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曾于《汉书·司马迁传》中批评《史记》说：“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疏略”与“抵牾”在班氏看来，实为著史大忌。而从神话记录与整合的角度来看，所谓“疏略”与“抵牾”恰恰展现了司马迁神话思想的内在矛盾性。特别是《史记》中的感生神话，生动地演示了“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的丰富内涵，使读者透过文字感受到太史公对神话的矛盾态度，走近他复杂而独立的内心世界。

司马迁著《史记》，主要从以下三方面采选史料：一是“考信于六艺”(《史记·伯夷列传》)，“择其言尤雅者”(《五帝本纪》) 与“折衷于夫子”(《孔子世家》)，即以儒家经典为基本根据。如“余观《春秋》《国语》”(《五帝本纪》)；“自成汤以来，采于《诗》《书》”(《殷本纪》)；“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仲尼弟子列传》) 等等。二是综合百家之说。如“余读世家言”(《卫康叔世家》)；“余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管晏列传》)；“余读《司马兵法》，闳廓深远”(《司马穰苴列传》)；“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商君列传》) 等等。三是注重搜集流散于民间的各种传说资料。《太史公自序》云：“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这样的活动，令司马迁可以“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和“拾遗补阙”(《报任安书》)。《史记》遂有“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淮阴侯列传》) 及“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言曰”(《魏世家》) 之语。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后序》评说道：“夫太史公记事，上始轩辕，下讫天汉。虽博采古文及传记诸子，其间残阙盖多。或旁搜异闻，以成其说。……或得之于名山坏壁，或取之以旧俗风谣，故其残文断句难究详矣。”《史记》所载感生神话就充分体现了司马迁在史料选择方面的这三种倾向。如《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本于《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周本纪》：“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本于《诗经·大雅·生民》：“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诞弥厥月，先生如达。不坼不副，无菑无害。以赫厥灵。上帝不宁，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诞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寘之平林，会伐平林。诞寘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厥声载路。”太史公亦自云：“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殷本纪》) 又如《高祖本纪》所记刘邦母“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与神龙交感受孕与《外戚世家》所记王美人“梦日入其怀”感生武帝的神话，就得到了《吕氏春秋·本味》记载的伊尹“其母居伊水之上，孕，梦有神告之”与《左传·宣公三年》记载的郑国燕姞“梦天使与己兰”等多家梦象传说的启示，并受到了汉代民间残存的上古龙图腾崇拜、自然神崇拜与统治阶层政治神学观念的影响。

司马迁对史料的多方面选择，体现了其整齐百家的思想。“经传的材料不够用，他毕竟要登用诸子百家之言，又要采取传说，这里边矛盾冲突之处不知有多少。……《六经》的异传，他要调和；百家的杂语，他要整齐。”^[1]28-29虽然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强调：“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但“此迁自谦云尔。作史安能凭空自造？舍‘述’无由。史家唯一职务，即在‘整齐其世传’。‘整齐’即史家之创作也。能否‘整齐’，则视乎其人之学识及天才。太史公知整齐之必要，又知所以整齐，又能使其整齐理想实现，故太史公为史界第一创作家也”^[2]4629。《史记》所载感生神话就是经过司马迁重新整齐过的，他搜集文献资料，网罗传说逸闻，在考证的基础上梳理和整合，并融入自己的理解和认识，旧有的资料从而焕发出新的生命，神话因之展现出情节的完整性与连贯性。

《史记》采选史料的多样性，又体现了司马迁疑则传疑(《三代世表》) 和“著其明，疑者阙之”(《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的精神。《三代世表》记“从禹至桀十七世。从黄帝至桀二十世”，从黄帝至禹即为四世，表栏记帝舜为“黄帝玄孙之玄孙”，乃黄帝九世孙，而禹代舜立，二者生活于同一时期，无论如何其年岁不能相差五代。《史记索隐》解释说：“《汉书·律历志》颛顼五代而生鲧，此及《帝系》皆云颛顼生鲧，是古史阙其代系也。”可见，对尚存分歧且无可靠证据以廓清诸说之时，司马迁就采取实录和传疑的应对方法，不做主观臆测。在记录感生神话时，《史记》就采用了这样的方法与态度。《秦本纪》载：“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鸟身人言。”这则神话首见于《史记》，展现了司马迁对秦部族起源于鸟图腾的认知。不仅秦始祖大业是感鸟而生，其后人或为舜驯服鸟兽，或以鸟命名，又或躯体与鸟合一，都与鸟有关。按照这样的思路，历代秦王应该都是鸟的子孙，感鸟，类鸟，及崇鸟。但秦王嬴政却打破了这个传统。《秦始皇本纪》云：“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闻。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退言曰：‘祖龙者，人之先也。’”《史记集解》引苏林曰：“祖，始也。龙，人君象。谓始皇也。”服虔曰：“龙，人之先象也，言王亦人之先也。”应劭曰：“祖，人之先。龙，君之象。”象征秦始皇的不是鸟而是龙了。《史记》中秦祖感鸟而生与秦王以龙为象征的差异，就是“疑则传疑”精神的具体体现。司马迁对无法整合及难以判别的神话分别照录，一方面如实记载传承前代的秦祖感生神话，另一方面又记录了汉代以龙象征王数的政治神学观念的生发，反映了汉时文化思想与神话观念的演变。

司马迁整齐百家的意识使得《史记》所载感生神话经过梳理后，呈现相对完整并符合时代需求的样子。而“疑则传疑”的精神又令一些感生神话出现了情节要素和人物身份的分歧和差异。整合的系统性、时代性与存疑的多样性、承续性之间的对应和对立，令《史记》中的感生神话展现出内容上的矛盾色彩。

今古文的名称之别与争议至刘歆谏立古文经博士时才真正明朗化，但自汉初以来藏于秘府、传于民间和发于宅壁的古文经说与盛行于世的今文经说的隔阂与冲突就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结构和学术观念，司马迁自然也兼受二者濡染。他受教于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亲“闻董生曰”，曾言：“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十二诸侯年表》)。又言：“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儒林列传》) 汉代今文经学思想理论体系的核心是“天人感应”学说，“这一学说的内涵主要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君权神授’。‘天’处于最高地位，由‘天’指派天子统理万民，这是亘古不变之‘道’。……二是‘灾异谴告’。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认为，当君主个人行为或颁行的政策引起社会不满，即将引发政治动乱时，‘天出灾异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春秋繁露·必仁且智》)。”^[3]460在今文经学的影响下，《史记》描述了天人交感和灾异谴告的种种事例。如《高祖本纪》云：“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天官书》云：“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平城之围，月晕参、毕七重。诸吕作乱，日食，昼晦。吴楚七国叛逆，彗星数丈，天狗过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由是观之，未有不先形见而应随之者也。”司马迁又曾跟随孔子后裔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对古文经学十分关注。《史记》就多次谈及“古文”：“年十岁则诵古文”(《太史公自序》)，“余读《春秋》古文”(《吴世家》)，“稽其历谱牒，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十二诸侯年表》)，“则论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仲尼弟子列传》)，“风教固殊焉，总不离古文者近是”。(《五帝本纪》) 司马迁认为古文所记典雅可信，“近是”于历史事实。他在古文经学的影响下，又反过来对天人感应提出大胆质疑：“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伯夷列传》) 指出所谓天变不过是人们根据政治需要而有意造作出来的说辞：“所见天变，皆国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时应，其文图籍禨祥不法。”(《天官书》) 司马迁编纂《史记》时，更遵循了孔子论六经所主张的“记异而说不书，至天道、命不传”的原则(《天官书》)。这些都表明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在太史公思想中造成的冲突。

上述冲突使得兼取今古文二家的司马迁的神话思想也表现出一定的矛盾性，一方面是对神话历史价值的认同，另一方面是对历史的神话来源的质疑。在今文经学“天人感应”“灾异谴告”“阴阳五行”“更化一统”等思想的影响下，司马迁表现出独特的史学观念——批判地继承宗教神学，并把神话从宗教神学中分离出来，使神话向古史靠近。“《史记》中记载了不少神异传说。《五帝本纪》就是根据大量的神话传说并结合民间的异文加以编纂的。而像《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叙述商、周、秦的先祖，有的是其母吞鸟卵而生，有的是其母踏巨人迹而生，显然是把神话当历史来写了。”^[4]206司马迁又受古文经学“述而不作”“六经皆史”“信而好古”等思想的影响，高扬人的主体价值，重实录进而质疑历史的神话来源。《史记》强调不可将鬼怪之说写入人的历史：“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大宛列传》) 故顾颉刚称：“最有辨伪的眼光，且已把战国时的伪史作一番大淘汰的工作的，是司马迁。”^[1]26

就《史记》所载感生神话而言，最能体现今古文经学冲突影响神话思想之处，便是“有父”与“无父”之争。“两汉经说于‘感生’主题基本上可归为两类，如今文经学家主张‘圣人无父，感天而生’，古文经学家则主张‘圣人有父，父皆同祖’。”^[5]303例如，《诗经·大雅·生民》:“上帝不宁，不康禋祀，居然生子。”孔颖达疏引许慎《五经异义》佚文：“《诗》齐、鲁、韩，《春秋公羊》说：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左氏》说：圣人皆有父。”随着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逐渐融合，“有父”与“无父”观点的绝对对立亦被打破，郑玄说：“诸言感生得无父，有父则不感生，此皆偏见之说也。《商颂》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谓娀简吞鳦子生契，是圣人感生见于经之明文。刘媪是汉太上皇之妻，感赤龙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神而生者也？且夫蒲卢之气妪煦桑虫成为己子，况乎天气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贤圣乎？是则然矣，又何多怪？”^[6]1140司马迁则远在郑玄之前的今文经学大昌之际就积极尝试融合今古文之说。《史记》所记感生神话既有“无父感生”的特征：“盖史公作史，每采世俗不经之语，故于《殷纪》曰吞卵生契，于《周纪》曰践迹生弃，于《秦纪》又曰吞卵生大业，于《高纪》则曰梦神生季，一似帝王豪杰俱产生于鬼神异类，有是理乎？”^[7]45又常为感生的主人公加上一个血缘上的父亲，或为受感而孕的母亲安排一个婚内身份，交代出比较明确的承继关系：说契的母亲简狄是“帝喾次妃”(《殷本纪》)、后稷之母姜嫄的身份为“帝喾元妃”(《周本纪》)，“高辛生契，契为殷祖”，“高辛生后稷，为周祖”(《三代世表》)。汉高祖感生神话里“有父”与“无父”的矛盾则表现得更为直接明显。《高祖本纪》载：“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高祖虽感龙而诞，为天生之子，却又有年迈的人间父母，身份实在尴尬。《史记》感生神话“有父”与“无父”二说的并存与融合，反映了司马迁辨别今古文是非、化解经学冲突的追求与努力。今文经学，延续着神话的信仰，神灵鬼怪的世界魅力依然；古文经学，唤醒了史家的自觉，在神话的考察中追逐着历史的影子。历史追求与神秘信仰的矛盾使司马迁的神话思想表现出突出的矛盾性，读者总能在他叙录的神话中感受到虚幻与真实中的摇摆和挣扎，更能看到他打破学术壁垒兼综今古以叙神话的勇敢尝试。

汉时人们虽然早已不像先秦时期那样信奉鬼神，但对“天”的敬畏和信仰未曾淡去。“天帝”被视为“天”的具象化存在，它直接决定了天命授予何人，一个王朝的兴起、一位帝王的诞生，都要听凭“天”的示意。这类盛行于时的思想，深刻地影响着司马迁，使他肯定天命的存在，认为“递兴递废，胜者用事，所受于天也。”(《律书》) 司马迁又受西周以来的“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的崇德精神的影响(《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特别注重德的作用与价值。他提出天命所降还要参考德行的有无。《三代世表》说：“黄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德泽深后世，故其子孙皆复立为天子，是天之报有德。”天命信仰与崇德精神由此在《史记》中保持了动态的平衡。而最能展示出此种平衡的亦非感生神话莫属。

在感生神话中，司马迁通过感生情节，明晰了神系血缘的传承，表明了感生者上承天命的应然性，又通过对感生者德行的赞颂，表明了感生者获致天命的必然性。如《史记》在分别描述了商、周始祖的感生情节后说：“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于百姓，百姓以平。”(《殷本纪》)“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周本纪》) 在司马迁看来，感生不过是受命的开端，能否真有资格顺承天命，还要看德行的大小和功绩的有无。看似荒诞无稽的感生神话实则展现了太史公对天人关系、德命意义的深刻思索。天命信仰的深潜，使得司马迁注重神话在宣扬天命、维护君权神授思想方面的重要作用，神话被视为证实人神交通的有力武器。崇德精神的彰显，又使得司马迁强调神话指导政治现实、提升社会文化精神方面的重要价值，神话又被视为显示人之主观能动性的重要媒介。

概而论之，司马迁神话思想的内在矛盾，根本上源于对天人关系、历史与神话关系的深刻思索。考察《史记》中的感生神话，有助于我们理顺太史公复杂而漫长的思考过程：他是如何在细节的考察中，整齐百家与疑则传疑，造成了《史记》神话内容的差异，并实现了神话整合的系统性、时代性与存录的多样性、承续性之间的对应和对立；他是如何在思想的交锋中，化解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冲突，激发神话思想的矛盾，延续着神话的信仰又唤醒了史家的自觉，启发“天人之际”与“古今之变”的新理解和新认知；他又是如何在功能的解说中，掌控天命信仰与崇德精神的平衡，实现了神话的多重作用，用天命的信仰解释着种种怪诞，用道德的推崇诉说着时事变迁。司马迁的矛盾心理在神话的书写和记录中得以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