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汉梁国的建立与由来

西汉梁国不仅是汉初分封最早的诸侯国之一，而且不久就快速发展成为汉代最强大的一个诸侯国。而这个梁国国号的由来，与秦统一前的魏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故当自春秋战国时说起。

据《史记·六国年表》记载，三国分晋后，魏国出于对西部强邻秦国的防范，于晋烈公止元年(前419)，“城少梁”(今陕西省韩城市南)；两年后，“复城少梁”。之后，这个新筑之城一直是魏国抵御秦人侵犯的重镇，《史记》的《六国年表》和《魏世家》均有记载：“与秦战少梁，虏我太子”，“与秦战元里，秦去我少梁”，“与秦战少梁，虏我将公孙痤”。^①而且这个新筑的少梁城常由储君或要员驻节，并誓死相守，可见其对于魏国的重要意义。

①中国史记研究会2015年学术年会在渭南师范学院召开，笔者在文化考察时思考，当时魏筑少梁城的位置，当在春秋时诸侯国梁国境内，故名“少梁”，含义当为“新梁”或“小梁”之意。班固《司马迁传》：“惠襄之间，司马氏适晋。晋中军随会奔魏，而司马氏入少梁。”颜师古注云：“少梁，本梁国也，为秦所灭，号为少梁。”(《汉书》卷六十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07-2708页)

公元前370年，魏武侯之子魏嫈继位，将国都由安邑(今山西夏县) 迁至大梁(今河南开封市)，并称王，史称“魏惠王”，由于国都之名故，魏惠王又常被称作“梁惠王”，乃至以“梁”代指魏国，史料记载：“秦用商君，东地至河，而齐、赵数破我，安邑近秦，于是徙治大梁……惠王数被于军旅，卑礼厚币以招贤者，邹衍、淳于髡、孟轲皆至梁。”^[1]1357后在强秦的不断蚕食下，终于在公元前225年，“秦灌大梁，虏(魏) 王假，遂灭魏以为郡县……太史公曰：吾适故大梁之墟，城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此后，秦连横而战，武力与外交并用，于公元前221年兼并六国。然而，崇尚武力，不修仁德的秦王朝，仅历二世而速亡。公元前209年夏，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反抗暴秦。同年9月，刘邦起事于沛(今江苏沛县)，项梁、项羽叔侄起兵于吴(今江苏苏州)。许多六国旧臣也相时而动，纷纷举起亡秦大旗。陈胜使魏人周市率军定魏地，欲以周市为魏王，周市不受，“陈王乃遣立咎(故魏公子，魏豹之兄。秦灭魏，贬魏咎为平民，陈胜起义后，魏咎投奔陈胜) 为魏王”^[1]2019。秦将章邯兵围临济(今河南封丘县东)，魏咎为民请降后自杀身亡，魏豹投奔楚，楚怀王(项梁起兵后，为号令天下，立楚怀王之孙熊心为楚王，亦称楚怀王) 命魏豹带数千人复攻取魏地。项羽大败章邯后，魏豹攻下魏地二十余城，被立为魏王。“豹引精兵从项羽入关。汉元年，项羽封诸侯，欲有梁地”^[1]2019，乃“徙魏王豹为西魏王，王河东，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西南)……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1]174。

历史证明，项羽的这次分封是失败的，宏观而论，逆历史潮流而动，违背了统一的大趋势；微观而论，其中暗藏了项羽不少私心：其强徙魏豹为西魏王，目的是将原魏地据为己有。终于成为后来被汉王列举的两大罪状：“项羽皆王诸将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争叛逆，罪七。项羽出逐义帝彭城，自都之，夺韩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1]210其中，项羽所强占有的“九郡”，主要是指“指梁、楚部分地区，约当今河南省东部、山东省西南部和江苏省、安徽省的部分地区”^[1]175，同时，项羽又出于偏狭之见，不封彭越和田荣，为自己惨死垓下埋下了祸根。项羽前脚刚引兵东还，几乎还没有来得及细细品味荣归故里的快乐，田荣就自立为齐王，起兵发难，并“与彭越将军印，令反梁地”^[1]175。

在整个楚汉战争中，田荣、田横兄弟的齐地之乱，牢牢拖住了项羽的雄兵；而彭越在梁地的游击战，则消耗了楚军在中原战场上的大量补给，魏豹则在河西一带呼应刘邦，并给他提供了许多方面的军事援助，最终使本来一次次败北的汉王，在垓下实现了对楚霸王的合围，并使他自刎乌江。或许正由于此，司马迁《史记·魏豹彭越列传》，将二人传记合并一处，是意味深长的。据其记载，“汉王还定三秦，渡临晋，魏王豹以国属焉。遂从击楚于彭城。”从这则史料不难看出魏豹对楚霸王分封的不满，他是主动跟随汉王，从而揭开了楚汉之争的序幕，并自动取消了自己的所谓“西魏王”，也表达了他重返梁地故国的决心，因为“魏豹者，故魏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时封为宁陵君(今河南省宁陵县东南)”^[1]2019。又记“汉王二年春，与魏王豹及诸侯东击楚。彭越将其兵三万余人归汉于外黄。汉王曰：‘彭将军收魏地得十余城，欲急立魏后。今西魏王豹亦魏王咎从弟也，真魏后。’乃拜彭越为魏相国，擅将其兵，略定梁地。汉王之败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复亡其所下城，独将其兵北居河上。汉王三年，彭越常往来为汉游兵，击楚，绝其后粮于梁地。汉四年冬，项王与汉王相距荥阳，彭越攻下睢阳、外黄十七城……汉五年秋，项王之南走阳夏。彭越复下昌邑旁二十余城，得谷十余万斛，以给汉王食。”这段文字，则详细叙述了彭越在楚汉争雄时一心向汉的卓越功勋。特别是汉五年底，楚汉订立和约，划鸿沟(今河南省荥阳市东) 为界，中分天下。项羽东归，而汉王认为项羽兵疲，机不可失，不可纵虎归山，约齐王韩信、建成侯彭越会师追击。而韩、彭按兵不动，致使汉王兵败固陵(今河南省太康南)。张良分析说：“齐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坚。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为魏相国。今豹死毋后，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与此两国约：即胜楚，睢阳以北至谷城，皆以王彭相国；从陈以东傅海，与齐王信。齐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复得故邑。君王能出捐此地许二人，二人今可致，即不能，事未可知也。”“于是汉王乃发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会垓下，遂破楚。项籍已死。春，立彭越为梁王，都定陶。”^[1]2021这两处记载，更充分强调了彭越、韩信二人在战争关键时刻的举足轻重地位，同时也强调了齐、梁之地决定楚汉胜负的重要地理位置。因而，班固《汉书·高帝纪》记述汉建国后封国时说：“春正月，(汉高祖) 追尊兄伯号曰武哀侯。下令曰……魏相国、建城侯彭越勤劳魏民，卑下士卒，常以少击众，数破楚军，其以魏故地王之，号曰梁王，都定陶。”

可见，西汉时梁国的建立和国号的由来，与战国时的魏国有很大关联。而彭越也因此成为西汉梁国第一任诸侯王。

二 梁国在西汉的地位

西汉梁国疆域范围大致在今河南省东部、山东省西南部一带，初都定陶(今山东定陶)，后徙睢阳(今河南省商丘市)。领地沃野千里，水源充足，气候适宜，物阜民丰，人口密集，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无论从自然环境，还是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都是兵家所必争之地。这一点从本文的第一部分所论，即清晰可见。从魏国的迁都大梁，到魏公子咎抗秦复国，再到魏豹不屑、也不安于被封西魏王，再到项羽处心积虑地强占梁魏领地，再到楚汉战争关键时刻，魏豹拥兵要挟汉王加封，并因此招致后来的杀身之祸，真可谓“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这些，可在一些历史细节中看出端倪。

《史记·高祖本纪》描述长达数年之久的楚汉之争，不止一次特别交代了双方在梁地战场上的激烈争夺。

第一处：“项羽闻汉王在宛，果引兵南。汉王坚壁不与战。是时彭越渡睢水，与项声、薛公战下邳，彭越大破楚军。项羽乃引兵东击彭越。汉王亦引兵北军成皋。”正是汉王刘邦在梁地睢水、下邳开辟的新战场，使“楚所备者多，力分，汉得休”。

第二处：“汉王听其计，使卢绾、刘贾将卒二万人，骑数百，渡白马津，入楚地(指当时的楚占区)，与彭越复击破楚军燕郭西，遂复下梁地十余城。”这次的背景是，刘邦大败于成皋，并被楚军穷追不舍，狼狈之极，“独与滕公共车出成皋玉门”，即便如此，头脑冷静的刘邦清楚地知道，必须拿下“梁地十余城”。

第三处：“项羽闻韩信已举河北兵破齐、赵，且欲击楚，则使龙且、周兰往击之。韩信与战，骑将灌婴击，大破楚军，杀龙且。齐王广奔彭越。当此时，彭越将兵居梁地，往来苦楚兵，绝其粮食。”也就是说，在梁地作战的彭越，不仅直接配合了汉王本人与楚军的生死对决，还与齐战场上的韩信呼应，协同作战，使楚霸王多顾不暇，焦头烂额。而且，文中所说韩信手下“大破楚军，杀龙且”的灌婴，就是睢阳(今河南商丘市南) 人，贩绸出身，跟随刘邦起兵，屡建奇功，汉初被封颍阴侯，后又与陈平、周勃铲除诸吕，拥立文帝，并任丞相，《史记》专设有《灌婴列传》。

第四处：“四年，项羽乃谓海春侯大司马曹咎曰：‘谨守成皋。若汉挑战，慎勿与战，无令得东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复从将军。’乃行击陈留、外黄、睢阳，下之。汉果数挑楚军，楚军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马怒，度兵汜水。士卒半渡，汉击之，大破楚军，尽得楚国金玉货赂。大司马咎、长史欣皆自刭汜水上。项羽至睢阳，闻海春侯破，乃引兵还。汉军方围锺离眛于荥阳东，项羽至，尽走险阻。”细读这段文字，明是写成皋的重要，其实是在暗讲梁地的不可或缺，致使善战的项羽一百个不放心地冒险将成皋交给一个明知缺乏战略眼光的人把守，也要回过头来争夺睢阳，结果陷于困境。综合上述资料，笔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楚汉争霸的刘、项双方，在梁宋之地的战争决定着谁最终“垓下被围”和“乌江自刎”。

因此，彭越的封梁，完全是因为他在艰苦的楚汉战争中的卓著战功。汉初，这种非刘氏宗亲而受封诸侯王者，史称“异姓诸侯王”，除彭越外，尚有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英布、衡山王吴芮、赵王张敖、燕王臧荼、闽越王亡诸、南越王赵佗、南海王织。事实上，刘邦分封这些异姓侯王，并非本意和自愿，而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当时是为了争取力量推翻暴秦或联手共击楚霸王项羽；立国后却是为了巩固汉政权，不履行承诺，就会失信于天下，再引起纷争，甚至重蹈项羽覆辙。然而，一段时期后，加强中央集权就成为新的任务，摆上记事日程，也就开始了汉朝分封诸侯王的第二个阶段——以同姓诸侯王取代异姓诸侯王。汉高祖五年至十二年(前202-前195)，刘邦以谋反罪等为借口，先后大肆铲除异姓诸侯王，同时分封刘姓宗亲为王，史称“同姓诸侯王”。至高祖末年，西汉10个诸侯王中已有刘姓9人，因此，《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说“高祖子弟同姓为王者九国，唯独长沙异姓”。

由于梁宋的重要位置，刘邦登基后，不情愿地把彭越封为梁王，很快，后者就成为第一个背负谋反罪名被打倒的诸侯王。汉二年(前197)，彭越因谋反罪被杀，次年三月高祖之子刘恢被封为梁王，开始了汉代梁国刘姓为王的历史。高祖驾崩后，吕后出于对吕姓势力的扶植，“(高后七年) 二月，徙梁王恢王赵。吕王产徙为梁王，梁王不之国”^[1]240。后这位自高祖十一年(前196) 至高后七年(前181)，经略梁国长达16年的第二任梁王刘恢，不满于被强徙为赵王，终于在吕姓势力的日益逼迫下自杀于赵国。并且，吕后“更名梁曰吕，吕曰济川”^[1]240，故第三任梁王吕产又称吕王产，可见吕氏在一系列篡权活动中，也是将梁地视为一个堡垒重镇，不敢忽视。即使王莽，也在篡汉的当年，立刻贬梁王刘音为公，第二年就废除了梁国，这也从另一个角度暴露了他对梁国政权的恐惧和防范，同时也证明了梁国在西汉时的特殊地位和重要意义。

这样，彭越、刘恢之后，又有吕产、刘太、刘揖、刘武、刘买、刘襄、刘无伤、刘定国、刘遂、刘嘉、刘立、刘音等，先后受封为梁王。直至王莽篡汉，于始建国元年(9) 贬梁王刘音为公，次年国号废除，西汉梁国历经14王212年，一直是地位特殊，经济发达，文化昌明，非一般诸侯王国所能比，创造了丰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在西汉梁国200多年的历史中，梁孝王刘武统治时期，又是最为辉煌的一个鼎盛时期。

三 梁孝王时代

经过吕氏乱政后，汉文帝元年，复置梁国，二年(前178) 立刘揖为梁王，史称“梁怀王”。《史记·孝文本纪》：“三月，有司请立皇子为诸侯王……子揖为梁王。”^①我们知道，汉文帝本为代王，他得以继位是惊心动魄的，“诸吕吕产等欲为乱，以危刘氏，大臣共诛之。谋召立代王”^[1]253，所以，处世谨严的汉文帝在即位第二年三月，即刻策命“有司请立皇子为诸侯王”，所谓“以镇抚四海，用承卫天子也”。而且在册封诸皇子时，也是有所偏爱的，史载：“梁怀王揖，文帝少子也。好诗书，帝爱之，异于他子。”^[2]2212“(汉文帝) 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居顷之，拜贾生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文帝之少子，爱，而好书，故令贾生傅之。”^[1]1930可见汉文帝是因偏爱幼子刘揖和他的“好诗书”“异于他子”，才将梁国封给了他，使其成为彭越、刘恢之后的第三任梁国国君；又因汉文帝的登基，历经忧患和吕氏乱汉的残酷斗争，对贾谊的认识是初“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此刻才“拜贾生为梁怀王太傅”，足见这位贤明的汉家天子在“梁国问题”上的良苦用心。笔者不禁思考，这是不是汉帝对贾谊这位少年英才的曲线培养，以待后用？可惜，后来梁怀王的意外死亡，致使贾谊“自伤为傅无状，哭泣岁余，亦死”。这些因缘际会、玄深莫测的东西，深掩在历史细节中，耐人寻味，令人唏嘘!读一读王安石不满于李商隐咏史的和作，就知其一二了。^②

①今本《史记·梁孝王世家》误将刘揖写作刘胜：“孝文帝凡四男：长子曰太子，是为孝景帝；次子武；次子参；次子胜。孝文帝即位二年……以胜为梁王。”按：据《史记正义》，并参以《汉书·文三王传》记载：“孝文皇帝四男，窦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诸姬生代王参、梁怀王揖。”此处当是《史记》传抄过程中，误将“刘揖”写作了“刘胜”。在汉代历史上，刘胜当是孝景帝之子，亦即刘揖的侄子，后被封为中山靖王。

②李商隐《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王安石的同题诗却认为：“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谋道而不谋生的政治家王安石，并不认为汉文帝之与贾谊是君臣失遇；相反，表面看，贾谊虽不得其位，但其《治安策》的思想，其实已实际成为汉代治国的根本方针，比如削藩以加强中央集权、重农抑商等。当然，该诗亦是王荆公“夫子自道”，借史明志。

当然，梁国最强盛还是梁孝王刘武时期。其先，汉文帝二年(前178)，刘武被封为代王；文帝四年(前176)，徙封为淮阳王。文帝十二年(前168)，梁怀王刘揖坠马死。因其无子，刘武又被移封为梁王。至汉景帝中元六年(前144) 六月，刘武病逝，共为梁王25年，因死后谥号“孝”，史称“梁孝王”。《史记·梁孝王世家》记载：“梁孝王(刘) 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与景帝同母。母，窦太后也。”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对于宫中众多的互相倾轧、钩心斗角的皇室子弟来说，一母同胞所出，是极具特殊意义的，它是一个相对更为牢固的利益共同体。因此，“梁最亲，有功，又为大国，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余城，皆多大县。孝王，窦太后少子也，爱之，赏赐不可胜道。于是，梁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得天子旌旗，出从千乘万骑。东西驰猎，拟于天子。出言跸，入言警”^[1]1564。正是通过这些描述，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刘武时代的梁国之盛，难怪有学者感叹：“梁孝王在位二十五年间，是梁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3]12具体而言，当时梁国的强盛表现在以下诸多方面。

首先，疆域广大。据《汉书·高帝纪》载，彭越为梁王时，其地域范围是“睢阳以北至谷城”，“都定陶”。刘恢在位时，梁国疆域曾有所扩大。《汉书·高帝纪》载：“(十一年) 三月，梁王彭越谋反，夷三族……燕王绾、相国何等请立子恢为梁王……罢东郡，颇益梁。”梁怀王刘揖坠马死，其太傅贾谊向文帝上疏，增扩梁国的疆土，“文帝于是从(贾) 谊计，乃徙淮阳王武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得大县四十余城”。这样，刘武为梁王时，梁国就成了当时最大的诸侯国之一。

其次，重要的战略位置。当年，贾谊上疏：“臣之愚计，愿举淮南地以益淮阳，而为梁王立后，割淮阳北边二三列城与东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阳。梁起于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阳包陈以南揵之江，则大诸侯之有异心者，破胆而不敢谋。梁足以扞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陛下高枕，终亡山东之忧矣，此二世之利也。”^[2]2262汉文帝听从了贾谊的建议，后果然使梁国成为保护中央王朝的最重要屏障，扼守咽喉之地，处在东方诸侯通往都城长安的交通要道上。汉景帝三年(前154)，吴、楚等七国之乱爆发。叛军首先攻打睢阳，企图打通西进京都长安之路，遇到了梁孝王刘武的全力阻击，“其春，吴、楚、齐、赵七国反。吴、楚先击梁棘壁，杀数万人。梁孝王城守睢阳，而使韩安国、张羽等为大将军，以距吴、楚。吴、楚以梁为限，不敢过而西，与太尉亚夫等相距三月。吴、楚破，而梁所破杀虏略与汉中分”^[1]1564。《史记·韩长儒列传》载韩安国语曰：“夫前日吴、楚、齐、赵七国反时，自关以东皆合从西乡，惟梁最亲为艰难。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诸侯扰乱，一言泣数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将兵击却吴楚，吴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史记·吴王濞列传》也记载：“梁使韩安国及楚死事相弟张羽为将军，乃得颇败吴兵。吴兵欲西，梁城守坚，不敢西。”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梁国的重要战略位置。

再者，经济实力雄厚。由于刘武与汉天子的特殊关系，以及其老母窦太后的溺爱，使之据天下膏腴之地。加上大量的封赏，以及国家政策方方面面的特许，使梁国富甲一方，富可敌国。史料颇多记载：“于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得赐天子旌旗，出从千乘万骑，东西驰猎，拟于天子。出称跸，入言警……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数十万，而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1]1564“孝王未死时，财以巨万计，不可胜数。及死，藏府余黄金尚四十余万斤。”^[1]1566《汉书·文三王传》赞曰：“梁孝王虽以爱亲故，王膏腴之地，然会汉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殖其货财，广其宫室车服。”又据《艺文类聚》卷八十三引《曹操别传》云：“操别入砀，发梁孝王冢，破棺，收金宝数万斤。”今考古发现也验证了这些文献的真实可靠，“货币在芒山汉梁王陵有大量发现。仅柿园汉墓墓道一钱币窖藏坑内出土钱币多达一万余斤，有八铢半两、四铢半两和半两榆荚钱等；在保安山二号墓出土有五铢钱；在梁孝王寝园遗址出土板瓦内壁有五铢钱印纹”^[3]52-53。同时，考古还发现当时梁国的农业、冶炼业、酿造业、商业等，都极为发达。

再者，文化学术繁荣。龚自珍云“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梁国物质文明的繁荣，也促进了其学术文化的先进发达，具有引领时代的价值。从社会发展规律论，浓厚的学术文化氛围的建立，常非一朝一夕之功。梁国历史上，君王多有崇尚学术文化的良好风尚。第一任刘姓梁王刘恢本人就是一位文人雅士，他被吕后强徙为赵王，又被迫娶吕产女儿为后，处处受到监视和跟踪，其爱姬被王后鸩杀，刘恢作歌四章，命人乐之，悲思终日。梁孝王的前任梁怀王刘揖，亦是一位风雅君子，史书多有记载和称道：“梁怀王揖，文帝少子也。好诗书，帝爱之，异于他子。”^[2]2212“梁怀王，文帝之少子，爱，而好书，故令贾生傅之。”^[1]1930梁孝王刘武本人虽然没有文章传世，但可谓是文化事业的组织者和缔造者，是推动梁苑文化繁荣的首要人物，正是他的知士、礼士、友士，与文士们的君臣遇合，才创造了梁国学术文化的空前繁荣。史料说他：“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公孙诡多奇邪计，初见王，赐千金，官至中尉，梁号之曰公孙将军。”^[1]1564“邹阳，齐人也。汉兴，诸侯王皆自治民聘贤。吴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阳与吴严忌、枚乘等俱仕吴，皆以文辩著名。久之，吴王以太子事怨望，称疾不朝，阴有邪谋，阳奏书谏。为其事尚隐，恶指斥言，故先引秦以为喻，因道胡、越、齐、赵、淮南之难，然后乃致其意。其辞曰……吴王不内其言。是时，景帝少弟梁孝王贵盛，亦待士。于是邹阳、枚乘、严忌知吴不可说，皆去之梁，从孝王游。”^[2]2338-2343可见刘武具有战国四公子养士之遗风，所以邹阳、枚乘、庄忌等才离吴游梁，甚至司马相如也宁愿放弃朝中的郎官之职，居其门下，致使梁国文士济济，宾客如云：儒士有丁将军宽及其徒田王孙，以传授《易》学著名；谋士有羊胜、公孙诡、韩安国等，以辩智见称；文学游士，除邹阳、枚乘、庄忌、司马相如外，尚有路乔如、公孙乘等。

当时梁国文化的繁荣，最突出的是辞赋的繁荣。刘歆《西京杂记》卷四记载：“梁孝王游于忘忧之馆，集诸游士，各使为赋。枚乘为《柳赋》……路乔如为《鹤赋》……公孙诡为《文鹿赋》……邹阳为《酒赋》……公孙乘为《月赋》……羊胜为《屏风赋》……韩安国作《几赋》不成，邹阳代作……邹阳、安国罚酒三升，赐枚乘、路乔如绢，人五匹。”从这段记载我们可以看出梁孝王对辞赋的爱好和提倡，以及当时梁国文士写作辞赋的盛况。其中，《柳赋》《梁王兔苑赋》这些写景咏物的新体小赋作品，昭示着汉赋由骚体赋向散体大赋的演进过程；《七发》和《子虚赋》，更标志着散体大赋在梁国的正式诞生，而且被后人称为汉赋的代表作，奉为学习的典范。因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梁国实际上已成为全国辞赋创作的中心。正如余江先生所论：“汉初，‘辞赋盛于藩国’，梁孝王门下的‘梁苑集团’就是一个以辞赋创作为主的文学集团, 它曾引发了辞赋史上的第一个创作高潮，为汉初辞赋的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4]当然，在梁孝王众多文人学士中，最为著名的还是被誉为“西汉文章两司马”之一的司马相如。

四 结语

城市或古都似乎都是有灵魂的。作为汉代第一强藩的梁国，扼据汉王国版图的核心和要冲，一度左右西汉中央王朝的安危。之后，作为梁国都城的睢阳，地处豫、鲁、苏、皖结合部，历代均为通都大邑，甚至有“中原之户”之称，襟带齐、鲁、吴、楚，背依黄河，屏蔽江淮，高墙深池，为兵家之所必争。^[5]844-845

梁国的盛世虽早已远逝于历史长河中，但仍然对我们的现实生活有着深切关联。今商丘市电视台的当地新闻节目，即称名“今日梁苑”；1998年商丘撤地设市，将其一个主要辖区命名为“梁园区”。正如学者所论：“直到今天，还有一些杂志、报纸副刊以‘梁苑’命名，怀古人之遗风，开今日之生面。”^[6]64其泽被后世的文化辐射力，历久而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