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充溢着浓郁的人文情怀，对中学生来说，学习《史记》有利于其人文精神的培养，因此，《史记》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中学语文教材对《史记》篇目的选录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为必修课，例如《鸿门宴》《廉颇蔺相如列传》；另一种是作为选修课。《史记》选修篇目因版本不同而有差异，影响比较大的版本有人教版、苏教版、鲁教版等，共同篇目如《太史公自序》《屈原列传》《魏公子列传》《淮阴侯列传》《刺客列传》等，不同选篇如人教版的《悲士不遇赋》《魏其武安侯列传》《货殖列传》，苏教版的《夏本纪》《孔子世家》《鲁周公世家》《河渠书》《六国年表》等，鲁教版的《晁错》《张骞》《赵氏孤儿》《甘罗》等。无论是必修篇目，还是选修篇目，学生都可从中汲取传统文化的营养，培养爱国主义情感，形成积极健康的价值观和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增强人文关怀。

《史记》被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历史的责任感呼唤人文精神，文学的力量源于人文精神，因此，对人文精神的观照成为司马迁职责之所在，同时它也是司马迁“成一家之言”之精髓。《史记》之人文精神包含很多方面，对中学生来说，首要的是培养民族精神，塑造热爱祖国、为国献身的精神品质。

爱国就是以国事为己任，“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在《史记》中，司马迁倾笔描写了诸多为国家和社会敢于牺牲自我、勇于奉献的英雄人物。屈原志趣高洁，行为廉正，忠君爱国，因遭谗毁而被罢免。屈原虽然去职，却仍眷恋楚国，盼望着国君能够醒悟，楚国能够振兴。屈原的忠君不二却招致被放逐。渔夫劝他随波逐流，他“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1]2486以屈原之才，游说诸侯，何国不容？屈原走了，其高洁的人格以及献身祖国的精神如同日月经天，江河行地。

如果说屈原的悲剧是一种崇高美，那么荆轲的悲剧则是一种悲壮美。荆轲本来可以有完美的人生：漫游四方，和盖聂等人探讨剑术，和鲁句践等人博戏，和高渐离等朋友唱和、喝酒……但是英雄主义情结以及献身精神使他挑起拯救燕国的重担。易水河畔，“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目真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1]2534。如此慷慨悲壮的场面，怎不令人惊心动魄？明代董份说：“荆轲歌易水之上，就车不顾，只此时，懦士生色。”荆轲来到秦国，见秦王，秦舞阳“色变振恐”，荆轲镇定自若，“取图奏之”。趁秦王不备，“把秦王之袖”，“持匕首揕之”，“逐秦王”，引匕首“擿秦王”，令秦王群臣惊愕惶恐，“尽失其度”。知事情不成后，荆轲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倚柱而笑，箕踞以骂”，傲视秦王群臣。荆轲走了，他以行动践行了诀别之言。荆轲刺秦王表面看是为了报答太子丹的知遇之恩，实质上是系燕国的命运于一身，捐躯赴国难。

爱国是一种强大的责任，责任意识的有无体现了一个人人格品质的高低。中学生应该从小培养责任意识，长大后才能“铁肩担道义”，实现自我存在的价值。真正的爱国不能停在口头，而要担负起对祖国的责任和义务，危急关头，挺身而出，勇挑重担。蔺相如是太史公所景仰的历史人物之一。完璧归赵、渑池会的故事家喻户晓，它们是蔺相如践行“铁肩担道义”精神的写照。赵惠文王的时候，得到了楚国的和氏璧。秦昭王听说后，想用十五座城交换这块宝玉。赵王想找一个能派到秦国去回复的使者，堂堂一个赵国，竟然无人可派。关键时刻，蔺相如不顾个人安危，欣然出使秦国。凭着他的大智大勇，最终完璧归赵。公元前279年，秦赵两国议定在渑池西河之外进行会盟，互修友好。宴会上，剑拔弩张，惊心动魄。面对强暴，蔺相如无所畏惧，针锋相对，维护了赵国的尊严。渑池会盟后，蔺相如官拜上卿，位在廉颇之上。廉颇居功自恃，不服相如，欲羞辱他，蔺相如以国家利益为重，忍让回避，感动廉颇，二人上演了一场将相和的好戏。从蔺相如身上，中学生不仅可以感受到其宽广的胸襟，更可以领略其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爱国热忱。

魏公子信陵君是太史公“胸中得意人”，太史公为之“无限唱叹，无限低徊”。令太史公唱叹的是信陵君的人格魅力。信陵君是一个毫不利己、心系魏国的人，魏国的事就是他的事。为了保存魏国，他礼贤下士，“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他委屈为侯嬴驾车，卑身拜访屠夫朱亥，秘密结交赌徒毛公、卖浆者薛公等，招徕食客三千人。当时，诸侯各国因公子贤德，宾客众多，连续十几年不敢动兵谋犯魏国。为了保存魏国，信陵君在留赵十年后，听从毛公和薛公的建议，毅然离赵回魏，承担起拯救魏国的大任，率五国之兵，破秦军于河外。正是因为信陵君从大局出发，不计个人得失，魏国才免遭覆国之灾。这就是信陵君的人格魅力，这种人格魅力感染教育学生，奉献他人，宠辱不惊，得失不计。

爱国是改革者的强大动力，任何一个具有爱国情怀的人，都应该坚持真理，锐意改革，敢为天下先。当然，改革创新是一个革命的过程，需要极大的勇气，甚至需要流血牺牲。《史记》中塑造了很多悲剧性的改革人物，在他们身上体现的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难以实现的矛盾。这类悲剧人物是历史的先行者，他们的行动具有超前性。主张削藩的晁错是这种悲剧性人物的代表。晁错削藩的主张针对刘姓诸侯王，因此，他的悲剧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西汉初年，刘邦在逐步消灭异姓王的同时，大封同姓为王，以辅弼朝廷。汉文帝时，藩国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央的统治，不利于统治者的中央集权政策的实施。因此，汉文帝采用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把一些举足轻重的大诸侯国分化为几个小国，以图削弱诸侯王的势力。但是诸侯王对中央的威胁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景帝继位后，中央集权与地方藩国的矛盾日益激化。晁错上疏《削藩策》，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1]2825削藩触动了诸侯藩王的既得利益，遭到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一些诸侯王的反对，他们打着“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举兵叛乱。关键时刻，景帝以晁错为替罪羊，腰斩晁错以换取叛军罢兵。晁错为了削藩而死于削藩，虽然身后争议不断，但他坚持真理、锐意改革的爱国之情，千百年来一直为人赞颂。晁错的悲剧是改革者的悲剧，斯人已去，但他给学生们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国家要富强、社会要进步就必须坚持真理，锐意改革。要想改革成功，就必须像晁错那样，具有创新、献身精神，从而实现自我价值。

跟晁错具有相同遭遇的还有吴起、商鞅等人。《史记》入选中学语文篇目虽然不包含《孙子吴起列传》《商君列传》，但是，为了让学生感受改革者的勇气，聆听改革者的壮歌，也可以突破《史记》入选篇目的局限，扩展开来，把《晁错》与《孙子吴起列传》《商君列传》并观。

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这种关怀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物质层面关注人的现实存在，精神层面关注人的终极价值，后者才是人文精神的精髓所在。中学生正处在塑造自我、树立正确价值观的关键时期，他们渴望获得他人的认可和肯定，赢得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向《史记》人物学习，景仰孔子、司马迁等人，坚持理想，历经艰辛，百折不回；倾情项羽、韩信等人，积极进取，建功立业。

坚持理想，不懈追求。理想是一个人的奋斗目标，没有理想，前进就没有方向，古人云：“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孔子、司马迁为了理想，执着前行，历经艰辛，百折不回。孔子出生在春秋末期，周室衰微，礼崩乐坏，诸侯争霸。面对这种局面，为了解决统治阶级之间的内部矛盾，孔子提出了大一统的主张，即天子统治天下，诸侯服从天子；诸侯治理封国，大夫服从诸侯。如何着手呢？“为政以德”“齐之以礼”。孔子首先在鲁国推行他的政治主张。夹谷之会，挫败了齐国劫持鲁定公的阴谋，收复了从前被齐侵夺的鲁国郓、汶阳、龟阴的土地。孔子参与国政三月后，“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1]1917虽然孔子的政治主张在鲁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却遭到了齐人的猜忌。齐人送女乐于季桓子，季桓子欣然接受，连国家的政事也懒得去管理了。孔子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离开鲁国周游列国。到卫国，居十个月，不被重用。在匡地被匡人围困五天。到宋国，与弟子在大树下演习礼仪，宋国的司马桓魋想杀死孔子，就把树砍倒了。陈国、宋国的遭遇并没有吓倒孔子，他还是不改初衷，“知其不可而为之”。在郑国，孔子与弟子走散，垂头丧气地站在城郭东门口，被人称之为丧家狗，但孔子并不气馁，反而自嘲自乐，以丧家狗自居。丧家狗是孔子不和现实妥协、追求人格独立的体现。楚国派人聘请孔子，陈、蔡派服劳役的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半道，所带粮食吃完，跟从的弟子饿病了，站都站不起来，孔子却还在不停地给大家讲学，朗诵诗歌，弹琴。子贡劝老师降低要求，孔子反驳道：“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1]1931身处逆境，不失所守，这是一种修养，是一颗不懈追求的高贵的心，而这正是当今这样一个喧嚣与骚动的社会中众生所缺乏的。通过与圣人的对话，不再被富贵名利所困扰，学会坚持不懈，学会“知其不可而为之”。

对司马迁来说，理想就是继承祖业，弘扬史家传统。司马迁出身于史官世家，先祖重黎氏曾执掌天官和地官，父亲司马谈为太史令，司马迁对祖辈充满了敬仰之情，他从祖先，特别是父亲身上继承了修史的传统。为了修史，司马迁二十岁，南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网罗天下旧闻；北渡汶水、泗水，在齐、鲁两地研讨学问，考察孔子的遗风。早年的学习、漫游为他成为一个合格的史官打下了基础。汉武帝元封元年，司马谈病危，临终前他拉着司马迁的手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1]3295司马谈嘱托司马迁完成自己未竟之事业，写出一部可以与《春秋》媲美的史书。司马迁郑重承诺：“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三年后，司马迁为太史令。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他师从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跟随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又参与修订历法。一系列准备之后，他“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2]4327，这一切都是司马迁继承父业、修身立名的行为。遭遇李陵之祸后，司马迁成为“刑余之人”，辱没了祖先，愧对父母、妻子。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司马迁选择坚强地活下来。“这是一种悲壮之举，是对史家职责的恪守，对自己神圣人格的捍卫，对立名理想的不懈追求。”^[3]5司马迁忍辱偷生，以顽强的毅力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实现了立身扬名的梦想。除了孔子、司马迁，在《史记》中还记录了其他胸怀壮志、历尽艰辛而百折不挠的典型，例如越王勾践、伍子胥、季布等人，这些典型为中学生提供了在困境中求生存、求发展的样板，促进他们树立高尚的人生理想，继承《史记》人物所具有的与命运抗争的不屈不挠的精神。

每个人都有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一个人的自我价值就是立足社会，积极进取，建功立业。从《史记》入选中学教材篇目看，司马迁非常关注个体的存在价值，只有实现生命的最大价值，才能达到人生的不朽，项羽、韩信等人都是自我价值的求索者，并且实现了人生的超越与升华。项羽是一个悲剧式的英雄人物。他从小就胸怀大志，不学识字、剑术，要学敌万人的本领。年轻时，力能举鼎，才气过人，欲取代秦始皇为帝。在自我价值感的驱使下，项羽追随项梁在吴中起义，杀会稽守，一府慑服，莫敢起，由此拉开了建功立业的序幕。在城阳以东与刘邦大败秦军，接着，又西至雍丘把秦军打得落花流水，并杀死了三川郡守李由，然后乘胜回师东北，攻打外黄。他的成名之战是巨鹿之战。巨鹿之战，楚兵以一当十，呼声动天，诸侯无不人人惴恐，从此项羽名震天下，成为诸侯上将军。李晚芳赞曰：“羽之神勇，千古无二；太史公以神勇之笔写神勇之人，亦千古无二。迄今正襟读之，犹觉喑哑叱咤之雄，横纵驰骋于数页之间，驱数百万甲兵，如大风卷箨，奇观也。”^[4]349之后，项羽一路凯歌，挺进咸阳，成为西楚霸王。项羽虽然称霸时间很短，但他的勇猛善战、他的敢作敢为、他的叱咤风云，真可谓惊诧千古，叹服万代，就连南宋女词人李清照也不禁为之感叹：“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今天，项羽的故事还在传唱，《霸王别姬》《西楚霸王》《王的盛宴》等对中学生来说并不陌生，他们对霸王除了崇拜，还有惋惜，憧憬像霸王那样建功立业，惋惜其有勇无谋，身死国亡。

韩信是一个自我存在感非常强的人，希望得到社会的关注，得到人们的认可。韩信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冢”^[1]2629-2630。胸怀大志的韩信吃漂母之食，忍胯下之辱，等待着大展宏图的机会。陈涉、吴广起义后，韩信投奔项梁，留在项梁手下，默默无闻。项梁死后，追随项羽。韩信多次给项羽献计，项羽皆不采纳。于是，韩信主动寻找能施展个人抱负的另一阵营，投奔刘邦。在萧何的推荐下，刘邦封韩信为将军，对他言听计从。韩信从此大展手脚，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韩信的首建之功是暗度陈仓，还定三秦；奇功之二是力挽狂澜，奇兵破魏；背水列阵、鏖战井陉更是韩信的经典之作；潍水之战是韩信继井陉鏖战后的又一次力作。韩信一路征战，战必胜，攻必取，为刘邦一统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司马光说：“汉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韩信“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手握兵权，位高权重，招致刘邦猜疑，再加上他不学道谦让，伐功矜能，结果被杀。从韩信身上，学生既看到了其性格中魅力的一面，例如志向远大、胸怀宽广、忍辱负重、才略过人，也看到了其缺陷的一面，如清高自傲、优柔寡断、不知进退。前者，以之为师，有助于成就一番事业；后者，以之为鉴，有助于学会审时度势，明察利害关系。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史记》篇目并不是简单的文化学习材料，更是培养中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的教科书。引导他们从小树立远大的理想，不懈追求，奉献社会，建功立业。

悲悯情怀是一种普遍的对人性的观照，是对人类生存状况反思的人道主义情怀。《史记》具有浓郁的悲天悯人情怀，它是对生命的珍视，是对弱小的怜惜，是对悲剧人物的认同与同情。通过《史记》篇目的学习，可以引领学生养成悲天悯人的审美情怀，播下善与爱的种子，引领学生成为一个富有人文情怀的人。

司马迁悲悯情怀的形成与他自身的经历不无关系。汉武帝天汉二年，李陵率兵抗击匈奴，出师不利降敌。司马迁仗义执言，结果以“欲沮贰师，为陵游说”被定为诬上罪名，诬上罪名只有两种结果：或者死，或者就腐刑。如果选择死，虽然可以轰轰烈烈，保全名节，然而书未成，名未立，这样一死如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之死没什么区别，而且会被世人看作是智尽无能、罪大恶极。如果选择活着，就意味着接受腐刑，忍受奇耻大辱。“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2]4329在这种情况下，活着比死了更需要勇气。为了光大生命的价值，司马迁毅然选择隐忍苟活。司马迁特殊的经历使他对社会、对人生有了新的更深刻的认识，其文呈现出“悲世之意多，愤世之意少”^[5]12的特点。所谓悲世就是“充满普世之爱的悲悯”。

人是历史的主体，写人需要悲悯情怀，因而具有悲悯情怀的史书，往往价值较高。《史记》因司马迁以一颗悲悯的心洞悉人生疾苦而提高了其艺术价值。《史记》悲悯的对象既有王侯将相，也有官吏、游侠、富商，还有处在社会下层的士人、刺客、倡优等。传统史书经常以王侯将相、官吏、游侠、富商为书写主体，而《史记》难能可贵的是为士人、刺客、倡优等社会下层人物树碑立传，肯定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对他们的疾苦深表同情和惋惜。《魏公子列传》中，司马迁倾心歌颂了侯嬴、毛公、薛公等一系列下层人物。侯嬴是大梁夷门小吏，胸怀韬略，却不外露。当秦兵围攻邯郸时，侯嬴为信陵君献计：求如姬盗来兵符，并推荐朱亥协助信陵君取代晋鄙，夺取军权。一切安排妥当后，侯嬴却以自杀送公子，体现了士为知己者死的时代风尚。毛公、薛公是赵国有才能的布衣之士，二人隐居博徒与卖浆家。信陵君居赵期间，与二人交好。秦兵伐魏，魏王派人请信陵君，信陵君不归，二人动之以情、晓之以义力劝信陵君回国。信陵君归赵，“率五国之兵破秦军于河外，走蒙骜。遂乘胜逐秦军至函谷关，抑秦兵，秦兵不敢出。”^[1]2384魏国称雄于秦，这其中就有毛公、薛公之功。

刺客也是司马迁悲悯的对象，在他们身上，都有一种反抗强权、重视名誉、感恩图报、不畏生死的刚烈精神。齐鲁会盟，曹沫劫持齐桓公体现出反抗强权、重视名誉的气节。豫让刺杀襄子、专诸刺杀吴王僚、聂政刺杀侠累，弘扬了士为知己者死的重义情怀。豫让是智伯的手下，智伯厚遇豫让。智伯被杀后，豫让曰：“嗟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矣。”^[1]2519于是改名换姓为刑人，入宫行刺赵襄子，结果被襄子识破。襄子认为他是贤人，放了他。不久，豫让“漆身为厉，吞炭为哑”，埋伏在桥下欲行刺襄子，又被襄子抓住。面对襄子的大义，豫让不改初衷，执着地要为智伯报仇。于是，襄子解衣使刺，成全了豫让的死名之义。专诸是公子光的门客，公子光“善客待之”，专诸为报公子光之恩，刺杀了吴王僚，自己也身首异处。聂政与严仲子并没有依附关系，没有义务为严仲子卖命，但他却不能不回报严仲子的知遇之恩。于是，在母亲去世后，为严仲子去刺杀韩相侠累。聂政抱定必死的决心，以白虹贯日之势杀死韩相。为了不连累姐姐，自毁面目，剖腹自杀。曹沫、专诸、豫让、聂政等人“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1]2538

滑稽人物是处在社会底层的艺人，《滑稽列传》塑造了三位滑稽人物：淳于髡、优孟、优旃。他们“不流世俗，不争势利”的品质赢得史公赞赏，他们“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的才能获得史公肯定，故而成为史公关注的对象。能言善辩、机智灵活是滑稽人物立身的资本，作为宫廷倡优，他们善于利用自己的优势，根据国王的特点以其喜闻乐见的形式纳言讽谏。齐威王喜好说隐语，又好彻夜宴饮，逸乐无度，不理朝政。淳于髡就用隐语讽谏齐威王。他以大鸟为喻规劝齐威王要治理朝政，齐威王果然一鸣惊人；他以农人祭田“所持者狭而所欲者奢”的笑话建议齐威王重礼与赵，求得精兵十万，革车千乘，楚国闻风，不战而退；他以饮酒乱性说理，齐威王从此罢长夜之饮。楚庄王不喜听直言，优孟就以谈笑讽谏。庄王爱马死了，要以大夫之礼安葬它，群臣直言劝谏，庄王欲以死论处。优孟见庄王，仰天大哭，表面赞成庄王意见，甚至提出以人君之礼安葬马，接着指出其荒谬之处及危害后果：诸侯皆知“大王轻人而贵马”。庄王一听马上醒悟，同意以牲畜之礼葬之。楚相孙叔敖死后，儿子卖薪为生。优孟知道后，装扮成孙叔敖的样子，模仿他的言语、行为，晓谕庄王楚相不可为、清官不值做。庄王当即召见孙叔敖的儿子，把寝丘这个四百户之邑封给他，以供祭祀孙叔敖之用。优旃擅长说笑话，而且合乎道理。秦始皇时，他怜惜冒雨站岗的卫士，于是在秦始皇面前感慨卫兵的不幸，靠近栏杆大喊一声“卫士”，从此，秦始皇准许卫士减半，轮流值班。秦二世时，想用漆涂饰城墙，优旃先是称赞，接着指出涂饰城墙必须用大房子把城墙装起来以阴干，听到这里，连二世也觉得荒唐可笑，于是取消了计划。

正直善良、忧国忧民是滑稽人物的人格魅力。淳于髡、优孟、优旃是皇帝身边的人，有条件为自己谋取私利，可是他们正道直行，为他人着想，为社稷着想。淳于髡为社稷考虑，三次缘理设喻，威王奋起，齐国称雄。优孟为“故吏”着想，“摇头而歌”；为楚国着想，劝谏楚庄王重人轻马。优旃怜悯卫士，“临槛疾呼”；为秦国打算，借秦始皇扩展苑囿和二世漆城之事托讽，“有效地遏止了昏君无限膨胀的侈心，减轻了暴政给人民带来的危害”^[6]38。由此看来，滑稽人物的行为起到了与“六艺于治一也”的重要作用，司马迁称其为伟丈夫，这是对滑稽人物高贵品质的最高礼赞。

总之，司马迁在《史记》中融入了自己的悲悯情怀，学生通过学习，开启善良的本性，以善良之心去观察社会，思考生活，以悲悯之心去关心他人，关心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