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是20世纪中国极为孤独的作家。朱光潜先生曾这样说沈从文：“他是一位好社交的热情人，可是在深心里却是一个孤独者。”^[1]沈从文本人也曾在《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一文中说：“我有我自己的生活与思想，可以说是皆从孤独得来的。我的教育，也是从孤独中得来的。”^[2]206孤独是一切精神优秀者的命运。作为一名优秀的作家，沈从文的一生都与孤独相伴。对于孤独，他也似乎有着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在其小说中不仅塑造了众多的孤独者形象，而且氤氲着浓烈的孤独意识。因此，从孤独意识的视角切入，或许是我们进入沈从文精神世界和文学世界的一条有效路径。

一、

孤独是一种具有疏离倾向的生存状态和心理体验。一般而言，孤独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外在的孤独。主要指因人际交往的缺失而引起的孤单与寂寞等不愉快的情感体验。二是内在的孤独。它是个体心理严重失衡时的一种状态，往往源于人的某种早期经历中的创伤性经验。这种孤独通常不是个体主动选择的结果，而是情势使然，它与人的自卑、忧伤、失意、挫折相联系，它很难通过现实活动予以改变，只能借助艺术创作或接受活动来求得替代性或补偿性满足。三是超越性孤独。指因精神、思想、意识乃至行为方式的超群或超前而形成的孤独。^[3]255沈从文的孤独主要属于后两种。它们或源于沈从文早期创伤性的人生经历，或与他坚守的文化身份的独特及秉持的文学理想的超前超群有关。孤独意识是指作家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心理体验，是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来的对于孤独的特别偏好，表现在创作中则是着力塑造孤独者形象和注意营造孤独的情调。沈从文的孤独意识主要是借助其小说中的人物来体现，并弥漫一种悲悯孤寂的氛围。其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众多，有水手、士兵、妓女、农人、知识分子和绅士等，尽管他们身份不同，性格迥异，但他们大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孤独者。本文只就其笔下最为典型的两种孤独者形象(即少女和老人)予以分析。

(1) 孤独的少女

沈从文小说中的乡村少女不仅形象众多，而且很有特色。她们大多纯洁善良，清新脱俗，并且始终保存着淳朴、自然、美好的品质，可谓是作者心目中理想人性的化身。然而她们面对多舛的命运，除了默默地忍耐和承受以外，大多显得无可奈何、一味顺应。她们的心是悲哀的，悲哀之中又混合着美丽。沈从文曾说过：“美丽总是愁人的。”^[4]319其实美丽也是孤独的。他笔下那些美丽的少女就多是孤独者。如《边城》里的翠翠、《三三》里的三三、《萧萧》中的萧萧、《静》里的岳珉、《长河》中的夭夭与《雪晴》中的巧秀等。其中三三和岳珉失去父亲，而翠翠、巧秀、萧萧更甚，她们先后丧父又丧母，可以说她们都是孤儿。这样的成长环境使得她们的性格孤僻，满腹的心事无人懂得，也无人可诉。

《边城》里的翠翠，她的身世可以说是一个悲剧。父母先后离世，身边唯一的亲人就是外祖父。在边城这样自然淳朴的环境中成长，她每天的乐趣就是帮助爷爷摆渡过河。因为没有人与她玩耍，所以无事时就去采采野花，听歌唱歌。13岁的时候，在端午节那天，她上城看龙舟邂逅傩送，回来后第一次有了那“属于自己不关祖父的事”，并使她“沉默了一个晚上”的秘密。她那样的年纪正是懵懂地憧憬着爱情的时候，年轻能干的傩送犹如一束光照进了她的心中。从此以后，“她有时仿佛孤独了一点，爱坐在岩石上去，向天空一片云一颗星凝目”。她的心事无人懂得，而她又羞于言人，只好一人孤独地咀嚼。祖父不幸离世，留下她一人孤苦伶仃。然而无奈命运已使她倾心的傩送，远走他乡，或许明天会回来，或许今后都不再回来。当她面对着黄昏的消逝，生命变得那样难以捉摸，心中的愁苦与孤独倾泻而来，身边却无一人可以聆听她内心的声音。她所等待的或许只是一个茫茫然的未来。朱光潜先生说：“《边城》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忧隐痛, 翠翠似乎显示从文自己的这方面的性格。”^[1]诚如斯言，沈从文的性格内向，富于幻想与敏感，以及不为人理解的内心孤独，均与《边城》里的翠翠相对应。

《三三》中的三三成长在堡子外的杨家碾坊。5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守着碾坊，三三守着母亲，在这样的环境中慢慢长大。当母亲围着碾槽转时，她总是很安静地在另一角玩耍，天真无邪没有伙伴的她，似乎总能自得其乐。夏天用包谷秆做笼玩，冬天伴同猫儿缩在火桶旁煨毛栗吃；偶然从碾米的人手中得到芦苇管，将其做成“唢呐”，屋前屋后欢快地吹着，即使不成调子，也还是兴致不减。她长大后，虽说还是依然黏着母亲，但却有了不愿言于母亲的秘密。关于三三的心事，门前潭里的鱼所了解的应当比她母亲还要多一点，而在母亲那里，她说的都是母亲可以理解的，对于那些母亲听不明白的，或她不愿意诉说的，通常都在溪边说给了鱼儿。即使是母女之间，也难以沟通。人与人间无法沟通交流的孤独跃然纸上。三三憧憬着外面的世界，却又不愿离开那陪伴着她成长的碾坊、那些鱼、那些鸭子以及那只花猫，希望母亲永远和她在一起。内心的这种想法无从诉说，直到“城里来养病的少爷”去世，她的梦想也破灭了……然而她也只能孤独地面对，独自咀嚼梦想破灭后的悲伤。

《静》中刻画了一个14岁的小姑娘岳珉，她有着一张营养不良的小小的脸。她们一家人处于逃难时期，居无定所，所经过的地方不是家乡，也不是所要到的地方。她不知道自己将要去往哪里？或许是宜昌、北京、上海……被困小城，前路迷茫，独自站在晒楼，听着河对面小村镇摇动着小鼓的声音，看着洗菜的小尼姑、过渡的乡下妇人以及三个乡下人过渡吵吵闹闹的热闹景象。当这一切过后，想起小尼姑不谙世事的快乐，看着一望无际的水面，远处不知名的花，万里高空的层层白云，同时牵挂着屋里母亲那缠身的病，不知不觉使她感到天地间万物皆化为乌有，独留下她一个人。在那种亲人不知何时就会离去，前途也一片渺茫的夹缝中，依旧孤寂地盼望着“明天”或许就会来信，就能上船……一种浓烈的孤独不觉袭上心头。

《雪晴》中的巧秀母亲23岁时就守寡，后不甘心如此安分下去，就与一个打虎匠相好。被族里人发现，受尽屈辱和折磨后，照老规矩沉了潭，留下1岁大的巧秀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好不容易长大后的巧秀耐不住寄人篱下的孤独，与人私奔。而后丈夫却在与人争斗中不幸死去，巧秀又由孤儿变成寡妇，唯有孤独与其相伴。

沈从文是寂寞的，读沈从文的作品寂寞尤甚。看到后来，往往会看成了某种孤寂。那一种难以言说的怅惘与无奈，总是久留心头，挥之不去。

(2) 孤独的老人

沈从文的小说中除了孤独的少女形象外，最能体现其孤独意识的形象就是老人了。那些老人无论有无子女，但大多因种种原因而老无所依，伴随他们后半生的往往是难以言喻的孤独。《边城》里摆渡一生的老船夫，《生》里靠傀儡戏抚慰孤寂的老艺人，《黔小景》中坐在凳子上孤独死去的老人，《牛》中与牛相依为命的大牛伯，《菜园》里含辛茹苦养育儿子的玉太太，《长河》中孤寂的老水手满满等。

《边城》中的老船夫曾有过一个女儿，却因与军人相恋而死于一场浓烈的爱情，独留下外孙女翠翠与他相依为命。女儿的早逝是他心头永远的痛。孙女翠翠以后的幸福，是支撑着他活下去的唯一理由。然而随着翠翠年龄的增长，他害怕她重蹈女儿的覆辙，常因她的终身未来而心事重重。当他终于明白翠翠爱二老不爱大老时，却因沉默的观望间接导致天保遇险身亡。他被人误解也不多话。虽然顺顺像往常一般款待老船夫，但神态却是淡漠的，闭口不提翠翠的事，就连顺顺家的年长者也对老船夫退避三舍；二老也一改往日热情的神态，怪老头做作，彼此从此有了隔膜。一个人最大的孤独莫过于在熟悉的人群中找不到说话的人，这远远比独处孤岛更加可怕。翠翠找不到，老船夫一样找不到。猜疑、误解、冷淡、隔膜，终于击败了老船夫最后的精神底线，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他骤然离去。老船夫善良正直，阅尽人世沧桑、饱经风雨，死前的一句话“一切要来的都得来”，足以显出他的失意、困顿、寂寥和伤痛。汪曾祺说：“《边城》是一个温暖的作品，但是后面隐伏着作者的很深的悲剧感和孤独感。”^[5]100老船夫的去世从更深的层面来讲表现了沈从文对于传统道德与文化的追念。看着传统道德文化慢慢逝去的背影，他的内心充满了无限怅惘，而又无人可解。因此这里的孤独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的孤独。

《生》中年过60的老艺人，10年来总是靠着杂耍为生，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他的家什除了一对大傀儡之外少得可怜。他靠着与傀儡的亲昵对话、自言自语来吸引游人，而他亲热的对话总是对着那白脸的“王九”。他卖力的表演着傀儡摔跤，虽说场面上的“王九”常常吃亏，黑脸“赵四”占尽优势，但结局却总是“王九”胜利。没有人知道那个王九就是他几年前死去的儿子，因为和赵四的人斗殴而被活活打死，虽说儿子已死去十年，而那赵四也在五年前害黄疸病死去。他的秘密随着那傀儡的互殴而被深埋。生活中失去的要从幻想中寻觅，以获得精神安慰，那欢快有趣的表演其实隐藏着他内心的伤痛。人生已经是如此的不易，脸上还要堆满笑容，这一切竟是那么的无可奈何！老艺人虽以“傀儡戏”为生之寄托，但伴随着他的却是无尽的孤独。

《菜园》中年满50的菜园主人玉太太，她是一个有教养又富有林下风度的女人。早年守寡的她自食其力，以种菜谋生。因属本地新兴绅士阶级，在当地虽受人尊敬，却也不得人亲近。生活中唯一慰藉的是与她相依为命的儿子。然而随着儿子的成长，不愿再居于一隅之地，去了千里之外的北京读书。三年一晃而过，在这三年间，玉太太一面整理菜园，饲养母鸡，无事时逗弄会鸡崽儿；一面独守家园，期待儿子的归来。终于等到儿子回归，殊不知这次回来却是永远地留下了。他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当局杀害了。作为母亲得知儿子再难生还，即使晕死数次，却也没有死去，因为她还要让儿子入土为安。在这世间，唯一陪伴她的人永远不会再出现，生无可恋的她依然活下来了，依然卖白菜。当菜园改称之为花园时，玉太太家的儿子已死去三年之久，作为母亲的玉太太也在寂寞孤独无望中活过了三年，在儿子生辰的那一日也随风而去，荒寂的园子中徒留一抹孤寂与悲痛。

《牛》中的大牛伯与牛相依为命，这耕牛平时仿佛他的儿子一样，“纵是骂，也如骂亲生儿女，在骂中还不少爱抚的”。牛是陪伴他孤寂生活中的唯一伙伴。然而一次偶然的事件，耕牛受伤，不能耕地。他因怕耽误农耕而焦虑，向人求助却无人援手。梦里他和牛互诉衷肠，彼此充满理解和歉意。当一个人在同类中得不到理解和呼应，往往会移情于大自然，选择大自然中山水、花鸟，或其他动物对话。因此，小说里写大牛伯对牛诉说，其实正是表现了他内心深处的孤独。大牛伯的牛后来被官府征发到一个不可知的地方去了，大牛伯成天就只有一件事可做，那便是打探牛的消息，他后悔自己当初没有打断牛的脚，从而避免失去这位朋友。大牛伯的孤独，绵长悠远。

沈从文小说中的孤独者，在经历一些生命的无常或变故后，往往采取一种默认的态度，将其归于无法左右的命运，他们选择默默地承受，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被定性为孤独者，这是我们通过对其生存环境与内心的分析得出的判断。造成他们孤独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由于社会现实的不公造成的。作者叙写他们的孤独往往含有批判社会现实的意味，可以说这是一种暴力的孤独。

二、

沈从文的作品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多的少女和老人等孤独者形象，与他自身的孤独意识是密不可分，而其孤独意识的形成原因是复杂的。沈从文曾在《散文选译·序》中谈及自己的作品时说：“浸透了一种‘乡土抒情诗’气氛，而带着一份淡淡的孤独悲哀，仿佛所接触到的种种，常带有一种‘悲悯感’，这或许是属于我本人来源古老民族气质上的固有弱点，又或许只是来自外部生命受尽挫伤的一种反应现象。”^[6]89他是从民族气质与个人经历两方面来阐释其作品“孤独悲哀”和“悲悯感”产生原因的。诚哉斯言！沈从文的孤独不仅是他个人的生之孤独，更是湘西民族的孤独，同时也是他个人文化身份的孤独和文学理想的孤独。

(1) 湘西民族的孤独

沈从文出生在湘西边城一个极具盛名的军人世家。他所成长的湘西沅水流域是湘、黔、川三省交界之处, 是少数民族苗、侗、土家集居的地方。在历史上，这里不仅存在着尖锐复杂的民族矛盾，而且阶级剥削压迫也甚是深重。随着民族矛盾的不断加深，常常会有规模不等的苗族人民起义，但无一例外全遭残酷镇压，成千上万的苗民被杀害。很长一段时期以来，苗族都处于被压迫与征服的地位，苗族与汉族的不断争斗谱写了一段痛苦孤独的历史。苗民则因为长期的被压迫被歧视所生出的民族自卑感与孤独感致使其整个的民族文化也沾染上这样的色彩。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认为：“每一个人从他诞生的那时刻起，他所面临的那些风俗便塑造了他的经验和行为，到了孩子能说话的时候，他已成了他所属的那种文化的小小造物了。等孩子长大成人，能参与各种活动时，该社会的习惯就成了他的习惯，该社会的信仰就成了他的信仰，该社会的禁忌就成了他的禁忌。”^[7]2沈从文的身上有一部分血液是属于苗族的，因此他对于这个民族有着难以割舍的民族情怀，他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深受这个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苗民潜在的民族孤独感深深地影响着成长在边城中的沈从文，对他后来的文化心态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且在其创作中有意或者无意地被反映出来，进而促成了他作品孤独悲剧基调的生成。凌宇先生说：“他总是处于一种不为人理解的孤独感里，这种孤独并非只是沈从文个人的孤独，更是他所属的南方少数民族的民族孤独。这个民族正是在长期遭受的民族歧视里，走着自己的民族生存之路。这种孤独植根于两百多年来湘西社会从原始形态朝现代化转变的历史过程中。沈从文创作所留下的，正是这一历史进程的文学写照。”^[8]448-449因此，沈从文的孤独从深处说源于他的湘西文化根性。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正感觉出楚人的血液给我一种命定的悲剧性。”^[9]92

(2) 文化身份的孤独

1923年沈从文受“五四”文化思潮的影响，离开湘西故土只身到北京谋求发展。当他到北京的时候，五四运动虽然已经结束了，但其余韵犹在。当时中国殖民化的程度不仅没有减轻，而且在某种程度还有所加深。因为只有小学的文化程度，考大学无果，欲求职又无门，所以沈从文只能一面在北大旁听，一面在艰苦条件下自学写作。日常生活的窘迫和困难、饥饿与寒冷、压抑与挫折，一方面使他饱受孤独之苦，另一方面又磨砺了他的意志，使他比较深刻地认识了社会，认识了人生。他切身感受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对国人的灵魂腐蚀，致使人性的堕落，与此同时，他又站在文化革命的高度上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他成长在湘西，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其影响颇深，进入都市生活以后，当他发现都市生活方式与传统文化反差很大的时候，他自觉地走入乡村世界，走近传统文化。因为他深谙，都市文明始终与他自己存在一种无法消除的隔阂，使他无法融入到畸形的都市现代文明当中去，他将这种隔膜称为“乡下人”和“城里人”的隔膜。他说：“在都市住上十年，我还是个乡下人。第一件事，我就永远不习惯城里人所习惯的道德的愉快，伦理的愉快。”^[10]324后又在《水云》中再次说道：“我是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杆称，和普通社会总是不合。一切来到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我用不着你们为名叫‘社会’制定的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什么思想家为扭曲人性而定下的乡愿蠢事。”^[11]94尽管沈从文一再声称:“我实在是个乡下人, 说乡下人我毫不骄傲, 也不在自贬……”^[9]229但是从实际来看，他并不是一个地道的乡下人，而是在都市中讨生活的乡下人，他的文化身份定位其实就是“都市里的乡下人”。这种定位使得他既与大都市的文化环境格格不入，也与地道的乡村文化迥异。他的这种独特的文化身份选择必然会与其生存的社会产生矛盾，也必然是孤独的。虽然在这两种文化之间，他更倾向于湘西传统文化，但他又不完全同于湘西传统文化。在城里人的眼里，他这个“乡下人”是都市里的一个“异类”，并不总能被人理解，因此在都市他是孤独的；而另一方面，在乡下人的眼里，他又是一个都市人，因为都市的文化环境早已使他与地道的乡下人不同了。因而无论是在都市，还是在乡下，他都是一个灵魂的漂泊者，一个“异类”，同时也是一个孤独者。

(3) 文学理想的孤独

康长福先生曾这样概括沈从文的文学理想: “一是借助文学的手段来重造人性、生命、民族品德，进而实现重造社会的理想，我们可称之为‘重造的工具’；二是通过文学的重造来实现重造文运、重造经典、抗争文学审美危机的艺术理想，即‘工具的重造’。”^[12]4民族品德的重造离不开文学的重造，而文学的重造的目的也正是为了推动民族品德的重造。因此，可以说“重造的工具”与“工具的重造”在沈从文的文学理想中是紧密相连、互为因果的两个方面。

在《边城·题记》和《长河·题记》中，沈从文曾明确谈及自己的创作动机和目的：“即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13]5此后他又多次谈及希望借助文学来重造民族品德，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实现民族复兴大业的文学理想。他企图用湘西世界保存的那种自然生命形式作为参照，探求“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探求人的重造。沈从文在湘西小说中极力高扬那种充满原始野性生命力的人性，对此苏雪林曾经指出：“(他是)想借文字的力量, 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 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 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14]他的都市小说着力批判都市文明下的种种病象：虚伪自私、生命力萎顿、道德沦失等，也是属于一种使文明趋于健康的文学警示。现代文明社会进程中民族品德与人性的堕落，激发了沈从文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重造民族动机。他希望通过作品来唤醒人民，实现民族重造的文学理想。然而他主张经由文化改造人、改造生命、改造民族，而非通过政治革命一途。这样的文化理想在当时的中国现实生活中是无法实现的。沈从文的文学不属于当时的中国城市文化，也不属于革命文学，因此难以被当时的现实所理解是自然的。

与此同时，沈从文既反对文学商业化，又反对文学过分的政治化。他不是从党派政治的角度来写乡村的凋敝和都市的罪恶，也非从商业文化的角度来表现物质的进步和道德的退步，他处于左翼文学和海派文学之外，是从地域民族文化的角度来重造文学经典。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时期，当众多作家被民族危亡与“现实政治”所吸引，忘却了艺术审美，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工具化的极端倾向时，只有沈从文一如既往地高扬重造经典的文学理想。在那个“救亡”压倒“启蒙”的革命年代，他的这种“不合时宜”的文学理想多次遭受到了左翼文坛的大力挞伐。沈从文的文学理想曲高和寡，超前超群，很少能得到别人的理解，更多遭遇的是批评之声，因而他肯定是孤独的。

三、结语

“孤帆独征”^[15]95是沈从文对自己文学生涯的“夫子自道”，它十分形象而又准确地概括了沈从文的文学人生和孤独进击的姿态。沈从文是孤独的，孤独使他一生寂寞，但也因此成就了他的伟大。因为只有在孤独之中才能保持独立精神，才能创作出无愧于历史的伟大作品。作为一个拥有文学理想，敢于在黑暗中独自前行的追梦人，沈从文的唐·吉诃德式的孤帆独征的悲壮，不仅为我们创造了诸多独特的经典作品，也不时让作为后来者的我们感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