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工作大体分为历史编纂和历史研究两类，历史研究又大致分为对历史过程研究和对历史原因、规律、经验及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等理论问题的研究。这种分工不是绝对的，相互之间会有交叉，但无论哪类工作、哪种研究，都离不开特定历史观对史学者的支配，区别在于有人自觉有人不自觉。

自从历史学产生以来，出现过天命史观、循环史观、英雄史观、进化史观、人道主义史观等形形色色的史观。这些说到底都是唯心史观，是与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相对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史学者之所以自觉选择唯物史观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不仅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根本指导思想，而且因为唯物史观是迄今为止最为科学的史观。所以，凡选择唯物史观作为自己指导思想的史学者，也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史学者。

史学当然要对历史过程包括历史细节进行研究，对此，马克思主义史学者从来没有反对过，而且始终把搞清历史事实视为全部史学工作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史学者反对的只是否定以科学的史观作指导，鼓吹所谓“价值判断中立”，主张用历史细节研究代替对历史概貌和历史原因、规律、经验及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等研究的“碎片化”倾向，认为这种倾向既妨碍人们认清历史真相，也不利于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事实一再告诉我们，如果说唯物史观出现前，史学家们在各种唯心史观和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支配、影响下也不乏积极成果的话，那么，唯物史观创立后的今天，无论从事历史编纂还是历史研究的学者，要取得世人公认的成果，不管自觉不自觉，都不可能离开唯物史观的支配和影响。

中国当代史理论研究的对象是当代史的规律和经验以及事件的原因、人物的评价、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等理论层面的问题。由于当代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相结合的历史，而且是仍然在继续生长的历史，所以，对它的研究，尤其是对其中理论问题的研究，现实性、政治性要比其他史学研究更加强烈。这一历史至今虽不到70年，但需要研究和回答的问题，包括理论问题已经相当多。如果不能加强这方面研究，不能正确回答这些问题，不仅不利于中国当代史的研究，特别是当代史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而且不利于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批判和抵制。而要正确回答这些问题，更加需要唯物史观的指导。下面，笔者就举几个例子，对此作点分析和说明。

一、只有运用人类历史发展阶段最终决定于社会形态的理论才能正确回答中国当代史分期的问题

对历史进行分期，即给历史断限，是史学者为便于自己研究和引导人们认识历史发展阶段性特征的研究方法，也是史学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之一。且不说对不同社会形态的历史进行分期，即使对同一社会形态的历史进行分期，史学者也往往会有不同意见。这些不同意见大多属于学术分歧，理应通过学术争鸣进行平等讨论。但对其中原则性的分歧，尤其涉及是否承认唯物史观关于构成社会形态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理论是非问题，则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来解决。给中国当代史分期，就存在这样的问题。

自从唯物史观传入中国后，马克思主义史学者们便力图依据这一理论对中国历史进行大阶段的划分。将1840年鸦片战争作为中国由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起点，以此划分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便是其中一个成果。如果仍然运用这一理论，本应把1949年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区分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分水岭。可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史学界、教育界却继续把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这样划分近代史和现代史，本来是为了区别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的新旧阶段，用作划分国家史的阶段显然不合适。对此，当时就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不过，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国史研究还没有提上日程，这样划分的矛盾并不突出，所以没有引起各方面重视。

自20世纪80年代国史研究开展以来，人们为避开现代史原有定义的既成事实，给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起名为当代史，使这一矛盾被暂时掩盖了起来。但随着新中国历史的延续和国史研究与教学的深入，现代史原有定义在学术上乃至政治上的弊端日益显现。长期以来，教育部学科、专业目录隶属历史学的二级学科里，只有中国近现代史专业，而没有中国当代史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专业，给国史研究与教学造成一定困难。为解决这个问题，有关部门又把国史、当代史放到了中国近现代史专业中。这两种做法都不妥当，尤其后者更不妥当。因为，中国现代史原有定义是以1919年作为起点的，在不改变这个定义的情况下，把国史或当代史并入现代史，势必抹杀、淡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对于中国社会形态变革的划时代意义。

怎样分期才是正确的呢？笔者认为，首先应当根据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形态的理论，统一中国历史阶段划分的标准，即将近代史下限由原来的1919年改为1949年，将现代史的起点由原来的1919年推至1949年。在这个前提下，再把中国现代史与国史、当代史的概念合并。合并后，1949年后的历史可以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也可以称为中国现代史或当代史。但不管称什么，都应当把中国现代史从现有中国近现代史概念中独立出来，并取消近现代史专业。目前，史学界已有越来越多的人以1949年作为划分中国近代史与现代史的分水岭。被高校政治理论课作为教材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使用的就是这种划分方法。遗憾的是，目前高校历史专业使用的《中国近现代史》教材，仍然把中国现代史上限定在1919年。

历史分期是动态性的，不会一劳永逸，随着时间延续，中国现代史、当代史的上下限势必发生相应改变。例如，再过100年，可能需要从中国现代史中分出一个独立的当代史来。不过，即使那时，中国现代史的起点仍然应当是1949年，而不能是1919年。这不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重大原则问题，是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

对于1949年后中国当代史的分期，目前虽有多种划分方法，但在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分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这一点上，意见基本一致。问题在于有人主张把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分别称为现代史和当代史。这就又涉及到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形态的理论了。

把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分别称为现代史和当代史，实际是把这两段历史与中国近代史放在了同一层次上。从表面上看，这样称谓好像是在抬高改革开放的历史地位，然而深入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个理论“陷阱”。前面已经说过，唯物史观划分人类历史的大阶段，是依据社会形态的理论。人们之所以把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历史分别称为近代史和现代史，是因为这两个历史的社会形态不同。如果把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也分别称为现代史和当代史，等于说这两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形态也是不同的，从而导致一种悖论：如果改革开放前是社会主义社会，改革开放后就不是；反之，如果改革开放后是社会主义社会，改革开放前就不是。显然，无论哪种结果，对于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性质都是一种歪曲。习近平总书记在著名的2013年“一五”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1]111。就是说，改革开放前后都是社会主义社会，它们之间的区别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区别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两码事。因此，把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称谓同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历史称谓放在一个层次上, 平起平坐，这在理论上、政治上都是十分荒谬和错误的。

二、只有运用社会变迁和人的动机最终决定于物质生产发展的理论才能正确回答向社会主义提前过渡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革命的目的是要在中国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从党一成立就是明确的，从来没有变过。但在新中国建立前夕和建立之初，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鉴于当时中国现代工业只占全部经济的10%左右的实际，决定先用10年到15年时间实行新民主主义，以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积极性积累资金，同时发展教育，培养大学生和科技与管理人才，等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条件成熟后，再“用一早上进入社会主义”(刘少奇语)。然而，过了不到三年，毛泽东又提出马上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为什么呢？这个决策究竟对不对呢？要正确回答这些问题，同样需要唯物史观的指导。

恩格斯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2]645-655列宁也说：“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只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中的思想动机，而没有研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探索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把物质生产的发展程度看作这些关系的根源。”^[3]425只要人们回顾一下从1950年起国内外形势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便会看到，中国物质生产落后局面的变更已经刻不容缓，而且客观上也遇到了这种变更的难得机遇。这一系列形势变化主要体现三件事情上。

第一，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军入侵朝鲜，进行军事干预，并乘机越过“三八线”，向中朝边界推进，使我东北重工业基地暴露在美军炮火之下，也使我国随时有被美军入侵的危险。为此，党中央于10月派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并在很短时间里把美军由鸭绿江赶回到“三八线”。然而，尽管如此，交战双方无论国力还是军力相差都过于悬殊，从而使我国发展建立在重工业基础上的现代国防工业的任务显得日益紧迫。

第二，从1951年下半年起，有关部门和领导同志在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过程中反复讨论，一致认为计划必须从发展原材料、能源、机械制造等重工业入手，就是说，要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方针。

第三，1952年8月，中央派周恩来、陈云等组成的代表团去莫斯科，同斯大林会谈苏联帮助中国进行“一五”计划建设一事。斯大林明确表示，同意在工业资源勘察、工业设备设计和制造、技术资料提供，以及派遣经济、技术顾问和接受留学生、实习生等方面，对中国进行全面援助。

9月24日，周恩来、陈云回国。当晚，中央召开书记处(相当于今天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一是听取他们关于同苏联会谈情况的汇报，二是讨论确定“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就是在那次会上，毛泽东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对他的这个主张，其他领导同志没有提出异议。^[4]151《毛泽东传》也说：“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毛泽东这个讲话表明，他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步骤、方法，同原来的设想，发生了变化。”^[5]237可见，决定向社会主义提前过渡，同“一五”计划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方针、苏联答应帮助我们开展“一五”计划建设，是紧密相关的三件事。因此，这个决定绝非出于毛泽东主观上急于搞社会主义，而是党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国内形势，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

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什么需要向社会主义提前过渡呢？这是因为：第一，形势虽然迫使我们决定“一五”建设要以重工业为重点，苏联虽然答应全面援助我国的“一五”建设，但这些并不等于我国经济基础薄弱和资金、原材料、人才短缺的情况因此而改变了(1952年，中国现代工业仍然只占全部经济的18%)。相反，由于要优先发展重工业，使这些问题更加突出。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保证以重工业为重点的“一五”建设顺利进行，只能采取生产资料国有化、集体化以及计划经济的办法，从而把有限的资金、原材料、人才最大限度地集中到国家手中。而要这样做，就不能再实行新民主主义政策了，必须改行社会主义政策。第二，当年对我国进行经济援助的国家，都是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要把援助与接受援助衔接好，用今天的话说有一个体制接轨的问题。而要这样做，也不能再实行新民主主义政策了，必须改行社会主义政策。

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关键看利大还是弊大。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生产资料国有化、集体化，以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些在当时显然利大于弊。其中的弊，主要是信息收集手段、干部管理水平、物质奖励条件等等都有限，容易造成生产不够灵活、经营不够精细、激励不够有力等问题。正是针对这些弊病，我们党在“一五”建设后期曾提出过体制改革和农轻重比例调整的设想，并最终在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了改革开放，改变了重工业过于突出的发展战略，也改革了公有制一统天下的所有制结构，并将计划经济逐步过渡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今天回顾那段历史，有几个事实应当看到。第一，我们党建国前夕设想先搞一段新民主主义，只是说搞10年或15年，并不是说永远搞新民主主义。提出马上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并用10年或15年过渡完，这与原来的设想，在时间上并无本质区别。至于后来仅用三年时间就完成了过渡任务，是另外的问题。第二，实行改革开放并非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仅以土地制度为例，新民主主义时期是允许私有的，城市房产主有地契，农村初级社也是社员土地入股。而改革开放后，土地维持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后的公有制，即城市一律国家所有，农村一律集体所有，这与新民主主义的土地制度显然不同。第三，我们今天都懂得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道理，当年决定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同样是为了抓住机遇。当苏联答应全面援助中国工业化建设时，我们为什么不应该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让中国工业化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呢？在那之前和之后，世界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工业国肯对一个经济落后国家采取这种全面援助的做法。而我国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基础，主要就是那个时候由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打下的。还要看到，既然是机遇，就有可能稍纵即逝。1960年赫鲁晓夫召回专家、撕毁合同，机遇不就消失了吗？

对于由新民主主义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历史事件，党中央在改革开放后始终是给予高度评价的。1981年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明确指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是完全正确的”，“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6]799-801。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大会上也指出：“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共领导集体带领人民，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不失时机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使中国这个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1]690-691这段话在论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时，用的关键词是“不失时机”“创造性地完成”“成功实现”，作出的评价是“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可见，历史事实和历届党中央的评价都说明，优先发展重工业和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不仅不是什么决策错误，相反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中华民族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抓住了一次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不仅不是什么走了“弯路”，相反是使我国在工业化建设上抄了一条近路。

三、只有运用人们是在既定条件下创造历史和历史运动的本质最终决定于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理论才能正确回答改革开放前历史主流的问题

关于新中国至今68年历史的评价，从学术界和舆论界看，对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多数人以正面为主；而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相当多的人或明或暗认为失误和错误是主要的，评价也以负面为主。

大量事实说明，凡是怀疑和反对改革开放的，往往会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凡是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往往会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凡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看成“新民主主义的回归”和“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或者看成“资本主义复辟”的，必然会把这两个历史时期加以割裂和对立；同样，凡是把这两个历史时期加以割裂、对立、相互否定的，也必然会反对或曲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使在能够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中，也有许多人对如何认识这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拿不准，不敢理直气壮地说它们的主流是正面的，担心这样说会抬高改革开放前，贬低改革开放后。可见，如何评价改革开放前的历史，不仅是一个历史研究领域的问题，也是现实性和政治性都很强的问题。

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是人们自己创造的，但他们是在制约着他们的一定环境下，在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而且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马克思曾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7]669另外，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用辩证唯物主义观察人类历史的产物，因此，许多范畴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研究相结合而形成的。比如，历史运动中的量与质、现象与本质，便是这类范畴。马克思说：一切现象都隐藏在本质后面，前者是表面的，可以为人所感知，而“后者却是要由科学来发现”^[8]669。如果不是这样，“科学究竟有什么用处呢？”^[9]474他还说过，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发现的规律性是正确的，“即单纯的量的变化到一定点时就转变为质的区别”^[10]197。后来，毛泽东用对立统一规律研究社会事物的本质，指出：“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11]321 “每一物质的运动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的本质，为它自己的特殊的矛盾所规定。”^[11]309这些论述都告诉我们，要正确认识某个具体历史运动的本质，不仅要看到它的前提条件，而且要透过它的表面现象看到它的本质，这就要注意区分量与质的关系，抓住运动中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把握这一运动与其他运动的区别，不被现象牵着走。

正是根据上述原理，习近平同志在2010年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历史主题、主线、主流、本质的概念，指出：“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要牢牢把握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就是说，要旗帜鲜明地揭示和宣传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历史必然性，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通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领导人民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和辉煌成就，党在长期奋斗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他强调，一定要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12]在党的十八大后，他在“一五”讲话中又提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不能互相否定的概念，指出对“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二十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如果没有1949年建立新中国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积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质、制度条件，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改革开放就很难顺利推进”；因此，改革开放前后“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1]111-112这就为我们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历史的主流及其与改革开放后历史的关系，提供了重要指南。

对于改革开放前历史的主流，党中央在改革开放后的不同时期都有过论述，观点是明确的，也是始终一贯的。

例如，1981年《历史决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6]794。“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6]798

1979年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13]167

1989年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建国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40年，是中国历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40年，是经历艰难曲折、战胜种种困难、不断发展进步的40年，是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独立自主、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40年。”^[14]611

2012年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15]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强调要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而且对改革开放前取得的历史成就也作过多次高度评价。例如，他在建党95周年大会上指出：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这一伟大历史贡献的意义在于，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中国发展富强、中国人民生活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16]。

从上述历届中央领导人的评价可以看出，党中央从来认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从来认为新中国的历史是光辉的历史。我们只要把党中央指出的改革开放前的主要成就，同那个时期的失误、错误，包括“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错误放在一起比较，孰重孰轻、谁主谁次便会一目了然；只要站在新中国和中国绝大多数人的立场，采取客观辩证的方法，就必然会得出那个时期的成就是历史主流的结论。

这样说是不是淡化了那个时期的失误、错误，肯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呢？不是的。对那个时期的失误、错误绝不能掩饰，更不能否定，否则不仅不符合实际，也不利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但对失误、错误绝不能以偏概全，更不能无限夸大，而应当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比如，分析失误和错误是普遍的全局的现象，还是个别的局部的现象；存在失误和错误的工作中是否也有正确的合理的成分，这些正确成分对此后工作是否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犯错误和犯错误的时期是否是一回事，某个时期犯了错误，是否等于那个时期的工作都错了。尤其要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把失误和错误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分析，把当时可以避免的和由于客观条件限制难以避免的事情加以区分。

历史主义的思想早在古代史学中就有，19世纪初期的欧洲哲学家将其系统化，强调要从历史事件产生的历史条件中去理解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一思想进行了批判改造，把历史的独特性与历史的规律性相统一，强调要从历史发展的上升趋势理解和评判历史，重视历史与一定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之间的联系，批判地继承一切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列宁对此给予了进一步概括，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3]37历史虚无主义鼓吹者歪曲、否定国史，诋毁、丑化革命领袖和英雄模范，其认识论上的要害，就在于脱离特定历史条件臧否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201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为《高思在云》的书，作者朱云汉虽然是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蒋经国基金会秘书长，并不信仰唯物史观，但他在对中印两国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发展情况进行比较这一点上，却基本符合历史主义的观点。书中写道：“一般流行的看法都认为，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这前面30年都浪费掉了，走了很长的冤枉路，甚至可以说完全是‘黑暗时期’。这个认知并不正确，至少是以偏概全。”“如果拿中国与印度相比，政治与社会体制对经济结构转型的提振或制约作用就很明显了。1950年代的中国与印度几乎处于相同的贫穷与落后状态，但经过一甲子之后，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编列的‘人类发展’(human development)所有指标上，中国的长期表现明显优于印度。”

书中还写道：“1978年之前的30年，中国建设了动员能力特别强的现代国家体制，这个体制在中国历史上、在这片土地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其动员、渗透的能力达到社会的最底层。中国建立了非常强的国家意识，可以将社会中多数人的意志力凝聚在需要最优先发展的目标上；在民族复兴的大旗帜下，中央政府享有调动全国资源集中使用的正当性。另外，中国完成了一场相当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它把私有财产权，尤其是最重要的土地资本与工业资本国有化或集体化。除了农村土地外，这个庞大国家的集体资产大部分是国有资产，这成为中国后来30年快速发展的资本。其他很多国家没有走这条激进的革命道路，很难复制这个历史条件。”^[17]124-126

无独有偶。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也出了一本名为《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的书，作者文一是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分行助理副行长、清华大学讲席教授。书中说，英国和欧洲的工业革命并不像过去宣传的那样起源于对私有权的保护、市场经济、民主制度，而是靠政府力量支持乡镇企业、扩大海外市场、保护原料产地，进一步解决交通、能源、机械制造、通讯等问题逐步兴起的。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工业革命之所以成功，恰恰在于不自觉地走了这条路。而改革开放前30年取得的国家独立统一、社会稳定，建立的以共产党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以及广大农村的土改、合作化和社队企业，为这场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他的观点虽然有可以商榷之处，但指出英国工业革命成功的原因不在于所谓西方民主道路，中国改革开放前打下的基础对改革开放的成功有重要作用，这些无疑是很有见地的。

改革开放后的国内国际形势越来越清楚地证明，如果当初没有改革开放，新中国历史的确难以为继；但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前历史打下的基础，改革开放也是难以起步的；起步后如果抛弃了改革开放前树立的根本指导思想、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改革开放也不可能顺利进行，相反，很可能中途夭折，导致出现苏联那种党下台、国分裂的局面。

还应当看到，虽然我国改革开放前各项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远没有改革开放后那么显著，但这绝不表明那段历史是无足轻重的可有可无的。相反，对人民群众在那段历史中付出的牺牲应当大书特书。因为，如同盖楼一样，打地基时不容易让人看出成绩，但楼房盖得快盖得高，反过来证明地基打得牢。

四、只有运用上层建筑最终决定于经济基础的理论才能正确回答新中国实行共产党领导制度的问题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史是中国当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制度的核心是共产党对国家工作的领导。因此，关于党的领导制度的合理性、合法性及其意义的问题，也是当代史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

常识告诉我们，人们论证一个观点，往往采用两种方法，一为逻辑的方法，一为历史的方法。国内外敌对势力为了反对共产党领导，特别是反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采用的也是这两种方法。例如，他们在逻辑上的“理由”是说中国实行共产党领导，不符合“西方宪政”“普世价值”，“没有登记注册”，“没有经过选举”，“是专制独裁”等等；在历史上的“理由”则是历史虚无主义那一套，即历数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到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所谓“种种罪行”。对于他们的这些谬论，我们同样要用逻辑的和历史的方法加以驳斥。

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政党制度，归根结底是由这个国家实行的经济制度决定的。中国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而不实行多党轮流执政，军队由共产党领导而不搞“国家化”，这一切最深刻的根源在于中国实行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中国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这个经济制度决定了人民内部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并且不允许任何势力破坏这种利益的根本一致性。所以，建立在这种经济制度之上并为之服务的政治制度，只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党制度只能是由代表最大多数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共产党领导而不实行多党竞争、轮流执政的政党制度，归根结底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决定的，是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联系在一起的。

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实行多党竞争、轮流执政的政党制度，同样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的。在那种制度里，生产资料是私人占有的，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内部分为不同利益集团的。这就决定了在资本主义制度里，需要有两个以上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政党，并实行多党轮流执政，而不能只有一个党执政，否则其他利益集团的利益就得不到保障；同时，军队也不能由哪一个政党单独领导，而必须实行国家化，否则多党轮流执政就玩不转。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内部也会有不同利益的矛盾，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决定了这种矛盾是要受到限制的。就是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样不允许发展到根本利害冲突的程度，仍然只能由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共产党执政，而不允许有与人民根本利益相对立的利益集团存在, 不需要有代表特殊利益集团的政党出来同共产党之间相互竞争、轮流执政。既然如此，军队当然也必须由而且只能由中国共产党一党绝对领导，而不能实行所谓的“国家化”。否则，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会被架空，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无法得到维护，党和人民的团结统一就有可能遭到破坏。

我们党也有犯错误的时候，党的高级干部中也出现过叛徒、野心家、腐败分子等形形色色的坏人，但这些都没有能改变我们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没有代表哪个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制定政策也好、出台决定也罢，不管完善与否，都是从人民整体利益出发的，而不是从特殊利益集团利益出发的。因此，不能由于党内出了少数坏人就削弱党的领导。相反，更要加强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党的监督和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清理腐败分子；更要改善党的领导，不断提高党的各级干部的领导水平。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中的两个基本点之一。邓小平在1993年说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四个坚持集中表现在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个优越性。没有人民民主专政，党的领导怎么实现啊？四个坚持是‘成套设备’。”^[18]1363他接着说：“十二亿人口怎么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我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18]1364他还说过：“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19]208共同致富，“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19]364，这些论述说明，我们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防止改革开放后出现两极分化，产生新的资产阶级。

至于有人用所谓“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进行政党登记”为由，妄图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更是荒唐可笑的。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的重大区别之一，就是前者公开声明自己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不允许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与自己分享政权；而后者表面上把自己打扮成“全民国家”，实际上实行的却是资产阶级专政。马克思说过：“革命是人民权利的法律依据。”^[20]130列宁也说过：“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21]595这就告诉我们，无产阶级革命以及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无产阶级政权，都是不受资产阶级法律限制的，因此不能用资产阶级法律的狭隘眼界来看待无产阶级的政党设置和政党登记问题。

社会主义国家不受资产阶级法律限制，不搞政党登记，不等于实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就没有法律依据。比如新中国，早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第一章总纲中就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这里说的实行工人阶级领导，自然意味着实行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团结各民主阶级，自然意味着团结各民主阶级的政党——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所以，无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还是拥护共产党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参政资格，都是新中国成立伊始即在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中得到确定的，根本不存在还要通过什么政党登记来确认的问题。从1954年到1982年的4部《宪法》序言，也都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后建立的，今后各族人民要继续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爱国统一战线也要继续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巩固和发展。可见，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既是中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选择的结果，是确保社会主义制度不改变性质的需要，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律明确规定的，具有无可置疑的合法性。以所谓“没进行政党登记”来否定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不过是用资本主义政党制度来剪裁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制度的借口，是不值一驳的。

一些人总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不民主，这是因为他们把西方政党轮流执政和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当成了“普世价值”，拿来作为衡量是否民主的唯一检验标准。然而，现在包括西方学者在内，已有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这种制度不过是以金钱为后盾的利益集团尤其是大财团之间的游戏罢了，对大多数人并没有实际意义。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当然也要选举，但那不过是民主的一种形式，更重要更经常的是各级领导深入群众，同群众座谈，下基层调研，到群众中走访，和不同阶层的代表协商，以及接待来信来访等，通过这些形式与广大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使执政党能听到群众特别是基层群众的意见，能和不同阶层、不同层次的群众交换意见，从而保证政策和决策能从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出发，能尽可能符合实际情况。所以，只要站在广大人民整体利益的立场上看问题就会明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不仅不是什么“一党专制”，相反，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体现，是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是比西方以金钱为主的所谓“民主”不知有效多少倍的真正民主。现在少数地方出现人代会选举贿选和舞弊现象，恰恰从反面说明，如果让金钱在选举中起作用，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

《高思在云》一书对印度和中国的政治制度也作了比较，书中说：“西方媒体总是给印度冠上‘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这个头衔，但印度的民主只是空有其表，无法有效增进大多数民众的福祉；大多数印度百姓的人身安全(尤其是妇女与穆斯林)与基本需求仍得不到保障，还必须长年忍受贪污横行、效率极低的官僚体制。尽管印度过去15年的经济发展速度十分亮眼，但是在减少城市贫困人口，解决农村土地分配严重不均，消除贱民阶级与妇女受到的社会歧视，化解族群间暴力冲突，消弭黑社会对贫民窟的渗透与宰制等问题上，进展十分缓慢。大多数在中国与印度两地均深入做过田野考察的学者都承认，中国的政治体制在引导社会追求‘最佳的选择’，以及在增进社会绝大多数群体的福祉上，要比印度更具优势、更具效能。”^[17]这一评论从侧面说明，一种政治制度是否符合民主原则，归根到底要用社会实践来检验，而不能采取先验的唯心的评判标准。

最近，网上流传对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一篇言论的报道。他说，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出现的奇迹，不能不让人思考，体制上的优劣究竟以什么为标准。西方人不是不明白，中国如果实行西方民主，肯定会一盘散沙、四分五裂、战争四起，只是不愿承认罢了。西方人已习惯用他们的方式统治世界，很明显，中国将改变这一切。这一评论同样说明，即使西方一些头脑比较清醒、立场相对客观的人也已认识到，一味用西方制度作标准评判中国的实践，是行不通的。

五、只有运用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本质上反映的是阶级斗争的理论才能正确回答历史虚无主义性质的问题

邓小平早在1982年就说过：“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济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 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但是，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现在有些同志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19]44邓小平当年批评的这个问题，后果近些年已逐渐显现，突出表现就是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普世价值、西方宪政等思潮的泛滥。而在这些思潮中，有一种西方国家自己并不实行却在我们这里格外猖獗，那就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如何解释这个现象呢？它究竟是学术思潮还是政治思潮呢？如果是政治思潮，我们又应当如何对待它呢？回答这些问题，同样要用唯物史观为指导。

恩格斯在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第三版序言中指出：“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他认为，这个规律是“马克思用以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7]667。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指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毛泽东运用这一理论，进一步观察了社会主义社会思想领域中的阶级斗争问题，指出:“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22]281

众所周知，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犯过错误，主要是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后，仍然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停止使用了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把工作重点重新转回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党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不存在阶级斗争了，党内也不存在资产阶级思想了。邓小平就说过：“阶级斗争虽然已经不是我们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但是它确实仍然存在，不可小看。”^[13]370 “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19]123 “自由化的思潮前几年有，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19]124《宪法》和《党章》序言对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问题也有完整的表述，指出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我国社会存在的矛盾大多数已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但“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

虚无主义是唯心主义哲学的一个学派，最早流行于欧洲。它主张人类生存没有意义、没有目标。引入史学领域的虚无主义认为，人类历史无规律可循，也无所谓本质和主流、糟粕和精华，人在历史潮流中无可选择、无能为力，决定历史走向的是地理、气候等客观环境，等等。这些理论正确与否，人们可以在学术层面上继续讨论和争论。然而，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主要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流行的历史虚无主义，并非这类学术流派。对此，我们只要看看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五”讲话就清楚了。他指出：“古人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了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1]113他还说过：“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①这些论述告诉我们，先在苏联后在中国泛滥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矛头是专门对准无产阶级革命的，手段是攻击、丑化、污蔑革命历史、革命领袖，目的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共产党的领导，实质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同我们进行斗争的工具，后果是搞垮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这还不叫政治思潮，什么叫政治思潮!

① 转引自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的《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见2013年7月22日《人民日报》。

说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制造者中既有国内敌对势力也有国外敌对势力, 这是因为资本从来是有国际联系的，尤其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这种联系更加紧密。列宁说过：“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剥削者阶级……还有国际的基础，即国际资本，他们是国际资本的一个分支。”^[23]67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资产阶级的强大“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23]135。邓小平也说过：“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19]311他还指出：“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资本主义是想最终战胜社会主义，过去拿武器，用原子弹、氢弹，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搞和平演变。”^[19]325-326对此，再看看以下事实就更加清楚了。

第一，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家从来是这么说的。

第二，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在对外输出意识形态方面也一向是这么做的。

第三，污蔑、抹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书籍、网站都是在西方国家和西方支持的境外势力那里炮制、出版、推销的。

第四，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分裂祖国的形形色色人物往往是往西方国家跑的，也历来是被西方国家所支持、邀请、收留和颁发大奖的。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发展，是提出了要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改革开放前，我们犯“左”的错误，原因之一在于混淆了不同性质的矛盾，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了敌我矛盾。改革开放后，我们纠正了“左”的错误，对这个问题比较警惕了。然而，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就是往往把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这同样是对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混淆，同样违背客观存在的事实，同样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习近平总书记说，国内外敌对势力搞历史虚无主义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这还不是敌我矛盾，什么是敌我矛盾？当然，毛泽东也说过：“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22]206问题在于，要把我们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之间的这种敌我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首先要对它进行“处理”，而且要“处理得当”。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讲话精神，笔者认为对这股思潮要“处理得当”，应当特别注意以下三点。

1 增强斗争韧性

当前，一些同志对于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斗争，存在两种情绪：一种是看到这股思潮的蔓延，感到积重难返了，因而产生消极情绪；另一种态度虽然积极，但总想通过一两次斗争就把这股思潮打退，因而产生急躁情绪。这两种情绪说到底，都源于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背景，以及这场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缺少足够的认识，因而缺乏斗争的韧性。而要具备韧性，首先要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其次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要有必胜的坚定信念，再次对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长期斗争要有足够的清醒认识。

自从苏东剧变以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近些年我国综合国力明显上升，但经济科技军事上的西强我弱态势并未根本改变。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蔓延，与这种形势不无关系。因此，我们同这股思潮的斗争不可能是短时间的事，必须做长期斗争准备。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要等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高潮到来的时候，等到经济科技军事上我强西弱的时候才开始斗争。天底下任何胜利，不靠艰苦奋斗，靠消极等待都是等不来的。我们既要看到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更要看到这场斗争的必要性、必胜性；既要看到斗争中会有阻力有曲折，更要看到通过斗争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直至取得最后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从一定意义上都来自共产党斗争的韧性。据媒体报道，“八九”风波幕后黑手之一的万润南最近在英国也说：“我们犯的最大错误是低估了共产党的韧性。”^①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作斗争，同样要有韧性。我们不能因为斗争的长期性而悲观失望、丧失信心，“刀枪入库”，“解甲归田”；也不要寄希望于一两个回合就“得胜回朝”，更不能奢望“毕其功于一役”。

① 2014年8月13日《环球时报》转引自英国《金融时报》。

2 做到敢于亮剑

对于受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影响的人，我们要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心平气和地做他们的思想转化工作，帮助他们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然而，对于那些别有用心起劲鼓吹这股思潮的人，特别是那些“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的人，则不是做思想工作的问题，而是要进行坚决批判，并且依法依规处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警惕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坚决抵制、反对党史问题上存在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①党的十八大后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通过信息网络、广播、电视、报刊、书籍、讲座、论坛、报告会、座谈会等形式，公开发表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党的改革开放决策的文章、演说、宣言、声明等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24]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也强调：“对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立场、没有态度、无动于衷、置身事外，在错误言行面前不抵制、不斗争，明哲保身、当老好人等政治不合格的坚决不用，已在领导岗位的要坚决调整，情节严重的要严肃处理。”^[25]这些都说明，在意识形态领域不能借口不争论而回避斗争。事实告诉我们，邓小平说的“不争论”，指的是在改革开放的具体问题上不要由于争论而耽误时间，绝对不是说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在关系改革开放大方向的问题上也不争论。他曾说过：“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19]297

① 转引自中央党史研究室《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见2013年7月22日《人民日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冲破了，其他防线很难守住。”^②为此，他反复强调宣传舆论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必须牢牢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要求“党校必须姓党”，“党校要旗帜鲜明、大张旗鼓讲马克思主义、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讲共产主义，旗帜鲜明、大张旗鼓讲党的性质、讲党的宗旨、讲党的传统、讲党的作风”^[26]。他还要求：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牢牢坚持党性原则”；“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坚持党性原则，最根本的是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27]。

② 2014年9月19日《学习时报》。

现在有人反对“党媒姓党”的科学论断，说什么人民性高于党性，党媒首先应当“姓人民”。这是对唯物史观无知的表现，是对党性和人民性关系的颠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讲政治是突出的特点和优势……我国曾经有过政治挂帅、搞‘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那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也不能说政治就不讲了、少讲了，共产党不讲政治还叫共产党吗？”^[28]“看待政治制度模式，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就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③我们看待“党媒姓党”的问题，同样离不开政治立场，离不开阶级分析。在阶级社会，人民内部是分为不同阶级和阶层的，而政党是阶级的政治代表，党性来自特定政党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阶级性。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因此，共产党的党性来源于并高于工人阶级的阶级性。但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工人阶级既与最先进的生产力联系在一起，又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因此它必须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制度才能彻底解放自己。就是说，工人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获得自身解放。这就决定了共产党既要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同时也要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一个共产党员只有把工人阶级的阶级性上升到党性，他才能同时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说“党媒必须姓党”，是说它必须首先要具有党性，才能真正具有人民性；我们说“党媒要做党的喉舌”，是说它必须首先代表党说话，才能真正代表人民说话，才能做人民的喉舌。这个关系不能颠倒，否则就混淆了人民、阶级、政党的关系，违背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就会使一些人浑水摸鱼，打着“人民性”的幌子损害人民的根本利益。

③ 转引自刘世军《中国政治学研究新时代的到来》，见2014年6月30日《文汇报》。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2月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先强调“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必须姓党”，然后才强调媒体“要与人民同呼吸、与时代共进步”，提出要“宣传党的主张、反映人民呼声”，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这正是对党性与人民性、党的喉舌与人民喉舌相互关系的准确阐释，不仅完全合乎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那些反对“党媒必须姓党”的声音，不就是把党和人民对立起来了吗？他们口口声声说媒体要“为人民说话”，其实不过是拿“人民”当幌子，骨子里想的是让媒体代表少数特殊利益集团和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势力说话。可见，赞成还是反对“党媒姓党”，实质不在于“党媒”要不要代表人民说话，而在于“党媒”要代表人民中的绝大多数人说话，还是代表其中少数既得利益者说话。

3 切实加强网管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近年来所以在我国迅速漫延，原因之一是网络技术发展快而网络管理意识和手段相对滞后。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西方敌对势力一直妄图利用互联网“扳倒中国”，一些西方政治家甚至扬言：“有了互联网，对付中国就有了办法。”声称：“社会主义国家投入西方怀抱，将从互联网开始。”我们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因此，要打退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进攻，必须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现在，我国网民有7亿，手机网民有5亿多，微博用户达到4亿多，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大部分信息是从网上获取。我们应当正视这个现实，加大力量投入，尽快掌握互联网战场上的主动权。

我们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网络中涉及意识形态、宣传舆论的内容自然要由党和国家有关部门负责监管。这种监管是党管宣传舆论工作的体现，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体现。网络监管当然要依法进行，但按照唯物史观的观点，法律体现的只能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宪法》规定，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因此，我国有关网络管理的法律必须体现人民民主专政的原则。对网络上出现的有损社会主义制度的现象，国家有关部门不仅要管，而且要加强管理。

现在有人一方面在网上疯狂攻击共产党、丑化党和国家形象、诬蔑党和国家领导人及英雄模范、歪曲党史国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另一方面又指责网管部门加强网络管理侵犯了言论自由。我们要讲清楚世界上究竟有没有抽象的绝对的言论自由；同时要用人民民主专政和全面依法治国的理论，帮助群众正确看待网络管理的问题。

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必须加以保障，包括保障错误言论的自由。我们过去在这方面有过教训，应当吸取。但同时也要明确，世界上从来没有抽象的绝对的自由，言论自由在任何国家任何时候都不是无边无际的。网络是新媒体，是虚拟空间。但只要是媒体，就会产生社会作用，就不能是法外之地。在它上面发表言论，同样要受到法律、党纪、道德的制约。首先，公民的言论自由要受法律的制约。其次，8900万共产党员的言论自由还要受到党纪的制约。再次，言论自由还要受到道德的制约。可见，所谓言论自由，是指在法律、道德允许范围内的自由；对于共产党员来说，还要加上党纪允许的范围。那种认为言论自由就是不受任何约束、想说什么说什么的观点，是毫无根据的。

在当前西方反共势力和社会主义国家打的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互联网是主战场之一。打仗要有武器、弹药，在“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武器”“弹药”的载体基本上是言论。媒体、书刊、戏剧、电影等等，都离不开言论。在一定意义上讲，意识形态领域尤其是互联网上的斗争，主要是言论之间的斗争。正因为如此，国内外敌对势力总喜欢拿“言论自由”说事。他们这样做，说穿了，就是给“没有硝烟的战争”做掩护。

按照西方流行的观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属于一种软实力，但它到了一定火候，也会显示出很硬的一面。比如，在苏联解体、苏共下台的过程中，这种思潮就起过“很硬”的作用。媒体报道，俄罗斯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多数俄罗斯人痛惜苏联解体，希望社会主义体系和苏联回归。然而，世界从来没有后悔药。国家政治体制改革不像布置客厅那样，想怎么改就怎么改。一旦改错了，后悔了，要想再改回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可能性。我们国家经过60多年的奋斗，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中华民族距离伟大复兴的目标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接近过。国内外敌对势力当然不会让我们顺顺当当实现这个目标，一定会想尽办法诱使人们跟着他们的魔笛起舞。我们要接受苏联解体的前车之鉴，绝不能让那里发生过的悲剧在中国重演。根据中国的国情，如果我们也出现苏东剧变那种局面，后果不知要比它们严重多少。而要想不出现那种局面，一个重要工作就是以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积极开展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斗争，绝不能任其自由泛滥。

笔者举以上五个例子，是要说明开展中国当代史理论研究之所以必须用唯物史观指导的道理。为了论证方便，在论述上基本采取的是唯物史观一个理论观点对应当代史一个理论问题的方法。然而，中国当代史的理论问题纷繁复杂，唯物史观的理论更是博大精深，在实际研究中，情况不会像我讲得这么简单。我们要丰富发展中国当代史研究的理论，并通过当代史理论研究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需要继续带着当代史理论研究中的实际问题，老老实实地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深入钻研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并继续加强当代史学界和史学理论界学者的通力合作。今后，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史理论论坛将本着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的精神，更加积极地促进中国当代史理论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结合，更加自觉地面向高校思想政治和马克思主义教学的实际，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史理论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在应用和创新中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