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前后，随着民主、科学等思想的译介和传播，西方各种哲学思潮以席卷之势迅速涌入中国。其中，以追求人的自由、解放为核心的“个人自由主义”思潮最受当时社会进步人士的认可，并且影响了整个新文化运动。胡适曾说：“所谓‘个人主义’，其实就是‘自由主义’。”^[1]在文学领域里，“个人主义”更是成为文史学家们所首倡的核心创作精神，周作人所提倡的“人的觉醒”“人的文学”等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受西方个人主义思想影响的结果。在这样的背景下，伴随新文化运动而兴起的中国文学，无论是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作家的作品，还是应运而生的文学史著，均带有“自我觉醒”式的个人主义倾向。

诚然，“个人”和“集体”作为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在追求个人自由的同时，也隐含着对“国家”这一集体之自由的思考与追求。因此，进入20世纪30年代，尤其是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以后，不仅在形式上作家们以“群体”的方式进行创作，而且作品也以反映工农大众的苦难和反抗为主要内容，使现代文学逐渐走上反映人民疾苦，揭露革命斗争现实，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集体主义精神铸造道路。这样的变化趋势不仅表现在不断应运而生的小说当中，也在更新流变的文学史作中留下了明显的痕迹。从现代文学史酝酿时期周作人、胡适、朱自清等人的史著评论，到20世纪50年代现代文学学科建立前后的文学史，基本上凸显了这一变化趋势，而且在这种变化趋势影响下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史著，也为现代文学自身的发展以及社会关系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集体主义文学精神对阶级文化主体性建构的重要意义。

理论先行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贯标志，五四新文学以“文学革命”观念的倡导为发端，尽管“文学革命”以“文言”作文还是“白话”作文的论争为开端，但是发展到文学上时，便以追求“人的独立和解放”的个人主义为核心，高度强调“人之自我觉醒”的重要性。从1917年开始，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五四学者相继发表了自己的文学革命“宣言”，从书写内容、话语方式、文学形式等方面给予文学新的解读和指导。胡适于1917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开创性的“八事”主张。同年，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表明推倒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建设国民文学、写实文学和社会文学的“三大主义”，作为“八事”主张的延展，并首次暗示作文应该涉及的内容是“宇宙、人生、社会”三大方面，阐明文学应关注“个人”的观点。陈独秀、胡适二人的“宣言”开理论探索之先河。在理论摸索的前十年中，周作人“人的文学”观念的提出，将理论探索推向了顶峰。周作人于1918年在《新青年》上发表《人的文学》一文，指出“人的文学”就是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2]34，1920年又在《新文学的要求》一文中对“人生的文学”做了进一步说明：“这文学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却不是种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2]46周作人的这两篇文章，将关注“个人”的“人的文学”创作理念进行阐释解读，“人的文学”观念也贯穿于周作人之后的写作中，并成为他写作的精神理论指导。

1932年，周作人受沈兼士先生邀请到北平辅仁大学作演讲，讲稿由邓恭三先生记录和整理，并于1934年以《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为名出版，这是周作人在文学史研究方面的专著，也是现代文学酝酿期的重要史学论著。受西方个人本位价值观的影响，周作人重视人性的发展，并提倡人道主义文学观。在此著作中，周作人采用“二元对立”的方法，对“载道”派和“言志”派进行了理论溯源，系统总结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尽管“载道”与“言志”之间存在着矛盾对立性，但是在论证的过程中已经出现用“载道”为“言志”辩护的趋势，周作人认为中国新文学是公安派、竟陵派文学的复兴，是“言志”派文学自然发展的结果，是中国人道主义文学的开端，而这种人道主义文学正是在西方人道主义思想和科学精神的影响下才得以发生的，使用白话文是科学精神和人道主义思想影响的必然结果。^{[3]62-63，93-94}结合人道主义文学史观，我们可以从文学的“个体”性质和文学功用两方面来阐释其中的“个人”主义精神。

首先，周作人强调文学相对于文化的“个体”性和二者特殊普遍之关系存在。通过与宗教、政治、经济等的对比，他认为：“文学和政治、经济一样, 是整个文化的一部分, 是一层层累积起来的。我们必须拿它当作文化的一种去研究, 必须注意到它的全体。”^[3]4也就是说，必须承认文学的“个体性”，对于某一位作家，某一部文学作品，尤其是对某种文学现象，应该将其进行“历史”的分析，追根溯源，去研究其本身的价值和意义。与此同时，要将其置于文化的大框架中，进行对比研究，分析文学与文化及社会生活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这种对比研究的前提是承认文学的个体“独立性”，在对研究对象的定位上已经肯定了文学相对于文化整体的“个体”之存在。

其次，从文学产生的客观效果即文学功用上来说，周作人强调文学的“无教训”性。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 无论是替“言志”派辩论，还是给文学定义，他的文学观始终是与“个人”的“思想与情感”密切联系的。论及文学的定义，他说：“文学是用美妙的形式，将作者独特的思想和情感传达出来，使看的人能因而得到愉快的一种东西。”^[3]2认为文学作品在形式上要有属于作者自己的风格，内容要以作者“自己独特的思想和感情”为主，才能使读者得到愉快，这就将作者主体和读者主体置于相互关联、同等重要的位置，只有作者个人真情实感的表达，才能使读者得到情感的愉悦。首先对于作者“个人”而言，“文学是无用的东西。因为我们所说的文学, 只是以表达出作者的思想感情为满足的, 此外再无目的之可言。里面，没有多大鼓动的力量, 也没有教训, 只能令人聊以快意。”^[3]13其次，对读者“个人”，文学的功用仅表现为发泄心中的愤懑和不平，散发掉人体内多余的能量，也无教训之功用。另外，通过对“文以载道”和“文以言志”的理论溯源，反对因“载道”而阻碍“言志”，为“言志”辩护，从个体情感的角度，对文学的用处进行了分析：“文学，仿佛只有在社会上失败的弱者才需要，对于际遇好的，或没有不满足的人们，他们任何时任何事都能随心所欲，文学自然没有必要。而在一般的弱者，在他们的心中感到苦闷，或遇到了人力无能为的生死问题时，则多半用文字把这时的感触发挥出去。”^[3]16认为文学是为表现个人的“苦闷”而服务，是弱者自我情感宣泄的需要，从对文学的定义和价值功用两个方面，可以看出周作人对“个人”的重视，对文学个人情绪表达功能的关注。

因此，可以看出在周作人的新文学史观里，无论对于作者“个人”还是读者主体，都是以“人的文学”观为出发点和理论支撑的，否定文学反映社会现象、教化人民群众的工具作用，强调文学对“个人”的关注和重要性。

在现代文学史的酝酿期，无论是胡适、陈独秀，还是周作人等的理论探索，都是接受西方个人主义哲学思潮的成果，这些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起和发展具有深刻影响。他们所倡导的“个人主义”文学观，也为后来文学研究会、“语丝社”等作家的创作提供了理论指导，以至于到后来的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时代，作家们似乎并不热衷于鲁迅那反映和批判落后国民性的路子，或是关注人生的“一般问题”，诸如恋爱、婚姻自由等，或是集中于“浪漫的个人主义”式的自我抒情。

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失败以后，在文学界引发了一场关于文学如何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完美结合，如何为革命斗争提供宣传效应的论争——“革命文学”论争。从成仿吾“齐来把这个人主义的魔宫推倒”^[4]238，到鲁迅的“作者‘革命人’”标准，再到冯乃超“艺术是人类意识的发达，社会构成的变革的工具”^[5]56等思想，都强调文学之于“集体”的重要性。蒋光慈在《关于革命文学》一文中，明确提出：“革命文学应当是反‘个人主义’的文学，它的主人翁应当是群众，而不是个人；它的倾向应当是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6]172进一步印证“集体主义”高于“个人主义”的文学新趋势，论争愈演愈烈，从1929年逐渐体现出“集体”主义论一边倒的倾向。

为了更好地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共产党出面调和了这场论争，并于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左联”的成立，标志着以宣扬集体革命理想为主的思想意识成为文坛的新航标，而“左翼文学”的出现与发展，也纠正了“五四”文学游离传统价值观念的思维偏差，“左翼文学”致力于探索现代文学如何重新回归群体文化的方法途径。与此同时，对于推崇“个性”创作的“京派”和“海派”而言，20世纪30年代的民族灾难无疑导致了他们价值观念的偏移，“个人”主义在文学创作和理论中不断被削弱的同时，“集体”主义呈现出加强之势。

受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京派”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观呈现出“为人生”和“为艺术”的协调发展局面。尽管以沈从文、李健吾为首的作家依旧坚持“平民化”的人道主义创作，但在使人忧愁的美丽中，也涌动着革命现实的潮汐，一定程度上带有“革命化”的倾向。京派小说所集中反映的闭塞、落后的农村现状，所凸显的被奴役的国民性问题，已是革命现实的隐性反映，而隐藏在这背后的，正是从早期的“立人”标准向国民“群体”标准转向的创作趋势。

20世纪30年代的“海派”，虽然在“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的氛围中顺应着“商品规律”，极力维护着作家的创作个性，被商业社会异化的人性也还是他们所描写的主要对象，但作家的创作意识已逐步涉及革命现实。例如被认为是“三角恋爱小说家”的张资平，早年的小说以反映五四进步青年追求婚姻自由和个性解放为主要内容，1928年以后在“创造社”的影响下，逐渐走向“革命化”写作，以中篇小说《长途》《时代与爱的歧路》为代表的系列小说在当时被认为是准革命小说。郁达夫笔下的流浪知识分子也已具备自觉的革命意识等。显然，在民族命运面前，作家们以国家集体利益为导向的“集体”主义创作理念已成为必要选择和必然趋势。

加之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传入，使得“历史分析方法”在文学界空前盛行，作家特别是文史学家们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文学观念和价值体系，新文学“史”的意识愈加浓厚。20世纪30年代相继出现的文学史著，如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杨晋豪的《中国文艺年鉴》、叶荣钟的《中国新文学概观》、蔡元培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等，不仅在文学观念上带有明显的“文学历史观”意识，而且在具体的作家作品选录、评析方法上也显示出逐渐走向“大众化”的新趋势。

“社会历史分析法”强调运用发展、变化的观点分析客观事物和社会现象，要求将社会历史作为一个大的“集体”进行考察。杨晋豪《中国文艺年鉴》(1934年、1935年、1936年各1册，共3册)的编写，采用了当时左翼学者所热心的“社会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在1935年和1936年的《年鉴》编写中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首先在内容上，杨晋豪1934年的《年鉴》，似乎吸取了现代书局1932年版《年鉴》的教训，它在“文艺论争”的大背景下，将文艺主潮进行全面分析归纳并列举为：农村破产的描写增加；历史故事的接续出现；战争小说的常有发表；小品文字的极度兴盛；翻译工作的续起复兴等几个方面，涉及面比较广，且在内容方面更偏向“社会化”，试图在选录内容上做到具体全面，更具社会历史性。其次，在论析方法上，采取广泛搜罗、全面陈列的方法，《年鉴》增加了年度死亡作家，在具体的论述当中，又去掉了对作家详细具体的评论，仅有的评论也只是陈述出前人已有的观点，态度客观，陈述支持者观点的同时也摆出反对者的态度，几乎没有作者个人的，具体详细的评述在其中，力图照顾到各方论述，追求作家和评论家的“集体”话语权，意图为作家“大众”谋得利益。

1935年、1936年的文艺年鉴基本上延续了1934年《年鉴》的体例，但在作家作品选录具体论析上，更加倾向于社会“集体”。1935年的《年鉴》除在文坛考察板块增加了立波、伍蠡甫等人的相关文章以外，在作品选集板块收录的文学作品也较1934年《年鉴》更为全面、广泛，它将关注的重点放在文坛动态和文艺论战上，通过“年代共同话语”方式，逐渐凸显文学的社会功用。以“京派海派之争”为例，当时在文坛有“威望”的左翼批评家鲁迅评价说“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是商的帮忙，这样的评价明显是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杨晋豪对此论争的评价明显是受了这种“年代话语”模式的影响，他认为：“京派与海派之争，只是因为南北生活环境的不同，而引起的封建性的理论的倾轧。”^[7]11这样中立的评价立场也表明，他在一步步脱离“个人”化倾向的同时，向“大众化”“集体化”的价值追求靠近。

与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朱自清《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等新文学运动的“自我书写”相比，《中国新文学概观》由处于新文学运动“边缘”的叶荣钟所著，虽然它以胡适、周作人等人“个人主义”书写为基础，但是也体现出与“集体”接轨，向“集体”转向的特点。该作品在论述戏曲、小说和散文时，站在世界文学潮流的角度分析它们的发展趋势，并且认为中国新文学是世界文学赋予的使命，要放在世界文学的潮流当中，与世界接轨。此外，叶荣钟还认为20世纪是民众的时代，是国际化的时代，文学写作应该在业已形成的历史文学观和整体价值观中关照大众生活，追求整体性的价值取向。

可以说，体现在20世纪30年代文学史当中的，无论是“历史观”渗透下的文学写作基调，还是更为“全面化”“大众化”的特点趋势都表明，“革命文学”的论争和左翼文学的兴起、发达，为现代文学的精神转向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文学论争中所提倡的集体主义价值追求，一直影响着此后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而转向集体主义的文学主体精神，也表明无产阶级政权对文学话语的分配特点。

尽管“文学史上的变迁，‘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8]48，但是，无论如何变迁，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始终都承载着为政治服务的重大使命。现代文学从个人自由主义转向集体主义价值追求的目的和实质正在于此。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在帝国主义侵略，国共两党矛盾日渐加深的双重压力下，现代作家在面对国难危机，重审文学目的价值时，回归了带有明显的“文以载道”倾向的集体主义精神。进入20世纪40年代，随着“阶级论”观点的不断发展、成熟以及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的理论支持，文学主体精神在为阶级服务的使命驱使下，体现出“集体”主义的新特点。

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各个方面对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进行了“规训”。毛泽东说：“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9]1-2走向集体主义诉求之后的文学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是战斗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讲话》之后，文艺创作全面走上了与工农兵相结合，积极地反映无产阶级生活的道路，从《讲话》发表到“文革”之前的文学史写作，基本都以讲话精神为主导，文学“工农兵”方向成为作家著史的主要标准。由于这一时期的文学是在“救亡图存”的呼声中开始的，一开始就肩负起救亡的使命。所以文学史写作也都以自觉把握革命脉搏，服务革命，以“民族”这个大集体为核心。

1951年9月，第一部纵贯30余年的新文学史著——《中国新文学史稿》(以下简称《史稿》)出版。该书写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是王瑶先生在清华大学授课时的讲稿，它是中国共产党新政权建立，现代文学史成为一门新的学科以后，第一部结构宏伟、体系完整的现代文学史著，也是“集体”主义主体精神影响下的第一部文学史著，基本上奠定了后来文学史写作的体例和基本框架。

其一，从理论纲领上看，《史稿》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纲领，根据《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思想来划分新文学的发展阶段，特别突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地位，强调“阶级论”对文学发展的重要性，强调无产阶级政权对文学发展的领导性地位。在《史稿》的绪论部分，作者就表明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新文学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十年来在文学领域上的斗争和表现，用艺术的武装来展开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教育了广大的人民；因此它必然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部分，是和政治斗争密切结合着的。”^[10]90在体例方面，作者“采用了‘以时代为经，文体发展为纬，先总论后分论’的结构方式”^[11]，涉及面广，包罗万象，“比较能适合时代要求和学科初建的需要”，尤其是每一编的第一章基本上都是论述社会政治背景、文学思潮、文学论争、各类社团等，内容全面，阶级政治色彩明显。虽然它命途多舛，在问世后的第二年(1952年)就遭到批判，1955年又被牵连至“批判胡风运动”当中，但是在体例建构方面和主体精神方面，还是对后来的文学史写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二，在对具体作品的述评方面，基本上坚持政治标准第一的原则，强调文学的政治功用。首先，在内容选择方面，从文学思潮、文学史实到作家作品，作者将诗、小说、散文、戏剧几种文体分章论述，分别介绍不同流派和倾向的作家作品，体现出内容全面、包罗万象的特色，涉及史实之全面，收入的作家作品之广泛，在现代文学史上都是空前的；其次，在作品述评方面，对革命题材类和描写工农兵内容的作品给予较高的评价，对不合当时政治潮流的文学作品，多持批评态度，如认为郁达夫的《沉沦》等小说，有“不健康的倾向”^[12]97，认为老舍的小说“思想是比较薄弱的”^[12]33等，阶级色彩明显。

《史稿》是文学主体精神由个人转向集体后第一部全面的、具有奠基意义的现代文学史著。这种在政治权力话语背景下的文学史书写，突出表现了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以工农兵这个大集体为主要目标的，表现无产阶级权利与利益的文学写作的主体价值倾向。后来的文学史写作，无论是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温儒敏、钱理群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还是程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等，都是在无产阶级政权话语的影响下的“集体”创作。这种现象和趋势凸显了现代文学在转向集体主义之后，文学史著在无产阶级文化主体性建构中的无可取代的地位，掌握文化政治话语权的共产党通过革命文学论争，组建“左联”，从制度和观念上来规约和引导作家，从而实现文艺与革命斗争的完美结合，完成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的主体性建构。

文学史是研究特定历史时期文学现象，文学发展过程、规律的历史，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物，发展流变中的现代文学史，在完成从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的转变之后，才实现真正的实质蜕变，并肩负起构建无产阶级文化主体性的重任。从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取代“人的文学”，以共产党领导的集体主义意识代替个人主义文学中的唯我意识，完成文学主体精神由“个人”到“集体”的转变的文学史也是在对无产阶级的宣传中，逐步实现阶级文化主体性构建的。一个新的阶级需要宣传阶级文化和意识形态，以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作为意识形态中介的文学史著，其嬗变的任务和目的正在于此。

站在21世纪的今天回望现代文学的发展，显然，完成阶级文化建构后的文学显示了它强大的意识形态价值功用，特别是在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多样发展的新形势下，文学“经国之大业”的功能性在保持民族文化的纯洁性、先进性，促进民族文学的发展、民族精神的铸造等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集体主义文学精神也将是支持无产阶级文学发展的重要意旨，研究者也应该顺应时代潮流，在重新定义、研究方法等方面丰富其内涵。