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改变先秦以来“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1]2523的局面，汉武帝在文化上采纳了董仲舒“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1]2523的建议，大力推行儒学。于是，儒学便随之壮大，尊儒之风也随之盛行。由于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代，儒学对他的影响在所难免，故而，位列八书第一的《礼书》，必然受到了儒家“礼乐治国”思想的深刻影响。

关于《礼书》及其他各“书”的写作目的，清代史学家赵翼云：“八书乃史迁所创，以纪朝章国典。《汉书》因之作十志，《律历志》则本于《律书》《历书》也，《礼乐志》则本于《礼书》《乐书》也，《食货志》则本于《平准书》也，《郊祀志》则本于《封禅书》也，《天文志》则本于《天官书》也，《沟洫志》则本于《河渠书》也，此外又增《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其后《律历》《礼乐》《天文》《地理》《刑法》历代史皆不能无。”^[2]5赵翼“《史记》八书乃史迁所创，以纪朝章国典”的说法虽然影响深远，但若细究其说，我们也不难发现，其这一判断远不如“《汉书》十志源于《史记》八书”之论更有说服力，因为不仅对后者的质疑还比较罕见，由前者引起的质疑并不少见，而且赵翼的判断与《史记》之“书”的实际及司马迁的写作用意存在龃龉之处。《史记》之“书”是有关人文地理知识的专论篇目，在记人记事的同时，重在梳理古今之变，以彰显其示范效应与警示意义。作为《史记》“八书”第一，《礼书》是《史记》中专门讨论有关礼的起源、内容、变革、功用等问题的篇目。关于《礼书》的写作目的，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维三代之礼，所损益各殊务，然要以近性情，通王道，故礼因人质为之节文，略协古今之变。作《礼书》第一。”^[3]3304

显而易见，在司马迁看来，作《礼书》的目的无非是为了近人情，通王道，以顺应古今之变。司马迁的这种价值立场与其写《史记》的用意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曾明确地指出，其写《史记》的用意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4]2735。

尽管《礼书》作为《史记》“八书”第一，在《史记》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但它的来源问题至今仍存在争议。当前，学界不仅在《史记》之“书”来源问题上诸说并存，而且在《史记·礼书》的出处问题上也有不同的说法。今天，有关《礼书》出处与来源问题的说法，主要有以下四种：

尽管《礼书》的体例、内容及其旨趣都与《史记》并不相悖，且《礼书》也是诸多版本的《史记》书籍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但有关《礼书》的来源问题的争议却由来已久。从相关资料来看，有关《礼书》的争议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礼书》作者的界定问题；二是《礼书》内容的来源问题。关于《礼书》作者的界定问题，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就已经有所涉及，其曰：“(《史记》)十篇缺，有录无书。”^[1]2724对此，颜师古引用张晏的说法，给予了详细的注解：“张晏曰：‘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言辞鄙陋，非迁原本也。’师古曰‘序自本无《兵书》，张云亡失，此说非也。’”^[1]2724-2725颜师古虽然是引用张晏的说法为《汉书》作注，但其立场却十分鲜明。引文中，除否定《兵书》是“有录无书者”之外，对于张晏的其他说法并未提出异议。由此可见，在颜师古看来，《礼书》也是“有录无书者”之一。因此，虽然班固没有明确告诉人们其所谓“《史记》十篇有录无书者”具体包括什么，但从颜师古为《汉书》所做的注来看，《礼书》也应该在其之列。不过，从颜注来看，颜师古并不完全同意张晏的说法，因为张晏把《兵书》也列于“《史记》有录无书者”之列，而颜师古却认为《兵书》不属于“《史记》有录无书者”之列。此外，张晏所列举的褚少孙补缺的书目中也不包括《礼书》。故而，仅从上述引文来看，“《史记》十篇有录无书”之说在颜师古那里就成了“《史记》九篇有录无书”之说，且《礼书》也并非褚少孙所补。也就是说，无论是班固，还是颜师古，其相关言论只说明了《礼书》属于“《史记》有录无书者”之列，至于《礼书》是出自什么人之手，又是谁把它引入了《史记》等问题，并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与深入的研究。

与颜师古的说法不尽相同，《正义》认为，在汉元帝、汉成帝年间，《史记》已有十个篇目有录无书，《礼书》在其之列，褚少孙虽补写了这些篇目，但《日者》《龟策》却未能体现司马迁的本意，如《正义》说：“史记至元成间十篇有录无书，而褚少孙补《景纪》《武纪》《将相年表》《礼书》《乐书》《律书》《三王世家》《蒯成侯》《日者》《龟策列传》。《日者》《龟策》言词最卑陋，非太史公之本意也。”^[3]3223后来，清代史学家赵翼也曾援引颜师古对《汉书》的注解及其引言去理解班固“《史记》十篇缺，有录无书”的说法。不过，如若把赵、颜二人所说的话两相对照，那么我们就不难发现，赵翼的理解与颜师古之注的本义并不相同。赵翼不仅认为《史记》中有十篇“有录无书”者，而且认为这些篇目均是褚少孙在汉元帝、汉成帝年间补写而成的，如“《汉书·司马迁传》谓，《史记》内十篇有录无书，颜师古《注》引张晏曰：‘迁没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成列传》，凡十篇。元、成间褚少孙补之，文词鄙陋，非迁原本也。’是少孙所补只此十篇”^[2]7。由此可见，无论是《正义》，还是赵翼，都认为《礼书》是由褚少孙补写而成的。

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有必要了解一下褚少孙补写《礼书》的方式。从相关资料来看，褚少孙补写《礼书》并不是无所依傍的自创，而是摘取荀卿的《礼论》与《议兵篇》的部分内容编纂而成，如杨慎曾说：“《索隐》《正义》皆云《礼书》是褚先生取荀卿《礼论》补，而《索隐》于后‘太史公曰’之下又云：‘太史公取《礼论》之义’，何其自相矛盾？今按自‘礼由人起’至‘儒墨之分’一段，荀子《礼论》之文；中间‘治辨之极也’至‘刑错而不用’一段，荀子《议兵篇》答陈嚣之文；后自‘天地者生之本也’至终篇，亦皆《礼论》之文。乃断‘至矣哉’之上加‘太史公曰’，此小司马讥其率略芜陋，其为褚少孙补明矣。”^[5]120从上下文来看，虽然杨慎未必同意《索隐》与《正义》的说法，但也可以从引文中见出《索隐》与《正义》的立场。我们从引文中不难看出，在《索隐》与《正义》看来，不仅《礼书》的正文摘录自荀卿的《礼论》与《议兵篇》，而且《礼书》结尾“太史公曰”那部分也是摘录《礼论》中的语句而成，如《索隐》就认为：“‘太史公曰’以下亦是太史公取荀卿《礼论》之意，极言礼之损益，以结《礼书》之论也。”^[3]1171总而言之，这种观点的言下之意其实是强调《礼书》不是出自司马迁之手，而是来自于褚少孙的补写，补写的方式又是对荀卿《礼论》与《议兵篇》的摘录与编纂。

在上述例证中，杨慎虽然引用了《索隐》与《正义》中有关《礼书》是由褚少孙摘录荀卿《礼论》与《议兵篇》编纂而成的说法，但杨慎并不肯定这种说法，反而持否定态度，因为这种说法在杨慎那里并不是一个正面例证。杨慎认为，《礼书》可能是司马迁草创之文，其粗疏与缺失都是有深义的，褚少孙补写《礼书》的说法是令人质疑的。杨慎曰：“《索隐》《正义》皆云《礼书》是褚先生取荀卿《礼论》补，而《索隐》于后‘太史公曰’之下又云，‘太史公取《礼论》之义’，何其自相矛盾？今按自‘礼由人起’至‘儒墨之分’一段，荀子《礼论》之文；中间‘治辨之极也’至‘刑错而不用’一段，荀子《议兵篇》答陈嚣之文；后自‘天地者生之本也’至终篇，亦皆《礼论》之文。乃断‘至矣哉’之上加‘太史公曰’，此小司马讥其率略芜陋，其为褚少孙补明矣。按《礼书》前叙啴缓无节奏，而其意美矣，疑太史公草创之文，未据以为写本也。其取荀子《礼论》以为《礼书》，《乐论》以为《乐书》，盖谓三代典礼无可徵，惟能徵其义而已；秦汉以下，并其义失之，不足与于礼乐之事也，是以阙而不书。史公于此，有深意焉，其文则不免于疏率矣，故知非史公之完书也；以为褚少孙补，则非也。”^[5]120-121由此可见，在杨慎看来，《礼书》是司马迁摘录荀卿《礼论》草创而成。正是基于这种判断，我们便可以得出一个并不牵强的结论，即依杨慎的观点看来，《礼书》为“有录无书者”的说法与褚少孙补写《礼书》的说法都是令人质疑的。清代史学家赵翼也认为“八书”乃司马迁自创，如赵翼曰：“八书史迁所创，以纪朝章国典。《汉书》因之作十志，《律历志》则本于《律书》、《历书》也，《礼乐志》则本于《礼书》《乐书》也，《食货志》则本于《平准书》也，《效祀志》则本于《封禅书》也，《天文志》则本于《天官书》也，《沟洫志》则本于《河渠书》也，此外又增《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其后《律历》《礼乐》《天文》《地理》《刑法》，历代史皆不能无。”^[2]5

《礼书》的出处与来源问题不仅在国内学界长期受人关注，而且这一问题也曾引起过国外学者的关注，如日本汉学家泷川资言也曾探讨过这个问题。为考证《礼书》的出处与来源，泷川资言引用并分析了《太史公自序》及钱大昕、张晏、陈仁锡、杨慎、赵翼的观点。泷川资言认为，《礼书》可能是后人妄增，但未必是褚少孙所补。泷川资言在《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十三》中对《礼书》有考证：“史公自序云，维三代之礼，所损益各殊务，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礼因人质为之节文，略协古今之变，作礼书第一。钱大昕曰‘张宴谓礼书乐书，迁没之后亡，今二篇俱有今上即位之文，似非褚先生所补’。陈仁锡曰‘礼乐篇断简，首序盖太史公草具未成者’。杨慎曰‘自礼由人起，至儒墨之分一段，荀子礼论之文。中间治辨之极也，至刑错而不用一段，荀子议兵篇。答陈嚣之文，后自天之本也，至终篇，亦皆礼论之文，乃断至矣哉之上，加太史公曰，此小司马讥其率略芜陋，其为褚少孙补明矣。愚按礼由人起以下，后人妄增，但未可必定为褚少孙’。赵翼曰‘八书史迁所创，以纪朝章国典，汉书因之作十志，律历志则本于律书历书也，礼乐志则本于礼书乐书也，食货志则本于平准书也，效祀志则本于封禅书也，天文志则本于天官书也，沟洫志则本于河渠书也，此外又增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6]1616在上文中，泷川资言提出自己的观点之后，又引用了赵翼《廿二史劄记校证》中的话。表面上看起来，这种做法疑似多余，可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这段引文其实是泷川资言对其观点的确证与延伸。赵翼认为班固的《汉书》“十志”来源于司马迁的《史记》“八书”，且后世史书的“志”均以《史记》“八书”为渊源。因此，在泷川资言看来，包括《礼书》在内，司马迁《史记》“八书”作为后世史书作志的蓝本，一直处在被仿效和被改写之中。故而，后世对《礼书》的完善与改写必然是在所难免的，而且这种完善与改写远非一人所为。于是，《礼书》为褚少孙一人摘录荀卿《礼论》与《议兵篇》补写、编纂而成的说法，就不那么靠谱了。

融会前人著述以成就一家之言是古人著书立说的一种重要传统，在这种形势下，《礼书》乃至《史记》辑录前人著述以成就一家之言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纵观历史，西汉无疑是一个让中华民族引以为豪的朝代。西汉王朝不仅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有诸多可圈可点之处，而且在文化领域也有不少的成就。西汉建立后，面对暴秦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造成的破坏，在朝廷的支持下，不少学者就开始在古籍抢救、整理的基础上，致力于著书立说。经过几代人的励精图治，武帝时期的西汉王朝不仅国力已明显增强，而且文化也随着国力的增强和朝廷的倡导而走向了复兴，尤其是儒学受到了朝廷的高度重视，并实现了快速的发展。这就是司马迁作《史记》的时代与社会背景，对此，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有明确的交代：“维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统)业。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7]7748-7749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著书立说便成了广大知识分子的集体无意识。司马迁作为史官的后代，又担任当朝的太史，子承父志投身于《史记》的写作便无疑就成为情理之中的事情。

秦始置太史令，西汉因之，掌管编写史书和天文历法。司马迁父子先后在太史令任职，并掌管朝廷的文书档案，负责古籍整理、史书编纂、历法编制等事宜。不仅如此，司马迁父子还都有志于在这个岗位上有所作为。故而，司马迁的身世与其工作岗位都无疑为其撰写《史记》带来了诸多便利，如“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曰：‘于戏！余维先人尝掌斯事，显于唐虞，至于周，复典之，故司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钦念哉！钦念哉！’”^[7]7749为了不辜负父亲的重托，也为了实现自己的夙愿，司马迁便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精神，不畏艰难险阻，忍辱负重，砥砺前行。在著史的途径与方法方面，司马迁与古人有相似之处。司马迁写《史记》从上古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武帝时期。在《史记》的写作过程中，司马迁竭力搜集一切历史文献，“罔罗天下放失旧闻”以充实《史记》的史料并丰富其内容。与此同时，《史记》还吸收了有关“六艺”的各种不同解释，并能兼采诸子百家的不同学说，以成就一家之言，如《太史公自序》曰“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7]7749，由此可见，司马迁在写作《史记》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历史文献及其相关著述的搜集、整理与利用。不仅如此，司马迁还特别重视历史资料的遴选与甄别，以使《史记》既能融会贯通前人的著述，又有翔实的内容。因此，年代的远近和资料的多寡，对司马迁写《史记》便有着重大的影响。由于年代久远，可凭借的资料比较缺乏又难以考证，故而，《史记》对夏、商、周三代及其以上朝代的记载则比较简略。由于年代较近，可凭借的资料比较丰富又便于考证，故而，《史记》对秦汉历史的记载则比较详细。

郑樵对司马迁的著史策略及其成就有较为详细的分析，并给予了高度的赞扬。郑樵认为，司马迁是继承并真正领会了孔子意愿的儒学集大成者。司马迁的《史记》会通了《诗经》《尚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和《楚汉春秋》的言论，是六经之后，儒家的代表性经典之作。《史记》开创的体例及其创作策略已成为后世著史的一种范例，具有巨大的示范效应和启示意义，如《通志二十略·总序》云：“迨汉建元、元封之后，司马氏父子出焉。司马氏世司典籍，工于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故谓：‘周公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五百岁而在兹乎，是其所以自待者已不浅。’”^[8]1当然，集前人著述而成一家之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达到这一目的，不仅要博览群书，厚积而薄发，而且要推陈出新，典雅而厚重。司马迁生活的年代，私藏书籍的律令刚刚解除，求书途径尚少。在这种形势下，通览数千年的历史典籍本来就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故而，资料的缺乏及其广博度的狭窄难免会成为司马迁著史的一大困难与遗憾。尽管如此，但司马迁仍然力克万难，广泛搜集历史资料，并坚守实录精神，在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将前人言论录入《史记》。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史记》部分篇目的内容就显得比较驳杂，其语言也间或有方言俚语混入其中。这种现象，学界不无微词：“今迁书全用旧文，间以俚语，良由采摭未备，笔削不遑，故曰予不敢堕先人之言，乃述故事，整齐其传，非所谓作也。刘知几亦讥其多聚旧记，时插杂言，所可为迁恨者，雅不足也。”^[8]2显而易见，在刘知几与郑樵看来，集前人著述以成就一家之言虽然是古人著书立说的一种优良传统，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若这种方略走向了僵化而不能推陈出新，那也就不可取了。因此，郑樵对班固沿袭司马迁著史方略作《汉书》的做法颇有微词：“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班固者，浮华之士也，全无学术，专事剽窃。肃宗问以制礼作乐之事，固对以在京诸儒必能知之。傥臣邻皆如此，则顾问何取焉。及诸儒各有所陈，固惟窃叔孙通十二篇之仪以塞白而已。傥臣邻皆如此，则奏议何取焉。肃宗知其浅陋，故语窦宪曰：‘公爱班固而忽崔骃，此叶公之好龙也。’固于当时已有定价；如此人材，将何著述。”^[8]2

关于《史记》的写作意图，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也有明确的交代：“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7]7749显而易见，司马迁想通过写作《史记》以考察每一个王朝的发展、衰变和倾覆的过程及每一个重要人物在此过程中的行为事迹及其影响，进而研究每个历史事件的因果及其影响，并从朝代的兴衰变迁中探寻历史事件背后的普遍规律。在这个问题上，“八书”最能体现司马迁的意图。《史记》“八书”集前人著述，在论述历代礼、乐、律、历、兵机谋略、山川河流、鬼神祭祀及其发展变化情况的同时，自成一家之言，深入讨论了天人关系及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关于《史记》成书之后的去向，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虽有“藏之名山”的说法，但其意绝不是将《史记》弃之如敝屣，而是以防备亡佚。故而，才有将正本藏于名山，将副本留在京师的说法。对此，颜师古与《索隐》都曾做过注解：“师古曰：‘藏于山者，备失亡也，其副贰本乃留京师也。’《索隐》：《穆天子传》云‘天子北征至群玉之山，河平无险，四彻中绳，先王所谓策府。’郭璞云：‘古帝王藏策之府。’则此谓‘藏之名山’是也。”^[7]7754无论从颜师古的注解来看，还是《索隐》的引证分析来看，“藏之名山”都是意指《史记》弥足珍贵。将正本藏于名山，将副本留在京师，可以防止《史记》亡佚，也使其能流芳百世，以供后世之人参阅、评判。

集前人著述，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既是司马迁著“八书”乃至《史记》的基本方略，也是其基本目标。正是基于这样的书写策略与目标，《史记》在记录史实的同时，还以其巨大的成就与影响力，在中国史学、文学乃至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发展史上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郑樵曾将班固的《汉书》与司马迁的《史记》做了比较，他认为二者的差距简直是天壤之别，甚至这种差距还是难以弥合的，他认为：“由其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尽窃迁书，不以为惭。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资于贾逵、刘歆，复不以为耻。况又有曹大家终篇，则固之自为书也几希……后世众手修书，道傍筑室，掠人之文，窃钟掩耳，皆固之作俑也。固之事业如此，后来史家奔走班固不暇，何能测其浅深。迁之于固，如龙之于猪”^[8]2-3。在郑樵看来，不同于司马迁的《史记》致力于探讨古今之变的内在规律，班固截取汉朝历史写成的断代史《汉书》无形之中把汉代从中国历史中孤立了出来，以致使周、秦、汉之间的沿袭关系不能显现出来，反而让古今之间隔阂重重。郑樵还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同于司马迁既融会贯通前人著述而成一家之言，又能体现出求实精神的著史方略，班固开了剽窃别人著述的先例，《汉书》中汉武帝的史事抄袭了《史记》，汉武帝之后的史事，又抄袭了贾逵、刘歆的著作，影响十分恶劣。在此过程中，郑樵之所以对班彪大加赞扬，无非是因为班彪著史走的是司马迁开创的通史体路子，其著作既没有多余的言辞，又没有中断的头绪，世世代代相互接承，能见出古今之变的某些内在规律。郑樵对司马迁、班彪、班固的比较与评价虽然也可能存在不尽合理的地方，但评价本身所体现出来的情感态度还是非常真实的。显而易见，郑樵对司马迁的著史策略及其意图是十分赞赏的。不仅如此，而且郑樵对班彪的赞扬，对班固的批评也是其《史记》情结影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