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出版产业作为文化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有机体，而编辑作为生产文化作品的主体，必然承担着这种传播历史文化和社会知识的历史使命，为人的成长塑造提供积极的养分。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编辑的研究从来没有中断过，从开始的编辑“有学”与“无学”之争，到编辑概念的界定与归属问题，编辑主体和主体性研究、编辑意识研究、出版版权问题、编辑技术改革等等都有涉及。其中关于编辑的素养研究，邵益文在《编辑出版工作者重大的历史使命》中直言“为了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委托，我们一定要认真研究编辑和编辑工作，既要研究新时期编辑工作的外部环境、内部联系，编辑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也要研究作为一个编辑究竟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思想、知识、道德和业务素质。”^[1]因此，研究编辑应该具有的素质、素养对于出版工作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是针对如今出版物存在的库存上升，退货率居高不下，平均印数下降，出版物的质量下降等问题，有学者指出这是人们的阅读习惯发生了变化，随着社会压力的增加和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人舍弃了读书，浅阅读读者和功利性阅读读者急剧增多，国民阅读率整体下滑。这也反映了我国图书出版软实力的下降，对于这些问题编辑也难辞其咎。二是数字化媒介社会的到来，出版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编辑应对新时期读者的各种变化，其心理素质、思维特征以及审美性都有所改变。而对于编辑素养研究的必要性，众多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张积玉先生在其《编辑学论稿》中谈论了学术编辑素养问题研究的跨时代意义，他认为学术编辑的素养问题是一个关系到跨世纪编辑人才的培养和振兴出版业的大问题，值得同仁思考和探索。特别是在数字化媒介环境下，出版机构面临着转型与整合的挑战，对于编辑能力结构有了更高的要求，也为编辑素养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于泓先生在其论文《我国出版业转制背景下图书编辑的创新能力研究》中就论述到现如今研究编辑素养问题要面临转制后的出版机构，在新形势下更有迫切的需求，出版社成为独立法人，要自负盈亏，市场占有额取决于产品的质量，而图书的质量又直接影响到出版社的效益，这就要求编辑具有更高更新的综合素质能力。

正确认识素养、素质与能力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理解图书编辑素养、编辑素质以及编辑能力有着重要作用。“素质”，《辞海》里有这样三种解释：(1) 人的生理上的原来的特点；(2) 事物本来的性质；(3) 完成某种活动所必需的基本条件。“能力”，《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才能和办事的本领。在《吕氏春秋·适威》里记载：“民进则欲其赏，退则畏其罪，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史记·李斯列传》：“上幸尽其能力，乃得至今”里引证解释为能胜任某项任务的条件、才能、力量。“素养”，《汉语词典》的解释为：(1) 由训练和实践而获得的技巧或能力。例如，军事素养；(2) 平素的修养，例如：理论素养。在《汉书·李寻传》中解释为：“马不伏歷，不可以趋道；士不素养，不可以重国。”陆游《上殿札子》：“气不素养，临事惶遽。”刘祁《归潜志》卷七：“士气不可不素养。如明昌、泰和间，崇文养士，故一时士大夫，争以敢説敢为相尚。”引证解释为：修习涵养。而在《后汉书·刘表传》中解释为：“越有所素养者，使人示之以利，必持众来。”则引证解释为：平素所供养。

从素质、能力与素养三者的定义解释，笔者认为这三者是相互递进的关系，即素质是基础，能力是过程，素养是结果。编辑的文化知识素质应当是能够胜任编辑这份工作的基础条件，专业能力是编辑业务水平不断提升的源力，而政治素养则是编辑工作方向的重要保障，三者融会贯通是优秀编辑必须经历的过程；当编辑具备了这三种素质，并能够自觉运用在稿件处理，与作者、读者沟通交流，市场营销等工作环节上，从而使其内化为自身的一种能力时，即会上升为一种职业素养。

鉴于以上所述，笔者认为梳理总结图书编辑素养问题的研究对于新时期数字化媒介环境下建构编辑素养体系及其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研究图书编辑素养问题，即是从图书编辑的能力结构上进行解析，而在编辑能力结构的论述中，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强调编辑是专门家和编辑家的结合；强调编辑要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强调在市场数字化时代编辑应该统筹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充分运用数字媒介技术，不断创新，做合格的复合型编辑。纵观这些论述，都强调编辑应当具备多方面的能力，做一个复合式的综合型编辑，笔者主要从图书编辑的文化知识能力储备、专业能力结构以及强烈的政治敏锐性等方面分析其研究的结论。

贺圣遂先生认为，“一个优秀的编辑人员必须具有慧根、慧眼、慧才。所谓慧根就是敬仰文化，热爱文化，有悟性。所谓慧眼就是有文化鉴别力，能从众多的书稿中发现最有文化价值的书稿。所谓慧才，就是要有对书稿进行深加工的能力，要能够完善作品，提升作品，并用完美的形式推出作品。”^[2]慧根、慧眼、慧才很明了地阐释了关乎编辑文化知识素养的问题，优秀合格的编辑首先应当具有丰厚的知识储备，所谓“什么样的文化培养造就什么样的编辑”^[3]。编辑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编辑是文化的产物，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的社会职业，其文化素养受社会的影响，因而编辑的出版物水平能直接反映编辑的文化素养；其次，编辑是文化生产的主体，编辑比普通人更直接地参与到图书的选择、优化和把关活动当中，参与规定当代文化走向，培养读者等等，编辑的工作就是使优秀文化得以传承和弘扬。无论是在古代的农业经济，还是现代的市场经济，图书的精神产品特性决定了编辑的身份就是文化的守望者和传承者。吴平在其《关于编辑的文化修养》中谈到了语言文字修养是编辑人员的基本功以及语言文字规范化是编辑工作的指南。范剑华则在其《编辑的语言文字素养》中概括了语言文字修养的三个方面，即敏锐的语言文字感知能力、高超的语言文字修改能力和准确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这是关于编辑语言文字修养方面较为全面的概述，而使用规范、标准的语言文字又是读者认定编辑能力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纵观当下的出版物，错别字、病句，单位、语法错误等文字问题时常出现，出版物质量令人堪忧。细数那些出版大家，没有哪一个不在语言文字上下过苦功夫，邹韬奋、王云五、张元济等著名编辑、出版家，无一不是如此。在谈论编辑文化知识素养结构能力构建时，张积玉先生在其《论学者型编辑培养的素养问题》中指出：编辑专业素养应涵盖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就知识结构方面而言，要求编辑既博又专，知识面太窄难以适应工作。黄柳沙也在其《教辅图书编辑职业素养研究》中论述教辅编辑既要精通专业又要博学。于辅仁则认为编辑的知识结构有四个基本构件：即语文知识、历史知识、文献学知识和专业知识。纵观学者，对于编辑知识能力构建时都一致地指出了当代编辑知识结构既要有深厚的专业知识又要有广博的知识面，所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博学之人。而在谈论到如何提高编辑的文化知识素养时，杨牧之先生在其《论编辑的素养》中提出了如何做一个有本事的编辑，他强调知识修养和文化修养，要求编辑知识面要博，对某学科或专业要精深，即做一个既博又专的“T”型人才。其中也提到了编辑提高文化修养的方法或途径，即积累、写作、参加学术会议、广交朋友和学习作者的治学精神。积累与写作是提高编辑文化素养的最基本要素，没有日常生活的日积月累和习作练习，就不可能出现好的写作功底，基础不扎实，遇到问题就很容易动摇，抓不住要害，更解决不了问题。而参加学术会议又是提高写作能力的重要途径，特别是高层次的学术会议，通过与更高水平学者的交流，欣赏高水平的作品，更有助于提高编辑自身的写作能力。

出版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发展先进文化。^[4]编辑是文化的守望者和传承者，出版对于塑造培养国民文化品德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因此，文化知识素养是编辑素养结构中的重中之重，它不仅关乎编辑个人的知识修养，还影响着出版业的文化走向。

编辑职业的特殊性决定编辑人必须具有的专业技能或能力，这也是编辑群体有别于社会上其他职业群体的重要标识，编辑时常要与图书出版物相依为伴。正如著名的编辑家钟叔河先生，他对待审稿校订精益求精，在翻译《曾国藩与弟书》时，发现一处不通的地方，就翻看了近十种标点(原刻本没有标点)本，发现了一本能解释得通的印本，并且发现了原刻本中的错误。可见专业编辑对待书稿的认真态度。正由于编辑对待图书的这种谨慎、一丝不苟精神，体现了这个群体的创造性和特殊性。真正的好编辑就是把书本中的错误消灭于萌芽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讲编辑图书就是一场消灭错误精益求精的战争。而研究编辑的这种特殊能力结构则有益于提升编辑的职业素养，更有助于高质量的图书编辑出现。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编辑活动范围的扩大和图书编校质量的下滑，给图书编辑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从审稿编辑加工到出版印刷发行的全过程，无不烙下编辑的痕迹，这也要求编辑具有高超的“武艺”。著名编辑家柯蒂斯曾说，编辑既要精通书籍制作、行销、谈判、促销、广告、新闻发布、会计、销售、心理学、政治、外交等等, 还必须有绝佳的编辑技巧。黄敏也认为编辑具有的牢固的专业知识对于提高图书质量非常重要，也为阅读专业图书的专业人员提供水准较高的学术著作。专业知识的加固建立在编辑的不断学习和积累上，并且编辑的精湛技巧是编辑人员的基本功，无论是哪个学科的出版，都应该具备科学性和严谨性，编辑书稿不仅要加工语言文字、标点符号等，也要考察书中概念、原理等的严谨性。现如今的快节奏使“十年磨一剑”的书稿少之又少，因此对于编辑的要求就是用精湛的编辑能力适应现代快节奏的出版要求。编辑的基本功不仅是职业的需要，也是社会节奏发展的需要。

对于编辑社会活动能力而言，广交朋友是编辑获取多方资讯、了解不同行业发展进程，特别是文化产业发展状况的有力资源，这样也有利于其更好地把握选题的策划和作者的选择。英国著名出版人汤姆·麦齐勒成功地出版了很多著名作家的书籍，但也有一部分是在没有成名的情况下被麦齐勒发现出版了的图书，这中间就有很多是他平时联系的作者、编辑或者出版人推荐的。可以说，作为一个成功的出版人，麦齐勒用其自身的实践证明了出版人专业素养的重要性，这种社交能力也为编辑人综合素质的提升提供了范例。同专家、学者、作者和读者打交道，交换信息，这无形中就为发现好书稿拓宽了渠道，也为发现有才华的作者并建立长久合作打下基础。但对麦齐勒而言“很少出于商业原因来甄选书籍或者作者。要想做好出版，出版人就必须对书籍本身充满热情”。^[5]杨昀在《编辑素养与少儿图书出版》中就重点谈到了少儿图书编辑应该怀有一颗童心，只有当你站在儿童的立场上判断选题好坏，故事叙事是否恰当，才能贴近儿童，真正做出让孩子喜欢的书籍。因此，一个好的编辑不仅仅能发现优秀的书稿，也能成为作者的良友，不仅仅是“为他人做嫁衣”，同时那个“做嫁衣”的也会因为手艺卓绝而远近闻名。当然这种卓有成效的闻名也是基于手艺人本身的高超本领。

编辑作为出版与出版活动的主体，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处理好出版物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满足大众的文化需求，所有这些都离不开编辑的道德素养和职业精神。现实中，有些出版物抛开传播先进文化的目的，以经济利益为第一目标，传扬低级、庸俗文化，同时也出现了很多基础教育类出版物质量问题，例如字典、诗词等差错率不合格等问题。在2004年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再次修订颁布施行的《中国出版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中就明确提出：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力求坚持两个效益的最佳组合；树立精品意识，提高出版质量。谭家贵也提到了培养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最关键的一条就是加强员工的自我修养，即处理好国家、社会、作者、读者、发行者、同行同事的关系。编辑只有增强自身的文化使命感和责任感，提高其政治思想素养，才能更好地处理好各种关系。编辑的政治思想素养不仅仅对编辑职业本身，也对于整个文化传承和精神文明建设来说是不可缺少的。

“编辑的政治修养就是什么该做，什么不能做，也就是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允许你做什么，不许你做什么的问题。……政策问题是书稿政治性、政治导向的重要内容。书稿的政治性大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政治观点的正确性；二是书稿所体现出来的政治倾向性问题；三是必须符合党和国家的政策法令。”^[6]因此，编辑的政治思想素养尤为重要，要具备良好的政治理论素养，既要有成熟的世界观、价值观，有明辨是非、美丑、善恶的能力，又要有忠于真理、坚持真理的良心和勇气。学术编辑尤其是人文社科编辑，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基本素养就是要求政治上的敏感性和坚定性，以及具有较高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及时了解国家的方针政策，以便更好指导工作实践。另外，“我们强调编辑要确立市场意识, 要深入市场、了解市场、占领市场，绝不是说可以一切以市场为导向，以追求经济效益为唯一目的；我们强调根据读者需要制定出版计划, 最近距离地为读者提供最及时的服务，也不是说要去迎合所有读者的一切精神需求。”^[7]这就要求编辑要具有较高的政治素养，只有当好政治方面的把关人，才不至于出现导向错误和引导混乱。也只有提高图书编辑的政治素养，把好政治关，具有较高的政治洞察力，能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能为读者奉献健康而具有正确引导力的文化大餐。

第一，出版机构过于重视经济本位而弱化了图书编辑的地位，导致人才的失衡。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本位占据了主导地位，出版公司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对出版队伍进行改革，一方面扩充营销队伍，另一方面又在压缩编辑队伍，特别是文字编辑队伍。有学者认为在图书经营性成为不争事实的情况下，编辑要有营销策划能力，要彻底摒弃文化人情节，把自己当成“生意人”，一切围绕图书营销，具备深入解读作品的分析能力，市场信息整合能力，营销方式设计能力，服务图书销售。也有学者提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编辑在文化建设方面价值的自我迷失。有些出版社对编辑进行市场经营方面的培训，要求出版行为企业化，大量精力和时间被用于生产经营，而编辑的文化意识被人淡忘，编辑角色等同于一般的物质生产经营者，“编辑是出版的中心环节”等说法显得不再那么理直气壮，编辑角色的功能认同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差和误解。

第二，图书编辑素养研究的力度不够。当前关于编辑素养研究的论述大多集中在报纸编辑、期刊编辑和新媒体编辑上，对于图书编辑素养研究的论文不多见，以中国知网为例，以“图书编辑素养”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共有论文159篇，除去不涉及图书素养研究的文章，只有31篇论文涉及图书编辑的素养研究，约占19.5%，不到1/5。这样的研究与图书的不断发展显然是很不对称的。诚然，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更新换代，人们获取知识和信息的能力越来越强，但是图书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不会消亡，甚至可能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加强对图书编辑素养的研究有助于图书编辑在实践中不断进步，创造出一批批图书精品，为传统文化产业注入活力。

第三，对图书编辑素养内涵的界定不明确，易与图书编辑素质和编辑能力结构相混淆。如果不对素养、素质和能力结构进行设定，很容易导致研究对象发生转换，本来是要研究编辑的素养问题，但在文章里却变成了对其素质或能力的论述。“素养有别于技能、技巧，有强烈的人文色彩，相比之下，素养的内涵更加丰富。”^[8]因此，对这三者进行区别，同样与报纸期刊编辑素养和新媒体编辑素养进行区分，进而得到图书编辑与众不同的素养。

为了增强图书编辑的责任意识，应当增强其文化使命感，且要正确处理好图书生产过程中的各种关系。从书籍的发展史上看，它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是传播和传承人类精神文化文明的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即使在当今的信息社会，书籍的作用仍然不能够轻视。而编辑又是图书的创造者，是精神文明产品流向市场的最后把关者。特别是编辑的文化知识素养，没有深厚的文化知识就很难把握图书的精华与糟粕，就很难拿捏流向大众市场的知识大门。同样，伴随着经济竞争的不断深入，图书行业也面临着诸多的经济困境，要打破僵局，重视图书市场营销是必然的，但又不能丢失了文化人所肩负的那份责任，这就需要正确处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有以下四方面。

第一，加强编辑的文化知识修养，树立精品意识。纵观学者们的研究，大家都强调文化知识是编辑能力结构的基础，没有深厚的文化知识素养就很难把握文化产品的质量，无法创造出优秀的图书。这里所强调的文化知识即为学者们所言的“既博又专的知识储备”，编辑既要有自己扎实的专业知识，又需要广泛涉猎其他方面的知识，特别是要对心理学、社会学、传播学、政治学等经常运用的学科知识有所侧重。我们强调文化知识修养，首先的目的就是这是提高编辑写作能力的最基本途径，没有广博的知识涵养就很难下笔如神，甚至会导致编辑不能够真正领会作者的原意。因此，加强文化知识修养就是要编辑多读书，多读优秀的图书，逐步建立自身特色，打造精品。

第二，优化人才队伍建设，做到“术业有专攻”。出版社经过转型之后，来自经济方面的压力急剧增加，这就很容易理解目前有些出版公司以经济利益为上，为迎合大众，出版一些较为平庸甚至低俗的图书，大大地损伤了公司的形象。为了扭转这种被动的局面，笔者认为出版公司应当对人才队伍进行优化和精简，但一定要做到分工明确，职责分明。例如，文字编辑的职责应当侧重在文稿的审阅，与作者和读者的沟通。与作者的沟通交流有利于培养优秀作者，挖掘优秀作品；与读者沟通则有利于对读者市场需求的了解和分析，有助于精品的塑造。虽然多元化的信息给社会各个层面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大众还是愿意看到好书，阅读到与自己有益的图书。

第三，多方协作，定期交流，树立“合作”意识。随着外界竞争压力的不断升级，企业之间的合作也在不断扩大，并逐渐走向联合，出版企业也不例外。协作、交流、合作对于企业来说有两层意义，即需要从内外环境来讲。从出版企业内部讲，是出版公司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团结协作，信息互通，集中优势出精品。比如编辑部与营销部需要定期进行交流，相互交换意见，准确分析读者、作者、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寻找突破口。就外部环境而言，出版公司需要跟不同的公司联系，可以是同行之间的经验交流，也可以是不同行业间的合作，如与印刷公司、创意公司、文化公司等进行协作，有能力者甚至可以走出国门，与国外的出版企业联系，借助他人之力，把自身做大做强。

第四，点面结合，多视角、多维度进行研究。纵观目前对于图书编辑素养研究的论文，学者们主要是从编辑的能力结构上来论述编辑的素养问题，甚至有些就成为论述如何建构编辑的能力体系。还有涉及少儿图书和教辅图书编辑素养的论述，但仍以能力结构为视角。笔者认为，对于图书编辑素养问题的研究应当从多视角、多维度去探讨。例如，可以借用心理学、教育学的角度去探讨少儿图书编辑素养的培育问题(素养、素质和能力之间的差别前文已论述)；也可以从历史学、社会学的维度去论述以前优秀出版社优秀图书编辑的素养结构，以期对当前图书编辑的启示和素养体系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