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本居宣长的“物哀论”成了中日文学理论比较研究的一个焦点问题。本居宣长的学术方法至今还鲜为人知。本文以其著作《初山踏》为中心，研究本居宣长做学问的方法论。刘熙武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求学四“道”》一文，他认为：“求学问道本身是门学问，要掌握其中的方法，绝非易事，需要在长期的实践中摸索，才能悟出点‘道’来。总结起来：就是勤读书、多实践、少浮躁、善执着。”^[1]这些真知灼见是做学问的好方法。本居宣长关于学术方法的论述也有“多读古书、持之以恒”等言说，尤其是对做学问的立场，态度也有其引人思考的见解。

一、

说到做学问，我们首先会想到的是孔子。孔子做学问，或者说他的教育目的是“成仁政，育君子”^[2]97。也就是他要培养施行“仁政”的德才兼备的君子。他强调将学习道德修养放在首位，文学技艺次之，一切“礼乐诗书”都是为了人格发展服务的。他的弟子子夏曰：“百工具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成其道。”^[3]即君子要获得道，必须通过学习。缺乏学习，则会出现许多弊病。学习的目的是成为君子。孔子的教育思想影响了中国文化数千年，甚至影响中国周边东亚各国，日本也不例外。

方国根、罗本琦在《简论儒学在朝鲜和日本的传播、发展及影响》一文中指出：“中国儒学源远流长，早在秦末汉初就传入朝鲜(韩国)，随后又在日本等东亚国家广泛传播，形成了其各具民族特色的儒学，先后演变成为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占据传统文化主导地位的思想文化，成为东亚的主流思想之一。人们习惯上把中国、朝鲜、日本等东亚国家称之为‘儒教文化圈’。”^[4]21

本居宣长在学习医学(中医)之前，也曾经饱读儒家经典，积极汲取中国古籍的养分。本居宣长来到京都求学，他首先向堀元厚(1686-1754)求教，之后来到武川幸顺(1725-1780)的私塾学医，后来辗转至堀景山(1669-1757)门下研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堀景山是研究朱子学的学者。同时，本居宣长还与古文辞学家荻生徂徕书信往来，显然，他对荻生徂徕的学术也颇感兴趣。之后，师从契冲学习歌学，并且精通于此。

こうして京都に上った宣長は、まず堀元厚(一六八六-一七五四)に、のちに武川幸順(一七二五-一七八○)に医学を、そして堀景山(一六六九-一七五七)の門で儒学を学ぶ。ことに堀景山は朱子学者ではあるが，古文辞学者荻生徂徕(一六六六-一七二八)との徂徕書簡で知られているように、徂徕のにも関心を持ち、また契沖の歌学にも精通していた。^[5]16

本居宣长的求学之路并不顺畅，他不断转向各家。最终，他却走向了中国儒家思想的反面。这确实颇为令人深思。那么，本居宣长的治学目的是什么？研读《初山踏》，笔者不难看出他做学问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排除“汉意”，确立“大和魂”。关于做学问的立场，一直是日本学者的模糊问题。面对日本国内对“学问”的不同主张，本居宣长在《初山踏》中指出：“首先，他将学问分为神学、有职学、历史和歌学四类。其次，谈到学问，他主张应该倡导皇国(日本国的旧称)学问。这是基于自古一提到学问便是指汉学的思考。过去日本人什么事都将中国的事情视为本国的事情。对于我们皇国的事情，却要站在外国的角度来看待。人很容易陷入汉文化的意识中，因此，刚开始做学问，就必须牢固地树立‘大和魂’，这是对年轻人最初的训诫。”

まず[一]で、学問を分類して、神学·有識·暦史·歌学の四科を立てる。そして、[ものまなび(すなわち学門)といったときは、わが皇国の学問をさしていうべきだと主張する。ひとはともすれば漢意陥りやすいので、学門を始めるにあって、しっかりと『大和魂』を堅固にしておかねばならない。そのことを最初に言うのは、若者への訓戒のためである。^[6]14

作为日本学者，他清醒地意识到日本学者关于学问的立场问题，尤其是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学界。客观地讲，他的反思精神是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的。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个问题又引发了学者应该“如何看待外来文化”的学术态度问题。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就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绝对封闭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时无刻不与他国进行着方方面面的交流。日本如此，中国也不例外。如同日本学习、移入中国文化一样，中国也经历过佛教的移入。尤其是近代，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无不是积极学习、吸收西方文化的事例。因此，中国同日本一样，也面临着如何应对外来文化的问题。他认为“日本古籍都是借用汉字、汉语写成的事实。尤其是孝德天皇、天智天皇时代，一切事物以及典章制度都是学习中国。即使读了诸多历史典籍，如对汉文不熟悉，那也是远远不够的。他说阅读汉籍时，如果未能牢固确立大和魂，就会被华美的汉文所迷惑，因而阅读时的文学修养是很重要的。”

漢籍をも交え読むべきである。古文献はみな漢字·漢文でもって記されて居るからである。……ただし、漢籍を読むときは、とくに大和魂をつよく堅持して取り組間なければ、漢文の文飾にまどわされることになる。その心得肝要である。^[6]76

本居宣长一方面意识到汉籍的重要，另一方面，他时刻不忘的是确立“大和魂”。尽管汉文书籍是日本人做学问不可或缺的工具。他却时时叮嘱后生晚辈要抵制汉文，以防受到汉文的魅惑。本居宣长不愧为日本四大国学家之一。如果没有他的倡导以及提防和警惕，估计中国汉籍直到当代依旧是日本文化的基石。也正是因为本居宣长的著书立说让日本学界开始关注日本文化的身份问题，确立日本文化的独立性。研究本居宣长的学术方法论，我们不能忽视的也正是这一点。我们的文化发展应该怎样对待外来文化？学习异文化所长，同时要警惕异文化的侵蚀。本居宣长的学术思想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借鉴。笔者认为，那就是积极学习外来文化，同时要专注于己。

本居宣长还指出：“对于外国的学问，包括儒学、佛学等各种学问，因为都是别国的东西。至于本国的学问与外国的学问孰优孰劣，暂且不论，与其将精力用来研究外国的问题，不如用来研究本国的问题为好。但是埋头于外国的事情，对本国的事情却懵懂无知，岂不羞愧？”

そのほか外国の学問として、儒学·仏学その他いろいろあるが、われわれにとってはみなよその国のことなので、いま論ずることではない。その優劣を問題にしているのではない。外国のことばかりに熱中して、肝腎の自分たちのことを知らないのは残念なことではないか。^[6]96

做学问，学习外国的文化是必经之道，本居宣长也不否认这一点。难得的是他看到了学习外国的弊端。他不仅仅停留在汉学，而是对汉学(外国文化)的反思。尤其是汉文化对日本固有文化以及未来日本文化的影响方面。可以毫不夸张地讲，他的作品是日本学界开始思考本国文化独特性的分水岭。我们研究本居宣长，正是要从他的反思中汲取到其质疑的精神，为我所用。

二、

本居宣长的学术论中，对于做学问，他认为日本学者要阅读日本古籍，寻找日本文化的“原意”。对于这一点，主要体现在研究“道”的问题方面。他所说的道，也就是日本的道。他认为日本的道与中国儒家思想中的“道”是截然不同的。那么，他眼中的儒家的“道”是什么？本居宣长认为：“我国古代没有特意地大说特说“道”。“道”是异国(中国)提出的观念。为什么？因为中国是没有固定君主的国家，上下相争抢夺国家的治理权。所以, 统治人的、作为说教的“道”是必须的。”

わが国の古代では、わざわざ『道』ということを言わなかった。道に名前をつけて観念的に論じるのは、異国(中国)でのことである。なぜなら、異国は定まった君主のない国で、上下が相争って国を奪いあい、国が治まりがたかった。だから、ひとのおこなうべき『道』という教説を必要としたのである。^[6]17

看到本居宣长的这个观点，笔者不敢苟同。且不说日本的天皇更替中存在着多少暴虐与相争。单单是他对中国“道”的歪曲解读就让学人瞠目。那么，他关于日本的“道”，又是如何评定的？本居宣长关于日本的“道”的观点：“日本天皇统治无穷无尽，那是我们的道优秀、正确的证据。日本古代的道既不是天地自然之道，也不是人所制造出来的道，而是神道。那是《古事记》和其他古文献中记载的。要了解此道，就要反复阅读《古事记》。

わが国は皇統が無窮である。それはひとえに、わが日本の道がすぐれて正しの証拠である。この日本の古代の道は、天地自然の道でもなければ人間が作った道でもなく、神がはじめた道である。それは『古事記』やその他の古文献に記されており、それを味読することがすなわち日本の道を知ることなのだ。^[6]17

本居宣长对儒家“道”与“日本道”的比较，着实是不堪一击的谬论。他的观点既没有翔实的论据支撑，也没有旁证可以佐证。实在是日本学界的耻辱。可正是如此拙劣的言说，在18世纪的特定时代背景下，迎合了日本天皇集团以及之后的军国主义集团。不仅仅取信于日本国家意识形态的需求，而且一步步将日本文化引入了自说自画的谎言怪圈之中。而本居宣长本人的作品，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日本中学教科书，他本人也被奉为日本四大国学家之一。意识到日本文化受到汉文化影响，而失去了独立性的日本学者，本居宣长并非第一人。他的老师贺茂真渊(1695-1769)或者更早就有其他的人。贺茂真渊的老师是荷田春满(1669-1736)。我们在这里不必追究日本第一个发表寻求日本文化独特性的人是谁，需要关注的是本居宣长如何为日本文化的独特性做宣传的。

首先，他主张理解日本的“道”，要阅读日本古籍。本居宣长认为对于研究古学的人，要认识到古学研究作为一门学问，不能为后世学者的一些成说所禁锢。对于任何问题都要从古籍出发，追根溯源。

古学とは、後世の説によるのでなくて、もっぱら古文献によってそのもとを考え、古代のことを詳しく明らかにする学問である。^[6]156

其次，他不仅强调要从古籍中探寻日本的“道”，而且针对初学者，他还指出要仔细研读，避免误读。本居宣长认为：“初学者不可寻章摘句、断章取义，文章的意思不好理解时，如果一字一句地思考，就会感到艰涩，不连贯。对于不理解的地方，暂时可以先跳过去，之后再思考。对于一些‘众所周知的事情’，不能马马虎虎地一带而过。这样就会产生误读，以讹传讹。”

文意の解しがたいところを、はじめからひとつひとつと解きあかそうと、滯って先にすすまないことがある。そんなときは、不明なところはそのままにしておいて、先にすすめばいい。わかりきったことだとおもっていい加減に見過ごせば、微妙な意味が感得できず、さらに、間違って解釈していても、その誤りにいつまでも気がつかないものである。^[6]158-159

再次，本居宣长给初学者提出了一些阅读古籍的建议。他推荐日本学者要先阅读《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古籍，主要应根据“道”。其实此“道”是天照大神之道。也就是天皇统治天下的根本原理，是通达四海而皆准的道。这个道，只由日本一国传承下来。要问这个道是怎样的道，可以说，此道由《古事记》和《日本书纪》所记载。记述了日本神代的各种事迹。要了解“道”，就要对这两本书的神代卷反反复复地阅读。

さて、その(二)主としてよるべきすぢは何れぞといへば、道の学問なり。そもそも此道は天照大御神の道にして，天皇の天下をしろしめす道、四海万国にゆきわたりたるまことの道なるが、ひとり皇国に伝はれるを、其道はいかなるさまの道ぞといふに、(ホ)此道は，古事記、書紀の二典に記されたる、神代·上代のもろもろの事跡のうへに備はりたり。此二典の上代の巻々をくりかへしよくよみ見るべし。^[6]57

本居宣长认为：“日本人做学问还必须阅读除此之外的其他历史书。不能不知道《日本书纪》之后的历史记载。为了了解日本历史，就必须阅读《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文德天皇实录》《日本三代实录》。包括《日本书纪》在内的《六国史》日本的国史，也是做学问的必读书。以上列举的历史书保留了日本人的古意和古言，应该用心阅读。”关于日本的古学，日本人应该从古籍出发。

『日本書紀』以後の時代のことも知らないといけない。それを知るための書は、『続日本紀』、『日本後紀』、『続日本後紀』、『文徳天皇実録』、『日本三代実録』である。右に挙げた暦史書のなかに記されている宣命には、日本人の古意や古言が残っているので、心してよく読むべきである。^[6]71

顺便一提的是，本居宣长认为：“做学问要坚持不懈，刻苦努力。”也就是说：“做学问最重要的是要经年累月、坚持不懈、刻苦努力。至于研究方法，实际上怎样都好，不可过分拘泥。”无论掌握了多好的研究方法，假如懈怠不努力，也不会取得成果。即便是缺乏禀赋的人，如能刻苦努力，也会取得相应的成果。入门较晚者，只要努力，也会取得出人意料的成绩。

詮ずるところ学問は、ただ年月長く倦まずおこたらずして、はげみつとむるぞ肝要にて、学びやうは、いかやうにてもよかるべく、さのみかかはるまじきこと也。されど、大抵は不才なる人といへども、おこたらずつとめだにすれば、それだけの功は有るもの也。^[6]53

对于本居宣长所讲的这一点，笔者是赞同的。真正成为大学问家，靠的不是什么方法问题，而是长年累月，持之以恒的阅读、思考和研究。

三、

本居宣长讲做学问要辨析好坏。对于研究学问，要有批判精神，坚持不盲从定说的治学态度。这一点也是值得肯定的。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7]强调的就是学习需要勤于思考。但是，只思考而不学习也不行。学习与思考并驾齐驱，一样重要。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3]做学问需要广泛摄取知识，坚持自己的志趣，善于发问与思考，从中悟出学问的道理。所以，在这一点上，中日学者都指出了辨析的重要性。

笔者研读《初山踏》，发现本居宣长的治学态度有值得警惕的地方。他对中国书籍的评判和日本人做和歌是截然不同的双重标准。他的治学思想就是为了确立日本文化而故意制造出所谓的好坏。尽管他一再强调文学创作不论善恶、好坏。他却对中国古代书籍提出了并不客观的评价。对于这一点，需要读者在阅读时，思考其做学问的态度问题。

本居宣长认为：“然而世间有一些人，心中并未牢固确立大和魂，读汉文被其文章之华美所吸引，从而削弱了‘大和魂’。文章的体裁之美，与文章的辞藻之美是有所不同的。辞藻使用得好，读者容易接受和理解，也容易受其蛊惑。总体上看，汉文辞藻华美，用词巧妙准确，读者容易理解。即便是非学术性的、日常性的文章，也都写得华丽诱人，容易征服读者，我想汉籍大致就是这个样子。”

しかし、普通の人はとかく大和魂がかたまりにくいので、漢籍を読むと、ことばの巧みなのに惑わされて、たじろぎやすくなる。漢文はことばの巧みで、ものごとを理屈で論じ、さかしらに議論するので、人はすぐ飛びついてしまう。^[6]170

他对于汉籍中的文章大加贬讽，无视其文章的思想性，仅仅认为辞藻华美是蛊惑日本人的根本原因。但是他在谈论日本人做和歌时，却提出了日本人要斟酌词句，尽量追求完美。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便刻意创作、吟咏优秀和歌，那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即便《万叶集》所收录的和歌中，也都是有意识地追求优胜，这是无可厚非的。这种作歌的态度是合情合理的。今天吟咏古风和歌的人，也应该尽可能斟词酌句，追求优美。”

だから、時代がくだって、構えてよい歌を詠もうと意識するようになるのも、そうならざるをえない自然のいきおいであって、「万葉集」に載っているころの歌にいたっては、みな構えてうまく詠もうとしたものである。自然にできたなどというのは少ない。これは自然のいきおいなのだから、古風の歌を詠もうとする人も、よくよくことばを選んで、麗しく歌を詠まなければならない。^[6]191

关于做学问，什么是好？什么又是坏?每个学者的立场，角度不同，得出不同的结论，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本居宣长在谈论做学问时的双重标准，则是不足取的。研究本居宣长做学问的这些观点, 多少可以看出中国学者的印记。本文第一部分，笔者就讲过他在学医之前，研读中国古典书籍。秦玉在《王充“知为力”教育思想的求实精神探微》一文中认为：“王充主张‘知物由学，学之乃知’思想表明人的能力高低不一，但是要认清客观事物的规律，就得勤学好问，博涉经书，以致学问渊博，也因此能提出自己独立的见解。其次，王充反对迂腐地固守先圣先贤学说，他在著述中批判自己认为不正确的思想，倡导求真求实的治学精神。做学问不能厚古薄今，也不能盲目崇拜名家。第三，王充倡导发愤读书，锲而不舍。他强调学习必须经过日积月累，而不是一蹴而就。他以树的生长来说明这个道理。”^[8]154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中国东汉时期教育家王充的思想早在本居宣长之前，就谈到了做学问的方法问题。在内容方面，本居宣长的治学方法与之也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我们对于本居宣长的方法论要全面、客观地评价，既看到他的可取之处，也要充分认识到他的局限性。

四、结语

本居宣长学术观点存在的问题不仅仅是错误地分析中国的道，更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滑稽可笑。本文的写作目的不是为了贬讽本居宣长，而是期待从中发现一些可资借鉴的闪光点。他对中国儒家思想的反思，尽管存在一些误读，但是其质疑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他强调做学问需要阅读古籍，也是可取的。注释书籍中存在的问题，需要读者辨析好坏的观点同样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