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张守节所著《史记正义》系学术价值极高的《史记》古注之一。宋人合刻《史记》三家注，以《史记集解索隐》为本注，而以《史记正义》为增注，为减少重复，于《正义》删削独多。三家注合刻本大行于世后，单本《史记正义》遂渐湮没失传，至明代《史记正义》单行本已经亡佚。中华书局推出的《史记正义佚文辑证》系列是由中日《史记》研究者对《史记》三家注合刻本之外遗佚的《正义》进行辑佚与研究的三部著作集成，是迄今为止搜辑《史记正义》佚文最全、对其来源与真伪考论亦颇为精审的学术著作丛书，袁传璋教授的《宋人著作五种征引〈史记正义〉佚文考索》(中华书局2016年版)是《史记正义佚文辑证》系列正式出版的第一部著述。

袁传璋教授被海外学者誉为“大陆真正一流的《史记》研究者”，《宋人著作五种征引〈史记正义〉佚文考索》是袁先生近年来《史记》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鉴于泷川资言诸人对《史记正义》的辑佚，取材仅限于日本现存的各种《史记》版本^①，却未涉及《史记》三家注之外的宋人著作。袁先生遂对宋代学术大家吕祖谦的《大事记解题》、王应麟的《玉海》《通鉴地理通释》《诗地理考》、胡三省的《新注资治通鉴》中征引的《史记正义》佚文(这五部著作征引佚文数量最多，也相对较为集中)进行全面深入的辑佚与研究，为每部著作所征引的《正义》佚文各撰一篇专论，考证每条佚文原当系于《史记》何篇何句之下，因何被宋人三家注合刻者削除或删节，并对这批《正义》佚文的价值做出实事求是的评判。通过细致的整理爬梳，袁先生发现五部宋人著作共征引《史记正义》1097条，其中被宋人《史记》三家注合刻者全文削除的有276条，部分删节的有118条，全佚与部分遗佚的《正义》条文合计竟至394条之多。先生将其研究成果结集为30万言的著作《宋人著作五种征引〈史记正义〉佚文考索》(下文引此书名，皆简称为《佚文考索》)，由中华书局2016年6月正式刊布。

① 关于《史记正义》佚文在日本的具体流传情况，请参见小泽贤二《〈史记正义〉佚文在日本之传存》，《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第5-9页。

毫无疑问，《佚文考索》是新世纪以来《史记》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深感于此书的极高学术价值，笔者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研究态度等三个方面对袁先生《佚文考索》进行评述。

袁先生的《佚文考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和日本国几代学人的《史记正义》佚文研究成果遥相呼应，一定程度上也很好地弥补了大陆学者对《史记正义》研究的不足。具体来说，袁先生的《佚文考索》就其研究内容方面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毋庸置疑，赵宋之前《史记》古注最有价值的注本共有三家，即裴骃的《史记集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与张守节的《史记正义》，正是考虑到这三本注本重要的学术价值，宋人才将其合刻为三家注本，《史记》三家注也遂为定称。不过，宋人在合刻的具体操作方式上，是以裴骃的《集解史记》八十卷为底本，而根据《史记》篇名又重新分为一百三十卷，又将司马贞的《史记索隐》附刻于一百三十卷的《集解史记》而成《史记集解索隐》二家注本，再以《史记正义》为增注附刻于相应《史记》正文之《集解》《索隐》之后，《正义》注文如有与《索隐》文字相同或相近者多删削而不录。从合刻的过程来看，《集解》《索隐》基本保持了全貌，而《正义》则是有选择性地被植入。其时，三家注本风行于世，单本《史记正义》反而因此没有被保全，乃至堙没无传。如此，《史记正义》就其文献状态而言，存在着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难以窥见其全貌；二是《史记》三家注本中的《正义》文本亦非其原貌。尽管后人如钱大昕、钱泰吉、张文虎者试图重新进行辑佚，不过囿于所见版本、抄本较少，未能获得较大的进展。

20世纪初，东瀛学者泷川资言从东北帝国大学所藏两种古活字印本《史记》框郭外标注中，发现被宋人《史记》三家注合刻者删削的《正义》佚文“一千二三百条”，并辑为《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佚存》二卷，后又从日本公私所藏多种《史记》版本中辑得《正义》佚文多条，泷川氏所辑佚文总计1418条。后水泽利忠又从黄善夫《史记》三家注合刻本再辑得《正义》佚文227条。今人小泽贤二又从京都东福寺旧藏“栴室本”《史记》中辑得《正义》佚文29条。经过日本三代学人的努力，《正义》佚文1674条得以发现，这为《史记》研究尤其是《史记正义》研究提供了新的文献成果，功业匪浅。

海外关于《史记正义》文献辑佚与研究绵延至今，成绩斐然。反观国内《正义》佚文搜辑与研究则相对显得较为沉寂，主要以驳斥泷川氏所辑佚文之伪为主。这一落寞的局面直至袁传璋先生手中方得以改变。先生立足于国内已有的文献对《史记》三家注本以外的《史记正义》的留存情况进行过全面、深入的调查。《佚文考索》则是这一调查研究的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先生发现宋人吕祖谦《大事记解题》、王应麟《玉海》《通鉴地理通释》《诗地理考》、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五种著作中大量征引了单行本《史记正义》，为今本《史记》三家注所未载者甚夥。先生涸泽而渔，一一爬梳，从《大事记解题》发现征引《正义》279条，其中三家注合刻本《史记》未收者82条，部分遗佚18条；从《玉海》中发现征引《正义》(包含由《正义》转引的征引《括地志》^①)112条，其中全佚72条；从《通鉴地理通释》发现征引《正义》(包括《括地志》)257条，其中全佚68条，部分遗佚48条；从《诗地理考》中发现征引《正义》(包含《括地志》)85条，其中全佚21条，部分遗佚15条；从《新注资治通鉴》中发现征引《正义》(包含《括地志》)365条，其中全佚36条，部分遗佚34条。合而计之，先生从宋人著作五种中共发现征引《正义》1097条，其中全佚276条，部分遗佚118条，全佚和部分遗佚合计394条(包含标目为《括地志》佚文)。袁先生所辑《正义》佚文之丰富，考证之精细，弥补了海内学者对《史记正义》文献辑佚与研究的不足。

① 袁先生所撰《〈括地志〉与〈史记正义〉关系之探究》一文指出，《括地志》五百五十卷及《序略》五卷在唐“安史之乱”后已经全部亡佚，王应麟、胡三省四部著述所征引《括地志》条目，皆出自单写本《史记正义》转引，而未书《史记正义》之名而已，故上述四部著述中所征引《括地志》条文，仍当以《史记正义》等同视之(具体论证过程，请参见袁传璋先生《宋人著作五种征引〈史记正义〉佚文考索》，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8-19页)。

诚如上所述，《史记正义》单行本在有明一代之后已经亡佚，今天我们想恢复《史记正义》的全部面貌庶无可能，但是如果将《史记》三家注所收经过宋人合刻时删削重编的5315条《正义》文字，再加上日人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小泽贤二《史记正义佚存订补》三书新增1674条《正义》文字，又加上袁先生新近从宋人著作五种中辑出的394条《正义》佚文，则可以部分地恢复《史记正义》的原先文献状态，这是包括袁先生在内的《史记》研究者于辑佚学领域为《史记正义》及《史记》研究所作的文献贡献。

进而言之，今天我们窥探已经亡佚的单行本《史记正义》的原貌，当然仅仅不能依仗三家注合刻本。袁先生在专著第二章第三节特别设置了一个专题分析了《正义》佚文的发现对认知《史记正义》旧貌的价值，为了使读者能够清晰地把握袁先生的论证过程，兹摘引一段袁先生的论述文字如下：

《史记》三家注合刻本《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表首首栏为“国名”，其下有《正义》：“此国名匡左行一道，咸是诸侯所封国名也。”然而今本每个侯国国名之下只有《索隐》据《汉书·地理志》《晋书地道志》等注出封国所在县邑名称，而《正义》却一无所有。这是否单本《正义》原貌？答案是否定的。且看《玉海》征引《正义》佚文第53条。《玉海》在“兵制”门之“汉讲武场”目征引“《史记正义》：《括地志》云：‘故平县城，在洛州偃师县西北二十五里，有汉祖讲武场。’《水经注》‘平县有高祖讲武场’。”《玉海》点明此条《正义》出自《功臣表》。此表非他，乃太史公在《史记》中为汉王朝所制的第一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张守节征引《括地志》与《水经注》，为高祖所封第三十二位的平侯沛嘉的封国平县所在作注。这条被《史记》三家注合刻者删削的“平国”《正义》，透露了重要信息，联系《史记正义序》“郡国城邑委曲申明”的注例，以及《功臣表》首“国名”栏《正义》的提示，可以肯定张守节《正义》单本必为高祖所封一百四十三侯侯国所在一一设注点明与汉邑对应的唐时县名。^[1]140-141

然而不无遗憾的是，单行本《史记正义》毕竟不可能全部恢复。袁先生在谈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国名”栏被删削的五百十七条《正义》时透露了无限的伤感，认为除了“平”侯条可以增补之外，其余五百十六条《正义》文字“恐怕是永远消亡于天壤之间了。”

袁先生从宋人五种著作辑得《史记正义》394条佚文，因宋人征引《史记正义》文字时所据是《正义》的单行本，故先生所辑《正义》佚文接近于《正义》单行本的本然状态，这对于《史记正义》本身价值及其流播过程的研究大有裨益，主要表现为：

首先，袁先生对《正义》的辑佚与研究，彰显了《史记正义》本身的特性。袁先生在《正义》佚文的整理基础之上对《正义》加以了深入研究，先生认为《史记正义》一是注义精审，引证充分。如《周本纪》云“幽王嬖爱褒姒”，《诗经·小雅·正月》有云“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周幽王因过于宠爱褒姒而使西周王朝走向了灭亡的境地，那么褒姒祖国褒国是何等国家？合刻本于“幽王嬖爱褒姒”句下附刻的《正义》仅引《括地志》注褒国对应于唐时州县的十八个字；而《诗地理考》所引佚文《正义》不仅注出褒国对应于唐时州县所在，而且征引《国都城记》及《水经注》，详述褒国的地理位置及该国自夏代至战国的历史，长达116字，这种对历史沿革的考述毫无疑问拓展了读者的视野。又如《周本纪》关于文王之父公季的记载极为简略，仅有“季历立，是为公季”等25个字。《逸周书·大匡解第十一》云：“维周王宅程。”然而《周本纪》并没有公季都程的记载。《通鉴地理通释》征引佚文“《史记正义》：《周书》云‘惟周王季宅郢。’郢故城在雍州咸阳县东二十一里，周之郢邑也。《诗·正义》：‘《周书》称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甫谧云：‘文王徙宅于程’，盖谓此也。《地理志》‘右扶风安陵’，阚骃以为本周之程邑也。”《孟子·离娄下》：“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此“郢”应读为“程”，当为公季的国都。《通释》征引的这条佚文，或原系于《周本纪》“季历立，是为公季”句下，张守节据《逸周书》加以申发，同时兼引《汉书》《毛诗正义》等多种文献，以补充《周本纪》记载公季史迹之不足。正是《史记正义》的引证充分，一定程度上就弥补了《史记》原文叙事的简略。

袁先生认为《史记正义》还具有保存典制、考证史实的特点。如《高祖本纪》“葬长陵”句下，《史记》三家注本仅引“《括地志》：在雍州咸阳县东三十里”，点出“长陵”的方位。袁先生根据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卷十二所引《正义》佚文后详引后汉应劭“《汉官仪》曰：‘古不墓祭。秦始皇起寝于墓侧，汉因而不改。诸陵寝皆以晦朔、二十四气、三伏、社腊及四时上饭其亲。陵所宫人随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陈妆具。陵旁起邑，置令、丞、尉奉守’”，认为所引《汉官仪》记载的秦汉陵寝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覆亡。然而其制并不具见于正史的“祭祀志”，且《汉官仪》又早已亡佚。《史记正义》的征引，使得今人讨论寝陵制度有了第一手的宝贵材料。再如关于今天羌民雕楼的起源，除《正义》之外，别无记载。《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邛筰冉駹者近蜀”句下《胡注通鉴》注引《正义》佚文“《括地志》：蜀西徼外羌，茂州、冉州本冉駹国。康曰：‘其人依山居土，累石为室至十余丈。’”袁先生指出，“康曰”之“康”，系孟康，三国魏散骑常侍中书令，为距今一千八百年前之古人，元鼎六年距今则多达二千一百余年。由此可知，羌人早就能够建造高达十余丈的石楼了。因《史记》正义的注引，有助于我们考察羌人古老的生活习俗及建筑历史。

诚如上所述，袁先生通过爬梳宋人著作五种，整理出所征引的《史记正义》1097条，其中全佚276条，部分遗佚118条，全佚和部分遗佚合计394条，因此先生所整理出佚文中有118条与今本三家注本相同或相近。因宋人征引《史记正义》为单行本，那么《史记》三家注合刻本中的《史记正义》是否保持了单行本《史记正义》的原生状态？袁先生所整理出的这118条《正义》佚文，在文献上就给我们提供了比较研究的基础。又因文献存在具有客观性，故而通过比较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当然就无法推翻。先生通过研究发现，宋人以《史记集解索隐》为本注、以《正义》为增注附刻其中时，对《正义》做了重大的整合。以宋人著作五种所征引的《正义》佚文与《史记》三家注合刻本所收的《正义》对勘，可以发现合刻本对《正义》既有大量的整条削除，也有对《正义》注文的部分删节。以有存有佚的118条佚文作为研究对象，先生认为被删节的部分，不当之处显而易见。先生通过认真的比较研究，认为三家注合刻本删节有以下情形：“凡注地名者，合刻本一般只保留该地的方位里程，而删削与该地有关的历史掌故”、“原本《正义》一般摘字为注，合刻本有为适应句下为注的需要合两条《正义》为一而致误者”、“合刻本存有的部分，也有因合刻者历史地理修养不足而妄删致误者”、“合刻本还有将《正义》移位而致大误者”、“《史记》三家注本对《正义》的删削失当，还表现在对《年表》中地名《正义》的削除”。^①袁先生针对以上情形分别枚举数例加以佐证，结论当然是令人信服的。当然，由三家注合刻本的删节本身问题，读者自然会联想到宋人著作五种在征引《正义》时是否也会存在着删节问题？袁先生认为，主持三家注合刻本的刻书家黄善夫在椠刻书刊时自然会有商业利润的考量，其删节是其采取的重要方式。而吕祖谦、王应麟、胡三省作为学术大师，其著述之目的是为开物成务、经世致用，因此他们的著作征引《史记正义》时则力求保存其真相。尽管根据行文需要，偶尔会对《正义》原文有所节略，但其会把握必要的方寸，不会从根本上损害《正义》原貌。换而言之，正是袁先生从宋人五种著作中所辑大量保持了原貌的《正义》佚文，才使得我们对今天三家注合刻本对《正义》删削、合并、移置、增益等种种不太恰当的处置方式才能有着更凿实而深刻的认知。

① 具体例证请参见袁传璋先生《宋人著作五种征引〈史记正义〉佚文考索》，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4-26页。

袁先生从宋人著作五种所辑单行本《史记正义》佚文，至少对史记学界聚讼不已的课题解决大有帮助，甚至具有终结的价值：

首先，先生所辑《正义》佚文可以进一步佐证《史记会注考证》所收佚文并非泷川资言“伪造”。

众所周知，泷川先生《史记会注考证》所征引《正义》佚文均未注明出处，故自从其刊布以来，海内学人质疑甚多。鲁实先、贺次君等先生先后撰文予以驳斥。程金造先生更是撰长文例举泷川氏所引《正义》佚文之讹，认为《会注考证》“这千三百条《正义》佚存，只有十分之一二是可靠的，绝大多数是读者的杂抄和注解”^[2]。袁先生在《正义》佚文整理之前就已发表《〈史记会注考证新增正义的来源和真伪〉辨证》(《河南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程金造之“〈史记正义佚存〉伪托说”平议》(台湾大学《台大历史学报》2000年第25期)等论文，针对程氏所举例证一一进行了平议和剖析，文章认为程金造先生“精心搜集的证例和所做的案断，貌似‘考证翔实’，然经仔细辨析，无不以真为伪”^[3]。这些文章在其时已经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而先生从宋人五种著作中所辑《正义》佚文，进一步为泷川氏《会注考证》所引《正义》佚文的真实性提供了更为确凿的文献依据，因为在宋人著作五种所征引的《正义》佚文也多为《会注考证》所征引，袁先生在其著作中逐一列举了二十四条。先生认为泷川氏所辑《正义》佚文及修撰《史记会注考证》时，是从日本存世的《史记》古板本、古活字印本之栏外标注以及《史记》古抄录本辑录的《正义》佚文，而非取材于宋人五种著作。这只能证明泷川氏所征引与宋人著作五种所征引的《正义》佚文系出同源，皆过录自张守节单写本《史记正义》。因文献是客观存在的铁证，先生由此得出的观点就不易推翻。故而，袁先生对《史记正义》佚文的整理也极大地增强了泷川氏《史记正义佚存》的可信度，后人如意欲驳斥《正义佚存》的真实性，首先要证明宋人著作五种的非真实性，岂不谬哉！

其次，先生所辑《正义》佚文充分说明了《史记正义》与《史记索隐》是各自独立、互不称引的，使《史记》研究者走出《正义》疏解《索隐》的认识误区。

《史记》学界对于司马贞《索隐》与张守节《正义》之关系主要有两种认识，以钱大昕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两人生于同时，而其书不相称引。司马长于驳辨，张长于地理。”^[4]89以邵晋涵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守节自言涉学三十余年，六籍九流地理苍雅锐心观采。盖积一生精力为之，故能通裴骃之训辞，折司马贞之同异。”^①对此，袁先生通过对宋人著作五种征引《正义》文字的整理与分析，发现吕祖谦、王应麟、胡三省三人在为某一事典进行注释时常常只引《正义》而不取《索隐》，或以《正义》为正解而以《索隐》为附录。上文所说今天三家注合刻本未收的二百六十七条《正文》佚文就是此种情况。由此袁先生认为：“宋人黄善夫合刻《史记》三家注时，以先已梓行的《史记集解索隐》为本注，而将《正义》为增注附刻其中。从对宋人著作五种征引《史记正义》状况的仔细考察中发现，合刻者为减少与《集解》尤其是与《索隐》的重复，对《正义》不仅有削除、节引，还有条目的合并或位置的移置，而随着合并或移置又不得不增溢《正义》原无的文字。经过合刻者的重编，已大失张守节《正义》原本旧貌。”^②故而袁先生推断《史记正义》与《史记索隐》两本书本身就是不相为谋、各自独立的著作。^③这样的推断从文献学的角度而言，毫无疑问是符合内在的逻辑理路的。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个观点的正确性，袁先生还从司马贞与张守节的生平和大唐内府藏书编目的实际状况考察，提出了强有力的佐证。因为藏书下限断自开元十年的《旧唐书·经籍志》并未著录司马贞《史记索隐》，证明此时《史记索隐》尚未成书；袁先生同时结合《新唐书·艺文志》对《索隐》的著录情况，指出《索隐》呈献给御府时上距开元末年已过半个世纪，因此在开元年间著述《正义》的张守节不存在看到《索隐》的时间可能性，因而也不可能为《索隐》疏通、辨证。从已有的文献和内在的逻辑推理两个方面综合考量，袁先生的结论是相当令人信服的，也无法推翻的。

① 请参见邵晋涵《南江书录》，清光绪聚学轩丛书第五集第七《南江书录》一卷，第3页，贵池刘世珩校刊。

② 袁先生列举数例说明了宋人五种著述征引《正义》与《索隐》时所处理的方式，请参见袁传璋先生《宋人著作五种征引〈史记正义〉佚文考索》，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0-31页。

③ 泷川资言曾引日本幻云标记桃源抄云：“幻谓：小司马、张守节，皆唐明皇时人也，而《索隐》不知《正义》，《正义》不知索隐，各出己意而注正之。”日人也认为两者互不称引，而且在文献上有足够的依据，因为幻云在下了上述结论后，明确说：“吾邦有《索隐》本，有《正义》本，《索隐》与此注所载大同，《正义》者此注所不载者夥。”请参见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第十册文末《史记正义佚存》条，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第148-149页。

再次，袁先生从王应麟《玉海》中所整理出来的《史记正义》的佚文与《史记索隐》的文字为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提供了铁证，对于司马迁生年的争论可以就此终结。

关于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的观点，袁先生已经发表了《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新证》(全国《史记》学术研讨会论文专辑，《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增刊)、《从书体演变角度论〈索隐〉〈正义〉的十年之差——兼为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说补证》(台湾《大陆杂志》1995年第4期)、《太史公“二十岁前在故乡耕读说”商酌》(台湾《大陆杂志》1995年第6期)等多篇文章充分加以了阐述，并对以王国维为代表的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的观点进行了回应。如果说上述文章的推断成分更多一些的话，那么袁先生关于司马迁行年记载的《正义》佚文与《索隐》文字的发现，为司马迁生年的确定提供了确凿的证据。因为王应麟在《玉海》中所征引的《史记正义》与《史记索隐》是南宋馆阁所藏的单行唐写本，它们在征引晋代张华《博物志》都一致地记录了司马迁于汉武帝元封三年继任太史时“年二十八”，并与《史记》合刻本三家注中《索隐》所载纪年是完全吻合的，由此可见司马贞与张守节都见过记载“年二十八”的写本《博物志》，由此上推司马迁的生年当然为武帝建元六年。袁先生认为，正是“由于《玉海》收录引用了《博物志》的《史记正义》佚文的发现，《史记·太史公自序》自‘卒三岁’至‘五年而当太初元年’一段《史》文的《正义》原本旧貌复原成为可能。”先生并于此重新加以了按注。^[1]147-148

括而言之，袁先生从《玉海》所录《史记正义》佚文征引《博物志》整理出关于司马迁初任太史时的年龄记载，并发现其与《玉海》所录《索隐》及《史记》三家注合刻本之《索隐》所引《博物志》的年龄纪录三者完全相同，从而可以为司马迁生年的争论画上一个终结的句号！如若我们再举办司马迁诞生多少周年的纪念活动时，应该不会再为数字的确定而陷入迷惘的境地！

袁先生的著述不仅在研究的内容上有极大的价值，其研究方法非常值得借鉴，并颇有启发意义。其研究方法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安平秋先生在给袁先生著述所写的前序中就这一研究方法作了特别的陈述，并以推赏的眼光提出了这一研究方法的价值。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新世纪以来文史研究界非常重视新材料的发现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从国家社科基金所立项目分析，除了交叉学科立项较多之外，因材料的新发现得以立项的项目也不在少数。所谓新材料或新文献，正如安先生所云，“指的主要是出土文献、海外所藏的中国古籍与汉文文献，也包括近年来在古籍普查、古书拍卖过程中发现的一些以前不为人知的珍本秘籍。”除此之外，所谓新材料或新文献其实还包括古代域外研究中国古代文史的一些汉学典籍。当然，重视新材料本身没有错，也值得提倡，这对于拓展文史研究新的空间大有好处。但是新材料毕竟少见，且对于大多数研究者来说也较难见；旧有材料或旧有文献终究是文献的主体部分，也最为习见，更应该成为当下文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因而从比例最多的旧有文献或材料去研究应该成为学术研究的主流方式。当然，学术研究的核心价值在于创新，其表现或为新观点，或为新材料，或为新方法，或为新视角。袁先生的著述就是为文史研究界提供了一个如何从旧有文献挖掘出新观点的一个范本。袁先生在研究过程中也参鉴了一些稀有版本，尤其是日人所藏的多种《史记》版本^①，但作为基本文献，其所利用的宋人五种著作皆为常见之书，所用版本也较普通。袁先生却以其深厚的学术素养为学术界提供了新的成果。如果我们追寻袁先生为何能够在旧材料中(能够)发现新东西，我想有两点原因是值得注意的，一是袁先生敏锐的学术眼光。旧材料因为常见，研究者往往会等闲视之。袁先生却能够把握住其重要的学术价值，这主要得力于袁先生五十多年来对《史记》持续不断的研究所积累的学术涵养，非常人所能达至。二是比较研究方法的应用。用比较的方法易于得出所研究对象的特点或发现需要解决问题的症结，袁先生将从宋人五种著作所辑《正义》佚文与合刻本《史记》三家注《正义》之文、《史记索隐》文字、日人所辑《正义》佚文等时常加以比较，其本身研究的价值也因此得到了彰显。

① 袁先生与日本《史记》研究界多有交往，如小泽贤二、藤田胜久等诸位先生在《史记》研究方面与袁先生交流、切磋非常频繁，小泽贤二等先生馈赠了先生现藏于日本的多种《史记》版本的复制本，这也成了先生多年来能够集中研究《史记》的重要基础之一。由此可见，中外学术交流对推动学术研究颇有意义。先生常感喟“学术乃人类共用之公器”，一定程度上也因为受此感触而发。

由此可见，袁先生在文献辑佚上所达到的高度在于除了通过辑佚的方式整理出学界未见的佚文之外，更重要的是其在辑佚文献的基础之上将《史记》研究在纵深方向上加以了推进，解决了诸多《史记》研究上的悬案，可以说在旧文献中又提供了新文献、新见解，这就不是传统辑佚学所能臻至的境界。

袁先生对宋人五种著作征引《正义》佚文进行考索，看起来是五个具体的文献整理与个案研究的综合，先生著述的第一章至第五章也确实以“引言”、“《****》征引《史记正义》佚文考索”、“《****》征引佚文的价值”等相同的章节安排与论证层次分别展开了个案研究，在个案研究中逐条对《史记》佚文加以整理与考索，并辅之以定量分析。在佚文价值的论述中分别结合前面已整理出的相关文献，具体展开某一典籍征引佚文学术价值的阐释。同时，为了让读者对宋人著作征引《正义》佚文有一个整体的感知，《佚文考索》在书末还以“辑存”的方式将所有佚文加以罗列，给予后来研究者以资料利用的方便。这些就是微观考实的表现。

如果从课题本身来看，一般学者研究可能到此就为止了，也可以算是完成了相关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然而袁先生却不停留于此，先生在著述的前面以“导论”的方式对《史记》三家注合刻本的形成过程、合刻本对《正义》的删削、日本学者对《正义》的辑佚、宋人著作五种征引《正义》佚文考索概述及征引《正义》佚文之文献价值等方面进行了整体上的考察。这有助于读者对《史记》三家注、学界对《正义》佚文研究的状况、宋人著作五种征引《正义》佚文之学术价值有一个全面的认知，深化了读者对先生考索宋人著作征引《正义》佚文的学术意义的理解，提升了《佚文考索》的研究品位，这是宏观考察的表现。

《佚文考索》采用了微观考实与宏观考察相结合的方式，就两者关系而言，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对前者的综合和提升。正是有了微观考实，才使《佚文考索》的宏观考察显得言之凿凿，而不流向空洞；同样因为有了宏观考察，使得微观考实又不失之于琐碎，这两者的有机结合使得《佚文考索》在结构上较为浑融，从而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

袁先生在学术研究上承继了以戴震为核心的皖学遗风。谈到研究方法，袁先生曾云其研究“运用通变的观点，以宏观思维为导向、微观考实为基础，借鉴皖学实事求是的朴学方法，注重内证、外证和文物考古成果的结合。”^[5]405先生所著《佚文考索》也鲜明地体现了其“以宏观思维为导向、微观考实为基础”研究特点。不难看出，无论是微观考实，还是宏观考察，先生都是以文献或材料的具体解读为基石，其共性就是“即实事以求真是”，故而是综合了各种文献的论证效果，得出的观点或结论自然是难以推翻的。

“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是孟子提出解读《诗经》的两种基本方式，将其应用到史学研究中同样是非常适宜的。袁先生的《佚文考索》就做到了这两种方式的有机结合。关于《史记正义》的作者张守节，因《旧唐书》《新唐书》皆无其传记，其生平行迹因而难以全面考实。尽管如此，袁先生还是根据张氏上呈《正义》时所署官衔，借助相关的唐史文献，对张氏的生平学养进行了一番合乎逻辑的考述。先生对张守节事历钩沉之目的当然是意欲知其人而论其书。而在考证的过程中，因与张氏相关的直接传记资料几乎没有留下，先生又采用了“以意逆志”的方法。如张守节曾任“诸王侍读”一职，先生就是通过对曾为侍读的萧德言、许叔牙、李敬玄、禇无量等人的学识阐述，推断“张守节被遴选担任诸王侍读，其经史学殖之富自可想见。”^①张守节曾担任东宫学官，袁先生因此认为其撰著《史记正义》得益于这一学官所处的优越读书环境。袁先生通过众多材料的引证，推断“大唐东宫学馆由名家讲授《史记》、《汉书》渊源有自”、“东宫遂成为大唐皇家最重要的图书中心”，故而“张守节以诸王侍读的身份，有阅读中秘书之便”，为《正义》的博大精深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袁先生由唐代《五经正义》命名的由来，联想到张守节以“正义”为自己的《史记》注本定名，也可推知张守节对《史记正义》自我期许之高。所以，尽管文献较少，袁先生通过“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的结合，得出的结论也是令人信服的。

① 请参见袁传璋先生《宋人著作五种征引〈史记正义〉佚文考索》导论，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页。

袁先生在对宋人五种著作征引《正义》佚文的具体考索中同样将“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方法结合运用，对佚文详加阐释，这体现在“传璋按”的文字中尤为明显。举一例以明之，《史记·司马相如传》引《上林赋》：“登龙台”。裴骃《史记集解》云：“张揖曰：‘观名，在丰水西北，近渭。’”(《玉海》引为《注》)王应麟《玉海》征引《史记正义》如下：

《三辅故事》云：“龙台，高六丈，去丰水五里。汉时龙见陂中，故作此台。”《括地志》云：“龙台，一名龙台观。在雍州鄠县东北三十五里。”

对此袁先生作了如下按语：

此则《正义》原当系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天子游猎赋》(即《上林赋》)“登龙台”句下(中华本第九册，第3037页)。此句有《集解》，如《玉海》叙文所称之“《注》”。张守节嫌《集解》所引张揖《汉书音义》释“龙台”语焉不详，故引《三辅故事》说明兴建龙台的原由，又引《括地志》指出其具体位置。此则《正义》是对《集解》的极好补充，正符《史记正义序》“引致旁通”的旨趣。又明监《玉海》“故作此台”句中“此”字讹作“比”字。^[1]132

袁先生由张守节“引致旁通”的注释目标追求，推断张氏要引用多种文献对《史记》原文详加解读的原因，可以说是言之有据，论之成理。

通览全书，我们还可以看出，袁先生的《佚文考索》采取了正面立论为主、反面驳议为辅、并时而结合的方式。其在征引《正义》佚文条目具体分析的按语中基本上采取了正面立论的方式，阐述《正义》佚文存在的情况，兼论为何而佚的原因。先生在论述宋人五种著作征引《正义》佚文的学术价值时则多采用正面立论与反面驳议相结合的方式。具体来说，先生论及《正义》佚文对理解《史记》原文的价值、解释古史疑难地名、三家注合刻本所收《正义》与单行本《正义》之关系、《正义》佚文保存失载之制度、史料、古籍之功等方面，以正面立论为主，而辅之以驳议。如《正义》佚文对“龙门山”的注释，先生通过具体的解读，指出龙门山的所在地，破除了司马迁生于河东河津县的困惑。在《正义》是否疏解《索隐》、《史记会注考证》所收《正义》佚文是否“伪托”、司马迁生年疑案等问题上，先生往往借助所辑佚文先加以驳议，再鲜明地提出自己论点的方式，前文就具体的研究内容已有所阐释，此处不再赘述。

袁先生所采用正面立论与反面驳议相结合的方式就其论证效果而言，毫无疑问既可以充分展现自己的观点，突出其研究的个性，又带有学术史清理的意义，使诸多《史记》研究史上聚讼纷纭的课题能够得以彻底的解决。

袁先生在五十多年的《史记》研究生涯中，坚持既不追风媚俗，又不曲学阿世，先生多次在其论著的字里行间鲜明地表示了这一研究的态度，几十年如一日，究其根本，实是对儒家“古之学者为己”(《论语·宪问》)学术精神的传承。具体说来，笔者认为在研究态度上，袁先生有以下方面值得我们敬仰：

如上所述，袁先生对宋人著作五种征引《史记正义》佚文进行考索，课题本身是传统的，研究方法同样是从传统的辑佚学出发，所利用的典籍基本上也是习见之文献。如果我们再梳理袁先生往昔在《史记》研究方面的课题时，也不难发现，先生所研究的皆为《史记》学常见但并未解决的课题，如《史记》版本源流、司马迁生卒年、《项羽本纪》的相关问题、《史记》叙事起讫与主旨演变等研究，绝非当下学术界有不少人追求的新奇甚至怪异的论题。不过，先生所研究的课题虽然常见，但却都是《史记》研究中重大且是主流、并往往是悬而未决的课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客观上说，只有这些课题的开展才能真正推动《史记》研究向深度发展，提升《史记》研究的层次。如上所述，袁先生以其深厚的学养在这些常见课题中做出了高质量的研究，解决了《史记》研究中不少重大课题。

袁先生认为学术研究的要义是“即实事以求真是”，这本质上是对朴实而纯正的学术境界的崇尚。诚如上文所述，这是对皖学遗风的承继与发扬。简而言之，袁先生在研究上坚持了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绝非凭空虚造，妄议是非。在袁先生其他课题的研究上这多体现为内证、外证和文物考古成果的多重结合。^[6]而袁先生最新出版的《佚文考索》因研究的对象更多的是涉及具体佚文的整理与研究，故而在文字学、地名学、版本学、校勘学、目录学、辑佚学等微观考实的功力上要求更高。先生在《前记》论及其对佚文的处理时写道：“在古书字义的训释上，务须兼顾本义、引申义、前后语境及作者与注者的时代特点，而不可固执一见，不及其余。《史记》中有些含义深永的文句，若欲得其正解，不仅要结合上下文的语境，而且还需通观全篇细加揣摩，有时甚至要从全书主意通盘打点。”^[1]3先生对佚文解读上如此高标准的要求，旨在使自己的研究成果达到“即实事以求真是”的境地，要能经得起学界的永久考验。实际的反响是，该书部分的研究成果在公开刊布后，确实也得到了“考证精致而实事求是”(日本学者小泽贤二语)的称誉。

袁先生秉持“学术乃人类共用之公器”的理念，认为学术研究不能党同伐异，也不能先入为主以国界予以区分。具体到《史记》研究上，只要能够以科学的态度为《史记》学界提供创新的成果，即使研究者非本土之人士，学界都应当给予无限的敬意！20个世纪初泷川资言在《史记会注考证》中新增《史记正义》之文，自刊布以来，就受到了鲁实先、贺次君、程金造等诸位先生的多次质疑与严厉批评，然多无确凿的证据，故而诸位先生的驳斥并非严格意义的学术争论，观点难免偏颇。袁先生曾撰《〈史记会注考证新增正义的来源和真伪〉辨证》《程金造之“〈史记正义佚存〉伪托说”平议》等文为泷川先生辩护。而在《考索》中利用了从宋人五种著作中所辑《正义》佚文与泷川等先生所得佚文两相参照，发现相同者甚多，这就从文献学上提供了泷川所得佚文并非伪造的铁证，这也是对先生早期研究成果的有力补充和佐证，维护了学术研究的公正与公平，彰显了先生“有容乃大”的学术情怀！

《宋人著作五种征引〈史记正义〉佚文考索》是袁先生《史记》研究最新的重要成果之一。该著作得到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的重点资助，并列为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之一，当代学者著述能够名列其中，实为少见，这完全得力于袁先生深厚的《史记》研究功底。太史公有言：“好学深思，心知其意。”^[7]46袁先生可谓身体力行。我们有理由相信，袁先生的这部著述将会有力推动《史记正义》及《史记》本身的深入研究，沾溉《史记》学林；先生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态度也会启迪以后的《史记》研究者，先生的《佚文考索》必定会成为《史记》研究的典范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