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殖列传》是《史记》中一篇极具特色的人物类传，它不仅反映了春秋末年至汉武帝元鼎年间约四百多年的商业发展状况，更为重要的是塑造了一大批早期的商人形象。譬如“亿则屡中”，经商的同时不忘宣扬儒家教义的子贡，“三致千金”，泛舟于湖的陶朱公和精通“治生之术”，被后人尊为“商祖”的白圭等。司马迁记述了他们的商业经营活动，并赋予其正面的塑造和赞颂。正如司马迁所言，其著《货殖列传》的目的在于“请略道当世千里之中，贤人所以富者，令后世得以观择焉。”^[1]2478

的确，《货殖列传》作为我国古代史书中为工商业者树碑立传的第一篇，司马迁笔下这些商人具有早期儒商文化的基本特征，它明显地区别于后世唐宋时期柳宗元、苏辙、司马光、叶适等人的“保障富户”论，以及明清时期商人阶层全面兴起后的“保富”“恤商”观。如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云：“君子富，好行其德。”“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1]2465这些早期的货殖家具有良好的文化素质，高超的治生手段，在经商过程中主动以儒家伦理来规范自己的商业行为，并且在谋取正当利益后不忘造福社会，与当今所倡导的儒商相比，他们正是中国早期儒商的代表。

在中国传统的文献中，存在有“士、农、工、商”四类阶层的划分，如《春秋谷梁传》中云：“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2]436《管子·小匡》云：“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3]122但在《货殖列传》里，当时只有“农、商、工、虞”四个阶层，尚未出现“儒士”这个知识阶层，“商”在社会分工中较早出现，“儒”是以后的分化。商最早为驾牛车载货物进行贸易的一个民族，后商族建立商朝。商者，坐商为“贾”，后衍变为做买卖或从事私营工商业的人。“商”一字在甲骨文中已有其字形，下部为祭祀之灵台，上部为薪柴，焚柴以祭天，商为国家之象征。“儒”这个概念可以追溯到《周官》，《周官》中言：“儒，以道得民。”^[4]17将身怀六艺且能教民之人称作儒。之后我们可以从《淮南子·要略》《史记》《汉书·艺文志》《说文解字》以及郑玄和段玉裁对《说文解字》所作的注疏中看到古人对“儒”的论释。“儒”的字源意义为何暂且不论，可以确定的是西周末年“儒”这个阶层已经得以分化出来，而《货殖列传》中记述的正是春秋末年至汉武帝元鼎年间的商人活动，这也是我们将这部分商人称为“儒商”的重要缘由。

“儒”和“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是有些对立的概念，儒(士) 居四民之首，而商却排在四民之末。就早期儒学而言，先秦时期孔子等几位儒学大家并未一味排斥商人，儒家创始人孔子虽然“罕言利”，并且有过轻视财利的言论，如他在《论语·里仁》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5]54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5]49但他不屑的是“不义”之利，他对子贡精于治生，“亿则屡中”的致富行为倍加赞赏，其思想中也有求富求利一面，如他在《论语·述而》中曾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5]97孟子在《公孙丑》一文中列举出五条天下至道，其中“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6]57激励商业的举措就占了重要两条。由此可见，在早期的儒学中，“儒”和“商”也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二者分则俱损，合则兼益。“儒商”一词并不是古已有之，而是到了20世纪后半期才提出的。但是“儒”与“商”结合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在当时只是称之为“良商”或者“诚贾”等相近的说法，如《管子·乘马》篇云:“非诚贾不得食于贾。”^[3]50《战国策·赵策三》曰:“夫良商不与人争买卖之贾, 而谨司时。”^[7]615这是“儒”与“商”的初步结合，也是中国儒商文化的萌芽。从西汉到元代，“儒”与“商”在总体上是呈现对立与分离的状态，自明清之际至现代，“儒”与“商”的结合逐步趋于成熟，出现“儒贾”等极为相近的提法。直至20世纪后半期，“儒”“商”结合为越来越多人所重视，才正式提出了“儒商”这一概念。

对于早期的儒商文化，我们不能片面理解。“儒”并不等同于知识分子，儒商也不是有文化的商人。所谓儒商，应该是具有知识素养、文化气质的商人，应该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影响的商人，应当是将传统文化理念和儒家学说贯彻到其经营活动中去，从而具有其独特的经营哲学和行为范式的商人。所谓的儒商精神，是指儒家伦理和价值观在商人及其在商业经营实践中的体现，它包括商业经营管理伦理和商人自身人格两个层面，司马迁笔下的早期货殖家身上有着鲜明的儒商精神体现，他们有良好的文化素质，义利统一的价值观念集中体现着儒与商结合的本质和特征，这点在文中会集中分析，在此不做赘述。儒商具有较高的道德修养，在以正当的手段谋取利益后仍不失修身律己、胸怀天下，他们身上有着鲜明的儒家文化特质，而由这些商人群体及其所从事的经营活动而形成的商业文化则是我们所说的“儒商文化”。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详细记述了16位不同类型的货殖家，按照前面对儒商的定义，我们把其中精通治生之术，并且在经商成功之后能够乐善好施，带有典型的儒家文化特质的早期货殖家称为“儒商”。具体来说，司马迁笔下所描写的早期儒商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有权而善贾者”即司马迁笔下的“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1]2473者。此类人物有较高的政治地位，不仅能善行为贾之道而富甲一方，而且能左右政治局势。在司马迁所记述的货殖家中，范蠡和白圭当为有权而善贾者的典型代表。范蠡，世人称之“鸱夷子皮”“陶朱公”。范蠡出身贫寒，却胸有韬略，年少不得志，《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言其“佯狂倜傥负俗”。在吴越争霸中，范蠡作为越国大夫，助越王勾践登上“五霸”之位。灭吴后，范蠡毅然功成身退，辗转齐国，带门徒于海边结庐而居，拓耕之余，兼营商业。范蠡采用计然之策, 助勾践赢得霸位，后到齐、陶经商, 亦大获成功，19年之中而三致千金。范蠡颇得为商之道，懂得顺时而变，贮藏货物于陶，及时买进卖出，且能做到“贵出如粪土”和“贱取如珠玉”，确保货币顺畅地周转与流通。为富之后还能广散家财、救济百姓，可谓仁义之儒商。白圭，素有“商祖”之誉，从商之前在魏惠王属下为相，后到齐、秦，弃政从商后发家致富，提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商业理论，《汉书》言其“天下言治生者祖”，也就是经商贸易理论的鼻祖。白圭懂得顺天时，《史记·货殖列传》云其“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也就是说白圭趋时就像猛兽捕鸟一样，荒年时收购漆、绵，售出粮食，到丰年收购米粟，出售漆、丝，“人弃我取，人取我予”乃是白圭的治生之道。除此之外，根据《货殖列传》记载，白圭提出“智权”“勇决”“仁予”“强守”的治生理念。“智”即遇到突发情况时随机应变，“勇”是扑到商机时果敢抉择，“仁”是义利面前正确取舍，“强”则是经商过程中要坚持不懈。白圭“智”“勇”“仁”“强”的治生之术体现出鲜明的儒家文化特质，成为后世商人之典范。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业儒为商的代表人物当属子贡。子贡是一位名声斐然的大儒商，其家境优越，父辈以经商为业，因而从小便受家庭环境影响，习得治生之术。在他师从孔子，学习儒家教义之后，也不忘精于贾道，并将儒家的伦理道德和价值取向应用到自己的商业经营中，以正当的手段谋求财富。正如《货殖列传》中所说：“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1]2464“赐”即子贡，他能够精准地把握商品流通的变化，囤积居奇，贱买贵卖，从而致富千金，成为孔子弟子中最为富有之人。与范蠡、白圭一样，子贡也是一个精通市场行情的货殖家。他能够及时地掌握经济规律和商品供求关系的变化，从而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和调整自己的经商策略。此外，子贡在经商的同时也为政，亦政亦商，政商结合，广结各国诸侯，其影响之盛，所到之处，“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子贡的富有不仅是孔子传播儒学的经济后盾，而且其在拜谒各国时，也十分重视宣传儒家教义，这也正是孔子及其思想能够名扬天下的重要原因之一。亦政亦商的子贡，在业儒的同时还善于商业经营，在成功致富后也频繁出入政界。李贽在分析商贾时说：“忍垢与市易，辛勤万状，所携者重，所得者末。然必交于士大夫然后可以收其利而远其害。”^[8]70他敏锐地看出商贾若想趋利避害，势必与官僚进行结交的重要性。作为一位儒家学者，子贡在“政”与“商”之间穿梭往来，政商结合的模式，相辅相成，真正达到了政商互利的效果。

在《货殖列传》中还有一类商人既非政府官员，也无强大的身份背景，依靠敏锐的商业眼光和勤劳的双手发家致富，从而成为富甲一方的儒商，这类商人也就是司马迁笔下的“贤人所以致富者”。这些货殖家无官无爵无俸禄，但经济收入却能与有固定封邑俸禄的人相比，因而司马迁将其称作“素封者”。他们并未凭借权势或舞文弄法、作奸犯科，而是凭借着自身的努力和正当的手段发财致富，最终为世人所敬重。这类商人的代表人物有秦朝的乌氏倮和南阳孔氏、汉兴以后的蜀地卓氏、巴寡妇清和宣曲任氏等。乌氏倮和宣曲任氏之祖都明晓物以稀为贵之理，具有处事以通的权变意识和灵活善思的商业头脑。乌氏倮不过是一个少数民族的地方头领，他了解到西北地区少丝织品，于是大量购入丝织品，进献给西北少数民族首领，戎王以“什倍”的报酬来回报他，使得他的牲畜多得用山谷来衡量。而宣曲任氏之祖在秦败后，不与他人争金玉，唯独挖窖藏粮，在战乱少粮时高价售出，获得巨利。任氏难得于致富之后还能“折节为俭”，制定严格的家规，遂为一方表率。巴寡妇清则是男权社会中的一位出色的女商人，《货殖列传》记载说其：“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1]2466寡妇清能在动乱之年不辞劳苦守住祖业，且兢兢业业，发奋图强，不为外人所欺凌，足可见其经营得法，致使连秦始皇都得以“贞妇”之礼客待寡妇清。蜀地卓氏乃汉兴之后的货殖家，卓氏夫妇高瞻远瞩、胸有大略，在迁徙的途中弃近地，“乃求远迁”，认为远处的汶山下更有可为，于是迁到临邛。在临邛，他们冶铁致富，家累千金。此外，程郑氏和南阳的孔氏先祖和蜀地卓氏一样，都是被迫迁徙后以冶铁起家，在经商方面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凭借铁冶力作的纤啬射利，坚持贾行而富甲一方。

从以上这些早期的儒商及其经营活动可以看出，他们积累有良好的商业经营经验，无论是精于市场行情的预测，还是具有敏锐的商业眼光，这些都体现了早期儒商的特点。他们的经营策略是儒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正当致富的手段亦是对儒家“义利结合”价值观的践行。

儒商精神作为儒商文化的内核，旨在于“以儒家的诚信仁义等道德伦理作为商业经营的基本指导理念和规范，由此形成的具有浓厚儒家文化特质的商人精神”^[9]。《货殖列传》中记述的一大批早期儒商在治生过程中便展现出可贵的儒商精神，其是早期儒商文化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义利合一是儒家学说中所倡导的价值观念，也是重要的儒商精神。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曾说：“君子义以为质。”^[5]231其认为人的本质在于义，置于经济领域，这便是对中国古代商人做出的本质要求。荀子在继承孔子“见利思义”价值观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义制利”，在这里，“义”显然已经成为一种为人处世的道德维护，尤其是在商业领域，即成为以正当的手段获取利益的准绳。《货殖列传》中的早期商人在经商时将儒家“以义取利”的经营方针贯彻到商业活动中，规范自己的商业行为，体现了义利合一的儒商精神。如“陶朱公”范蠡，其在经商时便时刻奉行义利结合的原则，用正当的手段谋取财富。《货值列传》记载：“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1]2463范蠡认为在交易时只有农民和商人意见达成一致，都有利可图，这才是正当获取利益的行为。此外，司马迁有较多着墨的宣曲任氏之祖也坚守儒家义利观。《货殖列传》中云：“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出弗衣食。”^[1]2480非自家种田养畜得来的东西不用，这说明的正是其正当求富的行为。范蠡、宣曲任氏之祖以合理的手段谋取利益的商业价值观彰显的正是他们“义利合一”儒商精神。

克勤克俭与智勇合一也是早期儒商精神的体现。关于勤俭，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说：“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5]108例如“治生之祖”白圭，纵使在弃政从商后累至千金，却时刻保持勤俭朴素的家风。《货殖列传》记载其“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童仆同苦乐”^[1]2465，由此可见，白圭治生成功不仅在于其精于市场预测术和良好的商业经营理论，勤劳俭朴的精神也是其商业经营中不可缺少的人格因素。同白圭一样，宣曲任氏之祖也是一位克勤克俭的货殖家。任氏富足后并没有像其他商人那样骄奢，而是折节为俭。关于智勇合一，孔子在《论语·子罕》中曾说：“知者不惑，勇者不惧。”^[5]135智和勇是一个人成功的前提，那么对于儒商来说，这也是其必备的人格。《货殖列传》中体现智勇双全的非白圭莫属。在其看来，智和勇既是治生理念，也是其人格的体现。他认为经商时要像带兵打仗一样，既要有智谋，也要有果敢决绝的勇气，只有这样才能敏捷地捕捉商业信息。在智勇合一方面除了白圭，无盐氏也具备了这一人格特质。景帝前元三年，吴楚七国起兵反叛，多数放债人因战争胜负不明而不愿意借钱给出征的列侯封君。而据《货殖列传》记载，在这个时候，“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1]2480。无盐氏认准此时的商机，于是冒着放出的千金有去无回的风险果断借贷给官府。而也正是无盐氏在商机面前的智勇精神使他在吴楚的叛乱平定后，一年之内便获息十倍，一举成为关中豪富。

早期的儒商精神还体现在儒商在经营时能够以贤为用和诚信无欺。《礼记·礼运》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10]89儒家尚贤能、讲诚信的理念在《货值列传》中的早期商人群体中也有显著地体现。如《货殖列传》记述范蠡时说：“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1]2464在这里，范蠡的“择人”既是选择诚信无欺的经营者，也是挑选为我所用的贤能之人。再有就是齐人刀间，其致富的秘籍很大一部分便是知人善任。《货殖列传》中写道：“齐俗贱奴虏，而刀间独爱贵之。”^[1]2479齐地有鄙视下人的风气，认为那些奴仆非常“桀黠”，以致不敢任用。而刀间则不然，他善于任用那些卑贱顽劣的下等人，其不仅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而且利用他们身上勇猛狡猾的特点去做生意，从而为自己致富数千万。对于重诚守信，孔子在《论语·为政》中也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5]28孟子在《孟子·离娄上》中更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6]130《货殖列传》中几乎所有的商人都具备这一经营理念。例如范蠡，《货殖列传》中记载：“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1]2463范蠡认为，储存货物，一定要贮藏上好的货物，不能贮藏劣质的商品。变质的东西就应该断然扔掉，不能拿劣质和变质的商品来欺骗来百姓。在范蠡的经营中，我们能明显地看到诚信无欺的儒商精神。

儒商精神的最高体现便是乐善好施、兼济天下。子贡在《论语·雍也》中问“仁”于孔子，“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是否可以称之为“仁”？孔子答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5]90孟子在《孟子·尽心上》中也曾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6]236由此可见，儒家非常推崇兼济众生的“仁爱”之心。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只有在‘经世济民’上有所作为的儒商，才能够称为真正的儒商。”^[11]反观《货殖列传》中那些成功的货殖家们，他们也重乐善好施，是名副其实的儒商。例如范蠡，《货殖列传》中记载其富有后又两度将其钱财分散给“贫交”和“疏昆弟”，这就是范蠡身上乐善好施的儒商精神。子贡也是一个胸怀天下的大儒商。他在治生成功后不仅在财力上给予孔子大力的支持，而且在周游各国时更不忘广泛传播孔子的学说。如《货殖列传》所说：“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1]2464正是子贡的胸怀天下使得儒家学说声名远播，也使得更多的人接触到儒家文化。此外，南阳的孔氏先祖也是乐善好施的商人。他由于出手大方，好以财物赠人而有《货殖列传》中所说的“游闲公子赐之名”。他因为仗义疏财、乐善好施的美名所获取的利益远远超越他赏赐给别人的那点开销。

戢斗勇先生认为：“儒商精神是道德理性和经济理性的统一体。”^[12]10的确，《货殖列传》中这些早期儒商在经营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义利结合、重诚守信、知人善任和乐善好施的品行正是经济和道德结合的产物，体现了早期儒商精神的精髓。

《货殖列传》中所呈现的早期儒商文化是儒学思想和商品经济在特定历史阶段结合的产物，是当时先进文化现象的一种时代表征。虽然早期的儒商文化尚处于孕育滥觞的萌芽阶段，但是其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意蕴和时代价值。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认同中，儒道和商道始终是处于双峰对峙的分离状态。但是早期儒商文化的出现打破了二者长期的僵化，为儒与商的结合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局面。在早期的儒商文化中，先秦儒学思想是架起士与商之间沟通的桥梁。首先是那些治生成功的商贾，无论是亦儒亦贾的子贡，抑或是贾而好儒的范蠡和白圭等，他们在经商的过程中仍然不忘以儒家教义来实现对自身人格的追求和精神世界的重塑。他们对儒家学说的追求和自觉践行使得商人阶层首次跻身于以往士大夫阶层所独有的精神领域，真正变士大夫之学为人伦日用之道，从而实现了儒学思想对商业经营地规范。其次是商业文化中蕴含的权变意识以及灵活的思维方式丰富了儒家中和的伦理思想。中庸观念始于孔子的《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5]90儒家倡导折中调和的观念，但是过分的中庸保守则会扼杀人们的创新能力，而商业经营中的锐意进取和冒险精神等则有效地改善了这一中和观念，使得儒家学说朝着开创与变革的方向发展，从而实现了商业文化对儒学思想地丰富。因此，早期的儒商文化打破了儒与商长期对峙的局面，促进了二者的互动与交融。

儒商精神是统摄儒商文化的灵魂，而《货殖列传》中所体现的早期的儒商精神在义利合一的价值取向、克勤克俭的人格追求、知人善任的经营理念和兼济天下的商业理想等方面做到了有机的融合与统一，从而为后世儒商精神的传承以及儒商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规范。例如在明清时期达到全盛的一大批实贾服而儒行的徽商、晋商等，他们所奉行的商业准则便是对早期儒商精神的深化与发展。尤其是面临着严重道德危机的当今社会，早期的儒商精神更是值得如今商人学习与效仿。此外，早期儒商文化不仅影响了中国的商业文化，其影响也延及东南亚，“马华”(马来西亚华人) 庄延波、云里风，“新华”黄孟文，“泰华”司马攻，“菲华”林建民、云鹤等东南亚华人既是儒商，又是作家，他们从早期儒商文化中找寻精神上的慰藉，因而其作品中充斥着儒商式的情怀。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以极度赞赏的笔墨记述了春秋末年到汉武帝年间一大批名垂青史的早期儒商形象以及他们的商业活动。诚如其在《太史公自序》中所言：“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之于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1]2507早期的儒商是当时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这为我们研究早期儒商文化提供了难得的宝贵材料，它不仅再现了当时商人的精神风貌，而且对于早期“儒”和“商”的交融理解都有着深层的文化研究意义。这一时期，由于儒学和商品经济都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二者在广度和深度上尚且有限，影响范围也还不够宽广，但早期的儒商文化中所呈现出的商业价值观念、人格追求、管理理念以及商业理想等基本的商业素质和伦理道德早已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融为一体，早期儒商文化所倡导的理念更成为后世商人的灵魂，于隐性中缓慢前进，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商业文化，而且也延及东南亚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