全民抗战的社会现实，凝聚了全民族的力量，对于这些由于战争所产生的难民，实际上关切到国家抗战力量的保存，难民救济理念强调社会长远发展和国家民族的兴盛。在此理念之下，难民的教养一方面注意到了身体生存的物质保障，另一方面也关切到了战争带给难民心理上的恐慌。整体而言，其时的难民教养事业利用难民发展生产，积极抗战，更在难民素质教育方面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和主张，为国家凝聚了抗战力量。

抗战之际的难民教养事业，强调的是通过难民生产技能和知识教育的培养，达到为社会的后续发展提供动力的目标。这是一个实际有效的举措，一方面，秉持救助受难者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救济理念，另一方面，利用积极的生产性救助和提供教育的方式，能够为社会的后续发展提供基础和支持，有效解决战争所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在民族存亡的关头，难民教养者仍不忘提高国民素质，将教育纳入到难民的救助中，为建设近代国家而努力。抗战之际的难民教养方案，在国破家亡的紧要关头，反映出难民教养者对国民性的考量，欲通过对被救助者实施教育或工作等训练让他们成为国民乃至公民，把难民放到了和正常人同等的地位，让其有健全劳动者的理念。

抗日战争之时的难民教养事业，不仅仅是对受难同胞遭受痛苦的不忍，进而进行解救，而是演化成一种救济的责任意识。这种责任意识连同国家的需要，抗战力量的积蓄结合起来，强调保存国家元气，增强抗战的力量，其时，难民教养的积极性也逐步展现。从理论上说，只有全民素质提高了，才能有效对抗日本的侵华战争。抗战时期的难民教养事业，思考的是不让救助的功用在一次施予后便丧失其作用，而是能发生持续不断的再生作用，这具有积极意义。民间力量的发达与健全，乃是推动受伤社会自我修复的“免疫机制”，尽管抗战时期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吏治腐败，社会经济残破，但正是有着诸如对于难民教养的积极救助与思考，才在其时发育了一个不断上进、并始终保持着自治与活力的社会，持久的抗战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