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在我国政治文化的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司马迁作《史记》的目的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意即研究天道与人事的关系，了解古今历史的演变，而中国古今历史的演变更多表现为王朝更迭与兴替，所以通古今之变即是要了解古今中国政治的演变。政治是历史的核心支撑，“过去的历史，实由政治所支配，这是史公所无法逃避的现实，所以他的思想，不能不落在政治之上”^[1]194，“形成历史的最大力量是政治”^[1]57。《史记》通过记录政治人物和政治现象，借史言政，以史为鉴，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和主张，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史记》不仅是历史事件的记述，也表明了司马迁的政治主张。”^[2]19-20因而诸多学者提出了《史记》就是一部政治史的论断，司马迁对古代中国帝王政治做出了较为公正和中肯的论述和评价，也使《史记》成为研究中国古代政治伦理道德的重要参考。

陈桐生认为：“所谓王道，是儒家学派对上古三代帝王政治的概括，它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包含礼乐教化、天下一统、君臣纲常等多方面的内容，但它的核心则是仁民爱物的德治精神。”^[3]49江灏在《今古文尚书全译》中提出，“王道”一词始见于《尚书·洪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4]186认为处事公正，不偏不私，圣王之治就会宽广坦荡；处事公正，不偏不私，国家治理就会井然有序；处事公正，不偏不私，圣王之治就会正直通达。“王道通三，参通天、地、人为王”，从“王”字的字形来看，贯通天、地、人者为王，因此，政治权力不能违背古圣王之道、人心民意及文化规范。即王道要以尧舜孔孟之道为立国之本，在人性本善的人性基础上施行仁义政治，包含仁政、礼治、民本等政治思想。孟子提出：“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5]52《论语》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6]12充分体现了孔孟以德服人，施行仁政的政治主张。南开大学张荣明提出王道的核心要素包括重礼法、讲人性、重视人所以重视学习与教育三方面，是现实主义与道德主义的统一。^[7]也有学者提出王道类似于一种文化吸引力，是软实力。

所谓王道，是孔子及后学对上古三代帝王政治的概括，即古圣王之治。王道是司马迁的理想政治，其核心是仁民爱物的德治思想。^[8]司马迁《史记》中包含了对儒家王道政治追求的继承与推崇。如《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维三代之礼，所损益各殊务，然要以近性情，通王道。”^[9]3304“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9]3295以及《秦始皇本纪》中说：“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9]283这些记载通过对周、秦王朝的兴衰对比为现实政治提供借鉴，推崇、倡导儒家德治仁政的王道政治。在《史记·殷本纪》中也有记载：“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奸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9〕94讲述了伊尹以做有莘氏媵臣为由，借羹汤滋味来劝说商汤施行王道。可以看出，在司马迁那里，王道即以仁、德等道德原则指导下的治理，其核心是仁民爱物、君圣臣贤、因循为用；另外，王道思想中还包含丰富的民本思想、对现实利益的关注以及人心向背定成败等认识。司马迁的王道政治思想散见于《史记》各篇论述中，尤其是“本纪”“世家”及“书”中，集中体现为修己齐家、内圣外王的伦理政治理路；重德治，行仁政，安天下的政治治理模式；君圣臣贤、人心向背定成败的统治思想；关注社会历史和现实民众利益的民本意识。

除此之外，司马迁对王道政治理想的论述与儒家王道思想相比有所超越，其可贵之处在于《史记》全景式地记载和反映了社会生活，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思想、道德、伦理等各个方面，既关注帝王、诸侯，也关注官吏、百姓、商人等，通过惩恶劝善，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准则；还在于他对儒家、道家、法家思想的兼收融合，真正做到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阿尔蒙德和鲍威尔在1963年出版的《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一书中提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10]27，随后伊斯顿、派伊、罗森鲍姆等学者从不同侧面对政治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物质第一性，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政治文化是一定民族、国家、群体，由一定地域及民族的历史、社会状况等社会存在决定，在长期政治实践中形成的反映全部政治现象的文化的综合，其形成经历了长期的积累和沉淀，必然对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思想情感及价值理念产生持久的影响。政治文化一旦形成，便以无形的力量渗透于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挥着规范和指导公民政治行为、维系政治体系的作用，潜移默化地影响政治发展。

简单来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表现为保守务实、顺从权威的政治心理；和合、大同的政治理想和价值；经世致用，关注现实的政治行为；为政以德，德法兼重的治理途径。其中蕴含的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以德治国的仁政德治思想，克己纳谏、率先垂范的内圣外王之道，都是王道政治的要义和内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来源于中国传统的生产及生活方式，反映着这种特定生产、生活方式中人们对于政治系统的信仰和感情。经过四千多年历史的积淀和凝聚，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所内含的文化精神已经融化在每个中国人个体的思想意识里，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反过来作用和影响着个体的政治行为，影响着当今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对于作为中国优秀政治文化的核心的王道政治思想，我们必须坚持传统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的态度，继承和发扬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与时俱进“求变”“创新”；坚持传承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和当今社会现实相结合，进一步丰富中国优秀政治文化体系的内容。

司马迁的王道思想渗透在《史记》的部分篇章中，集中体现为重德治，行仁政，安天下的政治治理模式；君圣臣贤、人心向背定成败的帝王政治思想；关注社会历史和现实民众利益的民本政治理念。

《史记》中，司马迁通过对尧舜禹、商汤、周朝文王武王的赞扬和对桀纣、周幽王、周厉王的批评和鞭挞，表现出他提倡仁政、德治的政治主张。在《史记·酷吏列传》中有这样的记载：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老氏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法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9]3131诸多描述中体现出司马迁德治为本，法具辅助的治理思路；《史记》三十世家、七十二列传中，司马迁主要以“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为对象，对政治人物的政治思想、政治活动、性格等进行客观记述，对忠孝节义之士的仁、义、信等特质给予了高度评价，也对缺点进行了记述，反映出司马迁对圣君贤臣、忠义之士等政治人物品德、德行的重视；《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足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9]3289，则提出了以礼义来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政治主张。

首先，受儒家思想影响，司马迁主张修己齐家、内圣外王，倡导君圣臣贤的思想观念。儒家的仁政思想是从家庭伦理出发的，具有鲜明的宗法特征，认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从家庭的父子关系扩展至整个社会领域的君臣关系。《夏本纪》中记载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9]88；《伯夷列传》中有“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9]2123以“德、仁”作为衡量君主的标准，倡导存仁孝，尚德义的思想理念。其次，人心向背关乎国家兴衰。《周本纪》中记载周厉王“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厉王喜，然而召公曰“防民之口，甚于防水”^[9]142，表现出人民对残暴统治的憎恨和恐惧，终至国人暴动的结果。《高祖本纪》记载：“项羽遂西，屠烧咸阳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破。秦人大失望……与汉大战彭城灵壁东睢水上，大破汉军，多杀士卒，睢水为之不流。”而刘邦“入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于秦民约，法三章耳”^[9]362。“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人杰也，无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所擒也。”^[9]381一方在领袖的统筹协调下进行合理分工，科学协作，齐心协力；一方全靠一人之力包揽全局，所过之处无不残破，最终带来了霸王兵败垓下的结局。

古代中国，历朝历代都把百姓的拥戴和支持视为实现长治久安、政治稳定的重要途径。首先，《史记》中不乏对剥削者罪恶的抨击和对劳动人民疾苦的同情、对百姓生活安定富足的关注，这些从汉代初期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到《游侠列传》《刺客列传》《酷吏列传》等中，对侠义之士的描述均有体现。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笔锋犀利地写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9]3256的句子，对人性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思考，认为求利之心是人的本性。其次，司马迁认为人们通过货物的生产与交换等经营活动可获取利润，增长社会财富，因此人的求利之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力量，货殖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繁荣的必要手段。再次，义利观方面，司马迁注重“义”和“利”统一，《货殖列传》中写道：“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9]3253国家兴亡的关键就是要合理引导和满足人民的诉求，提倡对求利之心要因势利导，进行“利道”“教诲”“整齐”，即对民众的求利之心进行引导和规范，关注民众现实诉求及利益，顺应民意，而与民争利是统治者最下策。同时提出国家应该发展工商经济，打击囤积居奇、聚敛不义之财的行为。另外，在《货殖列传》中还有对供求与价格、社会分工、货币流通及薄利多销等内容的论述。

旨在“通古今之变”的《史记》，对仁政、礼治、民本思想的论述对于现代中国经济发展及政治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君主专制时代，统治者奉行德治、仁政的政治工具以达成君圣臣贤的理想统治。司马迁认为，道德是治国的根本，在《太史公自序》《天官书》等篇详细论述道德对于国家统治的重要性，在“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9]1351的基础上主张选贤任能，以德治国；除此之外，《史记》中还有多处对“缘人情”“依人性”、以德化民及提倡正当经营，规范商业行为的义利道德观的论述，倡导合法经营，“富好行其德”以及勤俭节约。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史记中的以德治国思想作为历史道德资源发挥着重要作用，必定会促进我国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功利化、利益多元分化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急功近利、信仰危机、诚信问题和价值偏差。因此，政府要健全和完善法律制度，同时要大力弘扬道德标准。法律和道德都是社会行为规范，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王道政治推崇正己修身，崇德重礼，“仁者爱人”以致人际关系和谐，“选贤任能”以致君臣和谐，“保民而王”以致官民和谐，“仁民爱物”以致生态和谐，这些都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关于道德自律、治国理政的优秀成分，对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启示和实践意义。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积淀、传承的传统文化对当前社会及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只有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与基本国情，才能务实求真谋求长足进步与发展。司马迁的商业思想和义利观集中体现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倡“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9]3254的正当经营来获取利润；倡导“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9]3259的勤俭节约美德；倡导以货物的生产与交换等经营活动来增长社会财富；倡导忠诚守信、义利统一等品质和行为，并对市场规则进行了初步描述，这对规范和协调利益矛盾和关系，规范和内化市场主体的行为，解决市场经济发展产生的负外部性等问题具有现实意义。当今时代，我国国家和政府通过各种经济、社会政策，加大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的开支比例，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百姓群体境况，关注弱势群体，以使公民普遍享受改革成果。

首先，《史记》中不乏对民众现实利益的关注。在司马迁看来，民心向背主宰着一个王朝的兴衰。《史记》“本纪”以编年纪事的形式，以人物为线索，详细记述了因不行仁政而亡国的帝王和与民休养生息的君主，真实地反映了朝代建立前后及发展的历史场面。其对帝王言行政绩的记载中虽然带有明显的阶级性，但也体现出对“民心”的关注。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民心向背成为最大的政治。其次，古代中国以农业经济为核心，《史记》中不乏对水利问题的关注。受历史的局限，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理念是出于维护社稷和统治的需要而提出的，客观上也反映了对民众现实利益和生存状况的关注。关注民生还表现为思想上重视民众，经济上不与民争利，与民休养生息；政治统治中注意以仁爱之心，济世安民。当然，其服从于封建王权统治的出发点，限制了对“人民是历史创造者”地位的认识。现阶段我们应分析和继承民本思想的精华因素，以人为本，关注和保障民生，尊重人民权利、利益及价值实现，科学发展，富国富民。

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建党95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11]12-13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和继承。《史记》中王道政治以仁政为核心，通过宗法制的家国同构，移“孝”为“忠”，父子君臣成为一切社会伦理关系的概括，这种伦理道德和传统礼法长期充当了维系社会秩序的支柱和纽带，对协调人际关系，改善社会风尚，凝聚民心起了重要作用。经过四千多年历史的积淀和凝聚，中国传统优秀政治文化所内含的文化精神已经融化在每个中国人个体的思想意识里，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反过来作用和影响着当今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政治文化建设上的“不忘初心”，就是要清楚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立足和扎根中华文明，坚持在优秀文化传承和发扬基础上的创新，这对于增强文化自信，塑造民族政治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所以，蕴含着依法治国、伸张道德正义的王道政治，应是中国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理想与现实结合的政治发展方向，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内容。

《史记》中蕴含丰富的王道政治思想，其中以仁政、德治为核心的政治治理模式，体现着政治“善”的本质和价值；民本思想及以民意民心作为治国理政成效考量的着眼点，契合着当今时代治理和善治的根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