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发展繁荣，在地域空间上可以分为汉唐西部时代与明清东部时代。而汉唐盛世立国的基础是秦蜀“天府之国”，其“秦蜀一体论”的总结奠定者正是司马迁。在当前国家实施“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战略的背景之下，本课题的探讨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中华大河农耕文明，从西周开始形成了“敬天保民”的天人合一思想，形成了久远而发达的天文学传统。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自许的司马迁，在正史中首列《天官书》认为：“星气之书，多杂禨祥，不经；推其文，考其应，不殊。比集论其行事，验于轨度以次，作天官书第五。”^[1]

司马迁认为中华天文星象的分界线就在秦陇、巴蜀之间，恰好与山川地脉的秦岭南北分界线重合。

司马迁认为黄帝、高阳、高辛、唐尧、虞舜五帝与夏商周三代，先后传承天文星象之学，“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绍而明之，内冠带，外夷狄，分中国为十有二州，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三光者，阴阳之精，气本在地，而圣人统理之”^[1]。张守节《正义》引张衡云：“文曜丽乎天，其动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日者，阳精之宗；月者，阴精之宗；五星，五行之精。众星列布，体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错峙，各有所属，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其以神著有五列焉，是有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谓之北斗；四布于方各七，为二十八舍；日月运行，历示吉凶也。”^[1]在以北斗、四象、二十八宿构成的天文星图上，西方白虎七星。古人认为苍龙、朱雀、灵龟﹙玄武﹚、白虎皆“王者嘉瑞，故列宿象焉”^[2]2126。

司马迁认为，西宫星宿中，“昴、毕间为天街”。《索隐》文耀钩云：“西宫白帝，其精白虎。”《宋中兴天文志》：“石氏云，西宫白帝，其精白虎为七宿。奎象白虎；娄、胃、昴，虎三子也；毕象虎。”^[2]2126在西宫众星中，“昴曰髦头，胡星也，为白衣会。毕曰罕车，为边兵，主弋猎。其大星旁小星为附耳。附耳摇动，有谗乱臣在侧。昴、毕间为天街。其阴，阴国；阳，阳国”。《索隐》孙炎云：“昴、毕之间，日、月、五星出入要道，若津梁也。”《正义》：“天街二星，在毕、昴间，主国界也。街南为华夏之国，街北为夷狄之国。土、金守，胡兵入也。”《集解》孟康曰：“阴，西南，象坤维，河山已北国；阳，河山已南国。”这里的“河”就是黄河，“山”即秦岭，也就是天象中的“昴、毕间为天街”，对应地上的秦岭、黄河。河、山的东南是农耕文明，河、山的西北是游牧文明。也就是以龙门—碣石一线为分界线，即“天街二星，在毕、昴间，主国界也”。司马迁认为：“及秦并吞三晋、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国。中国于四海内则在东南，为阳；阳则日、岁星、荧惑、填星；占于街南，毕主之。其西北则胡、貉、月氏诸衣旃裘引弓之民，为阴；阴则月、太白、辰星；占于街北，昴主之。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正义》：“河，黄河也。山，华山也。从华山及黄河以南为中国也。”郑樵在《通志·天文略》中云：“昴、毕间二星曰天街，三光之道也。主伺候关梁。张衡云：‘主国界也。’街南为华夏，街北为夷狄。”^[3]469西汉王朝，在汉武大帝时代的强盛，正是促进了“天街”南北的秦陇、巴蜀一体化，并以此为基地，在中华文明史上第一次成功地整合了农耕、游牧两大文明，自信豪迈地沿着丝绸之路，走向世界！

司马迁是中国地理和区域科学的鼻祖，是中国区域经济与区域文化学科的奠基者；《史记》是中国地理与区域文化的百科全书。^[4]1司马迁《史记》在中国地理与区域文化方面的伟大成就之一，就是“秦蜀一体论”。

首先，秦蜀一体的“山西”经济区，山河壮美。《史记·货殖列传》说：“夫山西饶材、竹、谷、、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这里所说的“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北”，也就是秦汉时期农业和畜牧业的四个基本经济区。秦蜀一体的“山西”名列四大经济区之首，关键在于山川壮美、环境优美，经济文化发达。“山西”经济区内部，山水相连，分为关中盆地、陇右高地和秦巴山地、四川盆地四大板块。关中盆地最发达，“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 膏壤沃野千里, 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 而公刘适分邠, 大王、王季在岐, 文王作丰, 武王治镐, 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 好稼穑, 殖五谷, 地重, 重为邪。及秦文、德、缪居雍, 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邑, 栎邑北却戎翟, 东通三晋, 亦多大贾。孝、昭治咸阳, 因以汉都, 长安诸陵, 四方辐凑并至而会, 地小人众, 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四川盆地中的成都平原也极为富庶，“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 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 僰僮。西近邛笮, 笮马、旄牛”。长安与成都，是“山西”经济区的中心城市和经济发展引擎。^[5]横亘在关中与四川两大盆地之间的秦巴山地，有多条山间栈道沟通南北，最著名的是“褒斜道”。“然四塞, 栈道千里, 无所不通, 唯褒斜绾毂其口, 以所多易所鲜。”关中与蜀中的西部屏障是陇右高地，“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 然西有羌中之利, 北有戎翟之畜, 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 唯京师要其道”。这四大地理单元共同构成了秦汉时期的“大关中”，是全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故关中之地, 于天下三分之一, 而人众不过什三, 然量其富, 什居其六。”更为重要的是，“大关中”雄踞河、渭、江、汉四大河的上游，居高临下，虎视东方。《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中范雎对秦昭王曰：“大王之国，四塞以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阪，奋击百万，战车千乘，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于私斗而勇于公战，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车骑之众，以治诸侯，譬若施韩卢而搏蹇兔也，霸王之业可致也。”可见秦的强大统一，得山川地利之势，“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

其次，秦蜀一体的“山西”文化区，山河神灵优美。三代之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6]162。秦蜀居高临下，神明聚集之地，“天道多在西北”^[6]212。故《史记·封禅书》云：“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盖黄帝时尝用事，虽晚周亦郊焉。”在司马迁看来，秦汉能以“大关中”之地统一天下，其中的奥秘之一，就是得益于河山之助。《史记·六国年表》说：“太史公读《秦记》，至犬戎败幽王，周东徙洛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见矣。礼曰：‘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其域内名山大川。’今秦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义，位在藩臣而胪于郊祀。”秦国由弱变强，得山川神灵之助，有着压倒关东六国的文化自信。“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执利也，盖若天所助焉。”因此，大秦帝国建立之后，改变了三代以来天子祭祀名山大川，重“山东”而轻“山西”的格局。《史记·封禅书》云：“昔三代之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渎咸在山东。至秦称帝，都咸阳，则五岳、四渎皆并在东方。自五帝以至秦，轶兴轶衰，名山大川或在诸侯，或在天子，其礼损益世殊，不可胜记。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秦朝建立起了以“大关中”为核心的山川祭祀体系：“于是自殽以东，名山五，大川祠二。”“自华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华山，薄山。薄山者，衰山也。岳山，岐山，吴岳，鸿冢，渎山。渎山，蜀之汶山。水曰河，祠临晋；沔，祠汉中；湫渊，祠朝那；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祷塞，如东方名山川；而牲牛犊牢具珪币各异。而四大冢鸿、岐、吴、岳，皆有尝禾。”在全国上榜的名山大川中，“大关中”的名山大川共计11个，超过“山东”的7个，更值得注意的是，黄河、长江与汉江三大河横贯东西，但祭祀地点均在大关中境内，河祠临晋(今陕西大荔县朝邑镇)、沔祠汉中(今陕西汉中市汉台区)、江水祠蜀(今四川成都市)。“霸、产、长水、沣、涝、泾、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阳，尽得比山川祠，而无诸加。”渭河、泾河等咸阳周围的河流，虽非大山，但因地属关中而受到国家祠祀。西汉建立后，基本上继承了秦朝的山川祭祀体系。汉文帝十三年(前167)，下诏曰：“其河、湫、汉水加玉各二；及诸祠，各增广坛场，珪币俎豆以差加之。”《正义》言：“二水祭时各加玉璧二枚。”证明汉代江河祭祀基本与秦朝相同。秦汉帝国皆以大关中为本位，奉行“山西”超越“山东”的名山大川祭祀策略，以树立、推广和认同王朝的文化自信，使秦蜀一体的“大关中”，真正成为“神明之隩”。

秦汉王朝皆以秦蜀一体的“大关中”为基地，自西向东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宏大事业，所谓“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汉王建都邑，渭水对青门。”所不同的是，秦朝由北向南，打通秦蜀，统一天下；汉朝由南向北，消灭三秦，统一全国。“大关中”的百二河山，成为秦汉帝国虎视东方的战略基地。

司马迁将历史资料与实地考察相结合，得出了“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说：“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司马迁在总结三代以来的中华文明成就时，得出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结论，即秦蜀一体的“大关中”，是秦汉王朝的发祥地。对这一结论，司马迁在《史记》的不同篇章中皆有论述。

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分析了秦由弱变强的客观因素，即秦岭南北，一山(秦岭)两盆(关中盆地、四川盆地)，形势险要，易守难攻。“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岂世世贤哉？其势居然也。且天下尝同心并力而攻秦矣。当此之世，贤智并列，良将行其师，贤相通其谋，然困于阻险而不能进，秦乃延入战而为之开关，百万之徒逃北而遂坏。岂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势不便也。”但仅靠山川地利之险，也可能坐以待毙。秦能统一天下，关键在秦穆公之后，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加快了秦国崛起的步伐。“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商鞅变法之后，秦国走上了富强之路。“孝公既没，惠王、武蒙故业，因遗册，南兼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秦惠文王的最大贡献，就是吞并巴蜀，打通秦蜀，将秦岭南北的成都平原与关中平原做为击败六国的战略基地。这其中起关键作用的人，是司马迁的祖先司马错。当时，权臣张仪主张伐韩，大将司马错则力主伐蜀。《史记·张仪列传》记载司马错的主张说：“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翟之长也，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秦惠文王采纳了司马错的意见，起兵伐蜀，于二十二年(前316)吞并巴蜀，完成了地域上的秦蜀一体，加速了秦国富强的步伐，“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夺取巴蜀，实现了秦国控制黄河、长江上游的战略目标，向东南可以“浮江攻楚”，包抄楚国，向东北可以“远交近攻”，逐鹿中原。“南兼汉中，西举巴蜀”，这不仅是秦国崛起道路上划时代的历史事件，更是中华文明史上“西部时代”到来的重要标志。司马迁的祖先司马错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如果说商鞅变法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政治经济基础，那么司马错伐蜀则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地理地利基础。从此之后，秦国背靠高原，中据盆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虎视东方。如果说司马迁的“秦蜀一体论”有家学渊源，其源自于司马错。因此，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罗列司马氏家族的文化谱系时，格外强调了司马错。“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其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如果说“秦蜀一体”，是秦统一天下的历史地理因素和政治舞台，那么同样是拥有“秦蜀一体”的大秦帝国，为何二世而亡呢？

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着重分析了秦朝灭亡的原因。首先，秦始皇迷信“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及至秦王，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然后斩华为城，因河为津，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谿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其次，秦始皇迷信“霸道”，未能施行仁义“王道”。“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迷信武力，废弃王道，外强中干，虽有百二山河，也难免灭亡的命运。“然秦以区区之地，千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西汉王朝的建立，在文脉“道统”和王朝“天统”上，直接继承了大关中地区的周文化。《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子羽暴虐，汉行功德；愤发蜀汉，还定三秦；诛籍业帝，天下惟宁，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纪第八。”大汉雄风，愤发有为，《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云：“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史记·高祖本纪》太史公曰：“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秦蜀一体的“大关中”，不仅为刘邦集团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沃土，而且给汉初君臣奉献了奋发有为、开拓进取的精神，“汉中开汉业”，使这里成为真正的汉家发祥地。

中国最早的“天府之国”是指秦岭南北的秦中、汉中、蜀中三个盆地。“天府”的发明者是战国纵横家苏秦。《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对秦惠文王说：“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众，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称帝而治。”天府，释义为天子的府库，比喻某地物产丰饶。《索隐》：“周礼春官有天府。郑玄曰：‘府，物所藏。言天，尊此所藏若天府然。’”高诱注云：“府，聚也。”

首先，项羽放弃了秦蜀“天府之国”，导致覆亡的命运。“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项羽，最终被刘邦击败，其主要原因之一是未定都关中，依周秦之利，据上流之便，凭建瓴之势，控制全国。实际上项羽集团深知秦蜀一体的“大关中”是战略要地，不能将它封给先进入关中的刘邦，故以秦岭为界，肢解“大关中”，将刘邦封为“汉王”，以秦岭南面汉中、巴蜀立国；然后，封秦的三个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于关中盆地为“三秦王”，堵住刘邦进入关中、争雄中原的通道，将其困在闭塞的西南。以此来破解秦蜀一体的兴王之地，安心做西楚霸王。《史记·苏秦列传》记载，项羽与范增等人“谋曰：‘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关中地也。’故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而三分关中，王秦降将以距塞汉王。”此时，也有人提醒项羽定都关中，“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王见秦宫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项羽不仅未采纳这一建议，还杀了议论他的人，将战略要地大关中的发展机遇给了刘邦。

其次，刘邦抓住了秦蜀“天府之国”，奠定胜利的基础。刘邦集团很早就认识到秦蜀一体的重要性，在进入关中盆地的同时，派郦商占领了汉中、巴蜀。《史记·樊郦滕灌列传》记载：郦商“别将攻旬关，定汉中”。《索隐》：旬关“在汉中旬阳县，旬水上之关。”刘邦被封为汉王后，又让张良厚遗项伯，争取汉中地，拿到了进入关中的跳板。《史记·留侯世家》记载：“汉元年正月，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王赐良金百溢，珠二斗，良具以献项伯。汉王亦因令良厚遗项伯，使请汉中地。项王乃许之，遂得汉中地。汉王之国，良送至褒中，遣良归韩。良因说汉王曰：‘王何不烧绝所过栈道，示天下无还心，以固项王意。’乃使良还。行，烧绝栈道。”张良回到东方，“说项王曰：‘汉王烧绝栈道，无还心矣。’乃以齐王田荣反，书告项王。项王以此无西忧汉心，而发兵北击齐。”由此看来，在未进入汉中、建立汉国之前，刘邦君臣已基本形成了躲避锋芒，立国汉中，麻痹项羽，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消灭三秦，争雄天下的战略。西汉王朝建立后，刘邦借口游云梦，控制了楚王韩信，田肯对刘邦说：“陛下得韩信，又治秦中。秦，形胜之国，带河山之险，县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田肯之言，说明了秦汉王朝利用秦中、汉中、蜀中“天府之国”，统一天下的奥秘。

再次，张良、刘敬等人主张定都在“天府之国”，有利于西汉的稳定繁荣。刘邦击败项羽后，因其身边文武功臣皆山东人，都主张定都洛阳，下层拉车人刘敬大胆献策刘邦，主张定都关中。《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记载刘敬言：“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由于刘敬出身低微，犹豫未决的刘邦征询张良的意见，张良也力主定都关中。《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张良言：“(洛阳)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刘敬说是也。”刘敬、张良都将大关中视为“天府之国”，这里被山带河，四塞险固，背负西部胡苑之利，据有盆地物产丰饶，高屋建瓴，虎视东方，为秦汉王朝的统一建国、发展繁荣贡献巨大。

第四，贯通秦中、汉中、蜀中“天府之国”的经济文化大动脉是千里栈道。^[7]战国时期，铁器的普遍使用，为秦巴山地栈道的开凿、架设创造了条件。司马错伐蜀成功，得益于褒斜道、金牛道的开凿。到秦昭王时朝，栈道贯通秦蜀“天府之国”，使关东诸侯更加畏惧秦国。《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记载蔡泽对秦昭王说：“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司马迁“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对秦蜀栈道考察之后，得出了褒斜道“天府之国”大动脉的结论。秦中与蜀中互动，“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然四塞, 栈道千里, 无所不通, 唯褒斜绾毂其口, 以所多易所鲜。”除褒斜道外，陈仓道(故道)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汉武帝时期将故道与褒斜道相提并论。开凿水陆联运的褒斜道，《史记·河渠书》记载：“其后人有上书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张汤。汤问其事，因言：‘抵蜀从故道，故道多阪，回远。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从南阳上沔入褒，褒之绝水至斜，间百余里，以车转，从斜下下渭。如此，汉中之谷可致，山东从沔无限，便于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饶，拟于巴蜀。’天子以为然，拜汤子卬为汉中守，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虽然山东与山西互动的水陆联运大动脉未能实现，但褒斜道在“天府之国”内部的南北大通道地位更加巩固。

第五，秦中、汉中、蜀中不仅是全国最繁荣的经济区，而且是“丝绸之路”通向远方的基地。秦汉王朝最发达的水利工程在秦蜀“天府之国”，使秦中、汉中、蜀中成为全国最繁荣的经济区。秦国在秦中修“郑国渠”、在蜀中修“都江堰”，汉朝在汉中修“山河堰”，使秦岭南北的三个盆地成为旱涝保收的粮仓和全国最繁荣的经济区。^[8]因此，经济区内部有极强的抗灾害能力。汉高祖二年(前205), “关中大饥, 米斛万钱, 人相食, 令民就食蜀汉”^[9]28。《史记·河渠书》记载：汉武帝时期，山东发生黄河水灾，一方面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另一方面“下巴蜀粟以振之”，秦蜀“天府之国”在全国第一经济区的地位名副其实，“故关中之地, 于天下三分之一, 而人众不过什三, 然量其富, 什居其六”。汉武帝凭借“天府之国”的综合实力，派张骞开辟丝绸之路。张骞成长在秦蜀交通咽喉的汉中，极为熟悉西北与西南的风土民情与物产资源，为他开辟西北丝绸之路、发现西南丝绸之路创造了条件。《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大宛之迹，见自张骞。张骞，汉中人。”“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张骞在大夏(今阿富汗)见到邛竹杖、蜀布，推测由蜀(今四川盆地)西南取道身毒(今印度)可通大夏；武帝命其以蜀郡(治所在成都)、犍为郡(治所在宜宾西南)为据点，派遣四路秘密使者，分头探索通往身毒的道路。

秦蜀一体的“大关中”是秦汉帝国的发祥地和走向全国、世界的前进基地。长安(咸阳)与成都是秦汉西部文明的双子星座。

司马迁“耕牧河山之阳”，对以大关中为核心的“山西”地区进行过系统的考察，“北自龙门至于朔方”，“奉使西征巴、蜀以南”，“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这一切为他提出并完善秦蜀一体论奠定了历史地理基础。

天文星象与地脉山川，西北与东南的分界线“天街”，对应的地脉分界线就是秦陇、巴蜀之间的秦岭。“昴、毕间为天街。其阴，阴国；阳，阳国。”“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农耕与游牧文明的融合，正是秦蜀一体化的内涵。

秦汉发祥与“天府之国”，是秦蜀一体的两大文明硕果。“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前者确保了秦汉的统一建国，后者确保了秦汉的发展繁荣。

“一带一路”与文化繁荣。秦蜀一体的“大关中”在汉武大帝时期，孕育了“一带一路”与“文化两司马”两大文化硕果。“一带”，即秦中、汉中、蜀中三个盆地为载体，以长安、成都为中心的西部文化带。“一路”，即以“一带”为基地的丝绸之路，包括以长安为起点的北丝绸之路，以成都为起点的南丝绸之路。“文化两司马”，即史学大家司马迁与文学大家司马相如。鲁迅先生说：“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10]49司马迁由长安到成都，司马相如由成都到长安，他们在长安与成都之间画出了一道美丽的文化彩带，点亮了秦蜀一体的文化灯塔。^[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